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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深恶痛绝官僚主义
1973年9月9日夜，第二届亚洲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结束，各国运动员和某国政府代表团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一架波音飞机回国。飞机从首都机场起飞后不久，一个发动机着火。机长立即请求地面指挥，要求返航降落。由于飞机起飞时全载重，油箱是满满的，着陆易爆炸，机长便同时请求先在空中放油。
塔台指挥员不敢作主，报告机场值班领导。值班领导不熟悉业务，不敢批准，就向民航总局请示。民航总局好几层领导都不敢作主，又报告空军。空军几级领导也不能决定，又报往总参……一共报了十几层领导，都下不了决心。飞机就燃着火在空中盘旋。这时，有人想到了曾任总理专机驾驶员的张瑞霭，就给他打电话。张瑞霭一听，立即命令：“同意放油着陆！地面准备抢救！”几分钟后，张瑞霭赶到机场，飞机仍然着火在空中盘旋。原来民航总局领导因还没有接到上级指示，不批准放油着陆。这下张瑞霭急了，强行命令塔台：“立即放油、着陆！”塔台这才通知飞机放油着陆，这时距起火已有半个多小时了。
飞机平安着陆后，滑到停机坪，客人拥下舷梯，纷纷庆幸自己大难不死。就在这时，传来消息：上级正在查问是谁擅自下令放油的，要追究责任。
周恩来知道情况后，于次日凌晨1点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关人员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首先表扬了张瑞霭：“张瑞霭同志，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你的决心下得对、下得好、下得及时，我非常感谢你！”接着周恩来就一个个地问有关领导和值班人员：你当时在干什么？为什么不作决断？当问到民航总局值班副局长时，他辩了一句：我也是同意放油的。周恩来立即追问：“那你怎么不代替张瑞霭下决心？为什么还要一级一级地向上请示呢？”那位副局长不再吭声了。周恩来又问副总长：“你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打起仗来要不要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他最了解情况嘛，你不下决心，还追查人家什么责任？副总长实话实说:“我怕放油会给庄稼和老百姓造成损失。”周恩来忍不住笑了：“你这个人真不懂行。那么高的空中放油，风一吹就跑啦，都成了气体，早就挥发掉了。”之后周恩来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官僚主义作风。他说：“我们许多事情之所以难办，就是办事要层层上报，无人作主。今后机构要精简，权力要下放，要改革，减少层次，一定要让飞行员出身的人来指挥飞机，让懂行的人来领导。
会上决定把这次事件通报全国。（冯晓蔚）
邓小平接见金庸
“文革”开始后，金庸创办的《明报》开辟了“北望神州”专版，每天刊登有关祖国的消息。金庸的政论文章大多是对祖国大陆政局的评述，他对“文革”的抨击非常尖锐。与此同时，金庸对邓小平又多有赞誉。特别是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后，金庸仍不改初衷，在预言林彪、江青一伙必将“死硬”的同时，断言邓小平还会东山再起。金庸在海外的评论，给落难中的邓小平带来了一定的安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觉得金庸是一个值得一见的人。
1981年7月18日上午，金庸在北京受到邓小平的接见。金庸是香港新闻界在新时期第一个得到邓小平接见的人。金庸携夫人、儿子和女儿在廖承志的陪同下一起去的。邓小平与金庸及其家人亲切握手，对他们的来访表示欢迎。金庸对邓小平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很荣幸。”
天气很热，邓小平穿着夏威夷衫，金庸则穿着笔挺的西装。邓小平笑着让他脱下西装，“天太热了……咱们不用拘礼。”邓小平坐下后，点燃香烟，简单说了几句话后切入正题，提起半个月前结束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时说:我们主要办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对人事作新的安排，这是为了保证我国政策的连续性。
金庸知道，十一届六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胜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项工作是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金庸高兴地说：六中全会开得比大家想象中的好，国内、国外对会议的反应都很好。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坦白公正地从政治上解决了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个决议很好。金庸对《决议》的看法非常准确，令邓小平非常高兴。邓小平将这些大事透露给金庸，目的是想让港、澳、台及海外同胞对《决议》的背景知道得更详细，有助于团结并焕发广大海外同胞建设祖国的热情。金庸认真地听着，邓小平进一步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还有三件大事：一是要在国际上继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是搞好经济建设，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谈到台湾问题，金庸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觉得，在国家统一这件事上，大陆的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最基本的因素。”邓小平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三件大事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最重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好，其他两件事就有基础，经济建设是关键，目前的经济需要调整。
交谈海阔天空，金庸最直接的感受是邓小平在思考很多事情，在考虑国家发展的大问题。邓小平问金庸：“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金庸去过很多社会主义国家，觉得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都不相同，所以他说：“不能一说社会主义国家就用一句话概括。”邓小平说：“对，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建设社会主义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来实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要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邓小平当时虽然没有具体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话语中已经透露出这层意思。
两个小时的会见，气氛欢快，邓小平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金庸抽完一支烟后，邓小平又递给他一支，并为他点火。金庸笑了：“您给我点火，不敢当！平时我烟抽得很少。我不抽了。”邓小平说，不要拘束，这样谈话就是朋友……邓小平还告诉金庸：你的小说我很喜欢看。回到香港后，金庸送给邓小平整套精装《金庸作品全集》。（明红）
罗瑞卿到邵阳
1959年5月25日至6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派，率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冶金工业部基建司司长李非云、公安部办公室主任刘复之，在省市有关领导陪同下，到邵阳地区视察钢铁生产情况。
他先后视察了涟源钢铁厂等12个铁厂，斗笠山、金竹山等5个煤矿。
肩负重托的罗瑞卿，每到一地都深入到车间、工区和生产现场实地察看，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广泛接触基层干部和职工群众，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各地反映的一些实际困难，十分关心。
在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中，邵阳地区各厂矿较为普遍地存在只顾夺高产，不注意职工生活和安全的倾向，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的错误做法，强迫职工干力所不能及的活，并以停餐扣饭相威胁，使职工的身心受到一定影响。罗瑞卿每到一地，都深入职工中问寒问暖，并谆谆教育各级干部，要重视职工的吃饭吃菜、劳动强度和安全生产。
在新化金竹山煤矿，罗瑞卿在井口与矿工们亲切交谈，问东问西，把矿工们的心问得暖融融的。矿工钟有诰写了一首山歌：枝头喜鹊叫喳喳，欢迎首长来检查，职工鼓足冲天劲，“两大双高”（大搞技术革新，大搞技术革命，争取高产高质）戴红花。既表达了对罗瑞卿的爱戴之情，也表达了矿工们决心把罗瑞卿对矿工们的关心爱护化作巨大的力量。
在人和铁厂，罗瑞卿看到未成年的儿童在挑矿砂，还亲自到当时被誉为妇女炼铁典型的邱三娥车间和七姐妹交谈。他问邱三娥：“听说你住在医院里还开小差出来炼铁，是吗？”邱三娥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我的病已经好了，住在医院没事做。”罗瑞卿笑着说：“住在医院里，你应该听从医生的指挥。”这时，七姐妹都笑了。妇女炼铁，当时被作为新生事物宣传，可罗瑞卿并不太赞成，但又不好当着大家的面泼冷水。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陪同的各级干部说:“保护妇女儿童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100多年前就规定了的。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挑30公斤矿砂，是不是太重了一些？妇女挖煤和当炉前工，看来也不太适合，正像男的不能当母亲一样。”
在涟钢，他对该厂领导说：“听说你们的米有5%的矿石和杂质，工人反映是‘八宝饭’，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引起工人的慢性胃病，地、县委要想法支持一下恢复‘八宝饭’的名誉。”
罗瑞卿每到一地，见到干部群众，都主动亲切握手，问寒问暖，大家感到格外亲切。5月29日，他在新邵视察时，县委领导要求摄影留念，他欣然同意。当来到县委办公楼前时，只见少数几个领导人在场，大多数干部职工都在一旁徘徊观望，罗瑞卿大声说：“机关里的人都来嘛，要照大家一起照。大家立即蜂拥而上，一下来了60多人。当他看到摄影师心情紧张，手忙脚乱，满头大汗的样子时，和蔼地说：“你不要紧张，今天我听你的，你要我不动我就不动。”于是，罗瑞卿一行和县委机关干部、职工共71人，留下了永远难忘的纪念照。
（姚克俭）
许世友带枪吊唁毛泽东
1976年9月9日凌晨0时10分，毛泽东与世长辞。当日许世友奉命乘专机进京。许世友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数十年，对毛泽东崇敬有加。恶噩传来，许世友悲痛万分，急于进京瞻仰主席的遗容。可是当他进入机舱后，飞机却迟迟不能起飞。经再三追问，飞行员才道出“中央有指示，不准带枪进京”的真情。许世友大怒，强令飞行员驾机升了空。
许世友是带着一支美式五星左轮手枪进京的。据说，这支手枪是他率部队从国民党一个军长手中缴获的。由于心爱这支枪，许世友总是人不离枪，枪不离人，整天把枪别在腰间。可是这次带枪进京，除爱枪与习惯外，另有更重要的原因。当时，形势十分危急，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想利用他们控制的上海、北京等地的民兵武装夺权。这种严峻的形势，许世友一下飞机就在叶剑英那里得到了证实。叶剑英、王震等中央领导告诫他，江青、王洪文等“四人帮”通知开会千万不要去，去后他们很可能会动手。许世友气得两眼冒火，拍着腰间的五星左轮说:我带了枪，他们敢抓我，我就开枪……
吊唁毛泽东的灵堂设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决定，政治局委员都要轮流守灵。可是当许世友进入灵堂守灵时，不料被卫兵拦住了。卫兵严肃地说：首长，进去不能带枪。意思很明显，摘下枪才能进。许世友打雷似的问：我为什么不能带枪进去？卫兵解释说:中央有规定。许世友气愤地反问：哪个中央规定的，我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怎么不知道？
卫兵们无话可答。
许世友气得满脸通红，用威严的眼神扫视一圈后，杀气腾腾地跨进了灵堂。
不知是畏惧许世友，还是崇敬许世友，卫兵们默许了，再也没人阻拦他。
几天后，在许世友等大批老将军的支持下，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果断决策，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一个个拘捕起来，为党为民除了一大祸害，使党和国家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方喜保）
1973年9月9日夜，第二届亚洲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结束，各国运动员和某国政府代表团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一架波音飞机回国。飞机从首都机场起飞后不久，一个发动机着火。机长立即请求地面指挥，要求返航降落。由于飞机起飞时全载重，油箱是满满的，着陆易爆炸，机长便同时请求先在空中放油。
塔台指挥员不敢作主，报告机场值班领导。值班领导不熟悉业务，不敢批准，就向民航总局请示。民航总局好几层领导都不敢作主，又报告空军。空军几级领导也不能决定，又报往总参……一共报了十几层领导，都下不了决心。飞机就燃着火在空中盘旋。这时，有人想到了曾任总理专机驾驶员的张瑞霭，就给他打电话。张瑞霭一听，立即命令：“同意放油着陆！地面准备抢救！”几分钟后，张瑞霭赶到机场，飞机仍然着火在空中盘旋。原来民航总局领导因还没有接到上级指示，不批准放油着陆。这下张瑞霭急了，强行命令塔台：“立即放油、着陆！”塔台这才通知飞机放油着陆，这时距起火已有半个多小时了。
飞机平安着陆后，滑到停机坪，客人拥下舷梯，纷纷庆幸自己大难不死。就在这时，传来消息：上级正在查问是谁擅自下令放油的，要追究责任。
周恩来知道情况后，于次日凌晨1点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关人员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首先表扬了张瑞霭：“张瑞霭同志，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你的决心下得对、下得好、下得及时，我非常感谢你！”接着周恩来就一个个地问有关领导和值班人员：你当时在干什么？为什么不作决断？当问到民航总局值班副局长时，他辩了一句：我也是同意放油的。周恩来立即追问：“那你怎么不代替张瑞霭下决心？为什么还要一级一级地向上请示呢？”那位副局长不再吭声了。周恩来又问副总长：“你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打起仗来要不要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他最了解情况嘛，你不下决心，还追查人家什么责任？副总长实话实说:“我怕放油会给庄稼和老百姓造成损失。”周恩来忍不住笑了：“你这个人真不懂行。那么高的空中放油，风一吹就跑啦，都成了气体，早就挥发掉了。”之后周恩来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官僚主义作风。他说：“我们许多事情之所以难办，就是办事要层层上报，无人作主。今后机构要精简，权力要下放，要改革，减少层次，一定要让飞行员出身的人来指挥飞机，让懂行的人来领导。
会上决定把这次事件通报全国。（冯晓蔚）
邓小平接见金庸
“文革”开始后，金庸创办的《明报》开辟了“北望神州”专版，每天刊登有关祖国的消息。金庸的政论文章大多是对祖国大陆政局的评述，他对“文革”的抨击非常尖锐。与此同时，金庸对邓小平又多有赞誉。特别是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后，金庸仍不改初衷，在预言林彪、江青一伙必将“死硬”的同时，断言邓小平还会东山再起。金庸在海外的评论，给落难中的邓小平带来了一定的安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觉得金庸是一个值得一见的人。
1981年7月18日上午，金庸在北京受到邓小平的接见。金庸是香港新闻界在新时期第一个得到邓小平接见的人。金庸携夫人、儿子和女儿在廖承志的陪同下一起去的。邓小平与金庸及其家人亲切握手，对他们的来访表示欢迎。金庸对邓小平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很荣幸。”
天气很热，邓小平穿着夏威夷衫，金庸则穿着笔挺的西装。邓小平笑着让他脱下西装，“天太热了……咱们不用拘礼。”邓小平坐下后，点燃香烟，简单说了几句话后切入正题，提起半个月前结束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时说:我们主要办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对人事作新的安排，这是为了保证我国政策的连续性。
金庸知道，十一届六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胜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项工作是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金庸高兴地说：六中全会开得比大家想象中的好，国内、国外对会议的反应都很好。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坦白公正地从政治上解决了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个决议很好。金庸对《决议》的看法非常准确，令邓小平非常高兴。邓小平将这些大事透露给金庸，目的是想让港、澳、台及海外同胞对《决议》的背景知道得更详细，有助于团结并焕发广大海外同胞建设祖国的热情。金庸认真地听着，邓小平进一步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还有三件大事：一是要在国际上继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是搞好经济建设，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谈到台湾问题，金庸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觉得，在国家统一这件事上，大陆的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最基本的因素。”邓小平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三件大事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最重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好，其他两件事就有基础，经济建设是关键，目前的经济需要调整。
交谈海阔天空，金庸最直接的感受是邓小平在思考很多事情，在考虑国家发展的大问题。邓小平问金庸：“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金庸去过很多社会主义国家，觉得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都不相同，所以他说：“不能一说社会主义国家就用一句话概括。”邓小平说：“对，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建设社会主义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来实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要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邓小平当时虽然没有具体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话语中已经透露出这层意思。
两个小时的会见，气氛欢快，邓小平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金庸抽完一支烟后，邓小平又递给他一支，并为他点火。金庸笑了：“您给我点火，不敢当！平时我烟抽得很少。我不抽了。”邓小平说，不要拘束，这样谈话就是朋友……邓小平还告诉金庸：你的小说我很喜欢看。回到香港后，金庸送给邓小平整套精装《金庸作品全集》。（明红）
罗瑞卿到邵阳
1959年5月25日至6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派，率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冶金工业部基建司司长李非云、公安部办公室主任刘复之，在省市有关领导陪同下，到邵阳地区视察钢铁生产情况。
他先后视察了涟源钢铁厂等12个铁厂，斗笠山、金竹山等5个煤矿。
肩负重托的罗瑞卿，每到一地都深入到车间、工区和生产现场实地察看，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广泛接触基层干部和职工群众，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各地反映的一些实际困难，十分关心。
在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中，邵阳地区各厂矿较为普遍地存在只顾夺高产，不注意职工生活和安全的倾向，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的错误做法，强迫职工干力所不能及的活，并以停餐扣饭相威胁，使职工的身心受到一定影响。罗瑞卿每到一地，都深入职工中问寒问暖，并谆谆教育各级干部，要重视职工的吃饭吃菜、劳动强度和安全生产。
在新化金竹山煤矿，罗瑞卿在井口与矿工们亲切交谈，问东问西，把矿工们的心问得暖融融的。矿工钟有诰写了一首山歌：枝头喜鹊叫喳喳，欢迎首长来检查，职工鼓足冲天劲，“两大双高”（大搞技术革新，大搞技术革命，争取高产高质）戴红花。既表达了对罗瑞卿的爱戴之情，也表达了矿工们决心把罗瑞卿对矿工们的关心爱护化作巨大的力量。
在人和铁厂，罗瑞卿看到未成年的儿童在挑矿砂，还亲自到当时被誉为妇女炼铁典型的邱三娥车间和七姐妹交谈。他问邱三娥：“听说你住在医院里还开小差出来炼铁，是吗？”邱三娥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我的病已经好了，住在医院没事做。”罗瑞卿笑着说：“住在医院里，你应该听从医生的指挥。”这时，七姐妹都笑了。妇女炼铁，当时被作为新生事物宣传，可罗瑞卿并不太赞成，但又不好当着大家的面泼冷水。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陪同的各级干部说:“保护妇女儿童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100多年前就规定了的。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挑30公斤矿砂，是不是太重了一些？妇女挖煤和当炉前工，看来也不太适合，正像男的不能当母亲一样。”
在涟钢，他对该厂领导说：“听说你们的米有5%的矿石和杂质，工人反映是‘八宝饭’，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引起工人的慢性胃病，地、县委要想法支持一下恢复‘八宝饭’的名誉。”
罗瑞卿每到一地，见到干部群众，都主动亲切握手，问寒问暖，大家感到格外亲切。5月29日，他在新邵视察时，县委领导要求摄影留念，他欣然同意。当来到县委办公楼前时，只见少数几个领导人在场，大多数干部职工都在一旁徘徊观望，罗瑞卿大声说：“机关里的人都来嘛，要照大家一起照。大家立即蜂拥而上，一下来了60多人。当他看到摄影师心情紧张，手忙脚乱，满头大汗的样子时，和蔼地说：“你不要紧张，今天我听你的，你要我不动我就不动。”于是，罗瑞卿一行和县委机关干部、职工共71人，留下了永远难忘的纪念照。
（姚克俭）
许世友带枪吊唁毛泽东
1976年9月9日凌晨0时10分，毛泽东与世长辞。当日许世友奉命乘专机进京。许世友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数十年，对毛泽东崇敬有加。恶噩传来，许世友悲痛万分，急于进京瞻仰主席的遗容。可是当他进入机舱后，飞机却迟迟不能起飞。经再三追问，飞行员才道出“中央有指示，不准带枪进京”的真情。许世友大怒，强令飞行员驾机升了空。
许世友是带着一支美式五星左轮手枪进京的。据说，这支手枪是他率部队从国民党一个军长手中缴获的。由于心爱这支枪，许世友总是人不离枪，枪不离人，整天把枪别在腰间。可是这次带枪进京，除爱枪与习惯外，另有更重要的原因。当时，形势十分危急，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想利用他们控制的上海、北京等地的民兵武装夺权。这种严峻的形势，许世友一下飞机就在叶剑英那里得到了证实。叶剑英、王震等中央领导告诫他，江青、王洪文等“四人帮”通知开会千万不要去，去后他们很可能会动手。许世友气得两眼冒火，拍着腰间的五星左轮说:我带了枪，他们敢抓我，我就开枪……
吊唁毛泽东的灵堂设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决定，政治局委员都要轮流守灵。可是当许世友进入灵堂守灵时，不料被卫兵拦住了。卫兵严肃地说：首长，进去不能带枪。意思很明显，摘下枪才能进。许世友打雷似的问：我为什么不能带枪进去？卫兵解释说:中央有规定。许世友气愤地反问：哪个中央规定的，我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怎么不知道？
卫兵们无话可答。
许世友气得满脸通红，用威严的眼神扫视一圈后，杀气腾腾地跨进了灵堂。
不知是畏惧许世友，还是崇敬许世友，卫兵们默许了，再也没人阻拦他。
几天后，在许世友等大批老将军的支持下，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果断决策，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一个个拘捕起来，为党为民除了一大祸害，使党和国家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方喜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