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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局》是泰戈尔的一部三幕短剧，是他众多的戏剧作品之一，作于1911年，于1912年发表。作品主要围绕一个叫阿马尔的生病小男孩展开，故事情节以他生病期间对外界的向往和想象为主。
一、《邮局》中的“小我”与“大我”
整部作品共分三幕，虽然篇幅较为简短，但出场人物达十人，情节衔接紧密。其中，作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饱满生动。从宏观角度看，剧中人物代表的不仅是独立的“小我”意义上的生命个体，更可以是“大我”层面上的不同民族形象甚至宇宙。
《邮局》的主题脉络矛盾而鲜明——生病与希望。这一对脉络从主人公身上可见，也可以在主人公与其他人物的对比中显现：阿马尔被病痛困住，但生命有希望包围；在与剧中其他人物的接触中，阿马尔是弱者，他人的出现则是曙光。与窗外人的沟通是阿马尔挑战传统的尝试，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更是对心灵放飞的渴望。虽然众人的出现并未对他的人生带来实质性转机，但阿马尔的心灵在互动中得到慰藉与重生。作品的阿尔马是对未来不弃希望的病人，或许也是泰戈尔眼中的印度。
二、泰戈尔的希冀
在作品中，面对身患重病的阿马尔，犹如面对处于纷杂不定环境中的印度，人们的反应和处理方式各不相同。
为阿马尔诊断的医生和抚养他长大的姑父马特沃可看作是谨慎小心的传统型人士。他们却从未客观分析阿马尔的真正需求，用排除外界影响的方式求得短暂的心理安慰。这正如在当时的背景下，印度的保守派为国家命运担忧，却始终犹豫不敢跨出一步。印度研究者阿马蒂亚·森曾在关于泰戈尔的研究论述中提过“传统主义使人成为‘过去’的囚徒”，而这一论断则秉承了泰戈尔诗歌中提到的“积习的荒漠”思想。毋庸置疑，医生和马特沃是在荒漠中挣扎的囚徒典型。
卖酸奶的、哨兵和小姑娘是友好的外界形象代表。阿马尔通过与窗外人交谈，想象出外面世界的精彩：有穿红色纱丽的妇女和清晨挤奶的养牛人；马路那边的国王邮局；邮差奔波充实的工作；房子外的花海。从另一角度看，对这些形象的塑造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泰戈尔的胸襟：印度长久处于被欧洲列强殖民统治的状态。泰戈尔虽属于被殖民对象，但并未就此形成偏见：被殖民虽不光彩，但作家也认识到印度之外的世界广阔而丰富。正是欧洲对印度历史的参与让泰戈尔意识到印度之外有更先进的文明，能从内心有选择地接纳外界的过程不是被奴化而是一种进步。泰戈尔支持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却也不愿印度社会故步自封。
从对阿马尔的影响来说，老大爷占了较大比重。面对病重的孩子，他不但没局限其视野，反而鼓励他天马行空的想象，给了阿马尔极大的心理空间与自由。通过老大爷的态度，人们可以对泰戈尔的希望窥知一二：印度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助力去拥抱外界，这是作家期待看到的更开阔的生命个体与民族。老大爷是鼓励阿马尔的想象自由驰骋的推手，也是鼓励印度去拥抱世界的先行者。他是泰戈尔在戏剧中塑造的人物，更像泰戈尔塑造的另一世界里的自己。
国王是阿马尔一直希望见到的人，却直到落幕也没有出现。与其说他是作品中实在的人物，不如说他是阿马尔不可触及的理想。在阿马尔的世界里，国王的关注代表了希望和可以迈向救赎的第一步。泰戈尔或许明白理想雖好，但任何理想的实现都绝非容易，所以文中对此做了缓冲处理，因此最终出现在第三幕里的是使者和御医：使者带来了国王即将拜访的消息；御医则推翻了医生的条框，让内外两个空间连接，也让传统与现代衔接。即使御医的到来并没能彻底挽救阿马尔的生命，但御医的态度和言行已从很大程度上治愈了他的心灵。
泰戈尔作为世界级诗人，格局高远豁达。他深知民族遭受的苦难与动荡，却不曾用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思想，反而积极地以“世界意识”去引导人们相互接纳，在理解的基础上冲破偏见与阻碍，而非在了解异文化前进行“我”“你”的定性，泰戈尔追求的是“我们的”。正是有了这样的视域，从泰戈尔的作品中，人们不仅能读出小人物的平凡，也能读出他对社会的期盼。
三、“民族主义”与“世界意识”
泰戈尔的“世界意识”与开阔的胸襟恰恰是因为与“民族主义”的针锋相对，而为泰戈尔所不齿的“民族主义”观念则与他深切关注的印度乃至世界其他民族的被殖民历史与命运息息相关。
印度的近现代史可以看作是殖民与动荡的历史。葡萄牙最先在印度建立了殖民据点，此后荷兰人入境，成为殖民者。到18世纪，英国成为印度主要的殖民者。除了英国，来自其他国家的侵扰也不曾间断。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是印度人民的一次反抗，但结局不如人意：起义被镇压，英国政府也成为印度的直接
管辖者。
近代的印度历史在英国控制下起伏发展，英国虽在客观上给印度带来了先进文明，但印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受惠方，正如泰戈尔自己说的“环境几乎是在迫使我们学习英语的，这一侥幸而来的意外因素给予我们接触世界上所有诗体文学中最丰富者的机会”。所以，在泰戈尔看来，英国对印度社会的推动作用杯水车薪，从印度人视角来看，英国并不希望它能获得长足发展的动力，他们目的明确：驯化被殖民者的思想，以便长远地操控这片南亚沃土。在泰戈尔看来，这样的“助推力”与“影响”不是民族间的真诚相待，只是列强推行“民族主义”时的副产品，最终为殖民政府服务。泰戈尔对这样的“民族主义”思想深恶痛绝，时常从人性与道义的高度痛斥它的不合理。
泰戈尔虽痛恨在他看来泯灭人性的“民族主义”，却并不狭隘，他对异国政府和人民有清晰的界定。伟大的文明与文化由人民造就，人民是富有感情且多样的生命个体，他们当中不乏爱好和平与针砭时弊的群体。泰戈尔正是在这样的人身上看到了闪光点，也因此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希望，从这一视角又可以解读泰戈尔不同层面的“世界主义”。阿马蒂亚·森曾写道：“他在批评英国统治的同时曾特别努力做到不去诋毁英国——或西方的——人民与文化。”泰戈尔认识到印度社会要发展不能像甘地提倡的“守着老旧的纺车”那样来获得动力，吸收西方的优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途径，而对这一方式的接纳并不能代表对“民族主义”任何层面上的认可。“民族主义”是不可取的，但先进的技术与文化是可取且必须要学习的，这是印度的出路。
泰戈尔一边抨击“民族主义”的扩张，一边提倡接纳外界，容易令人对他的思想与立场产生怀疑。而这恰恰是不应遭受质疑的地方。正是因为对狭隘的利己主义和先进文明有明确的划分与认知，泰戈尔才能在辨析和评介二者时做到如此坚定，也更能坚信人类的归宿是保留人性与道义的“世界主义”，这是回归人的根本，也是人类灵魂的自我救赎。
泰戈尔的“世界意识”是美好的，却也是极端理想化与难以实现的。尽管他用作品发声，寄希望于文学以期让更多人建立起超越民族界限的“世界主义”，但思维与实践难以在理想状态下完全同步。戏剧结尾“苏塔没有忘记你”从一定角度看也是泰戈尔的希望——印度或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曾被世界忘记，也不会遗忘世界。
（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一、《邮局》中的“小我”与“大我”
整部作品共分三幕，虽然篇幅较为简短，但出场人物达十人，情节衔接紧密。其中，作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饱满生动。从宏观角度看，剧中人物代表的不仅是独立的“小我”意义上的生命个体，更可以是“大我”层面上的不同民族形象甚至宇宙。
《邮局》的主题脉络矛盾而鲜明——生病与希望。这一对脉络从主人公身上可见，也可以在主人公与其他人物的对比中显现：阿马尔被病痛困住，但生命有希望包围；在与剧中其他人物的接触中，阿马尔是弱者，他人的出现则是曙光。与窗外人的沟通是阿马尔挑战传统的尝试，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更是对心灵放飞的渴望。虽然众人的出现并未对他的人生带来实质性转机，但阿马尔的心灵在互动中得到慰藉与重生。作品的阿尔马是对未来不弃希望的病人，或许也是泰戈尔眼中的印度。
二、泰戈尔的希冀
在作品中，面对身患重病的阿马尔，犹如面对处于纷杂不定环境中的印度，人们的反应和处理方式各不相同。
为阿马尔诊断的医生和抚养他长大的姑父马特沃可看作是谨慎小心的传统型人士。他们却从未客观分析阿马尔的真正需求，用排除外界影响的方式求得短暂的心理安慰。这正如在当时的背景下，印度的保守派为国家命运担忧，却始终犹豫不敢跨出一步。印度研究者阿马蒂亚·森曾在关于泰戈尔的研究论述中提过“传统主义使人成为‘过去’的囚徒”，而这一论断则秉承了泰戈尔诗歌中提到的“积习的荒漠”思想。毋庸置疑，医生和马特沃是在荒漠中挣扎的囚徒典型。
卖酸奶的、哨兵和小姑娘是友好的外界形象代表。阿马尔通过与窗外人交谈，想象出外面世界的精彩：有穿红色纱丽的妇女和清晨挤奶的养牛人；马路那边的国王邮局；邮差奔波充实的工作；房子外的花海。从另一角度看，对这些形象的塑造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泰戈尔的胸襟：印度长久处于被欧洲列强殖民统治的状态。泰戈尔虽属于被殖民对象，但并未就此形成偏见：被殖民虽不光彩，但作家也认识到印度之外的世界广阔而丰富。正是欧洲对印度历史的参与让泰戈尔意识到印度之外有更先进的文明，能从内心有选择地接纳外界的过程不是被奴化而是一种进步。泰戈尔支持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却也不愿印度社会故步自封。
从对阿马尔的影响来说，老大爷占了较大比重。面对病重的孩子，他不但没局限其视野，反而鼓励他天马行空的想象，给了阿马尔极大的心理空间与自由。通过老大爷的态度，人们可以对泰戈尔的希望窥知一二：印度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助力去拥抱外界，这是作家期待看到的更开阔的生命个体与民族。老大爷是鼓励阿马尔的想象自由驰骋的推手，也是鼓励印度去拥抱世界的先行者。他是泰戈尔在戏剧中塑造的人物，更像泰戈尔塑造的另一世界里的自己。
国王是阿马尔一直希望见到的人，却直到落幕也没有出现。与其说他是作品中实在的人物，不如说他是阿马尔不可触及的理想。在阿马尔的世界里，国王的关注代表了希望和可以迈向救赎的第一步。泰戈尔或许明白理想雖好，但任何理想的实现都绝非容易，所以文中对此做了缓冲处理，因此最终出现在第三幕里的是使者和御医：使者带来了国王即将拜访的消息；御医则推翻了医生的条框，让内外两个空间连接，也让传统与现代衔接。即使御医的到来并没能彻底挽救阿马尔的生命，但御医的态度和言行已从很大程度上治愈了他的心灵。
泰戈尔作为世界级诗人，格局高远豁达。他深知民族遭受的苦难与动荡，却不曾用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思想，反而积极地以“世界意识”去引导人们相互接纳，在理解的基础上冲破偏见与阻碍，而非在了解异文化前进行“我”“你”的定性，泰戈尔追求的是“我们的”。正是有了这样的视域，从泰戈尔的作品中，人们不仅能读出小人物的平凡，也能读出他对社会的期盼。
三、“民族主义”与“世界意识”
泰戈尔的“世界意识”与开阔的胸襟恰恰是因为与“民族主义”的针锋相对，而为泰戈尔所不齿的“民族主义”观念则与他深切关注的印度乃至世界其他民族的被殖民历史与命运息息相关。
印度的近现代史可以看作是殖民与动荡的历史。葡萄牙最先在印度建立了殖民据点，此后荷兰人入境，成为殖民者。到18世纪，英国成为印度主要的殖民者。除了英国，来自其他国家的侵扰也不曾间断。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是印度人民的一次反抗，但结局不如人意：起义被镇压，英国政府也成为印度的直接
管辖者。
近代的印度历史在英国控制下起伏发展，英国虽在客观上给印度带来了先进文明，但印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受惠方，正如泰戈尔自己说的“环境几乎是在迫使我们学习英语的，这一侥幸而来的意外因素给予我们接触世界上所有诗体文学中最丰富者的机会”。所以，在泰戈尔看来，英国对印度社会的推动作用杯水车薪，从印度人视角来看，英国并不希望它能获得长足发展的动力，他们目的明确：驯化被殖民者的思想，以便长远地操控这片南亚沃土。在泰戈尔看来，这样的“助推力”与“影响”不是民族间的真诚相待，只是列强推行“民族主义”时的副产品，最终为殖民政府服务。泰戈尔对这样的“民族主义”思想深恶痛绝，时常从人性与道义的高度痛斥它的不合理。
泰戈尔虽痛恨在他看来泯灭人性的“民族主义”，却并不狭隘，他对异国政府和人民有清晰的界定。伟大的文明与文化由人民造就，人民是富有感情且多样的生命个体，他们当中不乏爱好和平与针砭时弊的群体。泰戈尔正是在这样的人身上看到了闪光点，也因此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希望，从这一视角又可以解读泰戈尔不同层面的“世界主义”。阿马蒂亚·森曾写道：“他在批评英国统治的同时曾特别努力做到不去诋毁英国——或西方的——人民与文化。”泰戈尔认识到印度社会要发展不能像甘地提倡的“守着老旧的纺车”那样来获得动力，吸收西方的优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途径，而对这一方式的接纳并不能代表对“民族主义”任何层面上的认可。“民族主义”是不可取的，但先进的技术与文化是可取且必须要学习的，这是印度的出路。
泰戈尔一边抨击“民族主义”的扩张，一边提倡接纳外界，容易令人对他的思想与立场产生怀疑。而这恰恰是不应遭受质疑的地方。正是因为对狭隘的利己主义和先进文明有明确的划分与认知，泰戈尔才能在辨析和评介二者时做到如此坚定，也更能坚信人类的归宿是保留人性与道义的“世界主义”，这是回归人的根本，也是人类灵魂的自我救赎。
泰戈尔的“世界意识”是美好的，却也是极端理想化与难以实现的。尽管他用作品发声，寄希望于文学以期让更多人建立起超越民族界限的“世界主义”，但思维与实践难以在理想状态下完全同步。戏剧结尾“苏塔没有忘记你”从一定角度看也是泰戈尔的希望——印度或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曾被世界忘记，也不会遗忘世界。
（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