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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岁的王兴光卖完最后一批棉花,锁好家门,开着车驶出村子准备进城过冬。
今年王兴光收入颇丰,68亩哈密瓜产了120吨,60亩棉花卖了十几万元。在甘肃瓜州县西湖村,蜿蜒而过的疏勒河被农民看作是命根子,只要河水不断,收成就有了保证。大多农民像王兴光一样,年纯收入在八九万上下,除了村中的老房,不少村民还在瓜州县城或50公里外的敦煌市添置房产。春夏秋回村种地,冬季进城过冬,变成了“候鸟型”农民。
但他们能如此丰衣足食多久?没人知道。
王兴光听家中老人说,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知青还曾在此种过水稻,疏勒河河道较浅,开荒种地都是大水漫灌。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中,河道越来越深,水也不再丰沛,植被遭到破坏,原本在家门口就能打到柴,后来要赶着马车去十几公里之外。
人与生态之争
发源于祁连山的疏勒河长670公里,流域面积4万平方公里。“疏勒”为蒙古语,系水丰草美之意。与中国大部分河流不同的是,它的流向自东向西,年平均径流量为10.31亿立方米,仅为淮河的六十分之一。但在蒸发量是降水量33倍的河西走廊地区,它承担着134万亩耕地的农业灌溉和流域内工业、生活用水。
不仅如此。疏勒河的支流党河是敦煌的重要水源,每年下泄的6000至8000万立方米的生态水维系着敦煌的西大门——西湖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外,便是对敦煌成包夹之势的库姆塔格沙漠。
上世纪80年代末,为了解决甘肃中部干旱地区和南部高寒阴湿山区的贫困问题,甘肃省政府决定开发疏勒河流域水土资源,实行异地搬迁。1996年,世界银行为此项目提供了12.6亿人民币贷款,在疏勒河流域安置20万人。
这一举措虽然惠及百姓,却加剧了疏勒河流域的生态恶化。在敦煌农场西湖分厂党委书记许多江的印象中,一年有半年刮5到6级的大风,飞起的石子打得脸疼,风吹着小沙包就上了公路,刮一场大风,都会发生几次交通事故。每年三月灌溉时,疏勒河水就会时有时无,上游为了抢水扎起木闸,“有水就漫灌,没水就干瞪眼”。
从2002年起,甘肃省对移民项目进行调整,把移民降至7.5万人,新开耕土地削减一半,水资源利用率计划由91%降到64%。
但在疏管局总工程师马德海看来,现在的问题仍然是解决老百姓吃饭与保护生态的矛盾。尽管134万亩的灌区创造了23亿产值,是1996年的10倍多,但灌区面积也增加了一半多,这对水资源的消耗是巨大的。
目前,疏勒河流域每年10亿立方米的水,灌区引用9亿,仅剩下1亿下泄敦煌。马德海对此忧心忡忡:灌区不保证,农民就没饭吃;但保证了40万农民,就意味着敦煌所需的生态水补给减少。
如今,处在沙漠边缘的敦煌绿洲面积仅占总面积的4.5%。今年48岁的许多江还记得儿时的敦煌,人稀地广,湿地中还有芦苇荡。从解放初至今,敦煌人口增长了近5倍,灌溉面积增加了32%,河流湖泊缩小了23%,四分之一的天然草场消失,湿地面积仅剩不到一半。数据显示,经济用水和生态用水不平衡已导致敦煌湖泊沼泽面积在30年间萎缩了70平方公里,存在着消亡的危险。
水利部副部长矫勇说,我们忽视了生态用水的重要性,把关注点放在了增加眼前的收入、放在财政收入和GDP上了,经济用水不断挤占生态用水,对敦煌地区的地下水和自然绿洲造成较大的破坏。
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疏勒河有着长达9至11年连续枯水期。“在丰水期要把地下看成是一个大水库,为枯水期储备地下水,否则到时我们是顾生态还是顾庄稼?” 马德海说,只要保证疏勒河流域的地下水,敦煌在几年内不会受到影响,如若枯水期猛抽地下水,西湖就会出现问题,屏障消失,敦煌便只有直面沙漠了。
对于枯水期,王兴光记忆犹新,1995年每亩小麦才打200斤,连每亩30多元的村提留都交不起,不少村民们背着一筐干瘪的麦子去乡政府上访。乡政府百口莫辩,雇了辆客车载上村民代表去干涸的水库,村民才信以为真。
其实,对于敦煌保护,温家宝总理曾先后五次作出批示,其中提出十六字方针:高度重视,科学规划综合治理,加快推进。在今年两会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时,温家宝指出,决不让敦煌成为第二个楼兰。
但严峻的现实是,自1994年以来,仅党河灌区外围沙化面积就增加了20万亩,特别是库姆塔格沙漠推进速度加快,平均每年向前推进3到4米。
事实上,河西走廊生态极为脆弱,一旦破坏严重即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马德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疏勒河来水量小,但又需大面积耕地灌溉,大量地下水就会被抽取,造成水位下降。若此下降的程度和时间超限,植被的自我恢复功能就会受严重损害。
敦煌市水务局一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党河水已无法满足需要,只有靠超采地下水来弥补,几十年来,地下水位已下降10.77米,目前仍以每年24厘米的速度下降。敦煌著名景观月牙泉的水域面积由上个世纪中期的22亩萎缩到目前的10亩,最大水深也由7.5米降到现在的1.8米。
马德海说,把流域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统一管理,明晰水权,制定有关条例,建立起统一的运行机制势在必行。
管理之争
事实上,按照《水法》规定,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在疏勒河流域,总干渠由疏管局负责,并征收流域灌溉区水费,而当地的地下水资源由当地水务局负责。
在马德海看来,地下水由当地政府管理会带来两个问题。主管水务的政府领导少有专家型领导。“比如粮食产量低了,要保证生态还是保证GDP,这涉及到经济和生态的矛盾问题。”其次就是地方水务部门没有科研力量。
疏管局副局长杨富元告诉记者,他曾考察过澳大利亚墨累达岭河,这条流经五个州的河流制定了管理条例,每年按条例取水,新疆塔里木河参照此制定了,《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疏管局也提出制定《疏勒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实现有法可依,但这一过程却阻力重重。“地下水的分布和管理,我们经过科研测算,比地方政府更有优势。”
但酒泉市副市长王喜成不以为然。他说,目前酒泉实行“退二打一”,即封闭两口井才能新打一口,并且打井的审批权从2007年起就由乡镇收交至市政府。新打机井要经乡、县逐级上报,市政府发放打井许可证,安装智能水表后方可使用,一旦取水过量,水表就会消磁。在王喜成看来,生态保护一定程度上需要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而这是疏管局并不具备的。“如果把酒泉所有地下水和地表水纳入他们的管理,恐怕地方很难处理。”
马德海建议,甘肃内陆河必须要成立了一个水资源利用管理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在省水利厅之上,像塔里木河流域水利委员会一样,由自治区副主席担任主任。“至少要由副省级干部担任要职协调流域内各地方的矛盾,实施统一调度,这样阻力就小多了。”
曾长年从事水利工作的甘肃省政协原副主席韩正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疏勒河流域保护,甘肃省除了要提供政策支持外,更重要的是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事实上,无论水权如何分配,但对于敦煌保护的态度各方高度一致。王喜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敦煌这条线上,楼兰和罗布泊相继消失,如果绿洲拦不住风沙,敦煌消失就意味着河西走廊的全线覆没。
目前,在河西走廊上,石油、天然气管道、高铁和高速公路均在施工。“从这个角度看,保护敦煌和河西走廊要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
马德海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他认为,打通瓜州至敦煌西湖的绿色长廊是保护敦煌的重中之重。“现在的绿洲是星星点点,用五年时间打通之后就会连成一片。”
王兴光也盘算着明年的收成。作为高耗水作物,棉花不再鼓励种植,他准备种耗水少的葡萄。尽管收入会少些,但他清楚,节水都是为了保护敦煌,毕竟敦煌城里还有他一套120平米的房子。★
今年王兴光收入颇丰,68亩哈密瓜产了120吨,60亩棉花卖了十几万元。在甘肃瓜州县西湖村,蜿蜒而过的疏勒河被农民看作是命根子,只要河水不断,收成就有了保证。大多农民像王兴光一样,年纯收入在八九万上下,除了村中的老房,不少村民还在瓜州县城或50公里外的敦煌市添置房产。春夏秋回村种地,冬季进城过冬,变成了“候鸟型”农民。
但他们能如此丰衣足食多久?没人知道。
王兴光听家中老人说,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知青还曾在此种过水稻,疏勒河河道较浅,开荒种地都是大水漫灌。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中,河道越来越深,水也不再丰沛,植被遭到破坏,原本在家门口就能打到柴,后来要赶着马车去十几公里之外。
人与生态之争
发源于祁连山的疏勒河长670公里,流域面积4万平方公里。“疏勒”为蒙古语,系水丰草美之意。与中国大部分河流不同的是,它的流向自东向西,年平均径流量为10.31亿立方米,仅为淮河的六十分之一。但在蒸发量是降水量33倍的河西走廊地区,它承担着134万亩耕地的农业灌溉和流域内工业、生活用水。
不仅如此。疏勒河的支流党河是敦煌的重要水源,每年下泄的6000至8000万立方米的生态水维系着敦煌的西大门——西湖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外,便是对敦煌成包夹之势的库姆塔格沙漠。
上世纪80年代末,为了解决甘肃中部干旱地区和南部高寒阴湿山区的贫困问题,甘肃省政府决定开发疏勒河流域水土资源,实行异地搬迁。1996年,世界银行为此项目提供了12.6亿人民币贷款,在疏勒河流域安置20万人。
这一举措虽然惠及百姓,却加剧了疏勒河流域的生态恶化。在敦煌农场西湖分厂党委书记许多江的印象中,一年有半年刮5到6级的大风,飞起的石子打得脸疼,风吹着小沙包就上了公路,刮一场大风,都会发生几次交通事故。每年三月灌溉时,疏勒河水就会时有时无,上游为了抢水扎起木闸,“有水就漫灌,没水就干瞪眼”。
从2002年起,甘肃省对移民项目进行调整,把移民降至7.5万人,新开耕土地削减一半,水资源利用率计划由91%降到64%。
但在疏管局总工程师马德海看来,现在的问题仍然是解决老百姓吃饭与保护生态的矛盾。尽管134万亩的灌区创造了23亿产值,是1996年的10倍多,但灌区面积也增加了一半多,这对水资源的消耗是巨大的。
目前,疏勒河流域每年10亿立方米的水,灌区引用9亿,仅剩下1亿下泄敦煌。马德海对此忧心忡忡:灌区不保证,农民就没饭吃;但保证了40万农民,就意味着敦煌所需的生态水补给减少。
如今,处在沙漠边缘的敦煌绿洲面积仅占总面积的4.5%。今年48岁的许多江还记得儿时的敦煌,人稀地广,湿地中还有芦苇荡。从解放初至今,敦煌人口增长了近5倍,灌溉面积增加了32%,河流湖泊缩小了23%,四分之一的天然草场消失,湿地面积仅剩不到一半。数据显示,经济用水和生态用水不平衡已导致敦煌湖泊沼泽面积在30年间萎缩了70平方公里,存在着消亡的危险。
水利部副部长矫勇说,我们忽视了生态用水的重要性,把关注点放在了增加眼前的收入、放在财政收入和GDP上了,经济用水不断挤占生态用水,对敦煌地区的地下水和自然绿洲造成较大的破坏。
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疏勒河有着长达9至11年连续枯水期。“在丰水期要把地下看成是一个大水库,为枯水期储备地下水,否则到时我们是顾生态还是顾庄稼?” 马德海说,只要保证疏勒河流域的地下水,敦煌在几年内不会受到影响,如若枯水期猛抽地下水,西湖就会出现问题,屏障消失,敦煌便只有直面沙漠了。
对于枯水期,王兴光记忆犹新,1995年每亩小麦才打200斤,连每亩30多元的村提留都交不起,不少村民们背着一筐干瘪的麦子去乡政府上访。乡政府百口莫辩,雇了辆客车载上村民代表去干涸的水库,村民才信以为真。
其实,对于敦煌保护,温家宝总理曾先后五次作出批示,其中提出十六字方针:高度重视,科学规划综合治理,加快推进。在今年两会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时,温家宝指出,决不让敦煌成为第二个楼兰。
但严峻的现实是,自1994年以来,仅党河灌区外围沙化面积就增加了20万亩,特别是库姆塔格沙漠推进速度加快,平均每年向前推进3到4米。
事实上,河西走廊生态极为脆弱,一旦破坏严重即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马德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疏勒河来水量小,但又需大面积耕地灌溉,大量地下水就会被抽取,造成水位下降。若此下降的程度和时间超限,植被的自我恢复功能就会受严重损害。
敦煌市水务局一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党河水已无法满足需要,只有靠超采地下水来弥补,几十年来,地下水位已下降10.77米,目前仍以每年24厘米的速度下降。敦煌著名景观月牙泉的水域面积由上个世纪中期的22亩萎缩到目前的10亩,最大水深也由7.5米降到现在的1.8米。
马德海说,把流域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统一管理,明晰水权,制定有关条例,建立起统一的运行机制势在必行。
管理之争
事实上,按照《水法》规定,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在疏勒河流域,总干渠由疏管局负责,并征收流域灌溉区水费,而当地的地下水资源由当地水务局负责。
在马德海看来,地下水由当地政府管理会带来两个问题。主管水务的政府领导少有专家型领导。“比如粮食产量低了,要保证生态还是保证GDP,这涉及到经济和生态的矛盾问题。”其次就是地方水务部门没有科研力量。
疏管局副局长杨富元告诉记者,他曾考察过澳大利亚墨累达岭河,这条流经五个州的河流制定了管理条例,每年按条例取水,新疆塔里木河参照此制定了,《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疏管局也提出制定《疏勒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实现有法可依,但这一过程却阻力重重。“地下水的分布和管理,我们经过科研测算,比地方政府更有优势。”
但酒泉市副市长王喜成不以为然。他说,目前酒泉实行“退二打一”,即封闭两口井才能新打一口,并且打井的审批权从2007年起就由乡镇收交至市政府。新打机井要经乡、县逐级上报,市政府发放打井许可证,安装智能水表后方可使用,一旦取水过量,水表就会消磁。在王喜成看来,生态保护一定程度上需要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而这是疏管局并不具备的。“如果把酒泉所有地下水和地表水纳入他们的管理,恐怕地方很难处理。”
马德海建议,甘肃内陆河必须要成立了一个水资源利用管理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在省水利厅之上,像塔里木河流域水利委员会一样,由自治区副主席担任主任。“至少要由副省级干部担任要职协调流域内各地方的矛盾,实施统一调度,这样阻力就小多了。”
曾长年从事水利工作的甘肃省政协原副主席韩正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疏勒河流域保护,甘肃省除了要提供政策支持外,更重要的是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事实上,无论水权如何分配,但对于敦煌保护的态度各方高度一致。王喜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敦煌这条线上,楼兰和罗布泊相继消失,如果绿洲拦不住风沙,敦煌消失就意味着河西走廊的全线覆没。
目前,在河西走廊上,石油、天然气管道、高铁和高速公路均在施工。“从这个角度看,保护敦煌和河西走廊要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
马德海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他认为,打通瓜州至敦煌西湖的绿色长廊是保护敦煌的重中之重。“现在的绿洲是星星点点,用五年时间打通之后就会连成一片。”
王兴光也盘算着明年的收成。作为高耗水作物,棉花不再鼓励种植,他准备种耗水少的葡萄。尽管收入会少些,但他清楚,节水都是为了保护敦煌,毕竟敦煌城里还有他一套120平米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