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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爸爸去世的时候，我和姐姐都在法国。那一年，我在法国做博士后研究。临出国前，爸爸挺不愿意让我走，嘴里说着：“又走啦？”看得出来，他舍不得我出国。
爸爸1992年5月生病住院后，我爱人给我打电话说：“爸爸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在医院呢。”我总觉得他能挺过来。1980年、1983年父亲住过两次院，都挺过来了。我以为，爸爸还像前两次一样能好起来。没想到，那一次他真的走了。
听到爸爸走了的消息，那时，我正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全身心都投入在实验里，一时别不过劲来，继续做实验。直到第二天才缓过神来，哭了。我们对于爸爸的离开都很伤心，但同时也觉得他从自己的心结中解脱了。爸爸从1958年开始挨整，文革的时候大字报上批判他个人英雄主义严重。其实，爸爸只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被批，也许就是因为他做人太认真了、对待科学研究工作则严格地按其本身的规律去做事，从而和非科研人员的声音有时不合。在我这个女儿眼里，他是一个有思想，不盲从的科学工作者。
爸爸曾经跟我们讲过，基于他一生的经验，让我们只潜心做科研，不要碰管理。我想他或许是因为自己性格的不合适后悔做管理工作。但我知道，他并不后悔的是在1948年，他在科研巅峰时，因热爱祖国，毅然决然选择从法国回国。
孩子们里爸爸尤其关注我
我们家里三个孩子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文革后期的工农兵学员，姐姐和弟弟就读清华大学，我就读北京大学。小时候，姐姐和弟弟学习较轻松，让爸妈很省心。我很贪玩，学习较吃力，让爸妈很操心。所以，对于学习，爸爸尤其关注我。
我6岁时，父母去前苏联访问9个月。我和弟弟在六一幼儿园寄宿。每到礼拜天，其他小朋友都会被父母接走。只有我们是每两个礼拜才能被阿姨接回家，父母不在家，只有阿姨陪着我们。已上小学的姐姐则托付住到父母的同事家中。
上小学的时候，我是住校而且所在的那个班是全校最乱的班。孩子们都很淘气，不爱学习。我受到影响，小学考初中的时候没有考进理想的中学而是进入了不用住校的人大附中。每天晚上爸爸都督促我的学习，辅导我的功课。初中考高中的时候，我就顺利考入了理想的高中。
我还记得初中考高中时，考完语文，爸爸来接我。那个时候，中关村道路两旁还都是稻田。我远远地看到爸爸从对面走来，他一见到我就问考得什么啊，然后又问我都答得什么啊。听完我的回答，爸爸说：“哦，没跑题。”他就放心了。
童年记忆里最开心的，就是礼拜天父母带我们去颐和园玩。在公园里，父母在后面散步，我们几个就在前面跑，跑出很远的地方，蹲在地上玩玩具；看着他们要走近了，我们再跑出很远，现在想来，那时真的很开心。爸爸还喜欢在礼拜天带着我们去东安市场淘书。爸爸喜欢看历史书，我们小孩子就买一堆小人书回家看。爸爸很喜欢买书，我们家连走廊里都堆满书。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方式之一就是剪报贴在本子上给我们看。有时候，礼拜天爸爸让姐姐、弟弟出去玩，我则留在家里，他抽出半天时间辅导我的物理和数学。一直到现在，他有两种眼神让我不能忘记，一种是他看到我没有在屋里学习时严厉的眼神，它督促我自觉学习。另一种则是文革期间，他下班回家，开门进屋的眼神，说不上来是什么眼神，有点阴郁的感觉，在那一刹那让我感到害怕。但在他推门进来看见我们后的一瞬间，眼神就变了，变得那样的慈祥、和蔼。
爸爸最大的个性就是真性情
对于爸爸从1958年开始挨批斗，到1975年回科学院工作的那段历史，我们知道的并不多。我只是觉得他就是一个真性情的人，最大的个性特点就是耿直。他一贯爱护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满怀热情扶持他们成长，为他们争取和创造条件。他对工作的原则，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点也不含糊。他不会察言观色，揣摩别人的心思，领会他所不熟悉的科学工作以外的政治意图。他在工作中特别容易激动，遇到有悖于科学良知的事情很容易发火，无论对谁。妈妈在家里他的书桌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不生气、不生气。爸爸自己在笔记本的第一页也写着：不生气，生气对自己身体不好。但他在工作中遇到不对、不合理的事情，还是会不自觉地生气。
在日常生活中爸爸很少生气也不发火。家是爸爸充满平等博爱的温馨港湾，他和妈妈在家里从没吵过架。他们在家里聊工作上的事情，有时候爸爸也会激动，妈妈一看他开始激动了，就跑到了另一个屋子。其实，爸爸到晚年的时候，性格改变了很多。他几乎不大声说话。我们有时候声音高了，他会过来叮嘱我们；“声音小一点，别让旁人听到。”前几天姐姐在电话里还对我说：“爸爸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只有两大摞资料。一摞是他在法国发表科学论文的抽印本，另一摞是他写的政治检讨书。他从那么一个自信、有个性、有想法的人，最后变成了一个只会写检查的人，而且还写了那么一大摞。”有时候我想，如果爸爸一生只搞科研不做管理那该有多好。所幸现在很多人对他的工作是肯定的，说他为国家做了一件大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他在1955年组织大家一起攻克原子能科研技术。我觉得爸爸从1958年开始，付出的努力，换来的是误解和批判，心里很憋屈。爸爸屡次挨整，萌生了离开二机部回到科学院的想法。文化大革命前，他已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党委委员，但暂时仍保留二机部的工作。自从文革初期被二机部的人作为“靶子”抛出揭发批判后，他整整九年时间未被任用。直到1975才带着一大摞未作审查结论的批判揭发材料回到科学院。当时院领导委托爸爸组织并主持“百家争鸣”座谈会，畅谈在科学研究方面怎样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怎样把科研搞得更好些。听他的秘书葛能全先生说，爸爸对突然获得如此信任和重托，很激动，当场流泪难止，几近泣不成声。
时间总会还原历史的
他晚年的时候，各地请他写回忆录或者给中学生写一些故事什么的，他还挺乐意的，写了一稿又一稿。文革的时候，批斗他说他是一个有个人英雄主义的人，作为女儿，我并不觉得。我觉得他只是很自信，心里有底气，追求科学真理、敢说话。一直到他去世，他都并不认为自己是“原子弹之父”。他跟我们说：“原子弹事业是一项很复杂的任务，是很多学科结合在一起的集体事业。”我觉得在这件事上，爸爸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不自私、知人善用，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大家一起努力，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前些天我在整理照片的时候，还看到爸爸在1955年我们的全家福后面写着：我们的原子能事业起步了。我想，从1955～1957年是父亲工作心情最好的时期。那些众所周知的贡献、作用也都是在那个时候做出和发挥的。至于自1958年起，他做出的那些被抹掉的贡献，我们并不在意，毕竟他该起的作用在那几年已经起到了，就足矣。只是有一件事我们始终难以释怀。父母经常提及，爸爸的几十本记录他的数十年经历的日记，文革初期被抄走，时隔47年至今不予归还。终归，时间可以检验一切，历史总是公正的。前一段时间《国家命运》这部电视剧里，写了很多关于父亲的工作，我想时间总是会还原历史的。
爸爸1992年5月生病住院后，我爱人给我打电话说：“爸爸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在医院呢。”我总觉得他能挺过来。1980年、1983年父亲住过两次院，都挺过来了。我以为，爸爸还像前两次一样能好起来。没想到，那一次他真的走了。
听到爸爸走了的消息，那时，我正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全身心都投入在实验里，一时别不过劲来，继续做实验。直到第二天才缓过神来，哭了。我们对于爸爸的离开都很伤心，但同时也觉得他从自己的心结中解脱了。爸爸从1958年开始挨整，文革的时候大字报上批判他个人英雄主义严重。其实，爸爸只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被批，也许就是因为他做人太认真了、对待科学研究工作则严格地按其本身的规律去做事，从而和非科研人员的声音有时不合。在我这个女儿眼里，他是一个有思想，不盲从的科学工作者。
爸爸曾经跟我们讲过，基于他一生的经验，让我们只潜心做科研，不要碰管理。我想他或许是因为自己性格的不合适后悔做管理工作。但我知道，他并不后悔的是在1948年，他在科研巅峰时，因热爱祖国，毅然决然选择从法国回国。
孩子们里爸爸尤其关注我
我们家里三个孩子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文革后期的工农兵学员，姐姐和弟弟就读清华大学，我就读北京大学。小时候，姐姐和弟弟学习较轻松，让爸妈很省心。我很贪玩，学习较吃力，让爸妈很操心。所以，对于学习，爸爸尤其关注我。
我6岁时，父母去前苏联访问9个月。我和弟弟在六一幼儿园寄宿。每到礼拜天，其他小朋友都会被父母接走。只有我们是每两个礼拜才能被阿姨接回家，父母不在家，只有阿姨陪着我们。已上小学的姐姐则托付住到父母的同事家中。
上小学的时候，我是住校而且所在的那个班是全校最乱的班。孩子们都很淘气，不爱学习。我受到影响，小学考初中的时候没有考进理想的中学而是进入了不用住校的人大附中。每天晚上爸爸都督促我的学习，辅导我的功课。初中考高中的时候，我就顺利考入了理想的高中。
我还记得初中考高中时，考完语文，爸爸来接我。那个时候，中关村道路两旁还都是稻田。我远远地看到爸爸从对面走来，他一见到我就问考得什么啊，然后又问我都答得什么啊。听完我的回答，爸爸说：“哦，没跑题。”他就放心了。
童年记忆里最开心的，就是礼拜天父母带我们去颐和园玩。在公园里，父母在后面散步，我们几个就在前面跑，跑出很远的地方，蹲在地上玩玩具；看着他们要走近了，我们再跑出很远，现在想来，那时真的很开心。爸爸还喜欢在礼拜天带着我们去东安市场淘书。爸爸喜欢看历史书，我们小孩子就买一堆小人书回家看。爸爸很喜欢买书，我们家连走廊里都堆满书。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方式之一就是剪报贴在本子上给我们看。有时候，礼拜天爸爸让姐姐、弟弟出去玩，我则留在家里，他抽出半天时间辅导我的物理和数学。一直到现在，他有两种眼神让我不能忘记，一种是他看到我没有在屋里学习时严厉的眼神，它督促我自觉学习。另一种则是文革期间，他下班回家，开门进屋的眼神，说不上来是什么眼神，有点阴郁的感觉，在那一刹那让我感到害怕。但在他推门进来看见我们后的一瞬间，眼神就变了，变得那样的慈祥、和蔼。
爸爸最大的个性就是真性情
对于爸爸从1958年开始挨批斗，到1975年回科学院工作的那段历史，我们知道的并不多。我只是觉得他就是一个真性情的人，最大的个性特点就是耿直。他一贯爱护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满怀热情扶持他们成长，为他们争取和创造条件。他对工作的原则，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点也不含糊。他不会察言观色，揣摩别人的心思，领会他所不熟悉的科学工作以外的政治意图。他在工作中特别容易激动，遇到有悖于科学良知的事情很容易发火，无论对谁。妈妈在家里他的书桌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不生气、不生气。爸爸自己在笔记本的第一页也写着：不生气，生气对自己身体不好。但他在工作中遇到不对、不合理的事情，还是会不自觉地生气。
在日常生活中爸爸很少生气也不发火。家是爸爸充满平等博爱的温馨港湾，他和妈妈在家里从没吵过架。他们在家里聊工作上的事情，有时候爸爸也会激动，妈妈一看他开始激动了，就跑到了另一个屋子。其实，爸爸到晚年的时候，性格改变了很多。他几乎不大声说话。我们有时候声音高了，他会过来叮嘱我们；“声音小一点，别让旁人听到。”前几天姐姐在电话里还对我说：“爸爸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只有两大摞资料。一摞是他在法国发表科学论文的抽印本，另一摞是他写的政治检讨书。他从那么一个自信、有个性、有想法的人，最后变成了一个只会写检查的人，而且还写了那么一大摞。”有时候我想，如果爸爸一生只搞科研不做管理那该有多好。所幸现在很多人对他的工作是肯定的，说他为国家做了一件大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他在1955年组织大家一起攻克原子能科研技术。我觉得爸爸从1958年开始，付出的努力，换来的是误解和批判，心里很憋屈。爸爸屡次挨整，萌生了离开二机部回到科学院的想法。文化大革命前，他已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党委委员，但暂时仍保留二机部的工作。自从文革初期被二机部的人作为“靶子”抛出揭发批判后，他整整九年时间未被任用。直到1975才带着一大摞未作审查结论的批判揭发材料回到科学院。当时院领导委托爸爸组织并主持“百家争鸣”座谈会，畅谈在科学研究方面怎样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怎样把科研搞得更好些。听他的秘书葛能全先生说，爸爸对突然获得如此信任和重托，很激动，当场流泪难止，几近泣不成声。
时间总会还原历史的
他晚年的时候，各地请他写回忆录或者给中学生写一些故事什么的，他还挺乐意的，写了一稿又一稿。文革的时候，批斗他说他是一个有个人英雄主义的人，作为女儿，我并不觉得。我觉得他只是很自信，心里有底气，追求科学真理、敢说话。一直到他去世，他都并不认为自己是“原子弹之父”。他跟我们说：“原子弹事业是一项很复杂的任务，是很多学科结合在一起的集体事业。”我觉得在这件事上，爸爸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不自私、知人善用，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大家一起努力，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前些天我在整理照片的时候，还看到爸爸在1955年我们的全家福后面写着：我们的原子能事业起步了。我想，从1955～1957年是父亲工作心情最好的时期。那些众所周知的贡献、作用也都是在那个时候做出和发挥的。至于自1958年起，他做出的那些被抹掉的贡献，我们并不在意，毕竟他该起的作用在那几年已经起到了，就足矣。只是有一件事我们始终难以释怀。父母经常提及，爸爸的几十本记录他的数十年经历的日记，文革初期被抄走，时隔47年至今不予归还。终归，时间可以检验一切，历史总是公正的。前一段时间《国家命运》这部电视剧里，写了很多关于父亲的工作，我想时间总是会还原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