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极端为个人着想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英雄——如果有的话——就是那些为自己挣了足够多钱的人。人人都在阅读他们的事迹，致使地球上形成了一股企业家和管理者气旋。谁都渴望跻身管理层行列领兵带队、突出重围并且大捞特捞。
　　的确，企业管理者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他们俨然代表了权力、金钱和智慧的结合，成为一代新星。《商业周刊》、《财富》、《福布斯》每年都会在全球管理者里选秀，在残酷的竞争中，崭露头角的优秀者会上杂志封面、电视访谈节目，和全世界的追随者见面。他们告知大家，他们的企业如何采用了正确的战略。这些东西塞满了这个星球，但人们并不知道全部内容。
　　不要忘记商业的另一面，时有巨大的惊人的内幕爆出。那些帝国般的公司也有愚蠢和贪婪的狐狸尾巴。安然等美国公司丑闻所制造的冲击波引起了世界性的连锁反应。欧洲的公司治理传统腐朽不堪、漏洞百出，董事会开始大做检讨。在中国，上市公司造假、关联交易行为和为了圈钱目的的资本运作四处弥漫，被经济学家称为 “一个大赌场”。连续不断被媒体曝光的阴谋诡计伤害了公众的信任。公司，这个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正在吸收一个奸诈的形象，这个时代的宠物正受到最严峻的考验。
　　
　　管理者在玩弄阴谋方面走在了前面
　　
　　管理者最近在忙些什么呢？从曝光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玩弄权术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一方面竭力提高管理层的地位，把握实权，控制公司信息；一方面要挟股东、牵制董事会。这方面的努力可谓日臻完美，致使拥有表决权的投资者到了有苦难言的境地。感觉深陷其中的一家上海风险投资公司，在处理其2000年投资的凯科制药公司决策事务时，觉得“十分窝囊”，霍裕德代表投资公司出任凯科公司的董事成员，但他说，他无法行使董事成员的权利，因为“他们”要挟着公司的重要资产，很多交易状况和内幕信息对股东不透明，事实上长期忍辱负重的股东权力已近于被埋葬。这种模式已经在企业界迅速扎根繁衍，在“一股独大”型的企业中，权力的集中与滥用已经超越了界限，并使这种现代企业制度滑向边缘。
　　
　　经营业绩停滞不前
　　
　　与之对照的是这类忙于耍手腕的管理者没有希望在经营上取得佳绩。这两者之间没有一种必然性，却有一缕缕潜在的联系。他们往往沉溺于吸收和消耗资源——例如过度举债、大胆并购、规模扩张或其他各种行为。但唯有公司的基础经营被忽略了。因为这时，一个企业家的实际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令企业存在，只要血液流动，只要这个不管意义何在的机器发出轰鸣声，或别的什么哼哼嗡嗡的声音就行。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寄居机制，目的决定了企业家的行为。
　　
　　管理层圈子会心地依靠资本运作来弥补不足
　　
　　在这个“空心化”的公司里，管理层圈子会心地依靠资本运作来弥补不足。资本运作是一个点石成金般的技术，但其实质却不过是零和游戏，它没有制造和产生出什么来，如果有什么增加的话，那只是被激起的欲望。在中国上市公司当中大量存在的“资产置换”、“资产重组”、以及“关联交易”，被其代言人宣扬为“资源的优化配置”，但那多数只能称之为简单和卑劣的陷阱技术：把一块新鲜的后腿肉吊在捕猎器上而已。资本运作的好处在于，它能使管理层做些可观的“大买卖”，使公司像面包一样膨胀起来，而不是逐渐强化它的素质。他们有事可干了。吹牛、欺骗、虚构、隐瞒、歪曲，这些手段成为资本运作舞台上的常规技术。
　　
　　他们的要求仍然在膨胀
　　
　　由于缺少长期打算，管理层的欲望像一片野草一样疯狂地成长着。据《商业周刊》公布的数字，在1982年，大公司CEO的收入是普通员工的42倍，而在2001年，这个数字增加到411倍。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管理层圈子里行使期权的做法得到了追捧，实行期权的理论是：通过期权作为CEO的报酬，企业管理者就有动力为股东带来更好的回报。如果股票价格上升，双方都能获利。
　　目前，美国股票期权大约占CEO报酬的80%，据统计，执行官手中所控制的股票期权已占发行股权的15%，可见这一特权使用的泛滥程度。
　　这种方法使得CEO的收入胃口大开，2001年，收入最高的执行官是甲骨文（ORACLE）公司的拉里·埃利森，他当年拿到了7.06亿美元。
　　这一革新快速加深了CEO和普通员工收入差距的鸿沟，其程度几近疯狂。似乎财富和民主的平衡已不复存在。CEO薪酬中期权分量日益增加，这强烈刺激经理人交出一份利润不断上升的财务报表，股票价格也就随之上扬。批评家指出：“当一个CEO必须面对正当与非正当、合法与非合法、对与错的准线时，他可能会更多地权衡手中数百万的期权，其他因素就显得无关紧要。”
　　沃伦·巴菲特一针见血地指出：“股票期权的滥用，经常演变成把股东利益拴在管理阶层的利益上面。”
　　
　　股东利益被拴在了管理层利益上
　　
　　现在，我们正在接近公司丑闻接连发生的本质原因：虽然各个公司丑闻的具体细节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捏造许多数字，使得公司利润看起来更可观，同时首席执行官的薪水也理所当然地水涨船高。其他人的行为表现，如会计师、董事和律师长久以来一直扮演着看家狗的角色。他们的行为也显然在助长造假风气的形成。但是，他们的角色仅仅是看家狗，仅仅埋怨看家狗是远远不够的。
　　尽管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管理层整体货币收入较低，但货币收益只是管理层全部收入的一部分。除此以外，他们往往获得较大比例的隐性收益，如控制权收益或者灰色收益，而隐性收益往往对公司管理层只能起到扭曲的激励作用。
　　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管理层的利益，股东的利益就难以保证。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主动权从股东手里转移到管理层手里，而越来越多的非常手段遮去了股东的视野。
　　
　　踏上法院的台阶
　　
　　CEO的位置举足轻重，他没有权力确保公司一定走得更好，但确有权力使它变得更糟。2002年，最具吸引力的景致是观看高层经理们相继踏上法院的台阶。泰科国际公司原首席执行官被起诉逃税、股票欺诈、非法窃取红利和借贷；电报业公司阿达菲通讯公司的创始人和原首席执行官的罪名是窃取公司10亿多美元用作“个人小金库”；安然公司原首席财务官安德鲁·法斯托被控78条罪名，包括欺诈、密谋策划、洗钱和妨碍司法，这些行为断送了这家能源公司。
　　世通公司原首席财务官斯科特·苏科文与一项90多亿美元的财务诈骗案有关，他在这一案件中被指控为这家已经破产的电讯业巨头策划了一起诈骗。
　　玛沙·斯图尔特（家居装饰业首屈一指的女老板）则被控犯有民事证券欺诈罪。并有证券欺诈、妨碍司法和对股份抛售出具假清单的刑事指控。
　　大片CEO的倒台为其权力滥用和自我膨胀画上了注脚。如今，就连所有这群人中的巨擎，杰克·韦尔奇也受到了质疑。通用电气公司董事会对这位原首席执行官数额慷慨的特殊退休待遇和其与记者苏济·韦特劳弗尔的私情令公众感到不满。
　　这些人走的太远，越过了公司治理的边界，继而越过了法律的边界。为什么公司治理如此失败呢？
　　
　　公司治理的空话
　　
　　所有这些事曝光之前，股东都被蒙在鼓里，股权分散的股东不可能亲自管理公司的日常事物，所以他们授权给董事会和经理们。这就造成了一个“搭便车”问题：因为经营改善所得的收益将由全体股东分享，而成本却只由那些积极去监督的股东来承担，所以单个股东没有监督经营的激励。由于这个“搭便车”问题，上市公司的经营者们可相当自由地去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这可能包括营造帝国或享受特权。”
　　公司的股东大会是股东对公司进行直接控制的法定机关。然而，在实践中，股东大会已经只有象征的意义，从股东大会召开的方式看，它实际上是由董事长或总经理在操控，而不是股东，会议的议程和议题完全由他们决定，实际的控制人（也许是董事长，也许是总经理）完全可以对会议中的论题、辩论和表决施加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从而使股东大会的议程按照他们事先设计好的程序进行，大会最后形成的决议的利益倾向性就不言而喻了。
　　再来看一下董事会。郭鹏是西安卓基科技公司的董事，但他对于自己在董事会上所起到的影响感到沮丧。近2年来，他总是表现出一种随波逐流的姿态。董事会会议的议程由董事长与总经理确定并控制，其他董事难以对会议进行实质性影响。“我认为董事只是在一些提供表决权的机会面前采取一种合作态度，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郭鹏没有兼任任何公司高层管理职务，只有每月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了解一下公司有关报告。他说，“那是在走过场。”
　　由于对公司真实情况缺少了解，郭鹏认为，事实上像他一样的董事难以提出有深度的观点和判断，他们甚至也失去了这种意愿，质询就更谈不上了。郭鹏说，“他们不愿在董事会上大胆发言，因为害怕自己的答案是错误的。”对于独立董事，郭鹏不以为然，许多公司的外部董事只是董事会里摆设的花瓶而已，由于这些外来人往往对提携他们的经营者感恩戴德，事实上，它反过来强化了公司经营者的控制力。
　　36岁的李文，一直在科技企业管理层圈子里周旋，两年前他就任一家医药公司总经理。他十分坦率地谈到了一种个人体会，他称之为：企业家盈利模式。“这是一个微利时代。”他说，“每一项商品和服务都在等待好运气，资本已经不是关键因素了，注意它，这是个重要的转变。如果你能把握关键因素，你就能抓住机会。”
　　这些年，李文注意在自己周围建立起不少社会资源，他发现外部资源比企业内部资源有价值得多，如果两者相等，这就是一笔平等交易，如果外部资源比内部资源更有价值，那意味着企业要为之付出更多来弥补差额。听起来不好理解吗？那么我们说直接点：他的意思是通过外部资源来敲诈自己的企业。他在能实现的几乎每一笔业务里，都有利润可赚。
　　这一切正在发生，在管理者的这个游戏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靠边站，投资者的地位变得尴尬，董事会被操纵，企业运作愈加抽象，而企业家被推上了顶峰。
　　这是怎么了？
　　资本经济让位于知识经济，新经济正在产生，这就是答案。公司越来越迷恋于理论而不是实践，生产要素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依赖于寻找一些新的支撑点。大家开始面对这个痛苦的时期，但这种痛苦可能已经被利用了。总有一些激进的态度在为新鲜事物唱高调，其结果就是在短短数年烧了几十年的血汗钱。在新经济的门槛上栽了跟头的家伙们，可能会醒悟过来：资本经济时代到新经济时代的过渡不应这么冲动。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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