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告别“麻风岛”
尽管现代医学的昌明,已勒住了这个古老疫病的缰绳。但绵延3000余年的神秘与恐惧,仍让众多麻风病人如在人间边缘前行。无论已治愈者还是医护者,在病菌本身已不再肆虐时,仍要承受着心灵上的创痛
念诵经文的声音是从凌晨时分传来的,大襟岛上一片漆黑,天微微透出点淡淡的颜色,那种细微的絮絮的声音从窄小的窗户渗出来,像是一种神秘的旋律盘旋在所有的庭院,经久不息。
在一个小房间里,老人们一起祈祷着,豆大的烛光不足以照亮任何人的脸庞,老人和放在身旁的义肢或者拐杖或者轮椅,使得房间略有些拥挤——他们大多在七八岁时就患上麻风病,七折八转被送到岛上,最好或最坏的时光都在这里度过,一辈子都在接受上天的旨意和安排。
现在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这里。这座面积只有9平方公里的岛屿是台山最偏远的海岛之一,位于江门台山市赤溪镇南面两海里的海域上,因形似古时衣襟而得名。
1924年,伍廷芳博士捐款买下大襟岛北段,在美国传教牧师力约翰及华侨梁耀东筹建下,五邑麻风病院成立,后来改名为大襟医院。1951年,医院由台山县政府接管。
80余年来,这里曾收治过1200多例麻风病人,鼎盛时期曾同时收治过600余名病人。现在剩下的46名,平均年龄在75岁以上,他们大多肢体残缺、行动困难。
在他们宿舍里,房间、过道堆放着大大小小的编织袋,老人们早已把物品打包收拾好。早在2008年8月,台山市国土局印发征地公告,宣布拟征用570亩南湾村集体土地作为台山核电项目建设,这座广东唯一海岛麻风病院将会搬迁至东莞。今年6月,又有消息传来,说搬迁日期定在8月底。对于大半生都在岛上度过的老人们而言,这或许是他们人生中唯一的变化。
在这里,一天和一年、一辈子区别不大。
最鲜亮的女人
84岁的黄少宽还有个心愿未了,她希望有机会去看看广州的爱群大厦——那是老广州人心目中的地标,现在则已变成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被众多高楼大厦所淹没。
在黄少宽上小学三年时,有一天有只手开始肿,写字都写不了。当时说起麻风病,是一发现就会被抓去烧死或埋掉的恐怖疾病,奶奶怕她被人抓走,就把她藏起来,如果有小孩说她是麻风病,奶奶还会把那些人痛骂一顿。
但最终,她还是被送到这个岛上。在这里56年,黄少宽像绝大多数病人一样,上岛之后再没离开过。
黄少宽撩起裤腿,两只脚都做过截肢手术,手指也分为三次分别截去一段——忽略掉这些,从她脸上可以阅读到年轻时候的秀美。20多岁的时候也有人对她好过,但又能怎样呢?因为这个病,她断了一切的念想。尽管已入耄耋之年,黄少宽仍然把自己收拾得干净整齐,她是这个岛上衣服最花哨鲜亮的女人。
天气有些闷热,黄婆婆用凸起的关节箍住毛巾的“把手”,拭干脸上的汗渍。岛上的一切生活用品都需要特殊加工,最常见的是以布带绑在残缺的手掌上,这样可以用勺、劈柴、写字,或是干脆就用嘴——他们把人体器官的功用发挥到了极致,据多次上岛的爱心人士陈德庆、秦念锋描述,他们曾看到一位老人“用没有手指的双手捧着一个红色塑料小桶,仰着脖子吃里面的东西,努力了半天也没吃到……后来老人又在抽屉里艰难地寻找一个不锈钢杯盖,在用嘴咬的过程中,不慎掉在地上,老人吃力地弯腰在地上摸索,当她的手触碰到杯盖的一刹那,我们看到了老人嘴角的一丝笑容……”
与黄少宽同屋的,有一位92岁的老婆婆,自从3月份摔了一跤之后,身体便不能动弹,她躺在床上,没有光感,听不见声音,只剩下嘴还能开合,但却大口地吞下喂过去的维持生命的食物。
食物,无非就是冬瓜、南瓜,顿顿如此,日日如此。这里没有电,也没有冰箱,食物难以储存。偶尔有爱心人士送来香肠、腊肉,放久之后坚硬如石,但老人们仍不舍扔掉,放在嘴里咀嚼很久。对老人们而言,似乎一切东西都值得珍惜。
自治的小社会
乌云慢慢地压了过来,房间里的光线像黄昏时分一般,墙上镜框里的一寸照片有些模糊不清了,照片当中的年轻男人表情含蓄,是那种典型的被摄影师要求的标准笑容。
黄细佬77岁了,他坐在轮椅上,大腿下面是两个金属义肢,密密的皱纹把眉头压得有些低,照片上那种笑容在这个佝腰驼背、行动艰难的垂暮老人脸上再难见到。
从1969年上岛以后,黄细佬下过两次岛,每次都是在别人的陪伴之下,手续繁琐,“如果能搬去东莞,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买个菜都这么困难。”
黄细佬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哪一年上的岛,只是有些时候时间顺序突然就发生了变化,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如此,那些以往的记忆就像这个地方一样,它们被海水包围,隔离得太久。
2007年,台山人陈德庆第一次来到大襟岛观光的时候,发现这个风光秀丽的岛上居然有这样一个麻风病的群体,他觉得不可思议,“原来以为这种麻风病院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是离我们现实世界很遥远的事情”。
从第一次偶然上岛到现在,陈德庆到大襟医院已经七八次,除带去老人们需要的食物,更多的时候他会坐在庭院中央的大树下,陪老人们聊聊天,听他们讲不断重复的故事。
陈德庆发现,在只有老人们在的医院里,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治的小社会:一个治保主任,一个采购,一个出纳,两个煮饭的,还有一个医生和三个护士——他们全都由病人担任。
“其中有一个担任护士的老人,他自己都无法长时间地坐着或站立,需要别人的照顾,就这样他还要承担护理别人的任务。”陈德庆说。
在陈德庆几次上岛的过程中,没有碰到大襟医院真正的医护人员。事实上,这些医护人员平时并不在岛上生活。
近60岁的吴桂芳是大襟医院的院长,也是这个岛上的医生,同时也是后勤部长,从为病人截肢,到解决所有的生活问题,全部都是他。
“现在这边想找个医生来工作太困难了。”吴桂芳感叹,岛上的生活很艰苦,没有电,有时候病人的脚发生了溃疡,即使是夏天,也只能穿着厚厚的隔离衣为病人治疗。
从1977年1月1日来到这个岛上,吴桂芳在这里已经工作了33年。从“小吴”到“老吴”,时间就像是前往大襟岛的那艘快艇的速度。在这33年当中,吴桂芳在这个孤岛上度过了他的青春岁月,他是大襟医院的第九任院长,或许也将是最后一任。
人伦况味
吴桂芳记得,他刚来到大襟岛时,岛上的病人有350余名,而现在还不到当时的零头。
对大襟岛上健在的老人们而言,离开的人还生活在这个岛上。在这些老人们眼里,死亡就像当地那嬗变的天气,是这里最不令人陌生的事情。有时一觉醒来,头天还在一起聊天的伙伴就无声无息地去了。去世的老人,被裹上被子,在土里浅埋,隔一段时间后,再把残留的骨骸火化。
生在岛上,死后也最终留在了这个岛上。
在岛上墓地集中的地方,有两块墓极为显眼,上面分别树着一个大十字架。据老人们讲,墓地的主人在生前省吃俭用,把钱攒了下来交给朋友或活着的人。他们去世后,老人们规整了两块较大的墓地,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可以享受到幸福。
在大襟岛,幸福的标准可以极简单,不需要肢体健全五官正常,也不渴求能自己走路,甚至不在意还能否吃得下饭,他们珍视的,是彼此之间那种宝贵的关照。
“很多人在这里就像蚂蚁一样默默无闻。”爱心人士秦念锋说。秦念锋还记得,有个老人讲过,他小时候因为坐了同学的自行车被传染了麻风病,妈妈知道后,大叫着骂他。“他嘴里不断地重复着妈妈骂他的话:你赶紧走,不离开家就杀了你……”
老人流泪的脸被定格在秦念锋的相机里,秦念锋只来得及记下他的名字,那是老人最后一张相片,或许也是他唯一一张照片。
“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等你这次照完相,下次再来,有些人已经不在了。”秦念锋第一次拿着相机上岛的时候,很多老人都戴着墨镜、表情淡漠,“一是他们对外界有抵触情绪,二是那时候他们不想这个样子被拍下来”。
但也有例外,一只眼睛总像是汪着水的黄细佬便很擅长面对镜头摆姿势。黄细佬可以一边用残缺的手掌削着冬瓜皮,一边跟秦念锋聊时事——老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方式便是人手一台收音机——他是岛上少有的几个“才子”之一。问起中午和他并肩一起吃饭的老婆婆,黄细佬毫不避讳地说“她是我女朋友”,“女朋友”名叫麦细莲,两个人是坐同一趟船到岛上来的。
在岛上,有几对这样的“男女朋友”,主要为了相互有个照顾。除了女朋友,黄细佬在岛上还有一个干儿子,名叫阿房,一个40岁左右肢体健康的人。每当下雨的时候,阿房都兴奋得发出哇啦哇啦的声音。阿房是大襟岛上的南湾人,小时候发高烧,因为来不及送出岛去医院,烧坏了脑袋和嗓子,智力停留在两三岁的水平,永远都只会啊啊叫。母亲死后,父亲遗弃了他,被医院里的老人们收养。老人们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给阿房吃,也任由他有时候孩童般地胡闹。
阿房从房间里冲出来,抱着一大罐从别人房里抢来的饮料。黄细佬看着他,颇有些无奈地摇了几下头,庭院里的芭蕉叶下还躲着几只小狗,也是老人们养的——面对他们,黄细佬觉得,他是被需要的。
热闹只如烟花
直到现在,陈德庆和秦念锋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上岛,为老人们带来一些需要的东西。在他们眼里,这些老人太寂寞。
事实上,无论在院长吴桂芳还是在老人们的记忆中,大襟医院都有过自己的热闹时光。
1997年,澳门慈善机构明爱服务中心出资200余万元,为大襟医院修建了自来水塔,购进了两台发电机,装配了一套供油设施,装修好食堂和大部分病房,铺好水泥路,种植花草,用不锈钢床替换了病人的木板床,并派了几名神职人员上岛帮助照顾病人,而且一帮就是10年。
在老人们的心目中,从那时起,他们的生活有了电、有了光。
“修女是2008年1月8日下午3点钟离开这里的。”老人们有限的记忆记住了那些曾帮助过他们的人,具体到分秒,具体到相貌。
同样被老人记住的还有朱立坚,他加入这个队伍比陈德庆他们要晚,2008年第一次来到这个岛。朱立坚自己开了个做广告牌匾的小店,他隔两个月便关上店门,上岛一次,为老人采买些日用品。因为看到老人们每个月只有300元津贴,且往往到年底才能拿到手,他就以“小跑腿”的网名在网上募捐,“他们出钱,我出力”。
当地政府、卫生局也曾为改善大襟医院环境做过努力,出资修码头、修缮宿舍。但无论是老人们还是志愿者对此并不满意。陈德庆与朱立坚说,在他们几次上岛过程中,从未看见过医护人员上岛。
吴桂芳院长对此否认,“岛上是轮班的,一定会有医护人员在,不然卫生局早开除他们了”。但他也说,这几年,他的事情很多,只能每周上岛一次。
朱立坚说他对此也能理解,他带上岛的朋友,尽管有心理准备,还是在看见老人的生活时呕吐起来。“我们再勤也是一两个月上岛一次,他们是需要长年累月面对老人们的吃喝拉撒,而且才拿这么少的钱。”
渴望回“人间”
到今年11月,吴桂芳便将年满退休。也许到那个时候,大襟医院也将搬走,大襟岛将成为他和那些老人们共同的记忆。
35年前,吴桂芳从广东省皮防院毕业,分配到大襟医院。作为班上四个党员之一, 尽管当时父母反对,吴桂芳还是上了岛。
几十年间,吴桂芳也有过“逃离”。90年代中期,跟他一起毕业的同学都开了诊所做了主任,尽管吴桂芳已升为院长,但为养活正在读书的儿女,他和做临时工的妻子压力颇大。当时,他在东莞的一个同学邀请他一起开皮肤病专科门诊,“仅仅十几天就给了我几千块钱”,吴桂芳动了心,但由于卫生局不放人,吴桂芳最终还是回到了大襟岛。
现在,他的同学们已经有了豪宅豪车。而吴桂芳每月收入全部加起来是两千出头,住在大襟医院1997年修的公房里,那套房子也算是吴桂芳做院长以后为职工谋的福利之一。吴桂芳全家都和大襟岛息息相关,儿子和女儿都算是医院的临时工,每个月600多块钱,女婿和儿媳妇都没有工作,靠给别人做家教挣点钱。
从吴桂芳家的窗外望去,赤溪镇古朴依旧,漂亮的村庄大门和两层小别墅随处可见。吴桂芳说,现在的赤溪镇渔民靠养殖鲍鱼就能买得起那些动辄需要20余万的房子。
时代或许真的变了,和麻风病相比,更可怕的是没有钱。问吴桂芳,如果有个机会可以选择,让他像现在这样被媒体所包围,享有众多荣誉,或者像他的同学一样有能力赚到更多的钱,照顾到自己的家里人,他愿意选择哪个,他想了下,慢慢地说,“后面那个”。
而与此同时的大襟岛上,打好包裹的老人仍在苦等着搬迁的到来。尽管先前传闻的“8月底”早已过去,也没人知道到底还要等多久。但他们始终觉得,离开大襟岛的日子不远了。对老人们来说,无论搬迁的目的地在哪里,跟这座孤岛相比,总是离“人间”更近些的地方。
夜晚降临,陈德庆他们将带来的香肠、腊肉刚刚分发完,乘着潮水涨起来的时候朱立坚也坐着快艇来了,然后是江门野外探险协会的一群年轻人,他们是通过朱立坚一则关于“大襟岛上老人们需要帮助”的帖子而集合到一起的。岛上很少这样热闹过,尽管用于发电的燃油已所剩不多,老人们仍为了他们延长了关灯的时间。一直到深夜,仍然还有年轻人在漆黑的码头上大声唱歌,海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有人小心翼翼地点燃了煤油灯,那小小的火苗忽暗忽明。★
尽管现代医学的昌明,已勒住了这个古老疫病的缰绳。但绵延3000余年的神秘与恐惧,仍让众多麻风病人如在人间边缘前行。无论已治愈者还是医护者,在病菌本身已不再肆虐时,仍要承受着心灵上的创痛
念诵经文的声音是从凌晨时分传来的,大襟岛上一片漆黑,天微微透出点淡淡的颜色,那种细微的絮絮的声音从窄小的窗户渗出来,像是一种神秘的旋律盘旋在所有的庭院,经久不息。
在一个小房间里,老人们一起祈祷着,豆大的烛光不足以照亮任何人的脸庞,老人和放在身旁的义肢或者拐杖或者轮椅,使得房间略有些拥挤——他们大多在七八岁时就患上麻风病,七折八转被送到岛上,最好或最坏的时光都在这里度过,一辈子都在接受上天的旨意和安排。
现在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这里。这座面积只有9平方公里的岛屿是台山最偏远的海岛之一,位于江门台山市赤溪镇南面两海里的海域上,因形似古时衣襟而得名。
1924年,伍廷芳博士捐款买下大襟岛北段,在美国传教牧师力约翰及华侨梁耀东筹建下,五邑麻风病院成立,后来改名为大襟医院。1951年,医院由台山县政府接管。
80余年来,这里曾收治过1200多例麻风病人,鼎盛时期曾同时收治过600余名病人。现在剩下的46名,平均年龄在75岁以上,他们大多肢体残缺、行动困难。
在他们宿舍里,房间、过道堆放着大大小小的编织袋,老人们早已把物品打包收拾好。早在2008年8月,台山市国土局印发征地公告,宣布拟征用570亩南湾村集体土地作为台山核电项目建设,这座广东唯一海岛麻风病院将会搬迁至东莞。今年6月,又有消息传来,说搬迁日期定在8月底。对于大半生都在岛上度过的老人们而言,这或许是他们人生中唯一的变化。
在这里,一天和一年、一辈子区别不大。
最鲜亮的女人
84岁的黄少宽还有个心愿未了,她希望有机会去看看广州的爱群大厦——那是老广州人心目中的地标,现在则已变成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被众多高楼大厦所淹没。
在黄少宽上小学三年时,有一天有只手开始肿,写字都写不了。当时说起麻风病,是一发现就会被抓去烧死或埋掉的恐怖疾病,奶奶怕她被人抓走,就把她藏起来,如果有小孩说她是麻风病,奶奶还会把那些人痛骂一顿。
但最终,她还是被送到这个岛上。在这里56年,黄少宽像绝大多数病人一样,上岛之后再没离开过。
黄少宽撩起裤腿,两只脚都做过截肢手术,手指也分为三次分别截去一段——忽略掉这些,从她脸上可以阅读到年轻时候的秀美。20多岁的时候也有人对她好过,但又能怎样呢?因为这个病,她断了一切的念想。尽管已入耄耋之年,黄少宽仍然把自己收拾得干净整齐,她是这个岛上衣服最花哨鲜亮的女人。
天气有些闷热,黄婆婆用凸起的关节箍住毛巾的“把手”,拭干脸上的汗渍。岛上的一切生活用品都需要特殊加工,最常见的是以布带绑在残缺的手掌上,这样可以用勺、劈柴、写字,或是干脆就用嘴——他们把人体器官的功用发挥到了极致,据多次上岛的爱心人士陈德庆、秦念锋描述,他们曾看到一位老人“用没有手指的双手捧着一个红色塑料小桶,仰着脖子吃里面的东西,努力了半天也没吃到……后来老人又在抽屉里艰难地寻找一个不锈钢杯盖,在用嘴咬的过程中,不慎掉在地上,老人吃力地弯腰在地上摸索,当她的手触碰到杯盖的一刹那,我们看到了老人嘴角的一丝笑容……”
与黄少宽同屋的,有一位92岁的老婆婆,自从3月份摔了一跤之后,身体便不能动弹,她躺在床上,没有光感,听不见声音,只剩下嘴还能开合,但却大口地吞下喂过去的维持生命的食物。
食物,无非就是冬瓜、南瓜,顿顿如此,日日如此。这里没有电,也没有冰箱,食物难以储存。偶尔有爱心人士送来香肠、腊肉,放久之后坚硬如石,但老人们仍不舍扔掉,放在嘴里咀嚼很久。对老人们而言,似乎一切东西都值得珍惜。
自治的小社会
乌云慢慢地压了过来,房间里的光线像黄昏时分一般,墙上镜框里的一寸照片有些模糊不清了,照片当中的年轻男人表情含蓄,是那种典型的被摄影师要求的标准笑容。
黄细佬77岁了,他坐在轮椅上,大腿下面是两个金属义肢,密密的皱纹把眉头压得有些低,照片上那种笑容在这个佝腰驼背、行动艰难的垂暮老人脸上再难见到。
从1969年上岛以后,黄细佬下过两次岛,每次都是在别人的陪伴之下,手续繁琐,“如果能搬去东莞,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买个菜都这么困难。”
黄细佬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哪一年上的岛,只是有些时候时间顺序突然就发生了变化,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如此,那些以往的记忆就像这个地方一样,它们被海水包围,隔离得太久。
2007年,台山人陈德庆第一次来到大襟岛观光的时候,发现这个风光秀丽的岛上居然有这样一个麻风病的群体,他觉得不可思议,“原来以为这种麻风病院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是离我们现实世界很遥远的事情”。
从第一次偶然上岛到现在,陈德庆到大襟医院已经七八次,除带去老人们需要的食物,更多的时候他会坐在庭院中央的大树下,陪老人们聊聊天,听他们讲不断重复的故事。
陈德庆发现,在只有老人们在的医院里,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治的小社会:一个治保主任,一个采购,一个出纳,两个煮饭的,还有一个医生和三个护士——他们全都由病人担任。
“其中有一个担任护士的老人,他自己都无法长时间地坐着或站立,需要别人的照顾,就这样他还要承担护理别人的任务。”陈德庆说。
在陈德庆几次上岛的过程中,没有碰到大襟医院真正的医护人员。事实上,这些医护人员平时并不在岛上生活。
近60岁的吴桂芳是大襟医院的院长,也是这个岛上的医生,同时也是后勤部长,从为病人截肢,到解决所有的生活问题,全部都是他。
“现在这边想找个医生来工作太困难了。”吴桂芳感叹,岛上的生活很艰苦,没有电,有时候病人的脚发生了溃疡,即使是夏天,也只能穿着厚厚的隔离衣为病人治疗。
从1977年1月1日来到这个岛上,吴桂芳在这里已经工作了33年。从“小吴”到“老吴”,时间就像是前往大襟岛的那艘快艇的速度。在这33年当中,吴桂芳在这个孤岛上度过了他的青春岁月,他是大襟医院的第九任院长,或许也将是最后一任。
人伦况味
吴桂芳记得,他刚来到大襟岛时,岛上的病人有350余名,而现在还不到当时的零头。
对大襟岛上健在的老人们而言,离开的人还生活在这个岛上。在这些老人们眼里,死亡就像当地那嬗变的天气,是这里最不令人陌生的事情。有时一觉醒来,头天还在一起聊天的伙伴就无声无息地去了。去世的老人,被裹上被子,在土里浅埋,隔一段时间后,再把残留的骨骸火化。
生在岛上,死后也最终留在了这个岛上。
在岛上墓地集中的地方,有两块墓极为显眼,上面分别树着一个大十字架。据老人们讲,墓地的主人在生前省吃俭用,把钱攒了下来交给朋友或活着的人。他们去世后,老人们规整了两块较大的墓地,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可以享受到幸福。
在大襟岛,幸福的标准可以极简单,不需要肢体健全五官正常,也不渴求能自己走路,甚至不在意还能否吃得下饭,他们珍视的,是彼此之间那种宝贵的关照。
“很多人在这里就像蚂蚁一样默默无闻。”爱心人士秦念锋说。秦念锋还记得,有个老人讲过,他小时候因为坐了同学的自行车被传染了麻风病,妈妈知道后,大叫着骂他。“他嘴里不断地重复着妈妈骂他的话:你赶紧走,不离开家就杀了你……”
老人流泪的脸被定格在秦念锋的相机里,秦念锋只来得及记下他的名字,那是老人最后一张相片,或许也是他唯一一张照片。
“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等你这次照完相,下次再来,有些人已经不在了。”秦念锋第一次拿着相机上岛的时候,很多老人都戴着墨镜、表情淡漠,“一是他们对外界有抵触情绪,二是那时候他们不想这个样子被拍下来”。
但也有例外,一只眼睛总像是汪着水的黄细佬便很擅长面对镜头摆姿势。黄细佬可以一边用残缺的手掌削着冬瓜皮,一边跟秦念锋聊时事——老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方式便是人手一台收音机——他是岛上少有的几个“才子”之一。问起中午和他并肩一起吃饭的老婆婆,黄细佬毫不避讳地说“她是我女朋友”,“女朋友”名叫麦细莲,两个人是坐同一趟船到岛上来的。
在岛上,有几对这样的“男女朋友”,主要为了相互有个照顾。除了女朋友,黄细佬在岛上还有一个干儿子,名叫阿房,一个40岁左右肢体健康的人。每当下雨的时候,阿房都兴奋得发出哇啦哇啦的声音。阿房是大襟岛上的南湾人,小时候发高烧,因为来不及送出岛去医院,烧坏了脑袋和嗓子,智力停留在两三岁的水平,永远都只会啊啊叫。母亲死后,父亲遗弃了他,被医院里的老人们收养。老人们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给阿房吃,也任由他有时候孩童般地胡闹。
阿房从房间里冲出来,抱着一大罐从别人房里抢来的饮料。黄细佬看着他,颇有些无奈地摇了几下头,庭院里的芭蕉叶下还躲着几只小狗,也是老人们养的——面对他们,黄细佬觉得,他是被需要的。
热闹只如烟花
直到现在,陈德庆和秦念锋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上岛,为老人们带来一些需要的东西。在他们眼里,这些老人太寂寞。
事实上,无论在院长吴桂芳还是在老人们的记忆中,大襟医院都有过自己的热闹时光。
1997年,澳门慈善机构明爱服务中心出资200余万元,为大襟医院修建了自来水塔,购进了两台发电机,装配了一套供油设施,装修好食堂和大部分病房,铺好水泥路,种植花草,用不锈钢床替换了病人的木板床,并派了几名神职人员上岛帮助照顾病人,而且一帮就是10年。
在老人们的心目中,从那时起,他们的生活有了电、有了光。
“修女是2008年1月8日下午3点钟离开这里的。”老人们有限的记忆记住了那些曾帮助过他们的人,具体到分秒,具体到相貌。
同样被老人记住的还有朱立坚,他加入这个队伍比陈德庆他们要晚,2008年第一次来到这个岛。朱立坚自己开了个做广告牌匾的小店,他隔两个月便关上店门,上岛一次,为老人采买些日用品。因为看到老人们每个月只有300元津贴,且往往到年底才能拿到手,他就以“小跑腿”的网名在网上募捐,“他们出钱,我出力”。
当地政府、卫生局也曾为改善大襟医院环境做过努力,出资修码头、修缮宿舍。但无论是老人们还是志愿者对此并不满意。陈德庆与朱立坚说,在他们几次上岛过程中,从未看见过医护人员上岛。
吴桂芳院长对此否认,“岛上是轮班的,一定会有医护人员在,不然卫生局早开除他们了”。但他也说,这几年,他的事情很多,只能每周上岛一次。
朱立坚说他对此也能理解,他带上岛的朋友,尽管有心理准备,还是在看见老人的生活时呕吐起来。“我们再勤也是一两个月上岛一次,他们是需要长年累月面对老人们的吃喝拉撒,而且才拿这么少的钱。”
渴望回“人间”
到今年11月,吴桂芳便将年满退休。也许到那个时候,大襟医院也将搬走,大襟岛将成为他和那些老人们共同的记忆。
35年前,吴桂芳从广东省皮防院毕业,分配到大襟医院。作为班上四个党员之一, 尽管当时父母反对,吴桂芳还是上了岛。
几十年间,吴桂芳也有过“逃离”。90年代中期,跟他一起毕业的同学都开了诊所做了主任,尽管吴桂芳已升为院长,但为养活正在读书的儿女,他和做临时工的妻子压力颇大。当时,他在东莞的一个同学邀请他一起开皮肤病专科门诊,“仅仅十几天就给了我几千块钱”,吴桂芳动了心,但由于卫生局不放人,吴桂芳最终还是回到了大襟岛。
现在,他的同学们已经有了豪宅豪车。而吴桂芳每月收入全部加起来是两千出头,住在大襟医院1997年修的公房里,那套房子也算是吴桂芳做院长以后为职工谋的福利之一。吴桂芳全家都和大襟岛息息相关,儿子和女儿都算是医院的临时工,每个月600多块钱,女婿和儿媳妇都没有工作,靠给别人做家教挣点钱。
从吴桂芳家的窗外望去,赤溪镇古朴依旧,漂亮的村庄大门和两层小别墅随处可见。吴桂芳说,现在的赤溪镇渔民靠养殖鲍鱼就能买得起那些动辄需要20余万的房子。
时代或许真的变了,和麻风病相比,更可怕的是没有钱。问吴桂芳,如果有个机会可以选择,让他像现在这样被媒体所包围,享有众多荣誉,或者像他的同学一样有能力赚到更多的钱,照顾到自己的家里人,他愿意选择哪个,他想了下,慢慢地说,“后面那个”。
而与此同时的大襟岛上,打好包裹的老人仍在苦等着搬迁的到来。尽管先前传闻的“8月底”早已过去,也没人知道到底还要等多久。但他们始终觉得,离开大襟岛的日子不远了。对老人们来说,无论搬迁的目的地在哪里,跟这座孤岛相比,总是离“人间”更近些的地方。
夜晚降临,陈德庆他们将带来的香肠、腊肉刚刚分发完,乘着潮水涨起来的时候朱立坚也坐着快艇来了,然后是江门野外探险协会的一群年轻人,他们是通过朱立坚一则关于“大襟岛上老人们需要帮助”的帖子而集合到一起的。岛上很少这样热闹过,尽管用于发电的燃油已所剩不多,老人们仍为了他们延长了关灯的时间。一直到深夜,仍然还有年轻人在漆黑的码头上大声唱歌,海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有人小心翼翼地点燃了煤油灯,那小小的火苗忽暗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