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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还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大一的施凯文就创建了他的第一间公司—唱片公司“莱美文化”。他的专业是电子编曲，那时他给自己规划的职业路径是努力写歌编曲，成为张亚东、小柯那样的业内顶级制作人。
没想到，莱美文化很快就因为唱片业大环境的衰退以及公司内部管理的问题做不下去了，之后的三次创业再没能“专业对口”，全都是互联网公司，虽然也与音乐相关。弹了十年古典钢琴的施凯文现在已经完全转型为一名全能型的技术人，HTML、JavaScript、PHP、MySQL等等他全部可以上手，一个人可以包办整个网站的设计、前端、后台，他曾经自己写服务器代码，自己攒服务器，去机房恢复数据。他的专业编曲倒成了辅助能力，现在的他已经快两年没有弹琴了，更谈不上作曲。
从专业作曲编曲转型成一个集UI设计师、UE工程师、程序员、公司管理者、投资人关系等诸多功能模块于一身的产品经理，施凯文已经完成了一个质的转变，现在的他仍然每天手指在键盘上下翻飞，但此键盘已非彼键盘，头脑中想到1234567，也不再首先蹦出一串音符。
做唱片
2005年刚进中央音乐学院，施凯文觉得作曲是一件充满荣耀的事情。周围的人听到他会作曲，看自己的眼神都会不一样，靠卖歌日子过得也不错。没成立公司前，施凯文已经开始作曲卖歌，一首曲子能卖到一万多。
很多人评价施凯文的曲风不错，甚至接到选秀节目《超级女声》的单子，给第七八名的超女写歌，后来他还接到过一些电影配乐的单子。刚刚16岁的他看到自己的曲子价格不断上涨，感觉以后的轨迹很明确—成为一个顶级音乐制作人。
成立自己的唱片公司变得顺理成章：一个同学，一个懂唱片发行的朋友，三人合伙的“莱美文化”成立了，模式很简单：制作、编曲，做自己的厂牌，发独立音乐。
但是公司成立后，他感觉事情开始起变化了。一方面压力来自公司运营。原先在宿舍里写歌，没成本；现在房租、员工、维持公司运作等等成本从四面八方扑来。以前一个月卖一两首歌，可以赚两三万，现在公司必须挣到四五万才刚刚保本。几个人只好都跑出去拉客户，但凡能赚钱，广告歌、电影配乐什么都做，公司的状况逐渐好转。
另一方面的变化来自行业自身，几个方面的迹象表现出以专业音乐制作为核心的唱片行业在衰退。一天半夜，施凯文收到一条录音，是某个电影导演发来的，说：“这一段是我哼出来的，你看能不能录进去？”他顿时火冒三丈，这不是明摆着外行领导内行吗？与此同时，他发觉，定制化好像成为歌手选择作曲的固定模式，如果作曲者不希望被定制，那么就接不到这个单子。
作曲的专业门槛在降低是衰退的另一个迹象。“上过一年作曲补习班的人，开口一千块一首歌，会弹乐器的人要价两千。”作曲好像没那么神秘了，施凯文觉得在大家眼中，在地铁里唱歌的人也能行。
光环褪去，施凯文“突然就想抛弃那种生活”，继续做下去不是没有出路，顺着自己的曲风一路延展，施凯文相信自己一年赚五六十万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梦想是什么？更实际的问题是，靠卖曲子收版权费赚钱几乎不可能，和大多数作者一样，他卖曲子都是一锤子买卖，鲜有收到版权费。而申请版权本身费用多达一两万人民币，周期长达三到六个月。
最糟糕的是他发现，卖唱片这件事情压根儿不靠谱了，自己算是重度音乐消费者，但是早已不买CD了。
内外压力让他决定关掉公司，这时他19岁，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
做网站
“最上游的作曲人无法使作品变现，产品质量必然整体下降。” 施凯文想从创作的源头解决唱片业的问题。他想到做一个网站，给音乐人提供一个新的出口，上传自己的歌曲，自由地进行买卖。那些上不了架的音乐可以被更多的人听到，用户可以直接付费，音乐人编曲也就不是一锤子买卖了。
那时施凯文做互联网选择了外包。他找了个开价8000块的公司建网站，一个月时间，施凯文收到的网站设计非常粗陋，他要求的每一个修改都需要单独加钱，最后支付了4000块钱，与其解约，开始自己动手。
25平方米的开间，放进一张大长桌，赶集网上找来两个月薪2000块的程序员，两个月薪1000块的音乐编辑，施凯文第二次创业启程了，网站取名酷Q（Koocu.com）。除了睡觉，施凯文每天待在那个开间里超过20个小时。
初中时跟表哥学过HTML，施凯文边学边做，修长的手指从琴键转移到电脑键盘。自酷Q开始，至日后的Saylikes，Jing.fm从产品架构到设计开发每一个环节，施凯文都深度参与其中。
2010年，他从传统行业找到一个天使投资人，用热情说服其投资150万给自己做音乐P2P业务。Saylikes是施凯文第二个互联网创业项目，与前两个公司花自己的钱不同，终于不花自己的钱创业了，这对于施凯文来说是不小的进步。
网站上线后，6个月时间用户数增长到30多万，团队人数达到23个人，正满心喜悦地筹备扩张，2010年10月，网站突然被政府关掉了。政府的行动并不是针对Saylikes一家，国家版权局联合多部门清理了100多家P2P网站。
投资人得知这个消息，立即撤资。施凯文觉得“天要塌下来了”，离开传统行业两年，还没证明自己，这边几十人跟着自己突然没饭吃了。他从家里借了些钱，给大家开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施凯文向员工坦白：愿意走就走，愿意留是发不出工资的，留下了四五个人，大家坚持到2010年底也各奔东西。
数十日足不出户的施凯文在2011年初，收到多米音乐的邀请，担任产品总监。干了三个月，他就辞职了。多米整体思路是往下走，占领低端用户，施凯文的产品思路则是自上而下。尽管，他也承认中国互联网是由月薪不超过两千的人支撑起来的，他们才愿意花一块钱下十首歌。但最令施凯文困惑的是，中国音乐听众并不是通常市场模型中的金字塔型，而是一个中间断档的纺锤形，高端的听高端，低端的听低端，中间的完全没有过渡。“从北京坐车到另外一个城市，大街小巷播放都是凤凰传奇，他们的编曲实在太糙了。如果说通常类型的编曲应该是AB、ABC、AB，而他们则ABBBBBBB” 施凯文觉得，大多数听众对于他说的“ABBB”类型歌曲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感，与之对应的，高质量编曲的作品传唱度低，买单的人自然更少，优质的制作人只会不断流失。当年跟施凯文一起创业做唱片公司的两个合伙人都不再作曲了，一个开了录音棚，一个做起培训生意。
做产品
互联网是一个消解权威的时代，随着音乐产业数字化，专业音乐创作者在产业中的核心地位逐步让位于渠道与营销，在这个新模式下，很多真正有专业能力的音乐人才离去或转型，但音乐产业并没有消亡，只是以另一种面貌延续，留下来的人必须学会适应它。
做了三个互联网公司的施凯文仍旧不觉得自己是互联网人，他觉得像编曲一样，自己做互联网产品是在做一个艺术品。实际上，艺术品都是表达作者内心的，表达想法的，而产品是随用户而动。施凯文并没有察觉，如此直接面对用户的出品模式与以往传统作曲一锤子买卖，用户（听众）的好评差评再无相干的出品模式，已然完全不同。在这样的转变支撑下，2011年4月，离开多米的施凯文由多米第一大股东刘晓松投200万人民币，开始了第三个互联网项目Jing.fm。
施凯文发现，国内的音乐消费者并不像国外那样有自己明确且一贯喜欢的音乐类型，比如喜欢重金属的绝不会听周杰伦，国内一个听众的喜好可能是模糊和混杂的，而现有的音乐搜索是按曲风和演唱者分的，如果你对音乐的分类和歌手了解不多就很难搜到自己想要的音乐。
施凯文想给自己做一个产品，自己做一个歌单，用一个组合型的搜索就能解决问题，比如，输入周杰伦+陶喆+林俊杰+悲伤。随后发生的三件事情使他进一步完善了对产品的想法。
一天上午施凯文正在做设计，听到一首Katy Perry的ET，觉得很来劲，单曲循环一上午，有点腻了，想听点类似的，但是不想听这首了。作为一名音乐专业人士，施凯文迅速地给这首歌做了一个专业的关键词描述：劲爆、舞曲、女声。他自认为很准确和简洁了，可是在音乐网站上搜索，无结果。
另一件触动他的事情来自施凯文的母亲，妈妈睡眠不好，想推荐一些促进睡眠的歌，她说自己想听有小鸟叫的、森林感觉的。对于拥有海量听域的施凯文，这并不是一件难事，他推荐了班得瑞的神秘园。可是，他转念一想，母亲这样非专业的用户，有听音乐的需求，懂得用大白话描述，不懂什么是轻音乐纯音乐之类的音乐术语，她要怎么搜索音乐呢？
最后一件事来自身边的IT人，他们请施凯文推荐歌曲，说自己喜欢小清新，日本动画片里的歌。小清新+日本动画片。定义很准确，但是在音乐网站依旧无法实现搜索。
几个故事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只要同时符合大白话说出来的这几个元素的歌曲，就是用户此时想要听的旋律。但是面对浩如烟海的各种曲库，即便是守着拥有2万首歌曲的iTunes，都无法通过直接搜索给出他们想要的结果。
变得像用户一样
“音乐越来越多，每天国内外不断有新专辑推出，与之对应的，了解音乐的人越来越少了，互联网音乐发展的十几年，大家获得新音乐的方式其实变少了。”施凯文说音乐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不是说上餐馆吃饭，想吃川菜，那就去川菜馆，这是很容易推荐的东西。除了音乐类型，当下听音乐的心情、场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描述。通常搜索产品做的打标签是无法解决这个需求的。
施凯文觉得，有的人看到是摇滚，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点击这个分类，因为在这些人的印象中，摇滚=鼓噪、吵闹，其实，这不是摇滚的全部，古典分类往往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有的人认为古典等同于沉闷，其实，很多悠扬的古典音乐非常动听。施凯文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音乐专业特长，对音乐进行细分，Jing的分类已经做到13大类1430个小分类，除此之外，推荐给用户的歌曲往往只有3首歌的队列，一旦用户对第一首歌进行反应，后面的算法会立即反应，链接到不同分类，推荐的歌曲随之发生动态变化。
施凯文已经近两年不弹钢琴了，刻意地中止练习是为了配合现在的创业产品，他希望自己听歌时，不再习惯性地思考配器和转调，他甚至希望自己忘掉单曲的名字，跟Jing针对的典型用户一样，记不住太多的歌曲名称，也没时间主动发掘很多新歌，用户能清楚地描述出自己现在在哪里，做什么，什么心情，想听什么歌。他觉得这是趋势，国内国外也没人尝试这么做过，施凯文和他的团队都很兴奋，“点播类的业务被大平台做了很多年了，QQ、百度、酷狗、酷我、多米这些千万用户级别的平台做得挺不错，有庞大的后援资金，这样的事情不适合小团队做。电台类产品，豆瓣做得很不错了。他们就是不许用户操作，只是一种伴随性的服务。豆瓣电台的私人兆赫是一个不断收窄的放慢，你用了十几天，跟机器互动频繁，感觉推荐的都很合口味。但是，逐渐地就被固化到一个小范围，某天突然想换个口味，已经做不到了。”
用户其实才是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施凯文觉得，用户描述好自己想要的，Jing快速准确地播放给用户，这是他想提供的服务。
现在，Jing按照每年签订框架协议支付给唱片公司固定的版权费用，施凯文觉得未来的合作模式也许会是：Jing向用户每月收5块钱，唱片公司要去2块分成，1块支付版权，1块归运营商，5毛钱是成本，5毛钱是Jing赚的。
现在的Jing有13名全职员工，包括施凯文在内的大部分员工是技术人员。网站2012年12月上线，App今年一月上线，目前有几十万用户，他们的目标是在今年6月达到百万数量级用户。
回顾施凯文的几次创业，其实是一个专业音乐人逐渐放下“身段”的过程：专业作曲人敌不过市场中劣币驱逐良币，试水音乐社交商业模式暗淡耗不起运营压力，灰色地带的P2P业务被政府一举清除，现在的他坚信移动互联网是解救音乐的最佳平台，他说：“未来的音乐是流媒体的天下，有一款产品，一个月就5块钱，出门回家，听歌无缝链接，随时播放你当下想听的高品质歌曲。这样的产品肯定有市场。”
没想到，莱美文化很快就因为唱片业大环境的衰退以及公司内部管理的问题做不下去了，之后的三次创业再没能“专业对口”，全都是互联网公司，虽然也与音乐相关。弹了十年古典钢琴的施凯文现在已经完全转型为一名全能型的技术人，HTML、JavaScript、PHP、MySQL等等他全部可以上手，一个人可以包办整个网站的设计、前端、后台，他曾经自己写服务器代码，自己攒服务器，去机房恢复数据。他的专业编曲倒成了辅助能力，现在的他已经快两年没有弹琴了，更谈不上作曲。
从专业作曲编曲转型成一个集UI设计师、UE工程师、程序员、公司管理者、投资人关系等诸多功能模块于一身的产品经理，施凯文已经完成了一个质的转变，现在的他仍然每天手指在键盘上下翻飞，但此键盘已非彼键盘，头脑中想到1234567，也不再首先蹦出一串音符。
做唱片
2005年刚进中央音乐学院，施凯文觉得作曲是一件充满荣耀的事情。周围的人听到他会作曲，看自己的眼神都会不一样，靠卖歌日子过得也不错。没成立公司前，施凯文已经开始作曲卖歌，一首曲子能卖到一万多。
很多人评价施凯文的曲风不错，甚至接到选秀节目《超级女声》的单子，给第七八名的超女写歌，后来他还接到过一些电影配乐的单子。刚刚16岁的他看到自己的曲子价格不断上涨，感觉以后的轨迹很明确—成为一个顶级音乐制作人。
成立自己的唱片公司变得顺理成章：一个同学，一个懂唱片发行的朋友，三人合伙的“莱美文化”成立了，模式很简单：制作、编曲，做自己的厂牌，发独立音乐。
但是公司成立后，他感觉事情开始起变化了。一方面压力来自公司运营。原先在宿舍里写歌，没成本；现在房租、员工、维持公司运作等等成本从四面八方扑来。以前一个月卖一两首歌，可以赚两三万，现在公司必须挣到四五万才刚刚保本。几个人只好都跑出去拉客户，但凡能赚钱，广告歌、电影配乐什么都做，公司的状况逐渐好转。
另一方面的变化来自行业自身，几个方面的迹象表现出以专业音乐制作为核心的唱片行业在衰退。一天半夜，施凯文收到一条录音，是某个电影导演发来的，说：“这一段是我哼出来的，你看能不能录进去？”他顿时火冒三丈，这不是明摆着外行领导内行吗？与此同时，他发觉，定制化好像成为歌手选择作曲的固定模式，如果作曲者不希望被定制，那么就接不到这个单子。
作曲的专业门槛在降低是衰退的另一个迹象。“上过一年作曲补习班的人，开口一千块一首歌，会弹乐器的人要价两千。”作曲好像没那么神秘了，施凯文觉得在大家眼中，在地铁里唱歌的人也能行。
光环褪去，施凯文“突然就想抛弃那种生活”，继续做下去不是没有出路，顺着自己的曲风一路延展，施凯文相信自己一年赚五六十万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梦想是什么？更实际的问题是，靠卖曲子收版权费赚钱几乎不可能，和大多数作者一样，他卖曲子都是一锤子买卖，鲜有收到版权费。而申请版权本身费用多达一两万人民币，周期长达三到六个月。
最糟糕的是他发现，卖唱片这件事情压根儿不靠谱了，自己算是重度音乐消费者，但是早已不买CD了。
内外压力让他决定关掉公司，这时他19岁，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
做网站
“最上游的作曲人无法使作品变现，产品质量必然整体下降。” 施凯文想从创作的源头解决唱片业的问题。他想到做一个网站，给音乐人提供一个新的出口，上传自己的歌曲，自由地进行买卖。那些上不了架的音乐可以被更多的人听到，用户可以直接付费，音乐人编曲也就不是一锤子买卖了。
那时施凯文做互联网选择了外包。他找了个开价8000块的公司建网站，一个月时间，施凯文收到的网站设计非常粗陋，他要求的每一个修改都需要单独加钱，最后支付了4000块钱，与其解约，开始自己动手。
25平方米的开间，放进一张大长桌，赶集网上找来两个月薪2000块的程序员，两个月薪1000块的音乐编辑，施凯文第二次创业启程了，网站取名酷Q（Koocu.com）。除了睡觉，施凯文每天待在那个开间里超过20个小时。
初中时跟表哥学过HTML，施凯文边学边做，修长的手指从琴键转移到电脑键盘。自酷Q开始，至日后的Saylikes，Jing.fm从产品架构到设计开发每一个环节，施凯文都深度参与其中。
2010年，他从传统行业找到一个天使投资人，用热情说服其投资150万给自己做音乐P2P业务。Saylikes是施凯文第二个互联网创业项目，与前两个公司花自己的钱不同，终于不花自己的钱创业了，这对于施凯文来说是不小的进步。
网站上线后，6个月时间用户数增长到30多万，团队人数达到23个人，正满心喜悦地筹备扩张，2010年10月，网站突然被政府关掉了。政府的行动并不是针对Saylikes一家，国家版权局联合多部门清理了100多家P2P网站。
投资人得知这个消息，立即撤资。施凯文觉得“天要塌下来了”，离开传统行业两年，还没证明自己，这边几十人跟着自己突然没饭吃了。他从家里借了些钱，给大家开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施凯文向员工坦白：愿意走就走，愿意留是发不出工资的，留下了四五个人，大家坚持到2010年底也各奔东西。
数十日足不出户的施凯文在2011年初，收到多米音乐的邀请，担任产品总监。干了三个月，他就辞职了。多米整体思路是往下走，占领低端用户，施凯文的产品思路则是自上而下。尽管，他也承认中国互联网是由月薪不超过两千的人支撑起来的，他们才愿意花一块钱下十首歌。但最令施凯文困惑的是，中国音乐听众并不是通常市场模型中的金字塔型，而是一个中间断档的纺锤形，高端的听高端，低端的听低端，中间的完全没有过渡。“从北京坐车到另外一个城市，大街小巷播放都是凤凰传奇，他们的编曲实在太糙了。如果说通常类型的编曲应该是AB、ABC、AB，而他们则ABBBBBBB” 施凯文觉得，大多数听众对于他说的“ABBB”类型歌曲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感，与之对应的，高质量编曲的作品传唱度低，买单的人自然更少，优质的制作人只会不断流失。当年跟施凯文一起创业做唱片公司的两个合伙人都不再作曲了，一个开了录音棚，一个做起培训生意。
做产品
互联网是一个消解权威的时代，随着音乐产业数字化，专业音乐创作者在产业中的核心地位逐步让位于渠道与营销，在这个新模式下，很多真正有专业能力的音乐人才离去或转型，但音乐产业并没有消亡，只是以另一种面貌延续，留下来的人必须学会适应它。
做了三个互联网公司的施凯文仍旧不觉得自己是互联网人，他觉得像编曲一样，自己做互联网产品是在做一个艺术品。实际上，艺术品都是表达作者内心的，表达想法的，而产品是随用户而动。施凯文并没有察觉，如此直接面对用户的出品模式与以往传统作曲一锤子买卖，用户（听众）的好评差评再无相干的出品模式，已然完全不同。在这样的转变支撑下，2011年4月，离开多米的施凯文由多米第一大股东刘晓松投200万人民币，开始了第三个互联网项目Jing.fm。
施凯文发现，国内的音乐消费者并不像国外那样有自己明确且一贯喜欢的音乐类型，比如喜欢重金属的绝不会听周杰伦，国内一个听众的喜好可能是模糊和混杂的，而现有的音乐搜索是按曲风和演唱者分的，如果你对音乐的分类和歌手了解不多就很难搜到自己想要的音乐。
施凯文想给自己做一个产品，自己做一个歌单，用一个组合型的搜索就能解决问题，比如，输入周杰伦+陶喆+林俊杰+悲伤。随后发生的三件事情使他进一步完善了对产品的想法。
一天上午施凯文正在做设计，听到一首Katy Perry的ET，觉得很来劲，单曲循环一上午，有点腻了，想听点类似的，但是不想听这首了。作为一名音乐专业人士，施凯文迅速地给这首歌做了一个专业的关键词描述：劲爆、舞曲、女声。他自认为很准确和简洁了，可是在音乐网站上搜索，无结果。
另一件触动他的事情来自施凯文的母亲，妈妈睡眠不好，想推荐一些促进睡眠的歌，她说自己想听有小鸟叫的、森林感觉的。对于拥有海量听域的施凯文，这并不是一件难事，他推荐了班得瑞的神秘园。可是，他转念一想，母亲这样非专业的用户，有听音乐的需求，懂得用大白话描述，不懂什么是轻音乐纯音乐之类的音乐术语，她要怎么搜索音乐呢？
最后一件事来自身边的IT人，他们请施凯文推荐歌曲，说自己喜欢小清新，日本动画片里的歌。小清新+日本动画片。定义很准确，但是在音乐网站依旧无法实现搜索。
几个故事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只要同时符合大白话说出来的这几个元素的歌曲，就是用户此时想要听的旋律。但是面对浩如烟海的各种曲库，即便是守着拥有2万首歌曲的iTunes，都无法通过直接搜索给出他们想要的结果。
变得像用户一样
“音乐越来越多，每天国内外不断有新专辑推出，与之对应的，了解音乐的人越来越少了，互联网音乐发展的十几年，大家获得新音乐的方式其实变少了。”施凯文说音乐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不是说上餐馆吃饭，想吃川菜，那就去川菜馆，这是很容易推荐的东西。除了音乐类型，当下听音乐的心情、场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描述。通常搜索产品做的打标签是无法解决这个需求的。
施凯文觉得，有的人看到是摇滚，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点击这个分类，因为在这些人的印象中，摇滚=鼓噪、吵闹，其实，这不是摇滚的全部，古典分类往往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有的人认为古典等同于沉闷，其实，很多悠扬的古典音乐非常动听。施凯文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音乐专业特长，对音乐进行细分，Jing的分类已经做到13大类1430个小分类，除此之外，推荐给用户的歌曲往往只有3首歌的队列，一旦用户对第一首歌进行反应，后面的算法会立即反应，链接到不同分类，推荐的歌曲随之发生动态变化。
施凯文已经近两年不弹钢琴了，刻意地中止练习是为了配合现在的创业产品，他希望自己听歌时，不再习惯性地思考配器和转调，他甚至希望自己忘掉单曲的名字，跟Jing针对的典型用户一样，记不住太多的歌曲名称，也没时间主动发掘很多新歌，用户能清楚地描述出自己现在在哪里，做什么，什么心情，想听什么歌。他觉得这是趋势，国内国外也没人尝试这么做过，施凯文和他的团队都很兴奋，“点播类的业务被大平台做了很多年了，QQ、百度、酷狗、酷我、多米这些千万用户级别的平台做得挺不错，有庞大的后援资金，这样的事情不适合小团队做。电台类产品，豆瓣做得很不错了。他们就是不许用户操作，只是一种伴随性的服务。豆瓣电台的私人兆赫是一个不断收窄的放慢，你用了十几天，跟机器互动频繁，感觉推荐的都很合口味。但是，逐渐地就被固化到一个小范围，某天突然想换个口味，已经做不到了。”
用户其实才是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施凯文觉得，用户描述好自己想要的，Jing快速准确地播放给用户，这是他想提供的服务。
现在，Jing按照每年签订框架协议支付给唱片公司固定的版权费用，施凯文觉得未来的合作模式也许会是：Jing向用户每月收5块钱，唱片公司要去2块分成，1块支付版权，1块归运营商，5毛钱是成本，5毛钱是Jing赚的。
现在的Jing有13名全职员工，包括施凯文在内的大部分员工是技术人员。网站2012年12月上线，App今年一月上线，目前有几十万用户，他们的目标是在今年6月达到百万数量级用户。
回顾施凯文的几次创业，其实是一个专业音乐人逐渐放下“身段”的过程：专业作曲人敌不过市场中劣币驱逐良币，试水音乐社交商业模式暗淡耗不起运营压力，灰色地带的P2P业务被政府一举清除，现在的他坚信移动互联网是解救音乐的最佳平台，他说：“未来的音乐是流媒体的天下，有一款产品，一个月就5块钱，出门回家，听歌无缝链接，随时播放你当下想听的高品质歌曲。这样的产品肯定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