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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户籍民警,主要的工作就是接待群众,解决诉求。在诸般琐碎的工作中,最怕的一个就是查档案。
春节前的一天,我接待了一位要求查档案的老人。他叫孙刚,1956年出生,70年代到外区下乡插队,1977年招工回城。他的单位在我所辖区,他的户口也就落在该单位的集体户内。1978年考入某大学,户口迁出。他要求我给他开具当年户口曾在我所的证明。
按照相关工作流程,应该先查底簿。但档案室的同志查了半天,居然半点儿信息也没查到。我来到档案室,把70年代凡是涉及“集体”的户籍底簿都仔仔细细翻了一遍,而且是逐人查看,也没看到他的名字。好不容易找到他说的那家工厂,却没他的名字。哎,这是什么情况?再问他,他说这些人都是下面工厂的,他属工厂的上级单位,但也在这个地址,应该是两个集体户。但这个集体户里,确实没有他的底簿。
这可怎么办呢?
他说,这份证明很重要。因为按照相关规定,那时候下乡插队和回城工作都算工龄,多两年和少两年,待遇有很大的不同。我理解他的心情。人家下乡插队,又回城务工,这是事实,为什么不能享受相应的待遇呢?没想到一份小小的证明,竟关系到人家的待遇,咱责无旁贷,应该给人办啊。但底簿查不到,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忽然想到了傅姐。傅姐原来在我们所管理档案,三年前退休了。我给她打了电话,让她帮我参谋参谋。傅姐详细地询问了情况,然后给我指了两条路:一是到档案室继续查找1978年的迁出记录(这条路我已经走过,不通),二是到小档案室查当年的迁出四项(专业术语,即明细)。
按照傅姐的指示,我带着辅警小聂来到小档案室。小档案室存放的都是1986年前的档案,很少有人翻动,纸卷上全是尘土。而且,小档案室许久没人来过,空气中弥散着一股霉味儿。每走一步,每翻动一下,都会有尘土飘起来。查找中,我不住地打着喷嚏。从一堆堆的旧纸中,我找到了1978年的迁出四项,然后抱回户籍室,一页一页地翻着,一行一行地看着。孙刚凑过来看着,很吃惊地说:“这么找啊?”我说:“没有办法啊。当年的记录就是这样的。”
孙刚说他是1978年10月去大学报到的,应该是9月份迁出的户口。我翻了一个月的,没见到他的名字,又往前翻了一个月的,还是没有。只好往后翻。孙刚说:“不会在后面吧。我10月份就去报到了。”刚翻开,他的名字就“跃然纸上”。我兴奋得简直就要跳起来了:“看,在这儿!”他也兴奋起来:“还真找到啦?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听了您这话,我这颗心算落到肚子里啦。”
这时,傅姐又打回电话,说她刚刚又打电话给我们所的另一个老户籍,问她当年这个集体户的底簿放在哪里。那位老户籍民警说,这个集体户太小,没按集体户进行管理,应该是放在当地居民的门牌号下面了,她建议我到那里去查查。我告诉她,查到了。她也高兴起来,连说那好、那好。
孙刚看到我们这么多人在为他的事情忙碌,很是感动。当我把证明递给他的时候,他非要跟我握手。我说我翻了半天档案,手上脏啊。但他还是坚持要跟我握手。虽然只是握手,但我却深深地感受到了,那握手里,不仅仅有感激,更有一份信任。
(作者系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青龙桥派出所民警)
春节前的一天,我接待了一位要求查档案的老人。他叫孙刚,1956年出生,70年代到外区下乡插队,1977年招工回城。他的单位在我所辖区,他的户口也就落在该单位的集体户内。1978年考入某大学,户口迁出。他要求我给他开具当年户口曾在我所的证明。
按照相关工作流程,应该先查底簿。但档案室的同志查了半天,居然半点儿信息也没查到。我来到档案室,把70年代凡是涉及“集体”的户籍底簿都仔仔细细翻了一遍,而且是逐人查看,也没看到他的名字。好不容易找到他说的那家工厂,却没他的名字。哎,这是什么情况?再问他,他说这些人都是下面工厂的,他属工厂的上级单位,但也在这个地址,应该是两个集体户。但这个集体户里,确实没有他的底簿。
这可怎么办呢?
他说,这份证明很重要。因为按照相关规定,那时候下乡插队和回城工作都算工龄,多两年和少两年,待遇有很大的不同。我理解他的心情。人家下乡插队,又回城务工,这是事实,为什么不能享受相应的待遇呢?没想到一份小小的证明,竟关系到人家的待遇,咱责无旁贷,应该给人办啊。但底簿查不到,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忽然想到了傅姐。傅姐原来在我们所管理档案,三年前退休了。我给她打了电话,让她帮我参谋参谋。傅姐详细地询问了情况,然后给我指了两条路:一是到档案室继续查找1978年的迁出记录(这条路我已经走过,不通),二是到小档案室查当年的迁出四项(专业术语,即明细)。
按照傅姐的指示,我带着辅警小聂来到小档案室。小档案室存放的都是1986年前的档案,很少有人翻动,纸卷上全是尘土。而且,小档案室许久没人来过,空气中弥散着一股霉味儿。每走一步,每翻动一下,都会有尘土飘起来。查找中,我不住地打着喷嚏。从一堆堆的旧纸中,我找到了1978年的迁出四项,然后抱回户籍室,一页一页地翻着,一行一行地看着。孙刚凑过来看着,很吃惊地说:“这么找啊?”我说:“没有办法啊。当年的记录就是这样的。”
孙刚说他是1978年10月去大学报到的,应该是9月份迁出的户口。我翻了一个月的,没见到他的名字,又往前翻了一个月的,还是没有。只好往后翻。孙刚说:“不会在后面吧。我10月份就去报到了。”刚翻开,他的名字就“跃然纸上”。我兴奋得简直就要跳起来了:“看,在这儿!”他也兴奋起来:“还真找到啦?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听了您这话,我这颗心算落到肚子里啦。”
这时,傅姐又打回电话,说她刚刚又打电话给我们所的另一个老户籍,问她当年这个集体户的底簿放在哪里。那位老户籍民警说,这个集体户太小,没按集体户进行管理,应该是放在当地居民的门牌号下面了,她建议我到那里去查查。我告诉她,查到了。她也高兴起来,连说那好、那好。
孙刚看到我们这么多人在为他的事情忙碌,很是感动。当我把证明递给他的时候,他非要跟我握手。我说我翻了半天档案,手上脏啊。但他还是坚持要跟我握手。虽然只是握手,但我却深深地感受到了,那握手里,不仅仅有感激,更有一份信任。
(作者系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青龙桥派出所民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