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时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的阿玛蒂亚·森从国外旅行回到英国。机场的移民官极其细致地检查了他的印度护照，一边注视入境单上家庭住址栏下的“剑桥三一学院院长公寓”，一边看似漫不经心地问道：三一学院院长是不是你的一个亲密朋友？
　　一个人是不是他自己的亲密朋友，这个深奥的哲学问题让这位起草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万般纠结，以致于他要思考片刻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正是这片刻的犹豫，加深了移民官的怀疑，移民局官员想知道他犹豫的原因，并想了解他是否合法地居住在英国。
　　正是这小小的插曲，提醒阿玛蒂亚·森注意到了“身份”的晦暗性与复杂性。日常生活中，人们把自己视为各种各样的群体的成员。一个人可以毫不矛盾地既是美国公民，来自加勒比地区，又拥有非洲血统；此外，还可以是一名基督徒、自由主义者、女性、小说家、女权主义者、戏剧爱好者、环保积极分子、足球迷、喜欢流行音乐的钢琴演奏家、主张同性恋者有权自行其是的异性恋者；而且坚信外层空间也有智慧生物存在，并迫切渴望与这些生物交流……
　　但是，在一种“单一主义”认识下，人类身份被分类为宗教或者文化群体，比如近来影响广泛的塞缪尔·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就将全球的政治对立视为世界宗教与文化对立的必然结果。这样的单一身份认同，忽略了人类的其他身份，也忽略了人类的选择与推理责任。
　　对命运的幻象，尤其是宣扬这样或那样单一身份的观念，有意无意地孕育了这个世界的暴力。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冲突与暴力都受这种单一身份的幻象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们根据宗教或者文化、文明来划分世界，而忽略人们看待自身的其他方式——诸如性别、职业、语言、文学、科学、音乐、道德或社会立场等，并且否定了合理选择的现实可能性。一旦根据这种观点来界定不同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就被严重地压缩并置于“小盒”之中。
　　这种粗线条并且简略的不同文明与文化的单一身份认同，“可以杀人，甚至是肆无忌惮地杀人”，比如阿玛蒂亚·森的祖国印度，就曾经多次因为这种单一身份认同而互相杀戮。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族人……单一性对抗的幻象造成了对人的彻底抽象，吞噬了被卷入的对抗者的思考自由，把具有多种维度的人变成了一种单向性的残暴动物。
　　——于是，阿玛蒂亚·森写作了《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
　　也许是预言，也许还是命运。这本书出版后的世界，地震、海啸、核泄露、恐怖主义，此外还有“革命”与战争，一如既往地印证着加尔布雷思的预言：“在这个事事不确定的时代，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不确定’的事实。”
　　2011年7月，一向繁荣、平和、宽容的挪威，在首都奥斯陆市中心及市郊工党青年夏令营，竟然发生一场血腥杀戮，一共导致92人死亡。
　　第一时间，人们按照惯性思维，想到了“基地”组织，想到了伊斯兰极端分子。可事实真相是，凶手是布雷维克，一个32岁的金发碧眼的挪威人，他单枪匹马制造了两起惨案。但人们还不死心，试图找出他的同伙，找出幕后的元凶。因为人们不愿相信，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业”，背后没有宗教或者文化身份的支撑。最后，还是把矛头对准了穆斯林，公共媒体甚至委婉提醒，正是穆斯林塑造了今天的布雷维克。
　　但是，布雷维克在网站上写道：“我们的主要敌人不是伊斯兰激进分子，而是这些激进分子的帮手——多元文化主义者。”
　　布雷维克提到的“多元文化主义者”，比如斯托尔滕贝格青年团及挪威工党的一些主张，在阿玛蒂亚·森看来，其所展现的包容性不过是让不同风格和传统并存，而不是融合与交流，更准确而言应是“多元单一文化主义”。“多元单一文化主义”虽然相比“单一主义”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仍然没有抽离单一的特征，没有进入多元的开阔世界，为后来的惨案埋下了隐患。
　　——这是阿玛蒂亚·森的洞见，发表于惨案发生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