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即美

　　18世纪，文艺复兴在欧洲南部的意大利渐渐步入尾声，在北方的荷兰却仍然有着百花齐放的繁荣势态和旺盛的生命力。荷兰人的商业思维为他们的艺术表现赋予了一种更加实用的意义，譬如他们的画作尺寸较小且颜色鲜明，这是由于它们大多用于出售，为主顾们装饰空间。
　　这也就使得很多画家的作品更倾向于使用象征意义，比如我们之前所介绍过的希罗尼穆斯·博斯、扬·凡·艾克以及彼得·勃鲁盖尔的作品，画家们会在画中托物言志，寄托自己的或者是主顾的某种道德观，这就好比公司的大老板喜欢在总裁办公室悬上一块“天道酬勤”“海纳百川”的书法作品一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荷兰，这些“大老板”则喜欢悬一幅带有警示意义的画，有的画上还带有铭文，同样也是对某种观点的自我警示。
　　因为有了这样的传统，使得我们在欣赏观看荷兰画的时候，也不由地带上了深入思考他们背后所包含的微妙引申含义的趋势。
　　审美活动是分等级的，最开始我们在接触到一个作品的时候会得到一种生理上的审美，一幅画、一段旋律，看见觉得眼前明亮，听着觉得悦耳动听，这是仅凭直觉就可以欣赏的美。在经历过生理审美之后，我们会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获得一种感性的体验，比如，我们看到垂下的柳条，会觉得忧伤;看见向上的石柱，会觉得神圣……再下一步，是一种理性的审美，我们会分析一幅画的色彩构图，了解一点画家背后的故事，更高一级别的审美就是学术性的审美批评了，那是评论家和学者们的工作。
　　对于这个专栏的其他画家而言，我们通常的审美层次会在第三个层次，而当我们去欣赏杨·凡·海瑟姆的画作时，大可以化繁为简，只需要停留在生理层面，杨·凡·海瑟姆的画作便足以勾起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不需要任何知识上的支撑。

生命的动态

　　英格瓦尔·博格斯托姆在《荷兰静物画》中如此评论杨·凡·海瑟姆：“他是最伟大的花卉画家，画面华丽，色彩丰富，他的构图轻盈而自由。”
　　17世纪的荷兰花卉画家一般都喜欢静态的构图，通过在画面中心位置放一只花瓶，或多或少达到一种系统性。但海瑟姆喜欢通过曲线和丰富的层次，赋予画面一种活泼的运动感，花朵似乎都在涌向观看者。
　　锦簇的鲜花与水果在通贯全画的韵律和五彩斑斓的颜色中创造出令人炫目的美，并且最令人惊讶的是，每朵花的花瓣都得到了最为精细的观察和巧夺天工的秀润。
　　一切都是如此逼真，细小的花瓣、滑落的水滴，让人不由得感到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令人炫目的花簇。
　　也许恰恰是越简单的艺术创作，就越容易引起广泛的共鸣，这使得杨·凡·海瑟姆的主顾遍布全欧，其中就有波兰和普鲁士的国王，英国著名鉴赏家霍勒斯·沃波尔也曾收藏过他的四幅作品。
　　杨·凡·海瑟姆一生所取得的财富与声望，让他成为了花卉画这个领域最为成功的画家。

大师总是任性的

　　从杨·凡·海瑟姆的生平和流传的轶事中，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一个任性傲慢的画家形象。
　　杨·凡·海瑟姆出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绘画世家，一生都在阿姆斯特丹度过。早年受教于自己的父亲和三个哥哥，他的父親尤斯图斯·凡·海瑟姆同样是一位重要的花卉画家，而他三个哥哥中的两位也精于描绘花卉。他的日常就是游览附近的哈勒姆镇，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园艺中心，然后回到画室工作。
　　关于他的画室，似乎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他在工作的时候谢绝任何人进入，就连他的哥哥也不能。他曾收过一位女画家徒弟——玛格丽特·哈夫曼，过程十分勉强。这位高徒自然是十分努力并优秀的，可就在她能将老师的画模仿的出神入化时，她被杨·凡·海瑟姆赶走了。
　　他的画不单单是静物画，尽管在画中我们能看到十分鲜活的花卉水果，仿佛它们就栩栩如生地摆在我们面前，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花卉和水果不可能同时存在，因为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冷链运输和温室大棚，这些花卉和水果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季节。
　　1742年，他写给一位赞助人的信里透露了非常重要的信息。他在信中说：如果能够得到一朵黄色的玫瑰，他便可以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完成这幅画;并且他的手头也没有葡萄、无花果和石榴，无法完成作品。
　　这也就说明，杨·凡·海瑟姆是先将整幅作品，什么地方摆什么花构思好后，在一年的时间内，等着那些花的花期，到来一种就画一种，花期没有到，他便放置不画了，有时候需要一年时间，有的时候可能这幅画会被放置两年。
　　可见大师总是任性的。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画作中的花卉色彩才会搭配得如此鲜美异常，大师的任性都是应该得到原谅与尊重的。
　　（编辑·蔡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