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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二十年来，特别是2006年以来，有关明清时期滇东北地区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研究问题的视角也变得更为多样，这使得对这一地区的中央治策、改土归流、社会发展状况、环境变迁以及文化碰撞等方面的研究，更为全面深入，这也为下一阶段对该地区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滇东北；明清王朝；治策；综述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3-015-03
有关滇东北地区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这与滇东北地区所具有的复杂的民族关系、多样的自然环境、突出的战略位置以及发生在该地区的激烈的改土归流运动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
199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滇东北的研究便一直持续不断，这些研究主要从滇东北地区的设置归属的变迁、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儒家文化的传播及影响、鄂尔泰及其改流运动等等诸如此类的传统学术视角观察问题。
2000年以来，特别是2006年以来，是滇东北地区研究的井喷期，研究视角也比90年代开阔了许多，关注点从清政府的治边思想、对边疆的管理与控制、少数民族上层与中央的政治博弈、总督建置、绿营兵制，到屯垦、矿业开发、交通道路以及水利设施建设、商人与市场的形成、开发给环境造成的影响，再到灾害研究以及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等等。显然，在对该地区的研究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总结，从而理清这些年来对滇东北地区研究的成果与不足，可以为下一阶段更加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奠定基础。
一、有关中原王朝在滇东北地区的治策及政区变迁的研究
高宏《试析滇川黔交界地区在清代渐趋稳定的原因》[1]认为滇东北在元明时期的隶属不清，是其祸乱不止的根源。而清的改土归流政策以及将经常不服从封建中央控制的乌蒙、东川、镇雄三土司，划归云南就近统治是清代这一地区稳定的关键。文章同时论述了滇东北对于西南地区的战略价值。认为滇东北地区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1）滇川黔交界地区地理位置重要，“锁钥全滇”，对于西南边疆的巩固，意义重大；（2）滇川黔交界地区是云南物资东运的重要通道；（3）滇川黔交界地区铜矿的开采对清政府的施政举足轻重；（4）滇川黔交界地区的民族关系复杂。
李世愉《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变化》[2]论述了清统治者治边思想的新变化。认为清代“大一统”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因此，统治者不再贪图一时之苟安，而力求实现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而这一治边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清前期边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王文光、段丽波《试论明朝对乌蒙等部的治理及其政治搏弈关系》[3]较为系统的总结了明代云南乌蒙等部的相互关系，认为其关系大致经历了前期的不服统治，到之后长达百余年的相安无事，再到明晚期的动乱。认为这中间有地方官吏处置不当的过失。
王开队《边缘化地区的控制》[4]论述了滇东北地区政区的设置与变迁，并对其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5]谈到清代云南绿营兵设置的演变过程，特别谈到改土归流前后绿营兵由云南中心区域向滇东北滇南倾斜的特点。江应梁《中国民族史》[6]论述了明洪武年间对滇东北地区的反复争夺，以及为达到分而治之目的而进行的对其管辖区归属的变动，并建立了卫所、屯田制度，以控遏西南。他同时也提到嘉靖年间因彝族反抗而使得镇雄改流流产以及之后的东川、乌蒙的改流运动。
二、有关滇东北地区改土归流的研究
刘本军《振动与回响》[7]对滇东北乌蒙地区改土归流的过程、背景做了详细的论述，对鄂尔泰在这一过程初期的表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认为其对善后工作的难度认识不够、准备不充分，造成改流后期反抗持续不断，并屡酿事端。
李世愉《清政府对云南的管理与控制》[8]认为土司制度的弊端，尤其是它的割据性，在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之后愈加突出。特别是由于土司所踞之地多是边防重镇、军事要地，这对于清政府来说，更是造成了了对边疆地区的失控局面。土司稍不如意就起兵反叛，不仅造成了边疆地区的动乱，而且给邻国以可乘之机。申江《边缘与自信历史上的昭通文化现象》[8]对清代乌蒙地区的改土归流进行了评价。认为改土归流并非是为了民生幸福着想，而是名为朝廷命官、实为自王其上的独立王国与清廷治权的矛盾。满清对地方势力的过激反应，还跟它过去的边缘地位、当前的一统意志分不开。
杨永福、陶亚敏《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措施之比较》[10]认为雍正年间在西南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满足在这些地区安置流民、开垦荒地和征收赋税以及在这些地区拓建交通线的需要。尤中在《清朝对西南民族地区的设治和经营》[11]中对滇东北地区的改流过程进行了简要叙述。周朝云《改土归流在昭通》[12]对乌蒙地区改流过程，特别是改流中一波三折的抵抗，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杨学琛《清代民族史》[13]认为，滇东北彝族土司的残暴统治，致使民生凋敝，因此非改不可。同时认为改土归流使得当地的经济文化得到发展。
三、有关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的研究
蓝勇《清代滇铜京运对沿途的影响研究兼论明清时期中国西南资源东运工程》[14]对滇铜京运正反两方面作用进行了总结。认为其正面作用有：（1）发展了云南的铜矿业；（2）促进了云南地区、长江地区、运河两岸交通与城镇的发展；3.增加了沿途地区民工就业。而其负面影响有：（1）增大了沿线地行政管理负担；（2）滋生了腐败，影响了沿途的正常运输和社会治安。何伟福《清代滇黔地区的内地商人与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15]认为，清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打通了滇黔地区的驿道与航道，从而使滇黔地区交通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周琼《从血的改革到绿的发展高其悼与昭通屯垦》[16]认同雍正年间滇东北地区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同时也关注了因改流方式、委任流官不当、未及时采取恢复生产措施等原因而给当地带来的灾难。并对高其倬上任后采取的屯垦措施及成果进行了论述。周琼《改土归流后的昭通屯垦》[17]认为，滇东北地区改流过程中所引起的连续不断的屠杀，造成了社会的巨大动荡，破坏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致使滇东北地区的改流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失败境地。而高其倬到云南后，从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措施，使改流的成果得以维持和发展。
徐艳《明清金沙江下游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18]对明代滇东北地区实际的军屯数量进行了考证，认为其数量虽少却对当地社会经济影响巨大。而直接开发又维持和发展了川滇交通线的农业带，建立了若干定期集市，保障了道路的通达，为清代经济的发展，为繁荣兴盛的西南丝绸之路创造了条件。
马廷中《明清云贵地区苗、彝等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状况研究》[19]对明清两代滇东北地区的农业发展情况做了总结。潘先林、潘先银《“改土归流”以来滇川黔交界地区彝族社会的发展变化》[20]认为，改土归流给滇川黔交界地区传统的社会结构所带来的冲击，致使该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使得改流后保留下来的土目的势力迅速衰落，这些彝族土目不得不转而成为彝族大地主。而伴随着改流后清政府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以及玉米和马铃薯两种农作物的传入，使得农业生产得以发展，也促进了本地区彝族传统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的过渡。但随着清中叶以来垦荒面积的不断扩大，自然环境遭到了破坏，再加上当地的自然条件无法承载矿冶业的发展，从而直接造成了云贵地区矿冶业的普遍衰落。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彝区由领主制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过渡的最后完成。
田千来《清康雍乾时期云南自然灾害及其应对机制》[21]谈到康雍乾三朝东川府遭受三次地震两次水灾两次雪灾，论证了饥荒与战争、水灾与吏治腐败以及战争的关系。他认为鄂尔泰对乌蒙的镇压采用的烧杀政策对当地的人口和森林造成了破坏，改土归流后大量的汉族移民涌入，又使得人口高速增长并超出了土地的承载能力，而过度的开垦又使自然灾害更加频发，玉米番薯等耐旱作物的种植以及采矿业的需要，也使森林被大量砍伐。杨永福，段金生《清代经营西部政策述论》[22]提到了云南在乾嘉时期人口的增长，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对滇东北生态环境的破坏。邓沛《论明清时期在金沙江下游地区进行的木政活动》[23]对明清时期修建皇宫所费之金沙江木材状况做了统计。羊枣《试论明清时期的木政》[24]论述了明清两代在昭通地区的皇木采办事宜，认为采运楠木给当时林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致使昭通的盐津一带楠木绝迹。
四、有关儒家文化在滇东北彝族地区传播与影响的研究
潘先林、潘先银《改土归流以来儒学在滇川黔彝区的传播及其影响》[25]对“改土归流”后，清王朝在滇川黔交界地区的设学情况进行了简单回顾，认为直接针对当地彝族的义学，推动了彝族地区儒学文化的发展，并使得彝族人民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认为儒家文化已对该地区彝族上层的思想行为产生了影响，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仍然怀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并表现出对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关切。他对清政府在该地区施行的文化措施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这一措施提高了彝族人民的儒学文化水平，增强了彝族人民对主体文化和主体民族的认同，并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整体民族意识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陇永志《封建时代汉族文人对彝族上层的影响》[26]谈到了明代从洪武年间开始，要求土司子女入太学受业，使得儒学得以影响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而到了明代后期，大量汉族文人开始走进上司、土目之家。他认为这种人员的流动，在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沟通边疆同内地的联系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许多论著，像方铁《西南通史》[27]、王钟翰《中国民族史》[28]、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29]，这些论著虽然也提到了云南地区，但有关滇东北地区的论述却只是寥寥数语，这不得不说是这些论著的小小缺憾。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近二十年来，学界对于滇东北地区的关注一直持续不断，而也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关注，使得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研究视角也开阔了许多，对王朝在该地区的经营也不再是一味的歌功颂德，开始从对环境的破坏等角度对中原王朝的政策进行反思。但这些并不表示，对于该地区的研究已经没有了继续突破的可能。
首先，对于中原王朝治策的研究绝大部分仍然是从王朝的视角去分析和看待问题，其造成的结果就是对于中原王朝施行的政策的评价也往往变成了欠缺实证主义的评价。要摆脱这种局面，就需要更多的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坚持做到从实际存在的现象出发，反过来去思考政策，而不能像现在这样首先从政策出发，想象或者说展望一下可能产生的结果，就草草地转回头去评价政策。
其次，对于乌蒙地区改土归流的研究，学界一直没有说清楚，为什么残酷的土司统治，却没有换来当地彝族对于改土归流政策的认同，反而是改土归流政策激起了当地彝族的激烈的反抗，这仅仅用改流后，官员的腐败来解释，不免让人觉得牵强。而像这样的一个在当地引起激烈反抗的政策，很少有学者站在彝族的立场上对其进行反思，反而站在大一统的观点上去论证其是否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有意忽略改流过程中方法、手段的可选择性问题。
再次，对于儒学给当地带来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也不像人类学研究那样，首先从观察到的具体的事例出发，来分析其背后显现出来的文化变迁。也没有定量的去分析不同时期这一地区汉族移民的具体数量、分布以及移民与当地彝族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转化，从而去说清楚相互文化的互动。再有，在文化碰撞的过程中，如果不是一方占有绝对优势，那么它产生的影响往往就会是是双向的，汉文化对当地少数民族会产生影响，同样少数民族文化也会影响汉族移民。而现在的相关研究却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突出了移民对当地人影响，而忽略了后者。不仅如此，文化碰撞在这样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儒家文化很难发挥其优势的山区展开，不可避免的要出现反复，中原王朝在当地的势力衰弱时，移民反而有可能被少数民族同化。显而易见，对于儒家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互动过程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最后，改土归流前后的滇东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其事实上处在一种边缘地带，而这种边缘地带恰恰给我们提供了用族群学理论，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机会。总之，对于滇东北地区的研究，还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高宏.试析滇川黔交界地区在清代渐趋稳定的原因[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1）.
[2]李世愉.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变化[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1）.
[3]王文光，段丽波.试论明朝对乌蒙等部的治理及其政治搏弈关系[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4]王开队.边缘化地区的控制[D].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5]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D].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02.
[6]江应梁.中国民族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7]刘本军.振动与回响[D].云南大学博士论文，1999.
[8]李世愉.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变化[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1）.
[9]申江.边缘与自信历史上的昭通文化现象[J].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2）.
[10]杨永福，陶亚敏.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措施之比较[J].贵州民族研究，2007（1）.
[11]尤中.清朝对西南民族地区的设治和经营[J].云南社会科学，1993（3）.
[12]周朝云.改土归流在昭通[J].昭通师专学报（季刊综合版），1998（1、2）.
[13]杨学琛.清代民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14]蓝勇.清代滇铜京运对沿途的影响研究兼论明清时期中国西南资源东运工程[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15]何伟福.清代滇黔地区的内地商人与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J].思想战线，2007（6）.
[16]周琼.从血的改革到绿的发展高其悼与昭通屯垦[J].贵州民族研究，2001（3）.
[17]周琼.改土归流后的昭通屯垦[J].民族研究，2001（6）.
[18]徐艳.明清金沙江下游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19]马廷中.明清云贵地区苗、彝等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状况研究[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3（1）.
[20]潘先林、潘先银.“改土归流”以来滇川黔交界地区彝族社会的发展变化[J].昆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
[21]田千来.清康雍乾时期云南自然灾害及其应对机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22]杨永福，段金生.清代经营西部政策述论[J].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1）.
[23]邓沛.论明清时期在金沙江下游地区进行的木政活动[J].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6（2）.
[24]羊枣.试论明清时期的木政[J].曲靖师专学报，1994（4）.
[25]潘先林、潘先银.改土归流以来儒学在滇川黔彝区的传播及其影响[J].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7（6）.
[26]陇永志.封建时代汉族文人对彝族上层的影响[N].云南政协报，2000（3）.
[27]方铁.西南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28]王钟翰.中国民族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9]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M].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究生。
关键词：滇东北；明清王朝；治策；综述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3-015-03
有关滇东北地区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这与滇东北地区所具有的复杂的民族关系、多样的自然环境、突出的战略位置以及发生在该地区的激烈的改土归流运动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
199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滇东北的研究便一直持续不断，这些研究主要从滇东北地区的设置归属的变迁、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儒家文化的传播及影响、鄂尔泰及其改流运动等等诸如此类的传统学术视角观察问题。
2000年以来，特别是2006年以来，是滇东北地区研究的井喷期，研究视角也比90年代开阔了许多，关注点从清政府的治边思想、对边疆的管理与控制、少数民族上层与中央的政治博弈、总督建置、绿营兵制，到屯垦、矿业开发、交通道路以及水利设施建设、商人与市场的形成、开发给环境造成的影响，再到灾害研究以及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等等。显然，在对该地区的研究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总结，从而理清这些年来对滇东北地区研究的成果与不足，可以为下一阶段更加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奠定基础。
一、有关中原王朝在滇东北地区的治策及政区变迁的研究
高宏《试析滇川黔交界地区在清代渐趋稳定的原因》[1]认为滇东北在元明时期的隶属不清，是其祸乱不止的根源。而清的改土归流政策以及将经常不服从封建中央控制的乌蒙、东川、镇雄三土司，划归云南就近统治是清代这一地区稳定的关键。文章同时论述了滇东北对于西南地区的战略价值。认为滇东北地区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1）滇川黔交界地区地理位置重要，“锁钥全滇”，对于西南边疆的巩固，意义重大；（2）滇川黔交界地区是云南物资东运的重要通道；（3）滇川黔交界地区铜矿的开采对清政府的施政举足轻重；（4）滇川黔交界地区的民族关系复杂。
李世愉《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变化》[2]论述了清统治者治边思想的新变化。认为清代“大一统”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因此，统治者不再贪图一时之苟安，而力求实现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而这一治边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清前期边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王文光、段丽波《试论明朝对乌蒙等部的治理及其政治搏弈关系》[3]较为系统的总结了明代云南乌蒙等部的相互关系，认为其关系大致经历了前期的不服统治，到之后长达百余年的相安无事，再到明晚期的动乱。认为这中间有地方官吏处置不当的过失。
王开队《边缘化地区的控制》[4]论述了滇东北地区政区的设置与变迁，并对其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5]谈到清代云南绿营兵设置的演变过程，特别谈到改土归流前后绿营兵由云南中心区域向滇东北滇南倾斜的特点。江应梁《中国民族史》[6]论述了明洪武年间对滇东北地区的反复争夺，以及为达到分而治之目的而进行的对其管辖区归属的变动，并建立了卫所、屯田制度，以控遏西南。他同时也提到嘉靖年间因彝族反抗而使得镇雄改流流产以及之后的东川、乌蒙的改流运动。
二、有关滇东北地区改土归流的研究
刘本军《振动与回响》[7]对滇东北乌蒙地区改土归流的过程、背景做了详细的论述，对鄂尔泰在这一过程初期的表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认为其对善后工作的难度认识不够、准备不充分，造成改流后期反抗持续不断，并屡酿事端。
李世愉《清政府对云南的管理与控制》[8]认为土司制度的弊端，尤其是它的割据性，在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之后愈加突出。特别是由于土司所踞之地多是边防重镇、军事要地，这对于清政府来说，更是造成了了对边疆地区的失控局面。土司稍不如意就起兵反叛，不仅造成了边疆地区的动乱，而且给邻国以可乘之机。申江《边缘与自信历史上的昭通文化现象》[8]对清代乌蒙地区的改土归流进行了评价。认为改土归流并非是为了民生幸福着想，而是名为朝廷命官、实为自王其上的独立王国与清廷治权的矛盾。满清对地方势力的过激反应，还跟它过去的边缘地位、当前的一统意志分不开。
杨永福、陶亚敏《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措施之比较》[10]认为雍正年间在西南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满足在这些地区安置流民、开垦荒地和征收赋税以及在这些地区拓建交通线的需要。尤中在《清朝对西南民族地区的设治和经营》[11]中对滇东北地区的改流过程进行了简要叙述。周朝云《改土归流在昭通》[12]对乌蒙地区改流过程，特别是改流中一波三折的抵抗，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杨学琛《清代民族史》[13]认为，滇东北彝族土司的残暴统治，致使民生凋敝，因此非改不可。同时认为改土归流使得当地的经济文化得到发展。
三、有关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的研究
蓝勇《清代滇铜京运对沿途的影响研究兼论明清时期中国西南资源东运工程》[14]对滇铜京运正反两方面作用进行了总结。认为其正面作用有：（1）发展了云南的铜矿业；（2）促进了云南地区、长江地区、运河两岸交通与城镇的发展；3.增加了沿途地区民工就业。而其负面影响有：（1）增大了沿线地行政管理负担；（2）滋生了腐败，影响了沿途的正常运输和社会治安。何伟福《清代滇黔地区的内地商人与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15]认为，清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打通了滇黔地区的驿道与航道，从而使滇黔地区交通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周琼《从血的改革到绿的发展高其悼与昭通屯垦》[16]认同雍正年间滇东北地区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同时也关注了因改流方式、委任流官不当、未及时采取恢复生产措施等原因而给当地带来的灾难。并对高其倬上任后采取的屯垦措施及成果进行了论述。周琼《改土归流后的昭通屯垦》[17]认为，滇东北地区改流过程中所引起的连续不断的屠杀，造成了社会的巨大动荡，破坏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致使滇东北地区的改流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失败境地。而高其倬到云南后，从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措施，使改流的成果得以维持和发展。
徐艳《明清金沙江下游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18]对明代滇东北地区实际的军屯数量进行了考证，认为其数量虽少却对当地社会经济影响巨大。而直接开发又维持和发展了川滇交通线的农业带，建立了若干定期集市，保障了道路的通达，为清代经济的发展，为繁荣兴盛的西南丝绸之路创造了条件。
马廷中《明清云贵地区苗、彝等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状况研究》[19]对明清两代滇东北地区的农业发展情况做了总结。潘先林、潘先银《“改土归流”以来滇川黔交界地区彝族社会的发展变化》[20]认为，改土归流给滇川黔交界地区传统的社会结构所带来的冲击，致使该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使得改流后保留下来的土目的势力迅速衰落，这些彝族土目不得不转而成为彝族大地主。而伴随着改流后清政府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以及玉米和马铃薯两种农作物的传入，使得农业生产得以发展，也促进了本地区彝族传统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的过渡。但随着清中叶以来垦荒面积的不断扩大，自然环境遭到了破坏，再加上当地的自然条件无法承载矿冶业的发展，从而直接造成了云贵地区矿冶业的普遍衰落。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彝区由领主制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过渡的最后完成。
田千来《清康雍乾时期云南自然灾害及其应对机制》[21]谈到康雍乾三朝东川府遭受三次地震两次水灾两次雪灾，论证了饥荒与战争、水灾与吏治腐败以及战争的关系。他认为鄂尔泰对乌蒙的镇压采用的烧杀政策对当地的人口和森林造成了破坏，改土归流后大量的汉族移民涌入，又使得人口高速增长并超出了土地的承载能力，而过度的开垦又使自然灾害更加频发，玉米番薯等耐旱作物的种植以及采矿业的需要，也使森林被大量砍伐。杨永福，段金生《清代经营西部政策述论》[22]提到了云南在乾嘉时期人口的增长，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对滇东北生态环境的破坏。邓沛《论明清时期在金沙江下游地区进行的木政活动》[23]对明清时期修建皇宫所费之金沙江木材状况做了统计。羊枣《试论明清时期的木政》[24]论述了明清两代在昭通地区的皇木采办事宜，认为采运楠木给当时林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致使昭通的盐津一带楠木绝迹。
四、有关儒家文化在滇东北彝族地区传播与影响的研究
潘先林、潘先银《改土归流以来儒学在滇川黔彝区的传播及其影响》[25]对“改土归流”后，清王朝在滇川黔交界地区的设学情况进行了简单回顾，认为直接针对当地彝族的义学，推动了彝族地区儒学文化的发展，并使得彝族人民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认为儒家文化已对该地区彝族上层的思想行为产生了影响，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仍然怀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并表现出对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关切。他对清政府在该地区施行的文化措施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这一措施提高了彝族人民的儒学文化水平，增强了彝族人民对主体文化和主体民族的认同，并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整体民族意识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陇永志《封建时代汉族文人对彝族上层的影响》[26]谈到了明代从洪武年间开始，要求土司子女入太学受业，使得儒学得以影响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而到了明代后期，大量汉族文人开始走进上司、土目之家。他认为这种人员的流动，在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沟通边疆同内地的联系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许多论著，像方铁《西南通史》[27]、王钟翰《中国民族史》[28]、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29]，这些论著虽然也提到了云南地区，但有关滇东北地区的论述却只是寥寥数语，这不得不说是这些论著的小小缺憾。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近二十年来，学界对于滇东北地区的关注一直持续不断，而也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关注，使得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研究视角也开阔了许多，对王朝在该地区的经营也不再是一味的歌功颂德，开始从对环境的破坏等角度对中原王朝的政策进行反思。但这些并不表示，对于该地区的研究已经没有了继续突破的可能。
首先，对于中原王朝治策的研究绝大部分仍然是从王朝的视角去分析和看待问题，其造成的结果就是对于中原王朝施行的政策的评价也往往变成了欠缺实证主义的评价。要摆脱这种局面，就需要更多的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坚持做到从实际存在的现象出发，反过来去思考政策，而不能像现在这样首先从政策出发，想象或者说展望一下可能产生的结果，就草草地转回头去评价政策。
其次，对于乌蒙地区改土归流的研究，学界一直没有说清楚，为什么残酷的土司统治，却没有换来当地彝族对于改土归流政策的认同，反而是改土归流政策激起了当地彝族的激烈的反抗，这仅仅用改流后，官员的腐败来解释，不免让人觉得牵强。而像这样的一个在当地引起激烈反抗的政策，很少有学者站在彝族的立场上对其进行反思，反而站在大一统的观点上去论证其是否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有意忽略改流过程中方法、手段的可选择性问题。
再次，对于儒学给当地带来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也不像人类学研究那样，首先从观察到的具体的事例出发，来分析其背后显现出来的文化变迁。也没有定量的去分析不同时期这一地区汉族移民的具体数量、分布以及移民与当地彝族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转化，从而去说清楚相互文化的互动。再有，在文化碰撞的过程中，如果不是一方占有绝对优势，那么它产生的影响往往就会是是双向的，汉文化对当地少数民族会产生影响，同样少数民族文化也会影响汉族移民。而现在的相关研究却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突出了移民对当地人影响，而忽略了后者。不仅如此，文化碰撞在这样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儒家文化很难发挥其优势的山区展开，不可避免的要出现反复，中原王朝在当地的势力衰弱时，移民反而有可能被少数民族同化。显而易见，对于儒家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互动过程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最后，改土归流前后的滇东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其事实上处在一种边缘地带，而这种边缘地带恰恰给我们提供了用族群学理论，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机会。总之，对于滇东北地区的研究，还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高宏.试析滇川黔交界地区在清代渐趋稳定的原因[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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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