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长闲，偶理杂物。狼籍中，捡得一册前年的《读书》旧本。按说“器惟求新”，书却不一定新的才好，只是家中零散而来的旧杂志，毕竟不免阅后轻掷，况且自己也改不了零乱无章的毛病，弄不好总到岁尾收拾时，付之打捆秤斤被小贩携去，无如之何。但这一回却起了一点儿“睹物思昔，再见犹怜”的心情，好像弃之有所不忍。虽不到落花衔草不胜依依，重抚旧文，也近似朝华夕拾一般。这一册旧刊上载有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一文，想起当初过眼，曾打算俟余著行市后有所裨益，不想过后因心思漶漫而忘记了，再读不由一憾。不过，当下重新细看了一遍“自序”，发现余先生讨论“士”的问题，虽为简要指点，正同自己近日傍炉而读的几本杂书有关，引起我仰梁以思，这倒是初读时未能意会的。
　　案头几本杂书，共同点是都论述或涉及章太炎。章氏殁去已五十余年，消息渐远。好在有人在当时和嗣后来回忆他研究他，专题积累，叩集成编，成书还不只一种，关于章氏的做人、学问等等。书已在，可能读者不会多，但就研究历史或了解点儿历史的愿望而言，正不妨尝鼎一脔。前辈形逝而神留，尚有不能遮拨、火尽的价值，正如往昔有黄梨洲作《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证诸若干学术思想史迹的缘起离合，继有民初梁启超、钱穆分别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综说缕析各家专题。关于章太炎的专题，篇什主题似散漫了些，却宜于漫览，亦不妨别作“章氏学案”——学术思想史的个案研究——来看吧。
　　有了“案”，但不一定能“断”，因为这同“办专案”不是一码事。另，虽然人们常以为历史学家往往有“后见之明”，也并不尽然。譬如就习惯于给活人或死人定性这一点来讲，说章太炎一生蹈历而且浮沉究竟是个地主阶级反满派，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或者定他为“法家”还是“儒家”，官司总就打不清。倒是余英时关于“士”的一条意见令我引为同感：“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则是现代一般观念中对于‘士’所持的一种社会属性决定论。今天中外学人往往视‘士’或‘士大夫’为学者—地主—官僚的三位一体，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见。以决定论来抹杀‘士’的超越性，按之往史，未见其合。”(《自序》)接着该说，转按之章太炎，也恐怕未见其合。虽然他称得上传统迄至近代之际一个兼有代表性和特殊性的“士”。总之这意思无非说，书上的论述归论述，看过还可以再想想、再研究。
　　端茶打卯，该补说几句“士”。余英时先生以为历史上所谓“士”，从孔子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开始，便是天地人伦间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文化使命和宗教精神的承当者，这同现代西方所谓被视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极为相似。当初范仲淹起而提倡“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得到做不到是另一回事，影响不可谓不深远。若分别言之，这种规范性解释，乃侧重于“士”这一称谓承载的价值功能，并不仅仅表示一个人的社会职业与身份(包括他的学历、职称等)。诚然，从此一特定意义来言说“士”，已经意味着：读书人在做人’和做学问(知与行)上是否该向上一路，秉取其理想的典型性格！即以“立心励志”和于言行上行志的修养实践为前提与归宿。自然，应该承认有主观和客观上的种种限制，臻于理想并不容易。但有人肯努力去做，章太炎也是其中一个。他活动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舞台，若能作一鸟瞰，正似“大棋盘”中的伶仃一“子”，棋局开而复残，残而复酣，了犹未了，这在他，有显身手的时候，也有受绳制、遭坎坷的时候。个性秉赋、时代际遇、传统背景，若干因素碰撞而且合力来塑绘其并非单纯的色彩。于是，了解章太炎的生平与学术，又等于了解怎样一个执着而最终并不理想的志士形象，以及百年中国史由古典传统向现代选择转型的一个侧影。
　　
　　
　　章太炎(一八六七——一九三六)，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绛，字梅叔另作枚叔，“太炎”是别号，号既广为所闻，反掩其名字。蔡元培有挽章氏一联云：“后太冲炎武已二百余年驱鞑复华窃比遗老与曲园仲容兼师友风义甄微广学自成一家。”上联道出署号“太炎”之由来：倾慕黄宗羲、顾炎武，寄志于承绍先贤不泯的民族精神。下联述太炎既为自成一家的学者其治学之所由来因缘。德清俞曲园(樾)、瑞安孙仲容(诒让)都是清末国学宿老，长于治小学、群经、诸子，太炎于其间多有师承沐惠，抉发旧旨，或立新说，确认自家的学术规模，根柢。广学，亦即兼容传统学术尤其是清代朴学的本末大致，而其基本意脉启聩开来尤在史学(钱宾四曾语及此)。这一入手的旨趣、气象，当然与今天的情形相当隔膜，在当时却是与奔竞于场屋八股之间的文士有大不同，细论则有知识构成上的区别，有将理论理性转化为文化实践与闭门觅句不问时艰的区别。再说“风气”，其时士林有康有为、梁启超一流振起于仕途，参与维新，卒至颠踣，章太炎则一闾巷之人发为不平之鸣，亦不免去国流亡屡扑屡起，正是平民中一有识之士。这些不同之处，大约也见出章太炎作为传统中一“士”，仍然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相对的“未定项”。所谓“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非社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不能超越者”(余英时语)。有论者指出太炎思想性格对世界态度的二重性——切近与腾离。以此去看太炎本身，倒也仿佛。时代运数选择人，人也选择“我之所以为我”，在人与历史之势的推挽中，章太炎承当他所认为于时于远的迫切的文化使命，他的《书》就有迫切而言的含义。这种承当还不免带有他拂衣高蹈、不囿流俗的特色，带有成功和失败。
　　太炎的评论者，口吻间莫不率先推许太炎一生作为“志士”的意义，即以民主革命的呐喊往来于戊戌之后的思想界，与当途斗与乡愿斗，七被追捕，两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要之确为太炎本色。也正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任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话，被太炎的言行所诠释了。述其为“侃侃直言”一士，也不过一形容语，待到被形容者真成“并世无第二人”(鲁迅语)，却正不易到，虽然也不免多获訾议。除了鲁迅所说“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史籍所载行状，多见“披靡”。纸短，只能聊为补注一二。在我想，太炎之为“志士”，贵在“向上一路”，即表现其挚情、理性、抗议精神的积极和义无反顾；表现其人格浣洗的真率、彻底及其“狂士”的一面；表现其并不得志，而亦不丧其志；等等。
　　史家吕思勉先生也有看出太炎为志士“向上一路”的意思。说到太炎以叛逆精神抗拒种种专制者，事实颇多，而吕先生却说：“从来冒犯权贵易，得罪朋友难”——这就有超出常见的理解——“因为权贵虽然是权贵，和我们的关系其实是疏远的，朋友就不然了。太炎和康长素一辈人，非无雅故，然因学术上的歧异，即不恤称长素为妄人。蔡元培在五四时代，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他不但以学问见尊，而且以名节见重，太炎却说他‘国安则归为官吏，国危则去之欧洲’，元培是否如此，我不欲推论，然太炎为取巧立名者戒之意，则可谓至深切了”(《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历史间常不免恩怨是非，殊难定夺，但诸如此类，好在太炎坦白襟怀不苟且委俗。所以他的“革命”遭老师俞樾的痛斥，也不出偶然。据说一九O一年他在苏州趋奉先生，遭先生骂，责其“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卒不为所动，执意独行，并有《谢本师》一文发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可见他的敢于自试。按说，背师拂礼原非读书人所愿为，但以不能调和原则为无可奈何。一叶知秋，太炎的不肯以俗累殉理想，至于大端，便可不复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