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间如果中国顺利实现转型升级，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那么，中国经济年产出水平将接近世界第一，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也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因此可以说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话题。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围绕这个话题的讨论非常热烈。本期围绕这个话题，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前景、需要推动的结构转型和实施的改革、中国发展的国际影响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这些文章对于理解中国未来发展前景大有裨益，相信读者可以获得非常有益的启迪。
　　与此同时，我想围绕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与两种观点展开商榷。
　　第一种观点是中国经济增速有很大可能性在近期悬崖式下跌。普瑞切特和萨默斯的文章认为，“国别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是经济增长唯一的特征化事实。” “遵循这一客观规律，中印经济增速均要大幅放缓。”但是，两位作者提出的均值回归假说，无法和更广泛的经验事实相容。按照麦迪森的长期经济增长数据，全球从公元1年到1000年年均增速为0.01%；公元1000年到1500年年均增速为0.14%；公元1500年到1600年年均增速为0.28%；公元1600年到1700年年均增速为0.11%；公元1700年到1820年年均增速为0.52%。如果增速回归均值是唯一的特征化事实，均值回归是关于经济增长的唯一的支配性逻辑，那么，工业革命之前成百上千年当中增速由低到高的数次台阶性跃升，根本就无从解释。试想，如果把两位作者的逻辑贯彻到底的话，历史上所有经济体在大部分时期经济增长速度都应回归到那时的均值，而那时的均值远低于2%。进而，工业革命以来2%的增速均值也不应该出现。
　　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增速会回落，但不会在短时期内快速降低到全球均值的水平上。而且，中国新常态下增速回落的原因，也并非均值回归，而是后发优势缩小导致的技术追赶速度放缓。
　　第二种要商榷的观点是，新常态下将形成迥异于旧动力、旧结构的全新增长动力、产业结构。追赶进程中的发展阶段转换，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新旧基本面因素的逐步替换。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出现了很多新特征和趋势，并不意味着未来经济发展将完全不同以往。以往支撑高速追赶进程的供给面和需求面因素，也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发挥作用。比如，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尚未结束，2.6亿农民工需要转变为市民，决定城市质量的基础设施水平还不够高，大量城市棚户区居民需要改善居住和生活条件。以合适的节奏释放这些需求空间，创造一个平稳增长的环境，是新发展动力成长的基本前提。没有了这样的前提，新增长动力和经济结构将难以孕育出来。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