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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御史邹尧臣
李元阳，在大理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与李元阳同榜登科，中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丙戌科进士的弥渡县密祉乡柳城村人邹尧臣，却不尽为人所知。须知，一个地方，两名同是出生寒门的举人同登金榜，这在当时，堪称大理乃至云南科举史上的一段佳话。
邹尧臣，字廷命，号和峰，弥渡县密祉乡柳城村人。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己卯科举人，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丙戌科进士。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重修《赵州志》，邹尧臣入“乡贤”，并对其一生作出精炼概括：“官南城县令，擢御史，巡按四川，累官江西副使、参政，所至以治行称。丁艰，遂不起。建祠堂，立家塾，置义田，族党赖之。”
南城县，明代属江西建昌府，即今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邹尧臣任南城县令。（光绪）《江西通志》第131卷“宦绩录”记载：“邹尧臣，字廷命，云南赵州人，嘉靖五年进士，六年任南城知县。邑遇水灾，捐俸赈灾，全活甚众。值编丁长吏欲伪增户口以要功，尧臣力争得免。”但凡史籍记载，均属微言大义，短短数语，可见邹尧臣为政以民为本，为官悲天悯人，深得民心。
由于在南城县政绩卓著，擢邹尧臣为都察院御史。公元1534年，邹尧臣奉旨巡按四川。明代监察御史为正七品官，品级虽然不高，但奉钦命巡按地方时称为“代天子巡狩”，“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可见其权重；“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可见其职宽；“御史犯罪，加三等”，可见其责严。巡按四川一年，邹尧臣纠察奸弊，纠劾违法，扶植良善，奏报针对时弊，关注民生，切合实际，多被采纳，表现了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本色。据《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第180卷记载：“嘉靖十四年十月辛亥，割四川川南道所隶卭、雅、眉三州八县，建昌等六卫十所，天全黎州七土官衙门为上川南道，以建昌兵备副使胡仲谟兼分巡督粮，右参议李瑜兼分守。从巡按御史邹尧臣请也。”又载：“嘉靖十四年十月丁巳，旌表四川孝子李应麒等三人、节妇高氏等十七人、烈妇边氏一人，从御史邹尧臣奏也。”
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邹尧臣巡按广西，参与谋划了一起著名的平乱，即平息藤峡盗事件。据《明史列传·张经传》记载，广西地区苗、瑶、壮等众多少数民族聚居，明政府采取“改土归流”政策，逐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但由于地处边远，一些少数民族头领不服“改土归流”，聚众武装反抗。特别是桂平县大藤峡地区的瑶族，以侯公丁为首，武装占据罗滩，攻城杀官，“时出杀掠”，民众甚苦之。明政府屡次派兵征抚，还是此起彼伏，甚至蔓延至广东。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世宗任命兵部右侍郎张经总督两广军务。次年正月，张经一到广西，立即与巡按御史邹尧臣商议，定下“剿抚并举、分进合击”的作战计划，先设圈套诱擒侯公丁，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趋其老巢罗滩，摧毁其根据地，趁瑶兵四处逃窜之时，另一路绕后合围攻击，被斩首、俘虏和招降4550多人，两广之乱遂平定。此役，邹尧臣展现出深谋远虑的远见和临机果决的军事才能。明田汝成著《炎徼纪闻》说：“督府乃议亟举，而巡按御史邹尧臣赞画甚力”；清谷应泰著《明史纪事本末》说：“副使翁万达力请讨公丁，御史邹尧臣亦赞之”，有力地维护了中央权威和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深得嘉靖皇帝的青睐与上司同僚的赏识。
随后的几年，邹尧臣仕途一路顺风顺水，由御史而江西副使，由江西副使而江西左参政。此段时间没有翔实的历史记录，从简单的史料记载中可知，江西副使即江西按察司副使的简称，为正四品。明代在各省布政使司下设左、右参政，为布政使司佐理官，为从三品，分守各道，派管粮储、屯田、清军、驿传、水利、抚民等事宜，或节制一或数府州，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邹尧臣任职江西左参政，直至嘉靖21年（公元1542年）。
嘉靖22年（公元1543年），邹尧臣从江西洪都（今南昌市）回乡丁优，从此，邹尧臣再也没有出仕为官，即使守制期满之后，朝廷再三征召，也没有把深爱着故乡的邹尧臣从故土之中拖离出去。在故乡赵州，邹尧臣“建祠堂，立家塾，置义田，族党赖之。”（见《道光赵州志·乡贤》）
在封建社会，学校和家学教育兴办的成功与否，是关乎一个地区、家族和家庭的荣耀地位、发达兴旺的大事，历来颇受重视。邹尧臣率领士绅民众创建了大理第一所学校——凤鸣书院，即今大理三中，让大批“孤寒之士”读书识礼，进掖后生，并捐置学田两处计78.3亩，保障书院束脩膏火。同时，拿出自己的薪俸建立私塾，设义田，聘名师，教授家族子弟。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赵州司马陈谟深感其事，欣然撰写《参政邹尧臣置学田碑记》，盛赞邹尧臣“于敦之余而推及于里士”，其义举可与范仲淹在苏州置义田千亩相媲美，可与窦沫议建书院、购置书籍数千卷互比肩。由于邹尧臣的极力推动，故乡教育快速发展，登科及第者接踵，仅以其家族来说，邹尧臣的五个儿子世贤、世科、世和、世昌、世箕，侄子绍贤、维绍、世德均中秀才，邹尧臣之功，由此可见。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赵州恰逢大旱，官绅民众忧心忡忡，邹尧臣率众祈雨，倡修沟渠，解除旱情，随后倡建清流普济祠，并为之作《清流普济祠碑记》，赞叹道：“龙有救旱之功焉，公有爱民之政焉，民有好义之中焉”。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赵州“募建瑞云阁以奉玉皇，远近闻者，无不响应，尤以邹尧臣一家最为尽力，其家父子、兄弟、眷属，皆捐金帛，脱簪珥，以率一乡”，在凤仪山麓创建了瑞云观，李元阳曾如此记述：“全观落成于隆庆三年，建成后时有五色光瑞显现。”此外，邹尧臣还倡修了东岳庙等古迹，在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个胜迹，这可能是四百多年前的邹尧臣意想不到的。
在朝为官，邹尧臣处理政务尽职尽责；在野为民，邹尧臣服务桑梓尽心尽力。故乡士绅为邹尧臣修建世科坊、进士坊、绣衣坊，甚至他的父亲邹华也子贵父荣，被朝廷封赠为文林郎、陕西道监察御史，并为其修建了敕封坊。在封建社会，人们以此传统方式，旌表他为官之正、为贤士之楷模，牌坊今天虽然无一幸存，但故里乡人对其之敬重可见一斑。可惜，如此值得记住的先贤，在今天可见的史书中只见寥寥数语，且错漏百出，仅见于张福孙先生著作《大理白族教育史稿》，列入教育人物传。 需要说明的是，弥渡县密祉乡可谓山川毓秀，地杰人灵。2007年，文盛街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同年12月，密祉乡被省政府列为旅游小镇。这，不能不说有着先贤邹尧臣开拓之功。
清代帝师尹箫怡
大理自古有“文献名邦”美誉，可谓为钟灵毓秀，地灵人杰，人才辈出，然担任帝师者，只有唯一。他，就是清代第十代皇帝同治帝师。
尹箫怡（公元1827年—公元1886年），曾名尹炳甲、尹绍甫，字吉芬，号文浦，别号壬斋，大理府赵州弥渡兔街（1962年划归南涧彝族自治县）人，道光年间举家搬迁于弥城。尹箫怡事迹《民国弥渡县志稿》、《新纂云南通志》等均有载。
尹箫怡先祖尹兴祖由四川宦迹云南，考授晋宁州左牧，后移任呈贡知县，公元1644年迁毕乌判事，候补晋阳知府，明亡后遂隐居滇西弥渡兔街腊苦村。五代祖尹思任为清乾隆癸卯科（公元1783年）举人。尹箫怡与箫忻、箫恺、箫愉兄弟四人，尹箫怡排行老大。尹家历代耕读传家，满庭书香，尹箫怡传承家学，自幼才思敏捷，家虽贫寒，但读书刻苦，善于作文、书法，文行俱优，“少时文名噪甚”。公元1855年，尹箫怡连过省、府、州各级考试，脱颖而出，成为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生员。同年，联捷乙卯科云南乡试举人，列第13名。时值清朝内忧外患之际，尹箫怡自幼深受祖训“先祖多良才，利人利己利社会；子孙有大志，为国为民为家乡”的濡染，抱定“从仕途扶朝纲，求国家振兴之道”的理想，居家潜心博览群书，四书五经烂熟于胸。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尹箫怡辗转北上，历时约四个月抵达北京参加春闱。一篇篇锦绣文章，潇洒飘逸的书法，五经考试录为会魁，中会试第十三名、殿试二甲第四十七名、朝考第十二名，尹箫怡如愿以偿，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公元1865年，又经考试，以优于文字书法，授翰林院编修。不久，尹箫怡入詹事府，历任左春坊、右中允，修国史，录会要，弘德殿教授少不更事的同治帝，“凡十有余年”。期间，尹箫怡始终廉洁自持，才学出众，累次在三年一次的京察中获得一等，深得慈禧太后赏识，势有备位台阁之意。可惜，不可救药的同治帝载淳亲政不到两年就于公元1874年驾崩，箫怡失却依傍，加之个性不屑攀权附贵，在新旧势力矛盾纠结的晚清被时人称为“干阁”。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七月，清廷发出诰命称，箫怡“学通载籍，品著圭璋，珥笔西清，曾预窥乎四库分藜，东观雅坛，誉夫三长”，授为奉政大夫，妻石氏封为宜人。
从此，尹箫怡就成为一个五品散官，整日埋头整理国史资料，被搁置起来。自撰联“无数云山供笔点；一篇珠玉是生涯”，就是这时生活工作的最好写照，不过箫怡却是乐在其中，成绩不俗。光绪五年（公元1880年）一月，尹箫怡再一次京察一等，引见于光绪皇帝，仍被留用原职。
公元1876年到公元1883年，年届花甲的尹箫怡终于被“特旨外放，任贵州安顺知府”。据说，这是缘于慈禧太后“念旧情”，尹箫怡勤于职务。安顺位于贵州省中西部，曾经是古代西南地区夜郎、牂牁之首邑，因其地理位置显要，素来被称为“黔之腹，滇之喉，蜀粤之唇齿”，且“商业之盛，甲于全省”。在安顺，尹箫怡始终秉承“泽加于民”、“兼善天下”理念，“清正廉洁”，一心为政，力图干一番事业报效朝廷。可惜，天不假年，因积劳成疾，公元1886年，一场风寒大病而辞世。夫人与子炳均扶柩归葬入兔街祖茔，居住弥城，民国六年炳均任弥渡教育局长。
尹箫怡精通文史、诗词、乐律，擅长对联书法。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尹箫怡回到故乡弥渡，与家乡文友吟诗作对，品茶论史，也许是尹箫怡一生中最为快乐惬意的时光。
尹箫怡博学多才，弥渡名胜寺宇撰书不少楹联，每作均联语工稳，文采怡然，堪称对联高手。公元1876年，弥渡中和书院修葺一新，尹箫怡为之题写楹联两联曰：“名录压滇西，源溯文江，看前辈六科六解亚；祠曹连阙北，宗潮学海，愿诸君一室一琴书”。“琢磨有灵都缘绿竹；安排预定且看梅花”。前联历数弥渡地方学子在乾隆朝五次乡试中，连续考中解元、亚元之盛况，寄望于后起学子们博览群书，不负先贤，寄托着尹箫怡对后学们的谆谆教诲之情。后联则勉励后学诸君以竹为师，谦虚有节，定能成就一番功业。
在弥渡天渡桥廊柱上，尹箫怡撰联“两岸柳映千峰雨；一堤桃花万树霞”。弥渡八景中的西河烟柳和桃花古渡入联，烟柳朦胧，桃花姹紫嫣红，家乡如画。在密祉凤山书院，尹箫怡惊异于密祉坝的秀丽景色，品茗之余欣然题联“盃茗借僧僚，正山雨溪云之候；龟蛇严锁钥，在柳桥梅驿之间”。在红岩虫蝗寺，尹箫怡回顾南诏历史，题联“驯鹿有灵在昔，竺云蒸白饭；飞蝗无迹于今，花雨湿红岩”。描摹红岩地方丰盈的景象。公元1877年春，尹箫怡游弥城镇西壁王母阁，题书“福佑云津”匾，表达为弥川生民祈福之意。
尹箫怡书法出于王、赵，行书笔法丰浓，而自有个性，为“晚清一灿星”。弥邑后人、著名学者许子建评为，结构灵巧，笔力中锋，不仅天姿超凡，且功力深厚，非一般学者所可望尘，与清代的刘石庵相伯仲，故在弥邑超前轶后。如今，圣旨、印章、书法作品等尹箫怡遗物保存于弥渡县文管所。据说，当时文人雅士常以得尹箫怡一字为宝，时常有人用窑烟、胶水、棉纸拓下装裱，悬挂于堂室之中欣赏，尤以“琢磨有灵都缘绿竹；安排预定且看梅花”一联最为珍奇，民间遗留墨迹较多。
一代帝师，可谓才高八斗，可惜尹箫怡至今留下文学作品不多，仅见《大理县志稿》收录其诗《天生桥不谢梅》，写的是大理洱河水至天生桥激水跳珠，宛如梅树的自然奇观：
激水跳珠万朵融，横斜疏影挂玲珑。天青自坠瑶台雪，江静仍吹玉笛风。仙鹤桥头抬欲下，美人月底梦难同。唐花岁岁闲飘落，争似长开碧海中。
责任编辑 左家琦
李元阳，在大理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与李元阳同榜登科，中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丙戌科进士的弥渡县密祉乡柳城村人邹尧臣，却不尽为人所知。须知，一个地方，两名同是出生寒门的举人同登金榜，这在当时，堪称大理乃至云南科举史上的一段佳话。
邹尧臣，字廷命，号和峰，弥渡县密祉乡柳城村人。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己卯科举人，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丙戌科进士。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重修《赵州志》，邹尧臣入“乡贤”，并对其一生作出精炼概括：“官南城县令，擢御史，巡按四川，累官江西副使、参政，所至以治行称。丁艰，遂不起。建祠堂，立家塾，置义田，族党赖之。”
南城县，明代属江西建昌府，即今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邹尧臣任南城县令。（光绪）《江西通志》第131卷“宦绩录”记载：“邹尧臣，字廷命，云南赵州人，嘉靖五年进士，六年任南城知县。邑遇水灾，捐俸赈灾，全活甚众。值编丁长吏欲伪增户口以要功，尧臣力争得免。”但凡史籍记载，均属微言大义，短短数语，可见邹尧臣为政以民为本，为官悲天悯人，深得民心。
由于在南城县政绩卓著，擢邹尧臣为都察院御史。公元1534年，邹尧臣奉旨巡按四川。明代监察御史为正七品官，品级虽然不高，但奉钦命巡按地方时称为“代天子巡狩”，“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可见其权重；“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可见其职宽；“御史犯罪，加三等”，可见其责严。巡按四川一年，邹尧臣纠察奸弊，纠劾违法，扶植良善，奏报针对时弊，关注民生，切合实际，多被采纳，表现了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本色。据《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第180卷记载：“嘉靖十四年十月辛亥，割四川川南道所隶卭、雅、眉三州八县，建昌等六卫十所，天全黎州七土官衙门为上川南道，以建昌兵备副使胡仲谟兼分巡督粮，右参议李瑜兼分守。从巡按御史邹尧臣请也。”又载：“嘉靖十四年十月丁巳，旌表四川孝子李应麒等三人、节妇高氏等十七人、烈妇边氏一人，从御史邹尧臣奏也。”
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邹尧臣巡按广西，参与谋划了一起著名的平乱，即平息藤峡盗事件。据《明史列传·张经传》记载，广西地区苗、瑶、壮等众多少数民族聚居，明政府采取“改土归流”政策，逐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但由于地处边远，一些少数民族头领不服“改土归流”，聚众武装反抗。特别是桂平县大藤峡地区的瑶族，以侯公丁为首，武装占据罗滩，攻城杀官，“时出杀掠”，民众甚苦之。明政府屡次派兵征抚，还是此起彼伏，甚至蔓延至广东。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世宗任命兵部右侍郎张经总督两广军务。次年正月，张经一到广西，立即与巡按御史邹尧臣商议，定下“剿抚并举、分进合击”的作战计划，先设圈套诱擒侯公丁，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趋其老巢罗滩，摧毁其根据地，趁瑶兵四处逃窜之时，另一路绕后合围攻击，被斩首、俘虏和招降4550多人，两广之乱遂平定。此役，邹尧臣展现出深谋远虑的远见和临机果决的军事才能。明田汝成著《炎徼纪闻》说：“督府乃议亟举，而巡按御史邹尧臣赞画甚力”；清谷应泰著《明史纪事本末》说：“副使翁万达力请讨公丁，御史邹尧臣亦赞之”，有力地维护了中央权威和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深得嘉靖皇帝的青睐与上司同僚的赏识。
随后的几年，邹尧臣仕途一路顺风顺水，由御史而江西副使，由江西副使而江西左参政。此段时间没有翔实的历史记录，从简单的史料记载中可知，江西副使即江西按察司副使的简称，为正四品。明代在各省布政使司下设左、右参政，为布政使司佐理官，为从三品，分守各道，派管粮储、屯田、清军、驿传、水利、抚民等事宜，或节制一或数府州，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邹尧臣任职江西左参政，直至嘉靖21年（公元1542年）。
嘉靖22年（公元1543年），邹尧臣从江西洪都（今南昌市）回乡丁优，从此，邹尧臣再也没有出仕为官，即使守制期满之后，朝廷再三征召，也没有把深爱着故乡的邹尧臣从故土之中拖离出去。在故乡赵州，邹尧臣“建祠堂，立家塾，置义田，族党赖之。”（见《道光赵州志·乡贤》）
在封建社会，学校和家学教育兴办的成功与否，是关乎一个地区、家族和家庭的荣耀地位、发达兴旺的大事，历来颇受重视。邹尧臣率领士绅民众创建了大理第一所学校——凤鸣书院，即今大理三中，让大批“孤寒之士”读书识礼，进掖后生，并捐置学田两处计78.3亩，保障书院束脩膏火。同时，拿出自己的薪俸建立私塾，设义田，聘名师，教授家族子弟。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赵州司马陈谟深感其事，欣然撰写《参政邹尧臣置学田碑记》，盛赞邹尧臣“于敦之余而推及于里士”，其义举可与范仲淹在苏州置义田千亩相媲美，可与窦沫议建书院、购置书籍数千卷互比肩。由于邹尧臣的极力推动，故乡教育快速发展，登科及第者接踵，仅以其家族来说，邹尧臣的五个儿子世贤、世科、世和、世昌、世箕，侄子绍贤、维绍、世德均中秀才，邹尧臣之功，由此可见。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赵州恰逢大旱，官绅民众忧心忡忡，邹尧臣率众祈雨，倡修沟渠，解除旱情，随后倡建清流普济祠，并为之作《清流普济祠碑记》，赞叹道：“龙有救旱之功焉，公有爱民之政焉，民有好义之中焉”。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赵州“募建瑞云阁以奉玉皇，远近闻者，无不响应，尤以邹尧臣一家最为尽力，其家父子、兄弟、眷属，皆捐金帛，脱簪珥，以率一乡”，在凤仪山麓创建了瑞云观，李元阳曾如此记述：“全观落成于隆庆三年，建成后时有五色光瑞显现。”此外，邹尧臣还倡修了东岳庙等古迹，在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个胜迹，这可能是四百多年前的邹尧臣意想不到的。
在朝为官，邹尧臣处理政务尽职尽责；在野为民，邹尧臣服务桑梓尽心尽力。故乡士绅为邹尧臣修建世科坊、进士坊、绣衣坊，甚至他的父亲邹华也子贵父荣，被朝廷封赠为文林郎、陕西道监察御史，并为其修建了敕封坊。在封建社会，人们以此传统方式，旌表他为官之正、为贤士之楷模，牌坊今天虽然无一幸存，但故里乡人对其之敬重可见一斑。可惜，如此值得记住的先贤，在今天可见的史书中只见寥寥数语，且错漏百出，仅见于张福孙先生著作《大理白族教育史稿》，列入教育人物传。 需要说明的是，弥渡县密祉乡可谓山川毓秀，地杰人灵。2007年，文盛街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同年12月，密祉乡被省政府列为旅游小镇。这，不能不说有着先贤邹尧臣开拓之功。
清代帝师尹箫怡
大理自古有“文献名邦”美誉，可谓为钟灵毓秀，地灵人杰，人才辈出，然担任帝师者，只有唯一。他，就是清代第十代皇帝同治帝师。
尹箫怡（公元1827年—公元1886年），曾名尹炳甲、尹绍甫，字吉芬，号文浦，别号壬斋，大理府赵州弥渡兔街（1962年划归南涧彝族自治县）人，道光年间举家搬迁于弥城。尹箫怡事迹《民国弥渡县志稿》、《新纂云南通志》等均有载。
尹箫怡先祖尹兴祖由四川宦迹云南，考授晋宁州左牧，后移任呈贡知县，公元1644年迁毕乌判事，候补晋阳知府，明亡后遂隐居滇西弥渡兔街腊苦村。五代祖尹思任为清乾隆癸卯科（公元1783年）举人。尹箫怡与箫忻、箫恺、箫愉兄弟四人，尹箫怡排行老大。尹家历代耕读传家，满庭书香，尹箫怡传承家学，自幼才思敏捷，家虽贫寒，但读书刻苦，善于作文、书法，文行俱优，“少时文名噪甚”。公元1855年，尹箫怡连过省、府、州各级考试，脱颖而出，成为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生员。同年，联捷乙卯科云南乡试举人，列第13名。时值清朝内忧外患之际，尹箫怡自幼深受祖训“先祖多良才，利人利己利社会；子孙有大志，为国为民为家乡”的濡染，抱定“从仕途扶朝纲，求国家振兴之道”的理想，居家潜心博览群书，四书五经烂熟于胸。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尹箫怡辗转北上，历时约四个月抵达北京参加春闱。一篇篇锦绣文章，潇洒飘逸的书法，五经考试录为会魁，中会试第十三名、殿试二甲第四十七名、朝考第十二名，尹箫怡如愿以偿，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公元1865年，又经考试，以优于文字书法，授翰林院编修。不久，尹箫怡入詹事府，历任左春坊、右中允，修国史，录会要，弘德殿教授少不更事的同治帝，“凡十有余年”。期间，尹箫怡始终廉洁自持，才学出众，累次在三年一次的京察中获得一等，深得慈禧太后赏识，势有备位台阁之意。可惜，不可救药的同治帝载淳亲政不到两年就于公元1874年驾崩，箫怡失却依傍，加之个性不屑攀权附贵，在新旧势力矛盾纠结的晚清被时人称为“干阁”。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七月，清廷发出诰命称，箫怡“学通载籍，品著圭璋，珥笔西清，曾预窥乎四库分藜，东观雅坛，誉夫三长”，授为奉政大夫，妻石氏封为宜人。
从此，尹箫怡就成为一个五品散官，整日埋头整理国史资料，被搁置起来。自撰联“无数云山供笔点；一篇珠玉是生涯”，就是这时生活工作的最好写照，不过箫怡却是乐在其中，成绩不俗。光绪五年（公元1880年）一月，尹箫怡再一次京察一等，引见于光绪皇帝，仍被留用原职。
公元1876年到公元1883年，年届花甲的尹箫怡终于被“特旨外放，任贵州安顺知府”。据说，这是缘于慈禧太后“念旧情”，尹箫怡勤于职务。安顺位于贵州省中西部，曾经是古代西南地区夜郎、牂牁之首邑，因其地理位置显要，素来被称为“黔之腹，滇之喉，蜀粤之唇齿”，且“商业之盛，甲于全省”。在安顺，尹箫怡始终秉承“泽加于民”、“兼善天下”理念，“清正廉洁”，一心为政，力图干一番事业报效朝廷。可惜，天不假年，因积劳成疾，公元1886年，一场风寒大病而辞世。夫人与子炳均扶柩归葬入兔街祖茔，居住弥城，民国六年炳均任弥渡教育局长。
尹箫怡精通文史、诗词、乐律，擅长对联书法。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尹箫怡回到故乡弥渡，与家乡文友吟诗作对，品茶论史，也许是尹箫怡一生中最为快乐惬意的时光。
尹箫怡博学多才，弥渡名胜寺宇撰书不少楹联，每作均联语工稳，文采怡然，堪称对联高手。公元1876年，弥渡中和书院修葺一新，尹箫怡为之题写楹联两联曰：“名录压滇西，源溯文江，看前辈六科六解亚；祠曹连阙北，宗潮学海，愿诸君一室一琴书”。“琢磨有灵都缘绿竹；安排预定且看梅花”。前联历数弥渡地方学子在乾隆朝五次乡试中，连续考中解元、亚元之盛况，寄望于后起学子们博览群书，不负先贤，寄托着尹箫怡对后学们的谆谆教诲之情。后联则勉励后学诸君以竹为师，谦虚有节，定能成就一番功业。
在弥渡天渡桥廊柱上，尹箫怡撰联“两岸柳映千峰雨；一堤桃花万树霞”。弥渡八景中的西河烟柳和桃花古渡入联，烟柳朦胧，桃花姹紫嫣红，家乡如画。在密祉凤山书院，尹箫怡惊异于密祉坝的秀丽景色，品茗之余欣然题联“盃茗借僧僚，正山雨溪云之候；龟蛇严锁钥，在柳桥梅驿之间”。在红岩虫蝗寺，尹箫怡回顾南诏历史，题联“驯鹿有灵在昔，竺云蒸白饭；飞蝗无迹于今，花雨湿红岩”。描摹红岩地方丰盈的景象。公元1877年春，尹箫怡游弥城镇西壁王母阁，题书“福佑云津”匾，表达为弥川生民祈福之意。
尹箫怡书法出于王、赵，行书笔法丰浓，而自有个性，为“晚清一灿星”。弥邑后人、著名学者许子建评为，结构灵巧，笔力中锋，不仅天姿超凡，且功力深厚，非一般学者所可望尘，与清代的刘石庵相伯仲，故在弥邑超前轶后。如今，圣旨、印章、书法作品等尹箫怡遗物保存于弥渡县文管所。据说，当时文人雅士常以得尹箫怡一字为宝，时常有人用窑烟、胶水、棉纸拓下装裱，悬挂于堂室之中欣赏，尤以“琢磨有灵都缘绿竹；安排预定且看梅花”一联最为珍奇，民间遗留墨迹较多。
一代帝师，可谓才高八斗，可惜尹箫怡至今留下文学作品不多，仅见《大理县志稿》收录其诗《天生桥不谢梅》，写的是大理洱河水至天生桥激水跳珠，宛如梅树的自然奇观：
激水跳珠万朵融，横斜疏影挂玲珑。天青自坠瑶台雪，江静仍吹玉笛风。仙鹤桥头抬欲下，美人月底梦难同。唐花岁岁闲飘落，争似长开碧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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