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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与哲学有无关系？若有，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知道，在古代和中世纪，科学家就是哲学家。即便是在近代，相当多的科学家也确实是哲学家，并且自称“自然哲学家”——科学在当时是被称为“自然哲学”的。由于历史的余韵和博雅教育，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的科学人——哲人科学家——也不稀罕。可是自此以降，哲人科学家则如凤毛麟角——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科的高度分化、研究的过分专门化、教育的文理分家、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引起的。
对于哲人科学家现象，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马赫很早就予以特别关注。马赫当时发现，在我们的时代，再次存在着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并未全神贯注于专门研究，而是寻求更为普遍的指导路线。霍夫丁（H·ffding）恰当地称他们是“哲学化的科学家”，以便把他们与本来的哲学家区别开来。如果我认为他们中的两人奥斯特瓦尔德和海克尔作为开端，那么他们在自己领域中的重要性肯定是无可争辩的。他进而探讨了科学家接近和求助哲学的原因：“科学思维以两种表面上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作为哲学和作为专家研究。哲学家力图尽可能完备、尽可能综合地使自己定位于与事实总和的关系，这必然使他卷入在从特殊的科学借用的材料上建筑。专门科学家起初只关心就事实的较小领域发现他的道路。然而，由于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暂时的理智目的任意地和强有力地定义的，这些边界线随科学思想的进展而不断地漂移：科学家最后也终于看到，为了他自己的领域定向的缘故，必须考虑所有其他专门探究的结果。很明显，专门探究者以这种方式通过所有专门领域的混合也集体对准总的图像。由于这至多可以不完美地达到，这种努力或多或少导致从哲学思维那里借用的掩蔽物。于是，所有研究的终极目的是相同的。这本身也在下述事实中显示出来：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莱布尼兹等等这样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也开辟专家探究的新道路，而像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等等之类的科学家也大量地提出哲学思想，尽管他们未被称为哲学家。”
马赫还探究了科学与哲学、科学家与哲学家相对独立、相互借鉴、相得益彰的密切关系，以及二者之间在交往中存在的问题。他还特别指出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职分，二者能给对方什么帮助和如何正确地对待这一切：“我们的考虑对哲学家来说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提供什么：他们并未打算解决一个、或七个、或九个宇宙之谜；他们仅仅带头消除妨碍科学探究的假问题，而把其余的问题留给实证研究。我们只为科学研究提供否定的法则，而科学研究不需要涉及哲学家，尤其是当它已经具有（或认为他具有）世界观的牢靠基础之时。如果此时我们的叙述起初是从科学的立场判断的话，那么这并不能意味着，哲学家不必批判它和不必修正它以适合他们的需要，甚或不必统统拒斥它。然而，对于科学家来说，他的观念是否符合某个给定的哲学体系，则是完全次要的事情，只要他能够有益地利用它们作为研究的起点就行。因为科学家并非幸运得拥有不可动摇的原则，所以他变得习惯于认为，甚至他的最保险的和最牢固建立的观点和原理也是暂定的，易于通过经验来修正。事实上，只是由于这种态度，最大的进展和发现才是可能的。”而且，诚如马赫所说，科学家并不刻意要成为哲学家，一般也不在意别人是否称自己为哲学家。他明确声明：“我不是哲学家，而仅仅是科学家。不管怎样，倘若我时常在某种程度上被冒失地计入哲学家之内，那么这个过错不是我的过错。但是，很明显，我也不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以下述方式成为盲目地把他自己交托给单独一个哲学家指导的科学家，而莫里哀（Moliere）笔下的医生也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期望和要求他的病人的。”不过，话说回来，伟大的科学家完全可以成为像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奥斯特瓦尔德、迪昂、皮尔逊）和爱因斯坦等那样的伟大哲学家——列宁所谓的“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的命题是难以成立的。
不论从学理上讲，还是在科学实践中，科学家或多或少是离不开哲学的，不管是直接的需要还是间接的需要。在一般情况下，在常规科学时期，我们看不出、或者难以明显看出科学家与哲学有多少关系。这是因为，与科学相关的哲学要素已经深深地渗透和融入科学的世界观、预设、自然图像、思维模式、方法、图式、概念框架、公理基础之中，科学家有这些现成的锋利“工具”对付和破解他们面临的诸多难题。但是，当旧有的自然图像和概念框架无法容纳新的实验事实时，或旧理论体系之间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时，也就是说当科学已经陷入危机并呈露出革命的征兆时，科学家手头的工具早已不再游刃有余，甚至毫无用处了。在这种境况下，科学家只有求助于哲学思维，才能完成革故鼎新的大业，转换科学的公理基础，更新科学的概念框架，锻造新的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一句话，建构新的科学范式——否则他们将寸步难行。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创造新科学的过程中锤炼自己的哲学思想，开辟哲学的新天地。这就是伟大的科学家——科学革命家或划时代的科学开创者——常常也是伟大的哲学家的内在原因。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对于哲人科学家现象，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马赫很早就予以特别关注。马赫当时发现，在我们的时代，再次存在着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并未全神贯注于专门研究，而是寻求更为普遍的指导路线。霍夫丁（H·ffding）恰当地称他们是“哲学化的科学家”，以便把他们与本来的哲学家区别开来。如果我认为他们中的两人奥斯特瓦尔德和海克尔作为开端，那么他们在自己领域中的重要性肯定是无可争辩的。他进而探讨了科学家接近和求助哲学的原因：“科学思维以两种表面上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作为哲学和作为专家研究。哲学家力图尽可能完备、尽可能综合地使自己定位于与事实总和的关系，这必然使他卷入在从特殊的科学借用的材料上建筑。专门科学家起初只关心就事实的较小领域发现他的道路。然而，由于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暂时的理智目的任意地和强有力地定义的，这些边界线随科学思想的进展而不断地漂移：科学家最后也终于看到，为了他自己的领域定向的缘故，必须考虑所有其他专门探究的结果。很明显，专门探究者以这种方式通过所有专门领域的混合也集体对准总的图像。由于这至多可以不完美地达到，这种努力或多或少导致从哲学思维那里借用的掩蔽物。于是，所有研究的终极目的是相同的。这本身也在下述事实中显示出来：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莱布尼兹等等这样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也开辟专家探究的新道路，而像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等等之类的科学家也大量地提出哲学思想，尽管他们未被称为哲学家。”
马赫还探究了科学与哲学、科学家与哲学家相对独立、相互借鉴、相得益彰的密切关系，以及二者之间在交往中存在的问题。他还特别指出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职分，二者能给对方什么帮助和如何正确地对待这一切：“我们的考虑对哲学家来说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提供什么：他们并未打算解决一个、或七个、或九个宇宙之谜；他们仅仅带头消除妨碍科学探究的假问题，而把其余的问题留给实证研究。我们只为科学研究提供否定的法则，而科学研究不需要涉及哲学家，尤其是当它已经具有（或认为他具有）世界观的牢靠基础之时。如果此时我们的叙述起初是从科学的立场判断的话，那么这并不能意味着，哲学家不必批判它和不必修正它以适合他们的需要，甚或不必统统拒斥它。然而，对于科学家来说，他的观念是否符合某个给定的哲学体系，则是完全次要的事情，只要他能够有益地利用它们作为研究的起点就行。因为科学家并非幸运得拥有不可动摇的原则，所以他变得习惯于认为，甚至他的最保险的和最牢固建立的观点和原理也是暂定的，易于通过经验来修正。事实上，只是由于这种态度，最大的进展和发现才是可能的。”而且，诚如马赫所说，科学家并不刻意要成为哲学家，一般也不在意别人是否称自己为哲学家。他明确声明：“我不是哲学家，而仅仅是科学家。不管怎样，倘若我时常在某种程度上被冒失地计入哲学家之内，那么这个过错不是我的过错。但是，很明显，我也不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以下述方式成为盲目地把他自己交托给单独一个哲学家指导的科学家，而莫里哀（Moliere）笔下的医生也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期望和要求他的病人的。”不过，话说回来，伟大的科学家完全可以成为像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奥斯特瓦尔德、迪昂、皮尔逊）和爱因斯坦等那样的伟大哲学家——列宁所谓的“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的命题是难以成立的。
不论从学理上讲，还是在科学实践中，科学家或多或少是离不开哲学的，不管是直接的需要还是间接的需要。在一般情况下，在常规科学时期，我们看不出、或者难以明显看出科学家与哲学有多少关系。这是因为，与科学相关的哲学要素已经深深地渗透和融入科学的世界观、预设、自然图像、思维模式、方法、图式、概念框架、公理基础之中，科学家有这些现成的锋利“工具”对付和破解他们面临的诸多难题。但是，当旧有的自然图像和概念框架无法容纳新的实验事实时，或旧理论体系之间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时，也就是说当科学已经陷入危机并呈露出革命的征兆时，科学家手头的工具早已不再游刃有余，甚至毫无用处了。在这种境况下，科学家只有求助于哲学思维，才能完成革故鼎新的大业，转换科学的公理基础，更新科学的概念框架，锻造新的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一句话，建构新的科学范式——否则他们将寸步难行。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创造新科学的过程中锤炼自己的哲学思想，开辟哲学的新天地。这就是伟大的科学家——科学革命家或划时代的科学开创者——常常也是伟大的哲学家的内在原因。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