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反腐败斗争过程中，一直没有
　　 停止过关于如何认识和判断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争论。乐观派认为，中国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反腐败斗争形势一派大好，经过几个回合，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遏制腐败。但近几年，在以某项目工程筹备处、某大型活动临时办公室的名义存在的临时机构里，大量出现了腐败现象，考验着乐观派的基本观点。从查办的临时性机构腐败案件来看，反腐败任务还相当繁重，至少给予我们两点启示：
　　
　　第一，不可以轻言已经度过腐败高发期。
　　这些年，我党为反腐败确实下了很大的气力，单为管住干部多吃多喝的“嘴”，就下了包括“四菜一汤”在内的若干禁令。应当承认，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查获了一些腐败案件。但是，临时机构的腐败现象又进入我们的视野，暴露出来的问题十分严重，尤其经济犯罪现象十分突出。最近，卫生部公布的对全国牙防组这一临时机构的审计报告，就确认其违规认证收费达208.5万元，还有大量违规财务操作和个人、特别是领导层从牙防组获得个人收益的情况。
　　这就警告我们，切不可为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而骄傲自得。我们查办了一些已有的腐败样式，还会出现新的腐败样式，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从国际经验来看，在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增长迅速的变革阶段，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西方发达国家一般用了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1978年算起，我国要在40多年的时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才过去20来年。由于经济体制转换的时间短、进程快，体制、制度、机制方面存在不少漏洞。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根除腐败现象的任务也就具有长期性。考察整个20世纪90年代腐败与反腐败频度情况可知，腐败频度仍在高区位中运行。我曾经提出在2010年前，中国的腐败频度高位运行的状况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现在，我再提出一个大胆的估计：2020年前，一般不会出现改革之初的那种新旧体制激烈冲突的局面，但新的规则、体制、制度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期，社会公共秩序体系尚不能实现完全的良性运作，存在着大量的秩序缝隙或制度漏洞，会给腐败高频度的出现提供条件。在2020年前，我们将一直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体系尚未完善时期，因此，影响腐败频度上升的因素在2020年前不可能消失。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这种势态至少在2020前不会得到根本扭转。
　　第二，任何改革措施都要有与之配套的廉政方案，防腐于未然。
　　在许多年前，有学者提出改革与腐败赛跑的论点。我国的改革开放成就确实不小，但是，由于改革步伐迈得过快，反腐败措施没有及时出台发挥效力，致使腐败得以蔓延。近年来，临时机构的腐败问题就是如此，而且由于它的特殊性，纪检监察等部门无法紧密跟踪监督。失去了监管，使得一些临时机构工作人员心存侥幸，腐败也就乘虚而入。因此，临时机构的腐败问题，主要还是管理失控，监督乏力，检查审计程序在此失灵，成了制度管不到的盲区。那么，就应该伴随着改革的步伐，按照系统性控制腐败的要求，任何改革方案都必须有与之相配的反腐方略。
　　综观我国二十年来的改革历程，每项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对改革方案本身的合理与否争论很多，但对该项改革方案出台后可能引出的腐败现象却估计不足，很多情况下是改革方案出台后因缺乏反腐方案的配套支持，而在实施中出现原设计者和决策者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或这样那样的腐败现象。理论界曾有人研究过，为什么一项基本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改革方案出台后，会出现“走样”或政策方针的“磨损”，这恐怕与在改革方案中缺少包括控制腐败在内的配套措施有关。临时机构的腐败现象告诉我们，制定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政策，出台重大的改革措施，制定法律、法规和规章，都要把反腐倡廉作为有机组成部分考虑进去，都要对是否有利于反腐倡廉进行论证，做到存利去弊，完善决策。
　　设置临时性机构，本身是改革事业的需要，不应该因为腐败现象的发生就一律取消临时机构。关键是在设置临时机构之前，对容易被腐败分子钻政策空隙的可能性进行审视和评估，研究临时性机构所需要的法律和法规，并进行预警性设计，使之成为临时性机构设置的一部分。纪检、监察部门要把临时机构纳入监督范围，财务审计等部门要把临时机构纳入审计检查范围，及时堵塞漏洞，防患于未然。■
　　编辑：韩铁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