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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以及资源要素的禀赋问题，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居民收入差距。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已严重影响到了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如何加强收入分配的调整以及实现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便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政治决策的重点和理论研究的难点。本文从当前我国城乡、行业和区域之间收入差距现状以及相关文献分析出发，从不同角度深入全面地探讨了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各种原因。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发展不平衡
一、引言
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超过了9%，成为这个时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中国也从原计划体制下的“短缺经济”变成了“世界工厂”，截至2010年底，我国GDP总量已达到397983亿元，并成功超越日本而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毫无疑问，如今的中国已成为了对世界有着重要影响的经济大国。由于长期内偏向发展战略的实施，这种依靠中国农村经济而推动中国整体经济以独特的“中国模式”创造“中国奇迹”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背后，其代价是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在部门间配置的无效率，从而构成了中国经济长期“又好又快”发展的最大障碍。
目前，造成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很多，已有大量文献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不少学者指出中国收人差距归因于中国地区间和城乡间日益扩大的收人差距，而进一步的研究还说明，不同地区收入差距与中国巨大的城乡差距有直接关系（Tsui & Wang，2004）。王小鲁、樊纲（2005）指出经济增长方面的因素、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以及制度方面的一系列因素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在以当前的大量相关文献基础上，接下来将对收入差距变化的主要因素做一个文献综述，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二、政策因素与收入差距
从城乡关系的理论研究来看，城乡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依存且和谐共生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使得城市的产业得到加速发展，而且各种基础设施也不断加强，相反，农村地区的发展却过于落后，迫于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已严重损害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正如Lipton（1977）所说：“现今，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中最严重的阶级对立不是发生在劳资之间，也不是存在于外国利益集团与国内利益集团之间，而是存在于农村阶级和城市阶级之间。”04年以来国家不断加大“三农”的扶持力度，在农村各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断增加投入，但由于腐败、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造成项目重复建设和资源的巨大浪费，使得城乡间物质基础的差距仍然存在，而城乡间物质基础的差距又进一步推动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这便形成了城乡差距扩大的恶性循环。非均衡发展战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得到了学者们广泛而深入的研究，Kanbur & Zhang（2005）指出随着中央政府的分权，那些以农业为主的省份由于更多地依赖征税和强制性分摊而限制了经济增长，而那些经济结构多样化和税基广泛的省份，却可以更自由地支持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这种由于区域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和政策性原因也直接导致了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而中国当前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关键时期，政府为追求宏观经济目标而推出的相关政策也必然会存在诸多不公：当前中国大陆各省区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省区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违背，从而导致大量的赶超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林毅夫、刘培林，2003）；户籍制度和地方政府的歧视性政策限制了劳动力的合理自由流动（Kanbur & Zhang， 2005）；再分配政策干预不力拉大了消费差距（Duncan & Tian， 1999）；不平等发展战略使得内陆地区并未从全球化中真正受益（Wan et al， 2007）；再加上发达的地区初始经济结构特征有利于经济增长，这里的工业集聚和生产成本会比较低，从而使得这些地方发展会更有利，这也直接影响到不同地域的收人差距（Zhang， 2006）。Li and Zhao（2011）认为在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诸多因素中，传统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些制度和政策，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驱使下新形成的有悖于市场体制规则的制度和政策，政府对市场缺失和市场扭曲采取的不作为态度，对资本节制和劳动保护的不足，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成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的最重要因素。
三、人力资本、教育与收入差距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的影响，自从Kuznets（1955）提出“随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会越来越平等”之后，有关教育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Schultz （1960），Mincer （1974），Becker（1975）构建的关于收入分配的人力资本模型认为，通常情况下的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这取决于教育收益率的演变。Knight & Sabot（1983）强调，在二元经济中由教育的“结构效应”和“工资压缩效应”产生的人力资本积累对收入分配影响复杂：一方面，教育扩展使高学历群体规模相对扩大，这种结构效应开始会扩大收入不平等，但后来将起到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另一方面，由高学历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增加而产生的工资压缩效应会减少教育的未来收益，因此会降低收入的不平等。Farre （2000）通过理论分析也指出教育是影响收入的基本因素，教育扩展有助于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然而，Todaro（1989）的分析却显示，教育扩展不仅无助于反而还会恶化收入分配平等。Bergh et al （2009）构建了一个高等教育模型来分析精英名流效应对个人教育选择及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影响，发现精英教育在收入分布的顶部是增加收入的不平等，而在收入分布的底部则是降低收入的不平等。由此可见，随着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教育的扩展对收入分配的效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针对教育与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所作的实证研究主要有：赖德胜（1997）运用49个国家的数据，选择成人识字率、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扩展的指标，选择收入基尼系数、收入最低20%人口占总收入的比例、收入最低40%人口占总收入的比例和收入最高20%人口占总收入的比例作为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研究发现教育扩展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Gregorio & Lee（2002）在一套相对完整的100多个国家的时间-截面数据基础上发现，教育在改变收入分配状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证实了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的存在。Chun-Hung A. （2007）运用中国台湾1976-2003年的数据，以教育的基尼系数度量教育不平等程度，同样也发现，教育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将会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同时他还发现，当收入不平等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未来的过度教育又将使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Anil Duman （2008）利用土尔其1963-2005年相关数据，证实了教育变量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还发现相对于高等教育而言，中小学教育的正外部性更大，中小学教育的公共支出的减少及个人教育学费的增加不利于改善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分配状况。 近年来，关于教育与收入问题在国内也得到学者广泛的关注。例如，周文兴（2002）发现教育扩展有利于改善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白雪梅（2004）利用中国1982-2000年的数据，发现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不仅存在密切关系，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郭剑雄（2005）指出农村地区的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所导致的马尔萨斯稳态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根本原因。邹薇、张芬（2006）通过对中国各地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横截面数据分析，利用以教育度量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因素解释了农村地区间收入差距问题，并认为我国农村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来自于各地区之间工资性收入的差异，而这又主要与各地农民的受教育程度相关。张车伟（2006）指出教育回报率变化的“马太效应”意味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市场失败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要缩小收入差距，人力资本投资必须更多地向穷人倾斜。高梦滔、姚洋（2006）基于中国8个省份、1320个农户、跨度15年的微观面板数据，使用非参数回归方法对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原因加以分析，利用广义差分方法去除农户异质性以后，估计的结果发现教育和在职培训体现出的人力资本是拉大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不同的收入组别上，人力资本的回报都显著高于物质资本的回报。董志勇（2009）指出公共教育虽然短期内在一定参数水平下会导致收入差距发散的可能性，但是在长期内却能保证收入差距的收敛。陈斌开、张鹏飞和杨汝岱（2010）基于2002年CHIP数据，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差异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贡献度达到34.69%，然后通过构建包括厂商、消费者、政府和教育部门的理论模型，指出城市偏向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是城乡教育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决定因素。熊广勤、张卫东（2010）通过借鉴Beach提出的分位数法构建时间序列模型，利用中国农村1993-2007年的数据，从受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程度两个方面考察了教育与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中国农村，教育的不平等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或者说教育的均化会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收入不平等之间表现为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当前我国农村整体教育水平仍然落后，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模式仍处于倒U型的左边。由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起到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而教育程度的不平等则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
四、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
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在他们的开创性文献中通过建立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动态理论模型，指出进入金融市场融资需要支付固定成本，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支付该成本以利用金融市场融资并取得高回报，穷人和富人之间就形成了不同的财富积累速度。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逐渐拉大，随着金融中介的不断发展，穷人的财富也逐渐得到积累，使其也具备了进入金融市场融资的能力，这样收入差距将会逐渐缩小，该模型实际上预言了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服从经典的库兹涅茨倒“U”型的规律。Townsend、Ueda （2003）在GJ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和改进，以一个动态模型讨论了金融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指出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遵循库兹涅茨曲线。Aghion、Bolton（1997）从金融市场资金供给方面分析，认为穷人因为较高的利率而不能在金融市场上取得融资，但随着富人财富的积累，金融市场资金供给增加，利率会逐渐降低，最终穷人也得以进入金融市场，从而收入差距在“滴流效应”下逐渐缩小。Matsuyama（2000）从信用市场的需求分析也认为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存在“滴流效应”的说法，他的模型认为金融市场中的“财富门槛”是内生的，由于穷人的财富低于这一门槛值，即使能够取得借款也达不到最低的投资规模，从而被迫成为资金的出借者。财富的分配在本期影响金融市场的供求，而金融市场的供求在下一期则影响了财富的分配，经济的动力系统由市场均衡利率和财富分配的变化来共同推进。在某些参数既定的条件下，模型分析显示，收入分配会极化成贫富差距。然而，信用市场增长的需求最终将推高利率，并因此使得穷人获得高利息收入，“滴流效应”开始出现并发挥作用，财富分配趋于收敛。然而Galor & Zeira（1993）的模型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收入差距将会由于代际馈赠的存在而延续下去，财富分配未必就会出现收敛的情况。Clark，Xu & Zou（2003）基于全球数据的经验研究，得出了经济结构会影响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即如果金融发展能促使劳动力更容易地进入现代产业部门，那么随现代产业部门比重的上升，收入差距会拉大，其结果是现代产业部门比重高，金融发展程度高的经济中，收入差距较不具备“两高”的经济要大，并没有支持Greenwood et al（1990）、Aghion（1997）、Matsuyama（2000）等的“倒U”关系，得出类似结论的还有Jeanneney and Kopdar（2005），P. Honohan（2004），Dollar and Kraay（2002），Jalilian & Kirkpatrick（2001）等。温涛等（2005）指出中国的金融发展不仅没有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相反，对农民收入增长还起到了抑制作用，直接导致了城乡收入差别的拉大与“二元结构”的强化。姚耀军（2005）通过对中国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着一种长期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且两者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且两者也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马草原（2009）以1952-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金融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基于VAR 的动态检验，指出中国城乡金融差距与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双向正效应。孙永强、万玉琳（2011）基于1978-200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指出，对全国而言，长期内金融发展显著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拉大收入差距的影响高于全国水平。王修华、邱兆祥（2011）通过运用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农村金融效率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五、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
关于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颇为丰富，但是不同的学者所得结论却不尽相同，李实（1999）利用有关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但可以直接、间接地提高外出打工户的家庭收入水平，而且就全国而言还会抑制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发挥积极的作用。王小鲁、樊纲（2004）也同时指出，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外流会缓和该地区的土地压力和就业压力，并能给该地区带来大量汇款。姚枝仲、周素芳（2003）从理论上证实了劳动力流动对于缩小地区差距具有决定性作用，分析表明，劳动力流动对缩小中国地区差距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中国劳动力流动受到较大限制，通过劳动力流动来缩小地区差距还有很大潜力。钟甫宁（2010）指出劳动力市场在调节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已经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乡收入差距（ 特别是其中劳动收入部分）还具有自动缩小的趋势。不过Lin et al（2004）认为劳动力迁移虽然是一种缩小地区差距的有效机制，但当前的迁移规模仍然过低，而不足以缩小收入差距。但是严浩坤、徐朝晖（2008）认为户籍制度是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约束，并依此约束建立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差距影响的模型，分析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尽管流动方式不尽相同，转型期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朱长存、马敬芝（2009）指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农村向城市的庞大价值转移，实证分析也证明了超过四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是由这一因素造成的。蔡昉、王美艳（2009）通过对劳动力流动政策改革的回顾，从逻辑上质疑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说法，并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计算，证明如果涵盖全部流动劳动力及其家庭的收入，城乡差距并非像观察到的那么大。另外，与促进劳动力流动密切相关的是加快城镇化建设也被认为与城乡收入差距有着密切的关联，Knight & Song（1993）指出城市倾向政策下必然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化现象。陆铭、陈钊（2004）通过构建一个人口流动模型说明：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对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同时存在着两种方向相反的作用，其净效应并不确定。周云波（2009）利用两部门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城市化、城乡差距与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是导致倒U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首先，城市化的加快使得由城乡人口流动导致的收入差距于2001 年开始缩小；其次，城市化意味着低收入农村人口比例的缩小和低收入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最后，城市化促使我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放缓。
除以上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之外，要素市场扭曲 （Ding， 2002； Hertel et al.， 2004）、地理位置的限制及其差异（王小鲁、樊纲， 2004；World Bank， 1997）、通货膨胀率（黄智淋、赖小琼， 2011）也对居民收入差距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周端明、蔡敏（2008）认为20 世纪90 年代乡镇企业的资本深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指出乡镇企业的崛起实际代表着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思路，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导致分配方式的变革，因此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必然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演进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虽然源于城乡不同生产方式导致的城乡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异，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一旦形成也将对中国城乡生产方式的选择产生重要的反作用，进而导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累积的因果效应。
总结国内外研究不难发现，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众多，但是不同学者最终都未得到相对一致的结论。出现这种分歧的一种可能原因是各个国家体制、经济结构、市场化程度、文化等存在较大差异；另一种可能解释是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方法的使用、变量选取和样本观测区间上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再加上同一种影响因素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段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变量之间也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等，都可能导致不同的研究结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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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讯地址：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6）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发展不平衡
一、引言
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超过了9%，成为这个时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中国也从原计划体制下的“短缺经济”变成了“世界工厂”，截至2010年底，我国GDP总量已达到397983亿元，并成功超越日本而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毫无疑问，如今的中国已成为了对世界有着重要影响的经济大国。由于长期内偏向发展战略的实施，这种依靠中国农村经济而推动中国整体经济以独特的“中国模式”创造“中国奇迹”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背后，其代价是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在部门间配置的无效率，从而构成了中国经济长期“又好又快”发展的最大障碍。
目前，造成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很多，已有大量文献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不少学者指出中国收人差距归因于中国地区间和城乡间日益扩大的收人差距，而进一步的研究还说明，不同地区收入差距与中国巨大的城乡差距有直接关系（Tsui & Wang，2004）。王小鲁、樊纲（2005）指出经济增长方面的因素、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以及制度方面的一系列因素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在以当前的大量相关文献基础上，接下来将对收入差距变化的主要因素做一个文献综述，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二、政策因素与收入差距
从城乡关系的理论研究来看，城乡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依存且和谐共生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使得城市的产业得到加速发展，而且各种基础设施也不断加强，相反，农村地区的发展却过于落后，迫于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已严重损害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正如Lipton（1977）所说：“现今，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中最严重的阶级对立不是发生在劳资之间，也不是存在于外国利益集团与国内利益集团之间，而是存在于农村阶级和城市阶级之间。”04年以来国家不断加大“三农”的扶持力度，在农村各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断增加投入，但由于腐败、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造成项目重复建设和资源的巨大浪费，使得城乡间物质基础的差距仍然存在，而城乡间物质基础的差距又进一步推动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这便形成了城乡差距扩大的恶性循环。非均衡发展战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得到了学者们广泛而深入的研究，Kanbur & Zhang（2005）指出随着中央政府的分权，那些以农业为主的省份由于更多地依赖征税和强制性分摊而限制了经济增长，而那些经济结构多样化和税基广泛的省份，却可以更自由地支持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这种由于区域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和政策性原因也直接导致了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而中国当前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关键时期，政府为追求宏观经济目标而推出的相关政策也必然会存在诸多不公：当前中国大陆各省区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省区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违背，从而导致大量的赶超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林毅夫、刘培林，2003）；户籍制度和地方政府的歧视性政策限制了劳动力的合理自由流动（Kanbur & Zhang， 2005）；再分配政策干预不力拉大了消费差距（Duncan & Tian， 1999）；不平等发展战略使得内陆地区并未从全球化中真正受益（Wan et al， 2007）；再加上发达的地区初始经济结构特征有利于经济增长，这里的工业集聚和生产成本会比较低，从而使得这些地方发展会更有利，这也直接影响到不同地域的收人差距（Zhang， 2006）。Li and Zhao（2011）认为在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诸多因素中，传统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些制度和政策，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驱使下新形成的有悖于市场体制规则的制度和政策，政府对市场缺失和市场扭曲采取的不作为态度，对资本节制和劳动保护的不足，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成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的最重要因素。
三、人力资本、教育与收入差距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的影响，自从Kuznets（1955）提出“随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会越来越平等”之后，有关教育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Schultz （1960），Mincer （1974），Becker（1975）构建的关于收入分配的人力资本模型认为，通常情况下的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这取决于教育收益率的演变。Knight & Sabot（1983）强调，在二元经济中由教育的“结构效应”和“工资压缩效应”产生的人力资本积累对收入分配影响复杂：一方面，教育扩展使高学历群体规模相对扩大，这种结构效应开始会扩大收入不平等，但后来将起到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另一方面，由高学历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增加而产生的工资压缩效应会减少教育的未来收益，因此会降低收入的不平等。Farre （2000）通过理论分析也指出教育是影响收入的基本因素，教育扩展有助于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然而，Todaro（1989）的分析却显示，教育扩展不仅无助于反而还会恶化收入分配平等。Bergh et al （2009）构建了一个高等教育模型来分析精英名流效应对个人教育选择及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影响，发现精英教育在收入分布的顶部是增加收入的不平等，而在收入分布的底部则是降低收入的不平等。由此可见，随着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教育的扩展对收入分配的效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针对教育与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所作的实证研究主要有：赖德胜（1997）运用49个国家的数据，选择成人识字率、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扩展的指标，选择收入基尼系数、收入最低20%人口占总收入的比例、收入最低40%人口占总收入的比例和收入最高20%人口占总收入的比例作为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研究发现教育扩展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Gregorio & Lee（2002）在一套相对完整的100多个国家的时间-截面数据基础上发现，教育在改变收入分配状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证实了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的存在。Chun-Hung A. （2007）运用中国台湾1976-2003年的数据，以教育的基尼系数度量教育不平等程度，同样也发现，教育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将会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同时他还发现，当收入不平等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未来的过度教育又将使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Anil Duman （2008）利用土尔其1963-2005年相关数据，证实了教育变量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还发现相对于高等教育而言，中小学教育的正外部性更大，中小学教育的公共支出的减少及个人教育学费的增加不利于改善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分配状况。 近年来，关于教育与收入问题在国内也得到学者广泛的关注。例如，周文兴（2002）发现教育扩展有利于改善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白雪梅（2004）利用中国1982-2000年的数据，发现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不仅存在密切关系，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郭剑雄（2005）指出农村地区的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所导致的马尔萨斯稳态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根本原因。邹薇、张芬（2006）通过对中国各地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横截面数据分析，利用以教育度量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因素解释了农村地区间收入差距问题，并认为我国农村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来自于各地区之间工资性收入的差异，而这又主要与各地农民的受教育程度相关。张车伟（2006）指出教育回报率变化的“马太效应”意味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市场失败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要缩小收入差距，人力资本投资必须更多地向穷人倾斜。高梦滔、姚洋（2006）基于中国8个省份、1320个农户、跨度15年的微观面板数据，使用非参数回归方法对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原因加以分析，利用广义差分方法去除农户异质性以后，估计的结果发现教育和在职培训体现出的人力资本是拉大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不同的收入组别上，人力资本的回报都显著高于物质资本的回报。董志勇（2009）指出公共教育虽然短期内在一定参数水平下会导致收入差距发散的可能性，但是在长期内却能保证收入差距的收敛。陈斌开、张鹏飞和杨汝岱（2010）基于2002年CHIP数据，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差异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贡献度达到34.69%，然后通过构建包括厂商、消费者、政府和教育部门的理论模型，指出城市偏向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是城乡教育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决定因素。熊广勤、张卫东（2010）通过借鉴Beach提出的分位数法构建时间序列模型，利用中国农村1993-2007年的数据，从受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程度两个方面考察了教育与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中国农村，教育的不平等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或者说教育的均化会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收入不平等之间表现为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当前我国农村整体教育水平仍然落后，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模式仍处于倒U型的左边。由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起到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而教育程度的不平等则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
四、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
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在他们的开创性文献中通过建立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动态理论模型，指出进入金融市场融资需要支付固定成本，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支付该成本以利用金融市场融资并取得高回报，穷人和富人之间就形成了不同的财富积累速度。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逐渐拉大，随着金融中介的不断发展，穷人的财富也逐渐得到积累，使其也具备了进入金融市场融资的能力，这样收入差距将会逐渐缩小，该模型实际上预言了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服从经典的库兹涅茨倒“U”型的规律。Townsend、Ueda （2003）在GJ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和改进，以一个动态模型讨论了金融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指出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遵循库兹涅茨曲线。Aghion、Bolton（1997）从金融市场资金供给方面分析，认为穷人因为较高的利率而不能在金融市场上取得融资，但随着富人财富的积累，金融市场资金供给增加，利率会逐渐降低，最终穷人也得以进入金融市场，从而收入差距在“滴流效应”下逐渐缩小。Matsuyama（2000）从信用市场的需求分析也认为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存在“滴流效应”的说法，他的模型认为金融市场中的“财富门槛”是内生的，由于穷人的财富低于这一门槛值，即使能够取得借款也达不到最低的投资规模，从而被迫成为资金的出借者。财富的分配在本期影响金融市场的供求，而金融市场的供求在下一期则影响了财富的分配，经济的动力系统由市场均衡利率和财富分配的变化来共同推进。在某些参数既定的条件下，模型分析显示，收入分配会极化成贫富差距。然而，信用市场增长的需求最终将推高利率，并因此使得穷人获得高利息收入，“滴流效应”开始出现并发挥作用，财富分配趋于收敛。然而Galor & Zeira（1993）的模型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收入差距将会由于代际馈赠的存在而延续下去，财富分配未必就会出现收敛的情况。Clark，Xu & Zou（2003）基于全球数据的经验研究，得出了经济结构会影响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即如果金融发展能促使劳动力更容易地进入现代产业部门，那么随现代产业部门比重的上升，收入差距会拉大，其结果是现代产业部门比重高，金融发展程度高的经济中，收入差距较不具备“两高”的经济要大，并没有支持Greenwood et al（1990）、Aghion（1997）、Matsuyama（2000）等的“倒U”关系，得出类似结论的还有Jeanneney and Kopdar（2005），P. Honohan（2004），Dollar and Kraay（2002），Jalilian & Kirkpatrick（2001）等。温涛等（2005）指出中国的金融发展不仅没有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相反，对农民收入增长还起到了抑制作用，直接导致了城乡收入差别的拉大与“二元结构”的强化。姚耀军（2005）通过对中国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着一种长期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且两者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且两者也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马草原（2009）以1952-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金融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基于VAR 的动态检验，指出中国城乡金融差距与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双向正效应。孙永强、万玉琳（2011）基于1978-200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指出，对全国而言，长期内金融发展显著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拉大收入差距的影响高于全国水平。王修华、邱兆祥（2011）通过运用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农村金融效率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五、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
关于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颇为丰富，但是不同的学者所得结论却不尽相同，李实（1999）利用有关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但可以直接、间接地提高外出打工户的家庭收入水平，而且就全国而言还会抑制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发挥积极的作用。王小鲁、樊纲（2004）也同时指出，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外流会缓和该地区的土地压力和就业压力，并能给该地区带来大量汇款。姚枝仲、周素芳（2003）从理论上证实了劳动力流动对于缩小地区差距具有决定性作用，分析表明，劳动力流动对缩小中国地区差距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中国劳动力流动受到较大限制，通过劳动力流动来缩小地区差距还有很大潜力。钟甫宁（2010）指出劳动力市场在调节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已经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乡收入差距（ 特别是其中劳动收入部分）还具有自动缩小的趋势。不过Lin et al（2004）认为劳动力迁移虽然是一种缩小地区差距的有效机制，但当前的迁移规模仍然过低，而不足以缩小收入差距。但是严浩坤、徐朝晖（2008）认为户籍制度是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约束，并依此约束建立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差距影响的模型，分析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尽管流动方式不尽相同，转型期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朱长存、马敬芝（2009）指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农村向城市的庞大价值转移，实证分析也证明了超过四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是由这一因素造成的。蔡昉、王美艳（2009）通过对劳动力流动政策改革的回顾，从逻辑上质疑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说法，并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计算，证明如果涵盖全部流动劳动力及其家庭的收入，城乡差距并非像观察到的那么大。另外，与促进劳动力流动密切相关的是加快城镇化建设也被认为与城乡收入差距有着密切的关联，Knight & Song（1993）指出城市倾向政策下必然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化现象。陆铭、陈钊（2004）通过构建一个人口流动模型说明：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对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同时存在着两种方向相反的作用，其净效应并不确定。周云波（2009）利用两部门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城市化、城乡差距与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是导致倒U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首先，城市化的加快使得由城乡人口流动导致的收入差距于2001 年开始缩小；其次，城市化意味着低收入农村人口比例的缩小和低收入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最后，城市化促使我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放缓。
除以上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之外，要素市场扭曲 （Ding， 2002； Hertel et al.， 2004）、地理位置的限制及其差异（王小鲁、樊纲， 2004；World Bank， 1997）、通货膨胀率（黄智淋、赖小琼， 2011）也对居民收入差距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周端明、蔡敏（2008）认为20 世纪90 年代乡镇企业的资本深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指出乡镇企业的崛起实际代表着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思路，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导致分配方式的变革，因此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必然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演进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虽然源于城乡不同生产方式导致的城乡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异，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一旦形成也将对中国城乡生产方式的选择产生重要的反作用，进而导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累积的因果效应。
总结国内外研究不难发现，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众多，但是不同学者最终都未得到相对一致的结论。出现这种分歧的一种可能原因是各个国家体制、经济结构、市场化程度、文化等存在较大差异；另一种可能解释是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方法的使用、变量选取和样本观测区间上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再加上同一种影响因素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段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变量之间也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等，都可能导致不同的研究结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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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讯地址：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