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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是一幅以实景为题材的山水作品,这在中国山水画的历史上比较少见。对于那些以胸中丘壑为题材或者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画作,我们只能从审美上去评价优劣;对于这种以实景为题材的山水,我们还可以从认知上去判断对错。
《鹊华秋色图》中就有一处错误,而且最初是由乾隆皇帝发现的。
乾隆之所以能够发现这处错误,源于他的实地考察。乾隆喜欢书画,将赵孟的《鹊华秋色图》“珍为秘宝”,而且经常观摩赏玩,“每一展览,辄神为向往”。戊辰(一七四八)二月,乾隆拜祭孔府和泰山后驻跸济南。或许是因为例行公事,或许是为了登高远眺,他登上济南城楼。乾隆在城楼上偶然往东北方向看到两座山峦,经过询问地方官员,得知一座为华不注山(简称“华山”),一座为鹊山,于是想起藏在宫里的《鹊华秋色图》。为了印证画中景色,乾隆派人从宫中取来赵孟頫的原作。真景与画境两相证合,乾隆发现:“风景无殊,而一时目舒意惬,较之曩者卧游,奚啻倍蓰。”由此可见,尽管乾隆酷爱书画,但他也承认在画中卧游不如在景中真游,文人的胸中丘壑毕竟不如帝王的大好河山。
乾隆在沉醉于“图与景会”“两相比拟”时,却在赵孟的题记中发现了错误。赵孟頫在题记中写到“其东则鹊山也”,然而乾隆发现鹊山在华山之西,两座山的方向刚好记反了。对于赵孟题记中的这个错误,乾隆疑为“一时笔误”。不过,乾隆对于这个发现颇为自得。他在已经满满当当的画面上见缝插针,先后题写诗文九处,其中四处强调东华西鹊。戊辰清明写了一处题记,清明后三日又写了另一处题记,其间还题了四处诗。己巳年(一七四九)腊月,又题了一首长诗、两处题记。在看到实景之前,尽管乾隆曾经多次欣赏该画,但没有在上面留下任何墨宝,在将该画选入石渠宝笈时,也没有作题记,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吴兴此卷,先已编入石渠宝笈,其时因未历二山胜概,不及一语识之。”看了实景之后,乾隆居然题了九处,而且时间跨度接近两年,原因之一或许就是他十分看重自己的发现。这种发现得益于天赐良机!借用乾隆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天假之缘,岂偶然哉”!这里的“天假之缘”主要指的是让他有机会将画与景对照起来看,同时也不排除指的是赵孟的“一时笔误”给了他发现错误的机会。
但是,赵孟頫真的画错了吗?根据乾隆的现场考察,赵孟頫并没有画错。在题记中,乾隆不仅写道实景与画境“风景无殊”,也就是说二者的景象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而且还特别指出“树姿石态皆相符”。由此可见,无论在大的气象和小的细节方面,乾隆都没有发现赵孟的画有什么错误。事实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实景与画境之间不仅在大小尺寸上不同,而且还有三维空间与二维平面之间的区别。同一个对象,在三维空间里与在二维平面上给人的感觉非常不同。在二维平面上的对象,通常不会随着观察者的视角变化而变化,但是三维空间中的对象就不同了,视角变化会带来非常不同的视觉经验。据说英国画家康斯太勃尔每次画完风景之后,都会请人去他作画的现场看他画得像不像。他还主张绘画应该像在实验室里进行科学研究一样,要经得起检验。但是,我们今天要是将他的绘画与实际景观对照起来看,还是会觉得它们没有那么相似。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景观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今天看见的景观跟康斯太勃尔当时看见的景观有可能已经不同了。不过,我们可以忽略这一点,至少在大的方位上实际景观不会有什么变化。康斯太勃尔这种推崇科学精神且对景写生的画家,都不容易做到画面逼真,要说赵孟頫完全凭借记忆就能画出逼真的画作,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了。赵孟作画时人在湖州,居然能够做到“树姿石态皆相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乾隆在画境与实景之间做对照时,距离创作该画已长达四个半世纪之久,实际景观本身的变化应该不小。或许古人对相似性的要求没有今人的要求那么高,尤其是有了影像技术之后,今人对于绘画的逼真性的要求就更高了。从技术上来讲,赵孟凭借记忆画出逼真的山水是不太可能的。从乾隆的题记中可以看出,赵孟的画的逼真程度比较有限。如果赵孟的绘画非常逼真,对它时常赏玩的乾隆就应该一眼认出鹊华二山。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是在经过询问地方官员才知道自己看见的是鹊华二山。不过,逼真程度不高与方位错误是两回事。如果出现了大的方位错误,乾隆应该很容易识别出来,不可能还说画境与实景“风景无殊”。从乾隆的题记中可以看到,他是由南朝北看见这两座山的。如果采取由南朝北的视角,看见的对象的方位应该是左西右东。赵孟《鹊华秋色图》中,位于西边的鹊山在左,东边的华山在右,完全符合由南朝北看这两座山的视觉经验。尽管经历了四个半世纪之久,济南城位于鹊华二山之南这一点始终没变。赵孟关于鹊华二山的记忆,应该是他由南往北观看二山的视觉经验累积而成,这与乾隆实地观察时获得的视觉经验没有不同。
赵孟頫的错误不在他的画,而在他的题记。在画面中央,赵孟頫写下了他作这幅画的缘由,明确说到鹊山在东。现在的问题是,赵孟頫为什么会在题记中写错方位?对于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乾隆所说的“一时笔误”。这个回答也许接近实情,但有些无趣。也有研究者以此为据,证明《鹊华秋色图》是伪作。尽管这种看法颇为有趣,但仍需审慎辨析。如果真的是有人作假,恐怕不会露出如此容易辨认的马脚来。如果按照乾隆的说法,这是赵孟頫的笔误,我们或许还可以追问:赵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笔误?
导致赵孟頫发生笔误的原因,可能与我们习惯用左右来分东西有关。赵孟頫记忆中的鹊华二山,是由南往北观看的视觉经验累积而成。这种保留在记忆中的视觉经验如同照片一样,不会随着主体所处方位的变化而变化。从南往北看,东边的华山在右,西边的鹊山在左。从北往南看,东边的华山在左,西边的鹊山在右。但是,保留在记忆中的视觉经验不会有这种方位变化,无论赵孟頫实际所处的方位如何,他记忆中的鹊华二山总是右华左鹊。设想赵孟在湖州作画时所处的方位是坐北朝南,而他记忆中的鹊华秋色是坐南朝北的视觉经验。坐北朝南时是左东右西,坐南朝北时是左西右东。诱导赵孟頫犯下“一时笔误”的诱因,可能是误将实际方位当作记忆中的景观的方位,由此原本居右在东的华山就变成了居右在西,居左在西的鹊山就变成了居左在东了。
根据左右来定东西的习惯可能比想象的还要顽固,面南背北、左东右西,这种方位概念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即使赵孟在湖州作画时所处的方位不是坐北朝南,他也可能根据习惯将左边视为东,将右边视为西。但是,比根据左右定东西的习惯更加顽固的,是我们的视觉经验。这与视觉的生物学基础有关。根据进化论美学的看法,视觉只有进化,没有历史。人类的视觉能力在几十万年前甚至上百万年前就完成了进化,尽管人类文明在最近几千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视觉文化领域中的变化尤其巨大,但是人类的视觉能力本身始终没变。换句话说,视觉在完成进化之后,没有展现像绘画那样的发展变化的历史。丹托(Arthur Danto)机智地指出,正因为视觉没变,才能感受到绘画的变化。如果视觉随着绘画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也就感受不到绘画的变化。由此可见,视觉经验是非常顽固的,文化习惯无法渗透其中。正因为如此,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人可以拥有同样的视觉经验。尽管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的人对看见的东西的意义解读不同,但是他们看见的东西本身没有什么两样。差别体现在理解上,而不是在感知上。总之,根据左右定东西的文化习惯,不能改变视觉经验中的方位。赵孟很难将他记忆中的鹊华二山的方位调换,很难将他看见的右东华左西鹊根据文化习惯调换成左东华右西鹊。文化习惯与生物法则在此相颉颃。赵孟在作画时依据的是视觉的生物法则,他在题画时依据的是方位的文化习惯。
依据左右定东西,不仅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习惯,而且蕴含了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寓意。《易传·说卦》有“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之说,南面为君、北面为臣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赵孟出身宋朝宗室,仕元后遭人诟病。他给好友周密画的这幅《鹊华秋色图》恰好是由南往北看的景色,这很有可能会落下北面称臣的口实。或许是为了避免遭人非议,或许是为了宣示南面为君的姿态,赵孟頫有意识标明居左的鹊山在东,居右的华山在西,让人确信他描绘的是南面的景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赵孟的这个错误就不是“一时笔误”,而是用心良苦。
《鹊华秋色图》中就有一处错误,而且最初是由乾隆皇帝发现的。
乾隆之所以能够发现这处错误,源于他的实地考察。乾隆喜欢书画,将赵孟的《鹊华秋色图》“珍为秘宝”,而且经常观摩赏玩,“每一展览,辄神为向往”。戊辰(一七四八)二月,乾隆拜祭孔府和泰山后驻跸济南。或许是因为例行公事,或许是为了登高远眺,他登上济南城楼。乾隆在城楼上偶然往东北方向看到两座山峦,经过询问地方官员,得知一座为华不注山(简称“华山”),一座为鹊山,于是想起藏在宫里的《鹊华秋色图》。为了印证画中景色,乾隆派人从宫中取来赵孟頫的原作。真景与画境两相证合,乾隆发现:“风景无殊,而一时目舒意惬,较之曩者卧游,奚啻倍蓰。”由此可见,尽管乾隆酷爱书画,但他也承认在画中卧游不如在景中真游,文人的胸中丘壑毕竟不如帝王的大好河山。
乾隆在沉醉于“图与景会”“两相比拟”时,却在赵孟的题记中发现了错误。赵孟頫在题记中写到“其东则鹊山也”,然而乾隆发现鹊山在华山之西,两座山的方向刚好记反了。对于赵孟题记中的这个错误,乾隆疑为“一时笔误”。不过,乾隆对于这个发现颇为自得。他在已经满满当当的画面上见缝插针,先后题写诗文九处,其中四处强调东华西鹊。戊辰清明写了一处题记,清明后三日又写了另一处题记,其间还题了四处诗。己巳年(一七四九)腊月,又题了一首长诗、两处题记。在看到实景之前,尽管乾隆曾经多次欣赏该画,但没有在上面留下任何墨宝,在将该画选入石渠宝笈时,也没有作题记,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吴兴此卷,先已编入石渠宝笈,其时因未历二山胜概,不及一语识之。”看了实景之后,乾隆居然题了九处,而且时间跨度接近两年,原因之一或许就是他十分看重自己的发现。这种发现得益于天赐良机!借用乾隆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天假之缘,岂偶然哉”!这里的“天假之缘”主要指的是让他有机会将画与景对照起来看,同时也不排除指的是赵孟的“一时笔误”给了他发现错误的机会。
但是,赵孟頫真的画错了吗?根据乾隆的现场考察,赵孟頫并没有画错。在题记中,乾隆不仅写道实景与画境“风景无殊”,也就是说二者的景象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而且还特别指出“树姿石态皆相符”。由此可见,无论在大的气象和小的细节方面,乾隆都没有发现赵孟的画有什么错误。事实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实景与画境之间不仅在大小尺寸上不同,而且还有三维空间与二维平面之间的区别。同一个对象,在三维空间里与在二维平面上给人的感觉非常不同。在二维平面上的对象,通常不会随着观察者的视角变化而变化,但是三维空间中的对象就不同了,视角变化会带来非常不同的视觉经验。据说英国画家康斯太勃尔每次画完风景之后,都会请人去他作画的现场看他画得像不像。他还主张绘画应该像在实验室里进行科学研究一样,要经得起检验。但是,我们今天要是将他的绘画与实际景观对照起来看,还是会觉得它们没有那么相似。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景观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今天看见的景观跟康斯太勃尔当时看见的景观有可能已经不同了。不过,我们可以忽略这一点,至少在大的方位上实际景观不会有什么变化。康斯太勃尔这种推崇科学精神且对景写生的画家,都不容易做到画面逼真,要说赵孟頫完全凭借记忆就能画出逼真的画作,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了。赵孟作画时人在湖州,居然能够做到“树姿石态皆相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乾隆在画境与实景之间做对照时,距离创作该画已长达四个半世纪之久,实际景观本身的变化应该不小。或许古人对相似性的要求没有今人的要求那么高,尤其是有了影像技术之后,今人对于绘画的逼真性的要求就更高了。从技术上来讲,赵孟凭借记忆画出逼真的山水是不太可能的。从乾隆的题记中可以看出,赵孟的画的逼真程度比较有限。如果赵孟的绘画非常逼真,对它时常赏玩的乾隆就应该一眼认出鹊华二山。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是在经过询问地方官员才知道自己看见的是鹊华二山。不过,逼真程度不高与方位错误是两回事。如果出现了大的方位错误,乾隆应该很容易识别出来,不可能还说画境与实景“风景无殊”。从乾隆的题记中可以看到,他是由南朝北看见这两座山的。如果采取由南朝北的视角,看见的对象的方位应该是左西右东。赵孟《鹊华秋色图》中,位于西边的鹊山在左,东边的华山在右,完全符合由南朝北看这两座山的视觉经验。尽管经历了四个半世纪之久,济南城位于鹊华二山之南这一点始终没变。赵孟关于鹊华二山的记忆,应该是他由南往北观看二山的视觉经验累积而成,这与乾隆实地观察时获得的视觉经验没有不同。
赵孟頫的错误不在他的画,而在他的题记。在画面中央,赵孟頫写下了他作这幅画的缘由,明确说到鹊山在东。现在的问题是,赵孟頫为什么会在题记中写错方位?对于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乾隆所说的“一时笔误”。这个回答也许接近实情,但有些无趣。也有研究者以此为据,证明《鹊华秋色图》是伪作。尽管这种看法颇为有趣,但仍需审慎辨析。如果真的是有人作假,恐怕不会露出如此容易辨认的马脚来。如果按照乾隆的说法,这是赵孟頫的笔误,我们或许还可以追问:赵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笔误?
导致赵孟頫发生笔误的原因,可能与我们习惯用左右来分东西有关。赵孟頫记忆中的鹊华二山,是由南往北观看的视觉经验累积而成。这种保留在记忆中的视觉经验如同照片一样,不会随着主体所处方位的变化而变化。从南往北看,东边的华山在右,西边的鹊山在左。从北往南看,东边的华山在左,西边的鹊山在右。但是,保留在记忆中的视觉经验不会有这种方位变化,无论赵孟頫实际所处的方位如何,他记忆中的鹊华二山总是右华左鹊。设想赵孟在湖州作画时所处的方位是坐北朝南,而他记忆中的鹊华秋色是坐南朝北的视觉经验。坐北朝南时是左东右西,坐南朝北时是左西右东。诱导赵孟頫犯下“一时笔误”的诱因,可能是误将实际方位当作记忆中的景观的方位,由此原本居右在东的华山就变成了居右在西,居左在西的鹊山就变成了居左在东了。
根据左右来定东西的习惯可能比想象的还要顽固,面南背北、左东右西,这种方位概念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即使赵孟在湖州作画时所处的方位不是坐北朝南,他也可能根据习惯将左边视为东,将右边视为西。但是,比根据左右定东西的习惯更加顽固的,是我们的视觉经验。这与视觉的生物学基础有关。根据进化论美学的看法,视觉只有进化,没有历史。人类的视觉能力在几十万年前甚至上百万年前就完成了进化,尽管人类文明在最近几千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视觉文化领域中的变化尤其巨大,但是人类的视觉能力本身始终没变。换句话说,视觉在完成进化之后,没有展现像绘画那样的发展变化的历史。丹托(Arthur Danto)机智地指出,正因为视觉没变,才能感受到绘画的变化。如果视觉随着绘画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也就感受不到绘画的变化。由此可见,视觉经验是非常顽固的,文化习惯无法渗透其中。正因为如此,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人可以拥有同样的视觉经验。尽管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的人对看见的东西的意义解读不同,但是他们看见的东西本身没有什么两样。差别体现在理解上,而不是在感知上。总之,根据左右定东西的文化习惯,不能改变视觉经验中的方位。赵孟很难将他记忆中的鹊华二山的方位调换,很难将他看见的右东华左西鹊根据文化习惯调换成左东华右西鹊。文化习惯与生物法则在此相颉颃。赵孟在作画时依据的是视觉的生物法则,他在题画时依据的是方位的文化习惯。
依据左右定东西,不仅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习惯,而且蕴含了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寓意。《易传·说卦》有“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之说,南面为君、北面为臣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赵孟出身宋朝宗室,仕元后遭人诟病。他给好友周密画的这幅《鹊华秋色图》恰好是由南往北看的景色,这很有可能会落下北面称臣的口实。或许是为了避免遭人非议,或许是为了宣示南面为君的姿态,赵孟頫有意识标明居左的鹊山在东,居右的华山在西,让人确信他描绘的是南面的景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赵孟的这个错误就不是“一时笔误”,而是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