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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
2020年8月25日是七夕节，我爷爷正是那天去世的。三年前，他患上了老年痴呆。最后几个月，他成了植物人，躺在医院里一动不动。他总说要活到100岁，这一目标虽未实现，但也活了95岁。我奶奶比爷爷早走53天。她当时正在吃汤圆，吃到一半心脏骤停，人就不动了。
我收到爷爷死讯时，正一个人待在纽约。同在美国的还有我的父母、叔叔、哥哥和堂弟。受疫情影响，我们都没法飞回中国。葬礼当天，我姑姑用微信发起多人视频聊天，四散在美国各地的我们便以这种方式参加了葬礼。
我已经在纽约住了一年多，但那里从来没有家的感觉。葬礼当天，我特意换了衣服、化了妆。视频打过来后，我将手机放在支架上。为了表示对爷爷的尊重，我全程都是站着的。手机屏幕被微信视频分成了五个小格子，其中一个画面对着爷爷，遗体上有亲友献上的鲜花。
我爷爷奶奶住在合肥。小时候，我哥和我的暑假都是在爷爷奶奶家度过的。那时，我们和姑姑还有同辈的小孩一起睡。我们一起在空调前吹冷风，到外面的网吧打《星际争霸》和电子宠物游戏，买麻辣牛肉干和卡乐比虾条。晚上，我们一块看中国的肥皂剧。爷爷奶奶住在一栋单元楼的第三层，楼外有一棵桑树，奶奶会用桑叶养桑蚕。
我们用微信和中国的家人保持联系。家里的微信群是家人分享小孩照片、搞笑视频以及唠家常的地方。我翻看聊天记录，可以看到许多家人的对话。
“老太太六點钟就起床了，说肚子饿，要吃早饭，好在阿姨已经习惯了她的节奏。”
“我喜欢宋仲基。”我的堂妹说。我姑姑比她大30岁，回了句“我也喜欢”。
奶奶只会看微信，不会打字。她有时候翻聊天记录会无意间敲出几个没有意义的字符。我爸看到就会说：“妈，您想说什么啊？”
多亏了微信，我们才能实时参与奶奶和爷爷的葬礼。但微信毕竟不是完美的，我们无法真的回到中国，为他们的遗体献上鲜花，也无法回到他们的住处，在他们的遗像前放上橙子。我们似乎通过巴掌大的屏幕，穿到了那一侧，但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疏离感。我现在还无法接受他们离去的事实，但他们确实远去了。我微信通讯录里仍有奶奶的名字，每次翻到那，我都会有些恍惚。
“流亡”
爱德华·萨义德写道：“流亡如死亡一般，斩断了太多人与传统、家庭和家乡的联系，但又缺少死亡那具有终结意味的慈悲。”我并非被迫流亡，但身在美国，我和传统、家庭、家乡的纽带确实断了。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很想多了解一点亚洲文化。
我打小就喜欢听中国故事。每当我在学校里学了点中国历史的知识，回到家和父母一聊，他们就会说：“不是这样的，当时完全是另一回事。”比方说文革，我父母的讲述就和教材不一样。他们谈起那段历史，说自己在农村交了不少好友，爷爷奶奶还因为当兵获得了奖章和退休金。小时候到爷爷奶奶家过暑假，家里同辈的小孩跟我开玩笑，说爷爷吃的是共产党的饭，没有共产党发薪水，爷爷就没法给我买好吃的。
许多移民的小孩都缺乏归属感，我也一样。我想找到我的根，了解我的过去，这也是我长久以来想回中国记录家庭口述史的原因。我回合肥那天刚好是奶奶九十大寿，叔叔接到我，直接将车开到了饭店楼下。席间，奶奶的曾孙女给她戴上寿星帽，跟她一起吹灭了蛋糕蜡烛。爷爷那天没去吃饭，他病情严重，只剩一个空壳。
爷爷
爷爷姓钱，1925年生，属牛，江苏人，贫农家庭，家里靠织布、养牛生活。他兄弟姐妹一共六人，都没受过正规教育。他小时候没怎么吃过饱饭，为了不饿肚子，15岁便加入共军。抗战期间，他打过鬼子，他的一只耳朵就是那时聋掉的。他参军后还学会了写字，最后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
他和奶奶总共生了五个孩子，老大生于1953年。五个里面有三个想成为作家，但最后都学了医;剩下两个，包括我爸在内，移民到了美国。再后来就有了我——一个出生于洛杉矶郊区的小女孩。我的梦想也是当作家。
在我的印象中，爷爷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打牌。他下午会下围棋，到了晚上就是麻将。饭前，他总会一边拍手，一边说“HALLO HALLO EAT”（译注：实为HELLO HELLO EAT，即“你好，你好，吃饭”）。他还知道一个英语单词Monster——怪物。他第一次到洛杉矶看我们，拍过一张照片，穿的是一件绿夹克。我两三岁时，住在合肥。一个冬日，爷爷一个人拿了个塑料袋出去，想装些雪回来让我们玩。我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他在雪地里留下的一串脚印，那一天，他穿的也是这件绿夹克。
爷爷这种身体状况，我自然没法跟他交谈。我开始翻他的文字，最后找到了一篇爷爷86岁时写的文章，题为《我的遗产》，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我小时候，父亲卧病在床，我常常熬中药给他喝。一天夜里，母亲突然把我晃醒。那会，父亲刚刚断气，他的遗体被搬到了屋外，放在一张木板上，头朝北。母亲哭得很伤心，他让我们几个孩子大声喊父亲的名字，好把他喊回来。”
文末，他写道：“我1940年加入新四军，如今，70年过去了。”显然，他写这篇文章时，思维敏捷，记忆力也没有丝毫衰退的迹象。但我有预感，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见爷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