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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决定放开“单独二胎”，人口政策进入新的调整时期。
“我们当年计算过，比现在还要早六七年就应可以逐渐放开二胎了。国家选择现在放开，是一个非常慎重的决定。”在1980年代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处处长的萧振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萧振禹参与了2006年社科院有关人口政策研究的重大课题，课题组的结题报告，提出了“生育政策软着陆”的建议。
于景元也是这个课题组的成员。1979年，在第七工业部（简称七机部）二院副院长宋健的带领下，时任二院总体设计部副主任的于景元等人建立了数学模型，对20世纪末的中国人口数字做出了预测。
在这一预测数字的基础上，由宋健执笔写出初稿，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国由此进入“一胎化”时代。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部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这是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从此，控制人口、计划生育开始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这年6月，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宋健来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出席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全体成员大会。
在会上，一名美国学者告诉宋健，他手头有一个用偏微方程描述的人口模型，可以预测未来的人口数量。他觉得，这个模型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可能会有用。
从事控制论和导弹研究的宋健从未接触过人口学，觉得很新奇，遂将模型带回国内做研究。
宋健找到时任二院总体设计部副主任的于景元和计算站工程师李广元，一起研究这个模型。于景元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我们当时很惊讶，没想到人口还能用偏微方程来描述，和我们从事控制理论研究有共性。”
宋健让李广元去国家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一下，国家需不需要这方面的研究。
其时，国务院成立了新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担任组长。6月底，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提出了争取在三年内把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7年时的千分之十二点一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至于如何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计生工作者们并没有能够量化的措施。
“当时我们的思路是，计划生育要以思想教育为主，不宜采取过激措施。”彼时在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从事统计工作的萧振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得知宋健那里有这样一个模型可以进行测算，计生办反应热烈，“正愁不知道该怎么计算呢”。
由计生办出具介绍信，李广元到公安部要来了每年的户籍人口汇总资料和建国后两次人口普查（分别为1953年和1964年）的统计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宋健小组对原人口模型进行了改写，使之更便于上机计算。
人口模型有几个重要参数，包括死亡率、生育模式（指妇女在生育年龄区间不同年龄下的生育水平），都需要通过统计数据，建立函数。为了进行人口预测和政策模拟，在模型中还需确立一个体现政策的“政策变量”。
于景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国外人口学界提出了“妇女总和生育率”的概念，即一个妇女这一生生育孩子的总数。“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代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5，代表一半家庭生一个孩子、另一半家庭生两个孩子；2，代表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以此类推。这个概念可以体现国家人口政策，正适合做为“政策变量”。
人口模型改造完成后，交由李广元所在的计算站，对设定的不同的“妇女总和生育率”，用大型计算机进行测算。
1979年1月，中国人口学会在四川召开学术年会，李广元代表宋健小组参加，并作了发言，将这一方程公之于众。此时方程计算尚未结束，但模型本身已经引起了轰动。
不久，结果出来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2000年，中国人口为10.5亿；生育2个孩子，为12.22亿；生育3个孩子，为14.20亿。结果还显示，在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临界值为2.14，也就是说，如果“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2.14，则死亡和出生人数相抵，人口进入零增长，总量基本保持稳定。
1980年1月，宋健、于景元、李广元和田雪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人员）联合署名，写了一份报告，送给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许涤新。
2月8日，钱学森致信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称：“我认为这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工作者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和社会工作者一道，共同解决国民经济问题的一个良好开端，应该支持。知道您领导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把全部材料转呈给您，供您参考。”2月10日，许涤新也给陈慕华写了信，表示自己“同钱学森同志一样，很重视这一预测和分析”。
2月25日，陈慕华亲笔回信：“钱学森、许涤新同志：你们送来的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的资料很好，对制定我国人口政策很有参考价值，我已特报政治局。请你们代向宋健等同志致谢。”
不久，宋健受邀列席了胡耀邦主持的一次讨论计划生育的政治局会议，介绍了人口预测的结果。
“宋健回来以后告诉我们，在场的老革命家们都发表了意见，说中国人口必须要控制。如果少生一个孩子是一种牺牲的话，他们宁愿做出这种牺牲，也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1980年9月9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执行主任萨拉斯一行，提出：“我们制定了控制人口的计划，争取到本世纪末不超过12亿。”9月25日，“公开信”发出，独生子女政策成为国策。
“理论上，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也就是12.22亿，但如果上头这么规定，下面一定会有家庭生3个甚至更多，特别在农村。而且人口惯性很大，不是说今天国家倡导只生两个孩子，人口就会立刻降下来。所以，国家倡导的是独生子女政策。”于景元说。
1982年，进行了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一年后，数据统计完成。宋健小组将最新数据带入人口模型，再次进行测算。结果显示，1979年初进行的测算基本准确。
“公开信”发出后，生育率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同时，各种乱象也逐渐呈现出来，地方计生部门暴力执法的事件频频上报中央。
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各地对该政策进行宣传的形式可谓五花八门。
1984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向中央报送了《有关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汇报建议：“对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中央批转了这一汇报，作为七号文件下发。1985年，一些学者在山西翼城进行了放开二胎的实验。
此时，宋健已从七机部调至国家科委，担任主任、党组书记，1986年担任了国务委员。这一年，科委决定进行有关人口的“软科学”研究，成立了“人口发展与对策研究”课题组。已调任航天工业部（由七机部改名而来）710研究所副所长的于景元也受邀加入。
分管“软科学”的国家科委科技政策局副局长孔德涌在进行立项审批时，注意到了这个课题。同样是学自动控制出身的他，对计划生育的重要性深有体会。
1969年搞“战备疏散”，孔德涌随当时所在的中科院到了北京延庆，住在村支书家里。“一共八个孩子，站一排，个头就像等差数列。我看有个孩子，全身漆黑，像非洲人一样，我问怎么回事，他哥哥说，这个孩子从出生就没有洗过澡。我当时很感慨，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如今77岁的孔德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课题立项通过后，由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任组长，孔德涌也加入了课题组，和于景元共同任副组长，成员约有10余人。
1987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已过去五年，国家统计局进行了一次全国人口10%范围内的抽样调查。课题组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82年的2.86下降到了1985年的2.20，但“开口子”之后，从1986年起再次回升，1987年达2.59。
1987年秋天，由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签署的课题组报告《关于我国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报》上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指出，1986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大幅度回升，这都是由开小口造成的，建议重新审查当前正在推行的多种“口子”的方案。
于景元看到了中央批示的复印件。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上面批示：请告计生委。为什么1986年生育率大幅度回升？胡启立则明确批示：上面开小口，下面就刮风。人口应该严控。
1988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课题组在1987年报告的基础上，写出了题为《严格控制人口，迫在眉睫》的报告，由三位负责人共同署名，打印了多份，交由在两会担任工作人员的一个课题组成员，带上两会。
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听取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的汇报。
邓小平的女儿、时任国家科委科技政策局副局长邓楠列席了会议。“邓楠回来后告诉我们，说赵紫阳在会上很不高兴。他说今年两会期间有一份文件，是马宾、孔德涌、于景元三个人写的，在会上散发，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我说，邓楠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想干什么呀？还不是为了国家吗？”于景元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这次会议最后讨论通过了《计划生育工作汇报提纲》，强调统一思想，认真执行计划生育工作的现行政策。
此后，“开小口”逐渐停止。“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继续严格执行。
1988年11月，受国际著名软科学研究机构、位于维也纳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邀请，孔德涌去做有关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报告。“中国对人口的控制，当时世界上都出了名。而国际同行也了解中国在人口方面的严峻形势，他们告诉我，他们认为中国严格控制人口是完全正确的。”
不久，国家科委国际合作司的人员去欧洲访问，回国后告诉孔德涌，现在欧洲人口学界流传着一个说法：中国有一个“马孔于”学派，主张严格控制人口，又叫“严控派”。
但于景元对这个称呼不以为然，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主张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这是国家的大方向，是基本国策，不是我们几个人或者一个学派的主张。非说我们是某个学派的话，我们也是‘国家派’。”
2000年，中国进行了第五次人口普查。
这年末，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发展研究室主任战捷中标，承担了社科院有关人口政策研究的课题，对中国50年来的人口政策对生育的影响进行评估。课题组成员10多人，经费25万。
时任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副主任萧振禹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710研究所副所长于景元都参加了这个课题组。社科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统计室主任何新华运用新的数学模型，得出了中国20年来少生了2.7亿的结果。
课题组还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征询了52名知名人口学家对人口生育政策的看法和评价。“大部分专家都认为，是时候放开二胎了。”
战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说‘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是一代人的政策，现在20年过去了，差不多有一代人了。这20年间，控制了人口的增长，但也有很多人做出了牺牲。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干群关系恶化……各种问题都浮现出来。群众也有呼声，希望放开二胎。而且2000年人口普查时，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只有1.22了，非常低。”
2006年，课题组做出了名为《中国人口政策效应评价与调整思路》的结题报告，提出了“生育政策软着陆”的建议。
报告提出，在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山东、内蒙古和重庆这12个省级行政区，“妇女总和生育率”已降到了2以下，生育率低于千分之十，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千分之五。在这12个省级行政区，已经可以优先放开二胎了。从2006年开始实行，经过10年，再平稳过渡到全国放开二胎。
课题组本打算将报告交由社科院科研局出版，但局领导认为这一观点与当时的政策不合，可能会引起社会不安，没有同意出版。
对此，课题组成员并不感到意外。
2004年，课题组的研究已经告一段落，只剩论文需要撰写。这一年初秋，刚卸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职的彭珮云在河北保定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听取主张放开二胎的专家的意见。出席者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口情报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
战捷代表社科院人口所在会上发言，介绍了从事的课题和研究成果。“彭珮云并没有表态，当时的计生委主任张维庆也在，他也十分谨慎，并没有说什么。但我觉得，领导心里肯定有这么一笔账，否则为什么让我们开这个会？”战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萧振禹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会前，他向老领导彭珮云私下表示，自己是一个急脾气，怕在会上和人吵起来，因此不准备出席。
计生委的老同事半揶揄地问他：“严控的时候，写公开信的时候，你是赞同一胎的。现在你怎么又提倡放开？怎么都是你呢？”
“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要与时俱进。”72岁的萧振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我们当年计算过，比现在还要早六七年就应可以逐渐放开二胎了。国家选择现在放开，是一个非常慎重的决定。”在1980年代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处处长的萧振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萧振禹参与了2006年社科院有关人口政策研究的重大课题，课题组的结题报告，提出了“生育政策软着陆”的建议。
于景元也是这个课题组的成员。1979年，在第七工业部（简称七机部）二院副院长宋健的带领下，时任二院总体设计部副主任的于景元等人建立了数学模型，对20世纪末的中国人口数字做出了预测。
在这一预测数字的基础上，由宋健执笔写出初稿，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国由此进入“一胎化”时代。
寻找政策变量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部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这是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从此，控制人口、计划生育开始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这年6月，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宋健来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出席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全体成员大会。
在会上，一名美国学者告诉宋健，他手头有一个用偏微方程描述的人口模型，可以预测未来的人口数量。他觉得，这个模型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可能会有用。
从事控制论和导弹研究的宋健从未接触过人口学，觉得很新奇，遂将模型带回国内做研究。
宋健找到时任二院总体设计部副主任的于景元和计算站工程师李广元，一起研究这个模型。于景元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我们当时很惊讶，没想到人口还能用偏微方程来描述，和我们从事控制理论研究有共性。”
宋健让李广元去国家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一下，国家需不需要这方面的研究。
其时，国务院成立了新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担任组长。6月底，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提出了争取在三年内把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7年时的千分之十二点一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至于如何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计生工作者们并没有能够量化的措施。
“当时我们的思路是，计划生育要以思想教育为主，不宜采取过激措施。”彼时在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从事统计工作的萧振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得知宋健那里有这样一个模型可以进行测算，计生办反应热烈，“正愁不知道该怎么计算呢”。
由计生办出具介绍信，李广元到公安部要来了每年的户籍人口汇总资料和建国后两次人口普查（分别为1953年和1964年）的统计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宋健小组对原人口模型进行了改写，使之更便于上机计算。
人口模型有几个重要参数，包括死亡率、生育模式（指妇女在生育年龄区间不同年龄下的生育水平），都需要通过统计数据，建立函数。为了进行人口预测和政策模拟，在模型中还需确立一个体现政策的“政策变量”。
于景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国外人口学界提出了“妇女总和生育率”的概念，即一个妇女这一生生育孩子的总数。“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代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5，代表一半家庭生一个孩子、另一半家庭生两个孩子；2，代表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以此类推。这个概念可以体现国家人口政策，正适合做为“政策变量”。
人口模型改造完成后，交由李广元所在的计算站，对设定的不同的“妇女总和生育率”，用大型计算机进行测算。
1979年1月，中国人口学会在四川召开学术年会，李广元代表宋健小组参加，并作了发言，将这一方程公之于众。此时方程计算尚未结束，但模型本身已经引起了轰动。
不久，结果出来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2000年，中国人口为10.5亿；生育2个孩子，为12.22亿；生育3个孩子，为14.20亿。结果还显示，在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临界值为2.14，也就是说，如果“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2.14，则死亡和出生人数相抵，人口进入零增长，总量基本保持稳定。
报告报送政治局
1980年1月，宋健、于景元、李广元和田雪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人员）联合署名，写了一份报告，送给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许涤新。
2月8日，钱学森致信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称：“我认为这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工作者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和社会工作者一道，共同解决国民经济问题的一个良好开端，应该支持。知道您领导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把全部材料转呈给您，供您参考。”2月10日，许涤新也给陈慕华写了信，表示自己“同钱学森同志一样，很重视这一预测和分析”。
2月25日，陈慕华亲笔回信：“钱学森、许涤新同志：你们送来的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的资料很好，对制定我国人口政策很有参考价值，我已特报政治局。请你们代向宋健等同志致谢。”
不久，宋健受邀列席了胡耀邦主持的一次讨论计划生育的政治局会议，介绍了人口预测的结果。
“宋健回来以后告诉我们，在场的老革命家们都发表了意见，说中国人口必须要控制。如果少生一个孩子是一种牺牲的话，他们宁愿做出这种牺牲，也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1980年9月9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执行主任萨拉斯一行，提出：“我们制定了控制人口的计划，争取到本世纪末不超过12亿。”9月25日，“公开信”发出，独生子女政策成为国策。
“理论上，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也就是12.22亿，但如果上头这么规定，下面一定会有家庭生3个甚至更多，特别在农村。而且人口惯性很大，不是说今天国家倡导只生两个孩子，人口就会立刻降下来。所以，国家倡导的是独生子女政策。”于景元说。
第二次建言
1982年，进行了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一年后，数据统计完成。宋健小组将最新数据带入人口模型，再次进行测算。结果显示，1979年初进行的测算基本准确。
“公开信”发出后，生育率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同时，各种乱象也逐渐呈现出来，地方计生部门暴力执法的事件频频上报中央。
1984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向中央报送了《有关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汇报建议：“对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中央批转了这一汇报，作为七号文件下发。1985年，一些学者在山西翼城进行了放开二胎的实验。
此时，宋健已从七机部调至国家科委，担任主任、党组书记，1986年担任了国务委员。这一年，科委决定进行有关人口的“软科学”研究，成立了“人口发展与对策研究”课题组。已调任航天工业部（由七机部改名而来）710研究所副所长的于景元也受邀加入。
分管“软科学”的国家科委科技政策局副局长孔德涌在进行立项审批时，注意到了这个课题。同样是学自动控制出身的他，对计划生育的重要性深有体会。
1969年搞“战备疏散”，孔德涌随当时所在的中科院到了北京延庆，住在村支书家里。“一共八个孩子，站一排，个头就像等差数列。我看有个孩子，全身漆黑，像非洲人一样，我问怎么回事，他哥哥说，这个孩子从出生就没有洗过澡。我当时很感慨，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如今77岁的孔德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课题立项通过后，由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任组长，孔德涌也加入了课题组，和于景元共同任副组长，成员约有10余人。
1987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已过去五年，国家统计局进行了一次全国人口10%范围内的抽样调查。课题组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82年的2.86下降到了1985年的2.20，但“开口子”之后，从1986年起再次回升，1987年达2.59。
1987年秋天，由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签署的课题组报告《关于我国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报》上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指出，1986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大幅度回升，这都是由开小口造成的，建议重新审查当前正在推行的多种“口子”的方案。
于景元看到了中央批示的复印件。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上面批示：请告计生委。为什么1986年生育率大幅度回升？胡启立则明确批示：上面开小口，下面就刮风。人口应该严控。
1988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课题组在1987年报告的基础上，写出了题为《严格控制人口，迫在眉睫》的报告，由三位负责人共同署名，打印了多份，交由在两会担任工作人员的一个课题组成员，带上两会。
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听取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的汇报。
邓小平的女儿、时任国家科委科技政策局副局长邓楠列席了会议。“邓楠回来后告诉我们，说赵紫阳在会上很不高兴。他说今年两会期间有一份文件，是马宾、孔德涌、于景元三个人写的，在会上散发，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我说，邓楠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想干什么呀？还不是为了国家吗？”于景元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这次会议最后讨论通过了《计划生育工作汇报提纲》，强调统一思想，认真执行计划生育工作的现行政策。
此后，“开小口”逐渐停止。“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继续严格执行。
1988年11月，受国际著名软科学研究机构、位于维也纳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邀请，孔德涌去做有关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报告。“中国对人口的控制，当时世界上都出了名。而国际同行也了解中国在人口方面的严峻形势，他们告诉我，他们认为中国严格控制人口是完全正确的。”
不久，国家科委国际合作司的人员去欧洲访问，回国后告诉孔德涌，现在欧洲人口学界流传着一个说法：中国有一个“马孔于”学派，主张严格控制人口，又叫“严控派”。
但于景元对这个称呼不以为然，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主张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这是国家的大方向，是基本国策，不是我们几个人或者一个学派的主张。非说我们是某个学派的话，我们也是‘国家派’。”
“生育政策软着陆”的政策建议
2000年，中国进行了第五次人口普查。
这年末，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发展研究室主任战捷中标，承担了社科院有关人口政策研究的课题，对中国50年来的人口政策对生育的影响进行评估。课题组成员10多人，经费25万。
时任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副主任萧振禹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710研究所副所长于景元都参加了这个课题组。社科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统计室主任何新华运用新的数学模型，得出了中国20年来少生了2.7亿的结果。
课题组还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征询了52名知名人口学家对人口生育政策的看法和评价。“大部分专家都认为，是时候放开二胎了。”
战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说‘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是一代人的政策，现在20年过去了，差不多有一代人了。这20年间，控制了人口的增长，但也有很多人做出了牺牲。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干群关系恶化……各种问题都浮现出来。群众也有呼声，希望放开二胎。而且2000年人口普查时，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只有1.22了，非常低。”
2006年，课题组做出了名为《中国人口政策效应评价与调整思路》的结题报告，提出了“生育政策软着陆”的建议。
报告提出，在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山东、内蒙古和重庆这12个省级行政区，“妇女总和生育率”已降到了2以下，生育率低于千分之十，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千分之五。在这12个省级行政区，已经可以优先放开二胎了。从2006年开始实行，经过10年，再平稳过渡到全国放开二胎。
课题组本打算将报告交由社科院科研局出版，但局领导认为这一观点与当时的政策不合，可能会引起社会不安，没有同意出版。
对此，课题组成员并不感到意外。
2004年，课题组的研究已经告一段落，只剩论文需要撰写。这一年初秋，刚卸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职的彭珮云在河北保定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听取主张放开二胎的专家的意见。出席者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口情报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
战捷代表社科院人口所在会上发言，介绍了从事的课题和研究成果。“彭珮云并没有表态，当时的计生委主任张维庆也在，他也十分谨慎，并没有说什么。但我觉得，领导心里肯定有这么一笔账，否则为什么让我们开这个会？”战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萧振禹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会前，他向老领导彭珮云私下表示，自己是一个急脾气，怕在会上和人吵起来，因此不准备出席。
计生委的老同事半揶揄地问他：“严控的时候，写公开信的时候，你是赞同一胎的。现在你怎么又提倡放开？怎么都是你呢？”
“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要与时俱进。”72岁的萧振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