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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琴俱亡》中王子猷的作法，集中表现了魏晋时期特殊的士人风貌：一往情深、率性自然、追求超脱。
【关键词】《人琴俱亡》 一往情深 率性自然 故作旷达
《人琴俱亡》是苏教版八年级上册第三单元课文，为我们记述了一个凄凉的故事，子敬病亡，子猷不为失去兄弟悲伤哭泣，而是坐在灵床上，取子敬的琴来弹，琴弦不协调，他便掷琴于地，大呼：“子敬，子敬”，昏绝了很久，过了一个多月也死了。文章内容简短，却意味隽永，兄弟之情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人琴俱亡》选自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以笔记小说的形式记载了名士玄虚奇异的思想、言谈、举止，作为反映魏晋士族生活样态的专书，突出表现了当时特殊的士人风貌——“魏晋风度”。而《人琴俱亡》作为其中一篇也较为集中的体现了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某些思想性格特点。如一往情深、率性自然和故作旷达等。
一往情深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人的感情心灵苏醒的时代，它们普遍把感情看作人应该有的特性，在此之前，孔子、孟子等儒家圣人，把仁义道德定为人的本性，主张人应该忘掉自己的一己之情，一切行为都要合乎“仁”、“义”、“礼”等道德规范；但汉末魏晋时期，频繁的自然灾害、朝代更迭和战乱造成了凄凉可怖的惨状。生命无常，朝不保夕，成为士人最深刻的感受。亲情、友情和爱情使这个时代呈现出浓浓的人情味，所以王戎丧子之后会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冯友兰先生也认为“必有深情”是魏晋风流的重要特征之一。打开《世说新语》一书，我们会沐浴在“钟情我辈”的“一往而有深情”之中：朋友之情，骨肉亲情，男女爱情……魏晋人，有挚爱真情，有对真情的任性而发，更有“终当为情死”人生理想。
子猷、子敬兄弟之间脾味相投，感情甚笃。《世说新语·伤逝》就记载“王子猷、王子敬兄弟，情谊深厚，特相和睦”《晋书·王献之传》记载二人平时都恃才傲达，率性放纵，行为怪诞，“风流为一时之冠”。可见他们俩既是手足情深的兄弟，也是情感真挚的知音。
率性自然
魏晋虽是“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但在情感的表达上，往往并不直接表达对于感情的深厚,而是注重情感的个性表达，率性自然。子猷在弟弟子敬亡故后，就采用了独特的悼念方式，子敬“素好琴”，此琴想来终日与子敬相伴，此时，斯人已逝，最爱之琴放置在灵床上，子猷直入灵堂，“取子敬琴弹”实为以琴祭弟之前，用弟之爱琴为弟弹上最后一曲，为弟送行，以慰亡灵。子猷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与弟弟作最后的告别。但是悲伤过度，无法调好琴弦，想着人亡琴亦亡，琴尚通人性，琴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掷琴”之举。让琴随亡人而去，继续追随陪伴已故主人。
当然这种方式是一种不拘礼法、任性而为的表现。按照儒家礼教，居丧期间不得有欢娱表现，弹琴是不合时宜的，而且礼教也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仪”在灵堂上摔琴，早已逾越礼法的界限。但这正表现了子猷的不落俗套。
余嘉锡先生在上引《伤逝》第7条下说“凡吊者，皆须执主人之手。此条言不执孝子手，后王东亭条言不执末婢手，皆著其于死者悼恸至深，本不为生者吊，故不执手，非常礼也”在传统礼法中，在葬礼上应该是安慰生者，而不是一味地恸哭悼念死者。而张季鹰“不执孝子手而出”全然违背传统礼法，但也表现了张季摩对顾彦先之逝悼恸极深，已无心顾及常礼。这种反常的方式违礼背俗,却既昭示出了情感的超常,又使得这异乎寻常的情感,得到了自然真挚、痛快淋漓的宣泄。自然之情在于无意为之，率性而发，在于顺其自然,不假雕琢。
从这些人物的独特表现可以看出，他们并不以情感表白为惭，他们常常深情流露，毫无伪饰，而这恰恰体现了魏晋士人独特的情感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不随于俗，重自我，重个性，重才学，重感情的个性的自由飞扬。
故作旷达
魏晋士人注重真性情，追求个性的自由飞扬的同时，又力求能摆脱世俗的一切利害得失、荣辱毁誉，故作旷达，寻求一种超然的风度。
子敬病逝后，家人朋友怕子猷悲伤，隐瞒了消息，但是两人兄弟情深，即使在病重中也是互通消息的，久不闻消息，子猷对于子敬的死，自然是有所感知的。但奇怪的是，子猷对此的表现是 “都不哭”，“了不悲”，其实子敬不哭，并不是不伤心，而是他把哀痛埋在了心里，压制了这种悲痛，否则不会有后来的“弦既不调”之举，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就说“其不哭也,盖强自抑止,以示其旷达,犹原壤之登木,庄生之鼓缶耳！非不能哭也。”兄弟之间，手足深情，一旦阴阳异路，怎能不悲伤？子猷而子猷面对子敬的亡逝，其实内心是悲痛万分，但他还是要强自抑制。只是见到子敬的遗物时,这种极为沉厚的悲情再也无法抑制，终于喷发而出，感情的洪涛冲决心灵的长堤，巨声訇然。“人琴俱亡”的哭喊，令人唏嘘扼腕。
《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二条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郗嘉宾（郗超）丧，左右白郗公：“郎丧”既闻不悲，因语左右：“殡时可道。”公往临殡，一恸几绝。
儿子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郗公不可能不悲，只是强行抑制了自己的悲伤。临殡之时，这种悲伤终于无法抑制，喷发而出，“一恸几绝”。
为什么子敬、郗公会有前后矛盾的表现，这于魏晋士人的追求有关。魏晋名士讲究雅量，喜怒忧惧不形于色，追求一种优雅从容的风度。《世说新语·雅量》中记载谢安指挥的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淝水之战，大胜后派人急来传捷，对于这样激动人心的消息，客人问起，谢安只淡淡地说“小儿辈大破贼”，这一战关系到国之兴亡，家之存绝，谢安不可能真的无动于衷。《晋书》本传就写到“还内,过户限，心甚喜，不觉屐齿之折”，当身边无人的时候,他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欢喜,以致连脚下的屐齿撞断了都不知道.只是越是激动的重要时刻越平静，才是超脱的风度，这就是魏晋世人的追求。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成就，鲁迅先生曾将其艺术特点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俊 记行则高简瑰奇”，《人琴俱亡》一文只有八十余字，但言简文约，却形神毕现，气韵生动，用简劲的笔力为我们刻画出了王子猷的性格，也较为集中的体现了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一往情深、率性自然和故作旷达的特点。
【关键词】《人琴俱亡》 一往情深 率性自然 故作旷达
《人琴俱亡》是苏教版八年级上册第三单元课文，为我们记述了一个凄凉的故事，子敬病亡，子猷不为失去兄弟悲伤哭泣，而是坐在灵床上，取子敬的琴来弹，琴弦不协调，他便掷琴于地，大呼：“子敬，子敬”，昏绝了很久，过了一个多月也死了。文章内容简短，却意味隽永，兄弟之情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人琴俱亡》选自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以笔记小说的形式记载了名士玄虚奇异的思想、言谈、举止，作为反映魏晋士族生活样态的专书，突出表现了当时特殊的士人风貌——“魏晋风度”。而《人琴俱亡》作为其中一篇也较为集中的体现了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某些思想性格特点。如一往情深、率性自然和故作旷达等。
一往情深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人的感情心灵苏醒的时代，它们普遍把感情看作人应该有的特性，在此之前，孔子、孟子等儒家圣人，把仁义道德定为人的本性，主张人应该忘掉自己的一己之情，一切行为都要合乎“仁”、“义”、“礼”等道德规范；但汉末魏晋时期，频繁的自然灾害、朝代更迭和战乱造成了凄凉可怖的惨状。生命无常，朝不保夕，成为士人最深刻的感受。亲情、友情和爱情使这个时代呈现出浓浓的人情味，所以王戎丧子之后会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冯友兰先生也认为“必有深情”是魏晋风流的重要特征之一。打开《世说新语》一书，我们会沐浴在“钟情我辈”的“一往而有深情”之中：朋友之情，骨肉亲情，男女爱情……魏晋人，有挚爱真情，有对真情的任性而发，更有“终当为情死”人生理想。
子猷、子敬兄弟之间脾味相投，感情甚笃。《世说新语·伤逝》就记载“王子猷、王子敬兄弟，情谊深厚，特相和睦”《晋书·王献之传》记载二人平时都恃才傲达，率性放纵，行为怪诞，“风流为一时之冠”。可见他们俩既是手足情深的兄弟，也是情感真挚的知音。
率性自然
魏晋虽是“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但在情感的表达上，往往并不直接表达对于感情的深厚,而是注重情感的个性表达，率性自然。子猷在弟弟子敬亡故后，就采用了独特的悼念方式，子敬“素好琴”，此琴想来终日与子敬相伴，此时，斯人已逝，最爱之琴放置在灵床上，子猷直入灵堂，“取子敬琴弹”实为以琴祭弟之前，用弟之爱琴为弟弹上最后一曲，为弟送行，以慰亡灵。子猷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与弟弟作最后的告别。但是悲伤过度，无法调好琴弦，想着人亡琴亦亡，琴尚通人性，琴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掷琴”之举。让琴随亡人而去，继续追随陪伴已故主人。
当然这种方式是一种不拘礼法、任性而为的表现。按照儒家礼教，居丧期间不得有欢娱表现，弹琴是不合时宜的，而且礼教也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仪”在灵堂上摔琴，早已逾越礼法的界限。但这正表现了子猷的不落俗套。
余嘉锡先生在上引《伤逝》第7条下说“凡吊者，皆须执主人之手。此条言不执孝子手，后王东亭条言不执末婢手，皆著其于死者悼恸至深，本不为生者吊，故不执手，非常礼也”在传统礼法中，在葬礼上应该是安慰生者，而不是一味地恸哭悼念死者。而张季鹰“不执孝子手而出”全然违背传统礼法，但也表现了张季摩对顾彦先之逝悼恸极深，已无心顾及常礼。这种反常的方式违礼背俗,却既昭示出了情感的超常,又使得这异乎寻常的情感,得到了自然真挚、痛快淋漓的宣泄。自然之情在于无意为之，率性而发，在于顺其自然,不假雕琢。
从这些人物的独特表现可以看出，他们并不以情感表白为惭，他们常常深情流露，毫无伪饰，而这恰恰体现了魏晋士人独特的情感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不随于俗，重自我，重个性，重才学，重感情的个性的自由飞扬。
故作旷达
魏晋士人注重真性情，追求个性的自由飞扬的同时，又力求能摆脱世俗的一切利害得失、荣辱毁誉，故作旷达，寻求一种超然的风度。
子敬病逝后，家人朋友怕子猷悲伤，隐瞒了消息，但是两人兄弟情深，即使在病重中也是互通消息的，久不闻消息，子猷对于子敬的死，自然是有所感知的。但奇怪的是，子猷对此的表现是 “都不哭”，“了不悲”，其实子敬不哭，并不是不伤心，而是他把哀痛埋在了心里，压制了这种悲痛，否则不会有后来的“弦既不调”之举，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就说“其不哭也,盖强自抑止,以示其旷达,犹原壤之登木,庄生之鼓缶耳！非不能哭也。”兄弟之间，手足深情，一旦阴阳异路，怎能不悲伤？子猷而子猷面对子敬的亡逝，其实内心是悲痛万分，但他还是要强自抑制。只是见到子敬的遗物时,这种极为沉厚的悲情再也无法抑制，终于喷发而出，感情的洪涛冲决心灵的长堤，巨声訇然。“人琴俱亡”的哭喊，令人唏嘘扼腕。
《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二条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郗嘉宾（郗超）丧，左右白郗公：“郎丧”既闻不悲，因语左右：“殡时可道。”公往临殡，一恸几绝。
儿子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郗公不可能不悲，只是强行抑制了自己的悲伤。临殡之时，这种悲伤终于无法抑制，喷发而出，“一恸几绝”。
为什么子敬、郗公会有前后矛盾的表现，这于魏晋士人的追求有关。魏晋名士讲究雅量，喜怒忧惧不形于色，追求一种优雅从容的风度。《世说新语·雅量》中记载谢安指挥的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淝水之战，大胜后派人急来传捷，对于这样激动人心的消息，客人问起，谢安只淡淡地说“小儿辈大破贼”，这一战关系到国之兴亡，家之存绝，谢安不可能真的无动于衷。《晋书》本传就写到“还内,过户限，心甚喜，不觉屐齿之折”，当身边无人的时候,他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欢喜,以致连脚下的屐齿撞断了都不知道.只是越是激动的重要时刻越平静，才是超脱的风度，这就是魏晋世人的追求。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成就，鲁迅先生曾将其艺术特点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俊 记行则高简瑰奇”，《人琴俱亡》一文只有八十余字，但言简文约，却形神毕现，气韵生动，用简劲的笔力为我们刻画出了王子猷的性格，也较为集中的体现了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一往情深、率性自然和故作旷达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