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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俄国新闻界中少有的车臣问题记者和专家，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对俄罗斯政治前景的判断是错误的，而她自己也为此搭上了性命。舆论据此猜测，在新一波席卷俄罗斯商界、政界和新闻界的暗杀风潮中，后普京时代的权争可能已经开始。
政治谋杀
俄罗斯《新报》女记者安娜·波利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被暗杀后，作为新报的股东，戈尔巴乔夫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谋杀。是出于报复目的的行凶”。俄罗斯官方尽管竭力降低这件事的政治意义，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一起“与被害者职业紧密相关”的谋杀。俄罗斯媒体和在野的政治家则一致认为，这是一起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谋杀。
除了关注车臣的人权外，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还在独立调查莫斯科戏院和别斯兰事件中数百人质死亡的真正原因，并且一直在揭露俄国军队的腐败问题。叶利钦时代就有记者因为调查俄国军队腐败问题被暗杀，3名海军军官被指控参与此事，但3人最后都无罪获释。可以说，她在政治上的敌人不止一个。
在2004年的别斯兰人质事件中，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就差点因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积极”而送命。她利用自己在车臣的私人关系为车臣分裂势力领导人马斯哈多夫和普京在别斯兰见面牵线搭桥，但总统办公厅坚决地拒绝了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并要求她再也不要有类似的念头。在从莫斯科返回别斯兰的飞机上，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突然中毒，正好有一名军医也在飞机上，才得以挽回性命。《新报》就此向法庭递交了诉状，但调查很快就陷入僵局而不了了之。
这次中毒事件后，这位45岁的女记者身体已经衰弱不堪，她的朋友和家人当时就劝她离开俄国，但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认为，“离开是对自己祖国不忠实的表现”。而她不愿离开俄罗斯的另一个原因是，2004年底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先后爆发了“颜色革命”，她认为俄国的政治情势在此影响下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2005年7月，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新书《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在巴黎出版。恰在此时，由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俄全国都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的游行，这让她觉得“乌克兰式的颜色革命在俄国的发生不再是那么不现实的了”。在这本新书中，她也对普京体制的“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预言俄国不久就将爆发一场全国性的革命，那将会是“一个反普京的联合阵线，共产党人、退休者、民族主义者和自由派都将参与”。在书中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激情四溢地写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乌克兰和吉尔吉斯那样推翻前苏联遗留下来的专制统治，我们的小兄弟们都已经做到了，为什么我们不能?”
但事实证明，她只是一个优秀的记者，而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活动家。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对俄罗斯政治前景的判断是错误的，而她自己也为此搭上了性命。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书中寄予厚望的祖国党领袖罗格津在担任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后已俨然“体制中人”，而其他的“自由党人则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尤先科”，在日益强大的民族主义力量面前，其他的政治派别不要说对抗执政党，能生存下去就已经是一个奇迹。
依靠石油美元堆积起来的经济复苏，普京成功地唤醒了俄罗斯人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为自己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在这样的背景下，像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这样对现政权持续不断地批评很容易被看作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有时会被当作是反俄的，从而招致“合法的”打压。赫鲁晓夫的孙女尼娜认为，这样的凶杀让人想起了前苏联时期克格勃的黄金时代，一个人说消失就消失，没有人为此负责，因为这是整个体系的一部分。在现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在政治目的的推动下成为一种新的强势意识形态，并不断向各个领域蔓延，这将使转型中的俄罗斯又重新回到前苏联的那种持不同政见者时代的危险。但对于统治集团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该集团自身的利益，普京将之解读为“可控民主”下的稳定，至少要看起来如此。就像这次波利特科夫斯卡娅遇害，可被怀疑的人很多，但俄罗斯大部分媒体人士认为，最大的幕后凶手是体制的原罪。
车臣：强制的和平
由于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遇刺前发表了许多对车臣总理卡德罗夫不利的调查和言论。因此媒体对于凶手有三种猜测，一是卡德罗夫及其支持者。《新报》已经将其列为最大的嫌疑犯，并且公布了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生前未完成的有关卡德罗夫参与虐待车臣平民的文章。车臣本地的强力部门也被指责涉嫌其中。二是想陷害卡德罗夫的人，目的就是要嫁祸于小卡德罗夫，阻止他登上车臣总统的宝座。卡德罗夫10月5日，也就是在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杀前两天年满30岁，将有资格参选车臣总统。车臣首任民选总统、其父老卡德罗夫2004年被分裂势力暗杀后，卡德罗夫被普京从车臣内务部副部长擢升为车臣总理，他从此也被看作是普京坚定的同盟者，并成为普京实施车臣化方案(即由车臣人自己管理车臣)的最忠实人选。据称他手底下的私人武装已达到2.5万人。卡德罗夫父子俩在90年代都是反俄派，但后来接受了莫斯科的招降转而帮助克里姆林宫清剿分裂势力。三是想破坏普京车臣政策的人。车臣化方案最大的特点就是要稳定而不是要战争。卡德罗夫在自己的生日庆典上曾经表示，“在车臣现在已建立起秩序，我本人将坚决维护这一秩序”。卡德罗夫任总理期间，首府格罗兹尼的机场得到重建，莫斯科与车臣中断5年的航班也得以重新开通。卡德罗夫将此作为车臣复兴的起点，并多次表示他希望车臣在世人眼中不再是一个战斗的地方，而是经济复苏之地。而凶手选在普京生日当天行凶，分析家们认为这很可能不是巧合，而是有意想要挑起克里姆林宫与车臣之间的新仇恨。在暗杀发生前一个星期，互联网上公开过一份俄罗斯右翼组织“俄罗斯意志”的暗杀名单，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名列其中。这个组织号召“爱国者们”杀死“俄罗斯的敌人”。
作为俄国新闻界中少有的车臣问题记者和专家，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从一开始就反对莫斯科在高加索地区的军事政策。她坚持认为，车臣的冲突是俄国情报机构在这里的秘密活动所引起的。这样的立场让她赢得了分裂势力的信任，匪徒们点名要求她参与同官方的谈判。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还是唯一与巴萨耶夫保持着直接联系的记者。今年7月巴萨耶夫被俄军击毙后，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接受意大利《共和报》采访时认为，巴萨耶夫是“中了俄国情报机构的圈套”而被杀死的。根据她掌握的材料，巴萨耶夫在此前已经多次和俄国情报机构联系，并表示了投降的愿望。在这样的情况下，巴萨耶夫应该被逮捕并送交法庭审判，这样才是一个公正的结果。因此，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相信杀死巴萨耶夫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考虑，目的就是表明莫斯科长期坚持的车臣政策终于取得了一个标志性的胜利，从而对国内有一个交待。此外，赶在莫斯科G8峰会前解 决巴萨耶夫，也算是“对车臣问题有一个了结”，免得西方在峰会上再次鼓噪车臣问题。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认为，杀死巴萨耶夫的决定肯定是由普京亲自拍板的。
在马斯哈多夫、巴萨耶夫这一批老牌分裂势力领导人被击毙后，车臣问题确实开始逐渐淡出俄国媒体的话语圈。但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认为，车臣战争并不会因为这些人的死而结束，车臣问题也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克里姆林宫现在的政策就是把巴萨耶夫帮换成了卡德罗夫帮，后者相对温和也更忠于莫斯科。俄罗斯人和高加索各民族之间的历史积怨和矛盾仍然没有解决，而且经过长达12年的战争，许多车臣年轻人已经无法想象没有战争、没有仇恨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因此，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车臣：俄罗斯的耻辱》一书中把车臣现在的这种和平称为“强制的和平”，认为即便是生活在同一个主权空间下，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解决不了，仇恨和由此引起的战争就永远不会有尽头。但迄今为止，车臣问题的最终决定权并没有交还给格罗兹尼，而仍然在克里姆林宫的一小部分人手中。
权争开始
过去15年中，俄罗斯共有42名记者因工作而遭谋害，在普京的6年任期内，也有12名记者遭到暗杀。《新报》已成立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命案调查小组与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基金会，悬赏2500万卢布缉查真凶，这些动作显示，该报对检方侦破此案丝毫没有信心，尽管总检察官长柴卡已宣布将亲自侦办此案。
波里特科夫斯卡娅被杀后一周，俄塔社商业主管沃罗宁身中多刀死于家中；10月16日，莫斯科商业银行经理坎特尔遭一伙匪徒乱枪扫射身亡；18日，远东达利涅戈尔斯克市市长候选人佛特雅诺夫又遭不明身份者枪杀。再往前一个月，俄罗斯央行第一副行长科兹洛夫调查洗钱而遇刺身亡。
接连这么多的暗杀让人想起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而《公报》的回答是，情况要比那时更糟。根据俄内务部的统计，2000～2005年俄罗斯凶杀案的平均立案数目比1992～1999年增加了10.6％。1990年代最高峰1995年的立案数是3.17万起，而2002年已经达到3.23万起。在叶利钦时代，每10万人中有19人遭到凶杀，在普京时代，这一数字增加到22人，而同期美国的对应数字是5，其犯罪高峰1980年也不过是10.2。俄罗斯的警察数目是80万，相当于每10万人中有超过550名护法人员，而欧洲每10万人只有300个警察，但凶杀案数字不到2。在俄罗斯，对警察的信任指数一直在零以下，今年9月最新的指数是负24。
俄罗斯人变得富裕了，但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安宁。新一波的暗杀风潮现在已经席卷俄罗斯商界、政界和新闻界，这些领域从苏联解体以来就一直被认为是最危险的职业。截至现在，已经有261名新闻工作者被杀，近千名企业家被杀，近百名政治活动家被杀。专家们统计，现在每年带有政治、经济背景的惩戒性凶杀达到500起，但实际上这个数字可能还要高出一倍，因为许多这种案件的受害者都不敢报案。
俄罗斯著名政论家梅德韦杰夫认为，凶杀数量的增加可能证实了后普京时代的权争已经开始。由于目前正是俄罗斯政权转变的关键时刻，明年杜马大选，后年总统大选，而普京的任期将全部结束。因此，“那些希望利用局势动荡谋取利益的人，现在已经着手寻找他们新的牺牲品”。
普京在任内以强力手段在俄罗斯建立起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但随着他即将卸任，各派势力之间的斗争又开始抬头，不管未来是谁上台，各派力量现在就要抓住一切机会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源，以便在新的权力分配中占得先机，同时还不能在对手面前显示出政治上的软弱，否则就很可能被取而代之。而更复杂的是，普京是否会真正交出权力以及将权力交给谁，这已成为克里姆林宫集团内部斗争的导火索。
由于政治原因在美国流亡的棋王卡斯帕罗夫认为，如果普京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在目前这种威权主义体制下他作为权力中心的离去必然会导致一场政治上的混乱，流放、驱逐出境、打人深牢这些苏联时代常用的政治手段将会再次上演。卡斯帕罗夫预计，这样一场斗争可能要殃及俄罗斯10％的人。
正因为如此，普京身边的人现在已经在着手准备普京的第三次任期，要求普京再次竞选总统的动议和呼声不断。问题不在于宪法，这只是技术性问题，条款随时可以修改，只要时机合适。最大的问题在于，如果普京不顾自己多次的公开表态而继续连任的话，俄国将彻底丧失她在西方世界的合法性。这对俄罗斯可能是一场历史性的灾难。
在2004年克里姆林宫破坏了叶利钦时代政商两界达成的政治互信，用行政手段摧毁尤科斯之后，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就是他们可以重新采取不择手段的方式清除自己竞争对手的信号。普京总统的权力布局和交接因为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死将变得更为复杂。在2000年上台时，普京向俄罗斯人民保证将建立法制和秩序。在自己6年的任期内，他确实在努力解决问题并已实现自己当初的承诺，但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恰恰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政治谋杀
俄罗斯《新报》女记者安娜·波利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被暗杀后，作为新报的股东，戈尔巴乔夫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谋杀。是出于报复目的的行凶”。俄罗斯官方尽管竭力降低这件事的政治意义，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一起“与被害者职业紧密相关”的谋杀。俄罗斯媒体和在野的政治家则一致认为，这是一起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谋杀。
除了关注车臣的人权外，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还在独立调查莫斯科戏院和别斯兰事件中数百人质死亡的真正原因，并且一直在揭露俄国军队的腐败问题。叶利钦时代就有记者因为调查俄国军队腐败问题被暗杀，3名海军军官被指控参与此事，但3人最后都无罪获释。可以说，她在政治上的敌人不止一个。
在2004年的别斯兰人质事件中，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就差点因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积极”而送命。她利用自己在车臣的私人关系为车臣分裂势力领导人马斯哈多夫和普京在别斯兰见面牵线搭桥，但总统办公厅坚决地拒绝了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并要求她再也不要有类似的念头。在从莫斯科返回别斯兰的飞机上，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突然中毒，正好有一名军医也在飞机上，才得以挽回性命。《新报》就此向法庭递交了诉状，但调查很快就陷入僵局而不了了之。
这次中毒事件后，这位45岁的女记者身体已经衰弱不堪，她的朋友和家人当时就劝她离开俄国，但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认为，“离开是对自己祖国不忠实的表现”。而她不愿离开俄罗斯的另一个原因是，2004年底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先后爆发了“颜色革命”，她认为俄国的政治情势在此影响下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2005年7月，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新书《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在巴黎出版。恰在此时，由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俄全国都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的游行，这让她觉得“乌克兰式的颜色革命在俄国的发生不再是那么不现实的了”。在这本新书中，她也对普京体制的“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预言俄国不久就将爆发一场全国性的革命，那将会是“一个反普京的联合阵线，共产党人、退休者、民族主义者和自由派都将参与”。在书中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激情四溢地写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乌克兰和吉尔吉斯那样推翻前苏联遗留下来的专制统治，我们的小兄弟们都已经做到了，为什么我们不能?”
但事实证明，她只是一个优秀的记者，而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活动家。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对俄罗斯政治前景的判断是错误的，而她自己也为此搭上了性命。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书中寄予厚望的祖国党领袖罗格津在担任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后已俨然“体制中人”，而其他的“自由党人则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尤先科”，在日益强大的民族主义力量面前，其他的政治派别不要说对抗执政党，能生存下去就已经是一个奇迹。
依靠石油美元堆积起来的经济复苏，普京成功地唤醒了俄罗斯人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为自己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在这样的背景下，像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这样对现政权持续不断地批评很容易被看作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有时会被当作是反俄的，从而招致“合法的”打压。赫鲁晓夫的孙女尼娜认为，这样的凶杀让人想起了前苏联时期克格勃的黄金时代，一个人说消失就消失，没有人为此负责，因为这是整个体系的一部分。在现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在政治目的的推动下成为一种新的强势意识形态，并不断向各个领域蔓延，这将使转型中的俄罗斯又重新回到前苏联的那种持不同政见者时代的危险。但对于统治集团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该集团自身的利益，普京将之解读为“可控民主”下的稳定，至少要看起来如此。就像这次波利特科夫斯卡娅遇害，可被怀疑的人很多，但俄罗斯大部分媒体人士认为，最大的幕后凶手是体制的原罪。
车臣：强制的和平
由于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遇刺前发表了许多对车臣总理卡德罗夫不利的调查和言论。因此媒体对于凶手有三种猜测，一是卡德罗夫及其支持者。《新报》已经将其列为最大的嫌疑犯，并且公布了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生前未完成的有关卡德罗夫参与虐待车臣平民的文章。车臣本地的强力部门也被指责涉嫌其中。二是想陷害卡德罗夫的人，目的就是要嫁祸于小卡德罗夫，阻止他登上车臣总统的宝座。卡德罗夫10月5日，也就是在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杀前两天年满30岁，将有资格参选车臣总统。车臣首任民选总统、其父老卡德罗夫2004年被分裂势力暗杀后，卡德罗夫被普京从车臣内务部副部长擢升为车臣总理，他从此也被看作是普京坚定的同盟者，并成为普京实施车臣化方案(即由车臣人自己管理车臣)的最忠实人选。据称他手底下的私人武装已达到2.5万人。卡德罗夫父子俩在90年代都是反俄派，但后来接受了莫斯科的招降转而帮助克里姆林宫清剿分裂势力。三是想破坏普京车臣政策的人。车臣化方案最大的特点就是要稳定而不是要战争。卡德罗夫在自己的生日庆典上曾经表示，“在车臣现在已建立起秩序，我本人将坚决维护这一秩序”。卡德罗夫任总理期间，首府格罗兹尼的机场得到重建，莫斯科与车臣中断5年的航班也得以重新开通。卡德罗夫将此作为车臣复兴的起点，并多次表示他希望车臣在世人眼中不再是一个战斗的地方，而是经济复苏之地。而凶手选在普京生日当天行凶，分析家们认为这很可能不是巧合，而是有意想要挑起克里姆林宫与车臣之间的新仇恨。在暗杀发生前一个星期，互联网上公开过一份俄罗斯右翼组织“俄罗斯意志”的暗杀名单，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名列其中。这个组织号召“爱国者们”杀死“俄罗斯的敌人”。
作为俄国新闻界中少有的车臣问题记者和专家，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从一开始就反对莫斯科在高加索地区的军事政策。她坚持认为，车臣的冲突是俄国情报机构在这里的秘密活动所引起的。这样的立场让她赢得了分裂势力的信任，匪徒们点名要求她参与同官方的谈判。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还是唯一与巴萨耶夫保持着直接联系的记者。今年7月巴萨耶夫被俄军击毙后，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接受意大利《共和报》采访时认为，巴萨耶夫是“中了俄国情报机构的圈套”而被杀死的。根据她掌握的材料，巴萨耶夫在此前已经多次和俄国情报机构联系，并表示了投降的愿望。在这样的情况下，巴萨耶夫应该被逮捕并送交法庭审判，这样才是一个公正的结果。因此，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相信杀死巴萨耶夫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考虑，目的就是表明莫斯科长期坚持的车臣政策终于取得了一个标志性的胜利，从而对国内有一个交待。此外，赶在莫斯科G8峰会前解 决巴萨耶夫，也算是“对车臣问题有一个了结”，免得西方在峰会上再次鼓噪车臣问题。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认为，杀死巴萨耶夫的决定肯定是由普京亲自拍板的。
在马斯哈多夫、巴萨耶夫这一批老牌分裂势力领导人被击毙后，车臣问题确实开始逐渐淡出俄国媒体的话语圈。但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认为，车臣战争并不会因为这些人的死而结束，车臣问题也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克里姆林宫现在的政策就是把巴萨耶夫帮换成了卡德罗夫帮，后者相对温和也更忠于莫斯科。俄罗斯人和高加索各民族之间的历史积怨和矛盾仍然没有解决，而且经过长达12年的战争，许多车臣年轻人已经无法想象没有战争、没有仇恨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因此，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车臣：俄罗斯的耻辱》一书中把车臣现在的这种和平称为“强制的和平”，认为即便是生活在同一个主权空间下，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解决不了，仇恨和由此引起的战争就永远不会有尽头。但迄今为止，车臣问题的最终决定权并没有交还给格罗兹尼，而仍然在克里姆林宫的一小部分人手中。
权争开始
过去15年中，俄罗斯共有42名记者因工作而遭谋害，在普京的6年任期内，也有12名记者遭到暗杀。《新报》已成立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命案调查小组与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基金会，悬赏2500万卢布缉查真凶，这些动作显示，该报对检方侦破此案丝毫没有信心，尽管总检察官长柴卡已宣布将亲自侦办此案。
波里特科夫斯卡娅被杀后一周，俄塔社商业主管沃罗宁身中多刀死于家中；10月16日，莫斯科商业银行经理坎特尔遭一伙匪徒乱枪扫射身亡；18日，远东达利涅戈尔斯克市市长候选人佛特雅诺夫又遭不明身份者枪杀。再往前一个月，俄罗斯央行第一副行长科兹洛夫调查洗钱而遇刺身亡。
接连这么多的暗杀让人想起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而《公报》的回答是，情况要比那时更糟。根据俄内务部的统计，2000～2005年俄罗斯凶杀案的平均立案数目比1992～1999年增加了10.6％。1990年代最高峰1995年的立案数是3.17万起，而2002年已经达到3.23万起。在叶利钦时代，每10万人中有19人遭到凶杀，在普京时代，这一数字增加到22人，而同期美国的对应数字是5，其犯罪高峰1980年也不过是10.2。俄罗斯的警察数目是80万，相当于每10万人中有超过550名护法人员，而欧洲每10万人只有300个警察，但凶杀案数字不到2。在俄罗斯，对警察的信任指数一直在零以下，今年9月最新的指数是负24。
俄罗斯人变得富裕了，但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安宁。新一波的暗杀风潮现在已经席卷俄罗斯商界、政界和新闻界，这些领域从苏联解体以来就一直被认为是最危险的职业。截至现在，已经有261名新闻工作者被杀，近千名企业家被杀，近百名政治活动家被杀。专家们统计，现在每年带有政治、经济背景的惩戒性凶杀达到500起，但实际上这个数字可能还要高出一倍，因为许多这种案件的受害者都不敢报案。
俄罗斯著名政论家梅德韦杰夫认为，凶杀数量的增加可能证实了后普京时代的权争已经开始。由于目前正是俄罗斯政权转变的关键时刻，明年杜马大选，后年总统大选，而普京的任期将全部结束。因此，“那些希望利用局势动荡谋取利益的人，现在已经着手寻找他们新的牺牲品”。
普京在任内以强力手段在俄罗斯建立起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但随着他即将卸任，各派势力之间的斗争又开始抬头，不管未来是谁上台，各派力量现在就要抓住一切机会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源，以便在新的权力分配中占得先机，同时还不能在对手面前显示出政治上的软弱，否则就很可能被取而代之。而更复杂的是，普京是否会真正交出权力以及将权力交给谁，这已成为克里姆林宫集团内部斗争的导火索。
由于政治原因在美国流亡的棋王卡斯帕罗夫认为，如果普京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在目前这种威权主义体制下他作为权力中心的离去必然会导致一场政治上的混乱，流放、驱逐出境、打人深牢这些苏联时代常用的政治手段将会再次上演。卡斯帕罗夫预计，这样一场斗争可能要殃及俄罗斯10％的人。
正因为如此，普京身边的人现在已经在着手准备普京的第三次任期，要求普京再次竞选总统的动议和呼声不断。问题不在于宪法，这只是技术性问题，条款随时可以修改，只要时机合适。最大的问题在于，如果普京不顾自己多次的公开表态而继续连任的话，俄国将彻底丧失她在西方世界的合法性。这对俄罗斯可能是一场历史性的灾难。
在2004年克里姆林宫破坏了叶利钦时代政商两界达成的政治互信，用行政手段摧毁尤科斯之后，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就是他们可以重新采取不择手段的方式清除自己竞争对手的信号。普京总统的权力布局和交接因为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死将变得更为复杂。在2000年上台时，普京向俄罗斯人民保证将建立法制和秩序。在自己6年的任期内，他确实在努力解决问题并已实现自己当初的承诺，但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恰恰成为问题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