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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路遥的小说往往呈现出一个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文学世界，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体现在空间层面，更体现在文化精神层面。本文将文学文本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法三者结合，对路遥小说中的城乡二元结构进行分析与研究，探讨城乡二元结构视野下路遥小说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路遥 城乡二元结构 现实意义 《平凡的世界》 《人生》
路遥，中国当代杰出作家，茅盾文学獎得主，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著有《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在文学评论界，针对路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基于城乡二元结构视野整体分析路遥作品的研究不多。在探讨路遥创作的大时代背景及作者自身经历和感悟之后，发现其小说多为农村题材，且都是通过笔下主人公进城故事寄以对城乡关系的思考，同时其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空间结构、文化精神结构及现实意义都有相当大的研究价值。
一、城乡二元空间结构
塞尔托在《空间故事》中认为：叙事是从空间相互作用的矛盾状态里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有区分的复杂网络”和“一个空间的结合型体系”[1]。路遥的小说为我们进行空间层面的二元结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路遥小说的内部空间可分为乡村空间和城市空间。乡村空间指的是小说中农民所处的地理空间，表现的是一部分农民的生活，如《平凡的世界》中所描述的双水村，以孙少安为典型代表的双水村村民都生活在乡村空间里；又如《人生》中的高家村，村里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住着传统的黄土窑，拿着镢把在地里干活。城市空间则表现一部分城里人的生活，例如《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一家人，田晓霞的父母都在城市中工作并任职重要干部，生活较为富足，当双水村的人连黑馍馍都吃不起的时候，他们不仅有粮票，有白馍馍，而且教育资源远远高于农民；《人生》中的黄亚萍生活在相对安逸的城市空间，当乡村姑娘“面朝黄土背朝天”、脱离不了农活的时候，她却知晓中外名著、看报纸新闻甚至掌握国家最新的实时报道。
城市是在与乡村的对比中存在的，乡村空间和城市空间并不是相互分离的。作者路遥通过笔下主人公进城故事寄托了对城乡关系的思考，也是早期乡土文学的审乡情结的再现；以城里人的眼光，围观乡村，以此反思和反省乡村，两者彼此推动、影响使得路遥笔下的小说所描画的生活丰富多彩、变化多姿而又极具张力。
二、城乡二元文化结构
在路遥的笔下，城市与乡村处于不同空间，人也拥有不同的文化结构，这种文化不仅仅是表面的物质文化，更深层地表现在精神文化的差异上。
（一）城乡二元文化差异及原因分析。城市空间的人和乡村空间的人，因为所处空间的不同，所以他们拥有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不同。在路遥的笔下，《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饥饿：“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2]孙少安的艰难，双水村人的贫苦，以及那个时代文化的贫乏与人的精神的贫困，无不令人揪心。《人生》中高加林爱上了两个女人：刘巧珍和黄亚萍。“黄亚萍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她接着又告诉加林，除了石油，现在还有十四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复合能源，及太阳能……”[3]接着他们又一起谈起了文学，黄亚萍写了一首小诗《赠加林》：“我愿是你生着翅膀的大雁……”[4]巧珍嘴里絮叨着：“被子太薄了，罢了我给你絮一点棉花；褥子下面毛毡也不行，我把我们家那张狗皮褥子给你拿来……”[5]
在这场令人唏嘘的感情纠葛中，文化差异在两个姑娘的话语中显而易见。一个是见多识广的城市人，她所拥有的物质精神文化更多会表现为一种知识和涵养、能够接受新事物和对时代认知的敏锐“嗅觉”，以及宽泛的视野等；一个是土生土长的普通农民，他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善良和朴实，“狗皮褥子”在这里不仅仅是盖在身上取暖的东西，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物质精神文化条件，是一种原始的古朴。我们很难评价城市乡村精神文化谁好谁坏，事物都是辩证的，若富足成为一种钱财、势力的代名词，若不富足成为麻木不仁的代名词，那么城乡精神物质文化便没有了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城乡二元文化的差异是明显存在的。
造成城乡之间文化差异的来源一方面在于中国乡村与城市的社会体制结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随着农村体制改革的深化及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农耕方式，逐渐被各种新的生存方式所替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百姓通过定额分配的方式得到生活保障，而农村则没有任何保障，户籍制度也决定了受教育程度。另一方面，陕北的农村多处于偏僻封闭落后的地域，古老文化的沉淀使得农民沉浸在自己的生存空间内，这是阎连科在写农民精神时强调突出的一点。他们有着传统的道德观念，不易接受新生事物，大多形成思想上的“闭关”。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传统文化的熏陶能反映出淳朴、美的精神文化，例如整个村的凝聚力，农民的朴实、善良和吃苦精神。虽然劳动之苦，苦得令人无法接受，但人们对于劳动充满了敬意，也是孙少安等农民在承受物质文化贫乏时能够治愈伤口的良药，正是在这种苦难之中，人们才体会到生活的意义，人性美在互帮互助中得以展现和提升，他们的精神文化在慢慢充实。
（二）物质、精神文化的共融共生。无论物质文化有多大的差距，处于乡村与城市空间的人们的精神文化是有共通之处的，因为他们不可割裂，而且同时汲取陕北这片地域文化的养分，所以土生土长的农民的精神结构层面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处于乡村空间的人们没有富足的物质文化，但是他们的情感、人性都是闪光的。尽管是生于乡村空间的农民，但只要敢于突破，就能够跟紧时代的脚步，具有现代的精神文化意识并接受多元文化和开放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获得反向的正能量。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对贫乏的物质生活，落后的生产方式等苦楚有深切体验，因此改变现实，掌握自己命运的渴望特别强烈，他是农村青年中能够对传统道德标准及传统意识真正做到扬弃的人。在改革之风还未吹到农村时，孙少安事先意识到集体制度的弊端，并力排众议开始号召大家推行“分担包产”制度，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政策的放开，他在新思想的影响下积极抓住机会，在双水村，他一人先“勤劳致富”，成了一个农民企业家，实现了农民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的生活主题。不难看出，孙少安不仅善于接受新事物，眼光独到，而且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孙少安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人物形象，更是双水村重要的一个“点”，以他为点而画出的圆圈代表双水村，点一直在圈内，圈离不开点，点动圈也动，他就是双水村的典型，时代背景、地域风土人情塑造了他的典型性格，而他也一直在发挥“点”的作用改变这个圈，或许在不稳定的缩小扩大、扩大缩小。但是在他的努力下，点成线圈，线圈成面，面面带来了双水村进步的空间体。他在置办砖厂的时候，雇了很多乡亲，他想：怎能自己锅里有肉，而心平气静地看着周围的人吞糠咽菜[6]？此时他的文化情感和人格魅力是富足的，当他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他那砥砺前行的态度向我们证明了他的坚强，就算他一出生就注定遭受物质文化的局限，也没有走出乡村空间，但是他的精神世界不断丰富，同时依靠自己的坚守带来了一定的物质文化，实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双丰收。
所谓伟大并不一定是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好事情，在平凡的生活中体现的坚靭、仁爱等美德也是一种伟大。路遥作品中的人物始终保持着这些传统美德，他们在苦难的生活中活得更顽强、充实而自由。路遥作品之所以表现时代生活的深层含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拥有挖掘普通人宝贵精神财富的潜力[7]。
三、路遥小说对于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城市与乡村不仅仅是二元对立，还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城乡之间存在特殊的城乡交叉地带，小说中的主人公作为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亲身实践者，无不是踏足城乡交叉地带，在这里迷茫、焦虑，甚至遭遇难以调和的冲突，但这是路遥在对客观的现实世界进行真实而深刻的把握和描写。
《人生》写出了一个较深刻的时代命题——一个有才华并志向远大的青年与其所处的现实环境很难调和的矛盾冲突，主人公高加林最后回到原点，迷茫的梦醒之后依然是迷茫，最终并没有找到应该有的人生出路。《平凡的世界》尝试将这种冲突解决，给人生的矛盾寻求一个解决的办法。《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在不同的人生追求中找了自己的归宿，让我们看到了乡村走向城市的亲身实践者“搏击苦难、历练自我”后的幸福天地。
无论是孙少平、孙少安还是高加林，我们都不能忽略他们为我们展示的那种智慧自强、在困境和磨难中抗争的精神、争取自己人生尊严的力量，是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中，任何人都应该坚守的人生原则，他身上展示的这种精神力量，使得他超越平凡，也使得他平凡的人生变得并不平凡。路遥曾说人生就是无休止的奋斗，为了梦想而奋斗。他笔下塑造的高加林、少安少平等人正是这样的实践者，也是当下青年指路的明灯，对当代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并将当代年轻人应有“搏击苦难、历练自我”历练精神展现了出来。“身处劣境却不断挑战苦难、自强奋斗，这是路遥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路遥的人格魅力与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时代精神——给予所有的卑微人物以勇气和光亮，并让他们知道自己可以走得更高更远”[8]。
四、结语
一贯秉承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作家路遥用文字真实地向我们讲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村青年进城历程及人生奋斗的故事，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不怕违背道德传统而力争到大城市找寻自己的未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从揽工汉到煤矿工人的身份流动中表现了实现进城理想的种种尝试，他们都是青年奋斗者的典型人物形象。跳出文本，放眼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同样能够引起当今读者的思想共鸣和心灵契合：只要敢于搏击苦难、历练自我，我们就能比自己想象中走得更远。就像路遥所说：“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满意。但是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不满意，就灰心。”[8]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费伦，主编.申丹，译.当代叙事理论指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08.
[2]路遥.平凡的世界[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6.
[3][4][5][8]路遥.人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65，165，168，213.
[6]王春云.论路遥文学的独特魅力[J].學术论坛，2002（06）.
[7]姬娜.论路遥《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的陕北地域文化内涵[D].西安：西北大学，2015：24.
项目名称：2017年省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校企合作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201710299154H
指导老师：张芙蓉
关键词： 路遥 城乡二元结构 现实意义 《平凡的世界》 《人生》
路遥，中国当代杰出作家，茅盾文学獎得主，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著有《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在文学评论界，针对路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基于城乡二元结构视野整体分析路遥作品的研究不多。在探讨路遥创作的大时代背景及作者自身经历和感悟之后，发现其小说多为农村题材，且都是通过笔下主人公进城故事寄以对城乡关系的思考，同时其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空间结构、文化精神结构及现实意义都有相当大的研究价值。
一、城乡二元空间结构
塞尔托在《空间故事》中认为：叙事是从空间相互作用的矛盾状态里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有区分的复杂网络”和“一个空间的结合型体系”[1]。路遥的小说为我们进行空间层面的二元结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路遥小说的内部空间可分为乡村空间和城市空间。乡村空间指的是小说中农民所处的地理空间，表现的是一部分农民的生活，如《平凡的世界》中所描述的双水村，以孙少安为典型代表的双水村村民都生活在乡村空间里；又如《人生》中的高家村，村里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住着传统的黄土窑，拿着镢把在地里干活。城市空间则表现一部分城里人的生活，例如《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一家人，田晓霞的父母都在城市中工作并任职重要干部，生活较为富足，当双水村的人连黑馍馍都吃不起的时候，他们不仅有粮票，有白馍馍，而且教育资源远远高于农民；《人生》中的黄亚萍生活在相对安逸的城市空间，当乡村姑娘“面朝黄土背朝天”、脱离不了农活的时候，她却知晓中外名著、看报纸新闻甚至掌握国家最新的实时报道。
城市是在与乡村的对比中存在的，乡村空间和城市空间并不是相互分离的。作者路遥通过笔下主人公进城故事寄托了对城乡关系的思考，也是早期乡土文学的审乡情结的再现；以城里人的眼光，围观乡村，以此反思和反省乡村，两者彼此推动、影响使得路遥笔下的小说所描画的生活丰富多彩、变化多姿而又极具张力。
二、城乡二元文化结构
在路遥的笔下，城市与乡村处于不同空间，人也拥有不同的文化结构，这种文化不仅仅是表面的物质文化，更深层地表现在精神文化的差异上。
（一）城乡二元文化差异及原因分析。城市空间的人和乡村空间的人，因为所处空间的不同，所以他们拥有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不同。在路遥的笔下，《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饥饿：“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2]孙少安的艰难，双水村人的贫苦，以及那个时代文化的贫乏与人的精神的贫困，无不令人揪心。《人生》中高加林爱上了两个女人：刘巧珍和黄亚萍。“黄亚萍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她接着又告诉加林，除了石油，现在还有十四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复合能源，及太阳能……”[3]接着他们又一起谈起了文学，黄亚萍写了一首小诗《赠加林》：“我愿是你生着翅膀的大雁……”[4]巧珍嘴里絮叨着：“被子太薄了，罢了我给你絮一点棉花；褥子下面毛毡也不行，我把我们家那张狗皮褥子给你拿来……”[5]
在这场令人唏嘘的感情纠葛中，文化差异在两个姑娘的话语中显而易见。一个是见多识广的城市人，她所拥有的物质精神文化更多会表现为一种知识和涵养、能够接受新事物和对时代认知的敏锐“嗅觉”，以及宽泛的视野等；一个是土生土长的普通农民，他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善良和朴实，“狗皮褥子”在这里不仅仅是盖在身上取暖的东西，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物质精神文化条件，是一种原始的古朴。我们很难评价城市乡村精神文化谁好谁坏，事物都是辩证的，若富足成为一种钱财、势力的代名词，若不富足成为麻木不仁的代名词，那么城乡精神物质文化便没有了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城乡二元文化的差异是明显存在的。
造成城乡之间文化差异的来源一方面在于中国乡村与城市的社会体制结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随着农村体制改革的深化及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农耕方式，逐渐被各种新的生存方式所替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百姓通过定额分配的方式得到生活保障，而农村则没有任何保障，户籍制度也决定了受教育程度。另一方面，陕北的农村多处于偏僻封闭落后的地域，古老文化的沉淀使得农民沉浸在自己的生存空间内，这是阎连科在写农民精神时强调突出的一点。他们有着传统的道德观念，不易接受新生事物，大多形成思想上的“闭关”。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传统文化的熏陶能反映出淳朴、美的精神文化，例如整个村的凝聚力，农民的朴实、善良和吃苦精神。虽然劳动之苦，苦得令人无法接受，但人们对于劳动充满了敬意，也是孙少安等农民在承受物质文化贫乏时能够治愈伤口的良药，正是在这种苦难之中，人们才体会到生活的意义，人性美在互帮互助中得以展现和提升，他们的精神文化在慢慢充实。
（二）物质、精神文化的共融共生。无论物质文化有多大的差距，处于乡村与城市空间的人们的精神文化是有共通之处的，因为他们不可割裂，而且同时汲取陕北这片地域文化的养分，所以土生土长的农民的精神结构层面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处于乡村空间的人们没有富足的物质文化，但是他们的情感、人性都是闪光的。尽管是生于乡村空间的农民，但只要敢于突破，就能够跟紧时代的脚步，具有现代的精神文化意识并接受多元文化和开放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获得反向的正能量。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对贫乏的物质生活，落后的生产方式等苦楚有深切体验，因此改变现实，掌握自己命运的渴望特别强烈，他是农村青年中能够对传统道德标准及传统意识真正做到扬弃的人。在改革之风还未吹到农村时，孙少安事先意识到集体制度的弊端，并力排众议开始号召大家推行“分担包产”制度，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政策的放开，他在新思想的影响下积极抓住机会，在双水村，他一人先“勤劳致富”，成了一个农民企业家，实现了农民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的生活主题。不难看出，孙少安不仅善于接受新事物，眼光独到，而且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孙少安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人物形象，更是双水村重要的一个“点”，以他为点而画出的圆圈代表双水村，点一直在圈内，圈离不开点，点动圈也动，他就是双水村的典型，时代背景、地域风土人情塑造了他的典型性格，而他也一直在发挥“点”的作用改变这个圈，或许在不稳定的缩小扩大、扩大缩小。但是在他的努力下，点成线圈，线圈成面，面面带来了双水村进步的空间体。他在置办砖厂的时候，雇了很多乡亲，他想：怎能自己锅里有肉，而心平气静地看着周围的人吞糠咽菜[6]？此时他的文化情感和人格魅力是富足的，当他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他那砥砺前行的态度向我们证明了他的坚强，就算他一出生就注定遭受物质文化的局限，也没有走出乡村空间，但是他的精神世界不断丰富，同时依靠自己的坚守带来了一定的物质文化，实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双丰收。
所谓伟大并不一定是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好事情，在平凡的生活中体现的坚靭、仁爱等美德也是一种伟大。路遥作品中的人物始终保持着这些传统美德，他们在苦难的生活中活得更顽强、充实而自由。路遥作品之所以表现时代生活的深层含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拥有挖掘普通人宝贵精神财富的潜力[7]。
三、路遥小说对于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城市与乡村不仅仅是二元对立，还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城乡之间存在特殊的城乡交叉地带，小说中的主人公作为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亲身实践者，无不是踏足城乡交叉地带，在这里迷茫、焦虑，甚至遭遇难以调和的冲突，但这是路遥在对客观的现实世界进行真实而深刻的把握和描写。
《人生》写出了一个较深刻的时代命题——一个有才华并志向远大的青年与其所处的现实环境很难调和的矛盾冲突，主人公高加林最后回到原点，迷茫的梦醒之后依然是迷茫，最终并没有找到应该有的人生出路。《平凡的世界》尝试将这种冲突解决，给人生的矛盾寻求一个解决的办法。《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在不同的人生追求中找了自己的归宿，让我们看到了乡村走向城市的亲身实践者“搏击苦难、历练自我”后的幸福天地。
无论是孙少平、孙少安还是高加林，我们都不能忽略他们为我们展示的那种智慧自强、在困境和磨难中抗争的精神、争取自己人生尊严的力量，是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中，任何人都应该坚守的人生原则，他身上展示的这种精神力量，使得他超越平凡，也使得他平凡的人生变得并不平凡。路遥曾说人生就是无休止的奋斗，为了梦想而奋斗。他笔下塑造的高加林、少安少平等人正是这样的实践者，也是当下青年指路的明灯，对当代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并将当代年轻人应有“搏击苦难、历练自我”历练精神展现了出来。“身处劣境却不断挑战苦难、自强奋斗，这是路遥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路遥的人格魅力与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时代精神——给予所有的卑微人物以勇气和光亮，并让他们知道自己可以走得更高更远”[8]。
四、结语
一贯秉承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作家路遥用文字真实地向我们讲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村青年进城历程及人生奋斗的故事，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不怕违背道德传统而力争到大城市找寻自己的未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从揽工汉到煤矿工人的身份流动中表现了实现进城理想的种种尝试，他们都是青年奋斗者的典型人物形象。跳出文本，放眼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同样能够引起当今读者的思想共鸣和心灵契合：只要敢于搏击苦难、历练自我，我们就能比自己想象中走得更远。就像路遥所说：“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满意。但是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不满意，就灰心。”[8]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费伦，主编.申丹，译.当代叙事理论指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08.
[2]路遥.平凡的世界[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6.
[3][4][5][8]路遥.人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65，165，168，213.
[6]王春云.论路遥文学的独特魅力[J].學术论坛，2002（06）.
[7]姬娜.论路遥《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的陕北地域文化内涵[D].西安：西北大学，2015：24.
项目名称：2017年省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校企合作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201710299154H
指导老师：张芙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