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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南京女人嫁了个奥斯陆男人。男人回忆两人在本世纪初一道回中国的情形时说：中国就像挪威上世纪的70年代，很多车，很多工厂，很多烟。
其实，挪威也像中国的70年代，到处是野草、野林子。
在首都奥斯陆，所谓的“一环”以内是王宫、议会、港口和使馆区，不用说，都被规划好的公园绿地环绕。“二环”以内是各种公司、工厂和住宅区，周围开始出现不受人类管辖的自然景观。电车轨道两边，荒草恣意生长；阿克河道边的灌木从里，憩息着野鸭群；楼群后面，野生的樱桃树在夏天挂上殷红的小果子瞬间呼应着我童年看过的图画书上的鲜明图象。再稍微远一点，出了“三环”，就是城市文明的尽头，人可以扑进赤裸裸的大自然。
我在奥斯陆东北边线上住了6年，阳台上能看见远山。清晨凝在山尖下的岚气、野径或野渡上若有若无的人迹、冬天被白雪覆盖的山体严正的轮廓顶上那一排纤秀细密的树枝桠每一天都让我想到唐诗或者宋画。白霜、雾气、晨露和暮霭，水的这些微妙美感，要在自然中才见得分明，在城市里人只能得到直白的冰雪雨雹。岩石的皴皱，真的就分为国画里的“斧劈”“批麻”“折断”各法，方信古人的逸笔原来是终极写实。没想到，在万里之外找到了中国，那个本以为只存在于审美体验和想象中的中国。
对于这一片自然，挪威人和我的体验方式迥异。远观和静思完全不是他们的选项，他们是一定要在自然里流汗的。
奥斯陆的几个大湖都在山上，都是高山融雪形成的，都在地铁站沿线。以北边的松思湾而言，离大学学生宿舍只有一站，绕湖一周是3.3公里，且一面是湖水，一面是松林，风景绝好。所以不管是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初春，还是风吹透骨寒的严冬，一年四季都有人“在路上”。
像松思湾这种有森林有山地的区域，在挪威语里叫“玛卡”（Marka），是不允许盖房子的，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来这里过户外生活。挪威人对户外生活的热爱，我觉得和中国人对麻将的热爱一样，是不由分说、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到一二的。
周日，是许多挪威人“出门走一走”的固定时间。这个“走一走”，是必须走到山里或者野地里的。住在奥斯陆的，有些就必须开车或者坐车，到某座山脚，或者某个野地旁边，然后开步往里走。
在夏天和秋天，“走一走”的内容比较丰富。7月份摘覆盆子，8月份摘蓝莓，9月10月采蘑菇。10月份有蘑菇节，各地有蘑菇协会，会在当地组织鉴别蘑菇和采蘑菇的活动。在冬天和春天，那就是“滑雪走一走”。
冬天，奥斯陆最让人着迷的景象，就是地铁上各种年龄的男女穿着紧身滑雪衣裤，手上拿着长长的雪橇，坐车到侯姆库伦—奥斯陆跳雪台附近去滑雪。那一带有很好的可以玩大回转的坡，以及机器压出来的供越野滑雪的雪道。很多人是从那里开始，从北边横穿整个奥斯陆，滑半天回家。
要知道，奥斯陆周边有11块野地，雪道就是贯穿于这些野地中的。野地归市政府所有，但是奥斯陆滑雪协会是这些野地的“现管”。每块野地都有相应的分会负责，平时对野地里的小木屋进行修缮管理，出租给那些没有私家度假屋的家庭过周末：春日踏青，夏夜燃篝火，秋季摘蘑菇。而当每年的滑雪季到来，协会就负责在野地里压出雪道，一部分木屋也就变身为补给站。
另一种典型的越野滑雪方式，是坐火车到北边一点的城市，然后滑回奥斯陆。这以前是爸爸教儿子“怎么做男人”的必修课之一，属于父子之间的宝贵记忆，现在女性体力好，会滑雪的越来越多，就成为全家项目了。
一旦适应雪地给你的飞驰速度，在寂静的林中滑雪，真的非常享受。四周是深沉清洁的寂静，只有偶尔的鸟鸣和风声。晴天里，太阳晒下来，暖融融的，四周是纯粹的洁白，能感觉到身上的微热和风在脸上的微刺。变化的环境、重复的动作，那种专注协调，很快能让人进入禅定的境界。停下来小歇，从包里拿出个软垫坐在路旁，一块巧克力饼干、一保温杯热可可，那是简单而完全的满足。
虽然奥斯陆人最珍视野地，但奥斯陆并不是只有野地。
位于市中心的易卜生大街上的易卜生故居，现在改为易卜生博物馆了。易卜生对挪威的意义，就在于他是挪威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把当时人们认为是私领域的问题拿到公领域里来。比如，人是否能承受无条件的自由？为了内心信仰是否可以成为人民公敌？女性应该先尽对家庭孩子的责任还是先尽对自己的责任？这些问题是如此本质，无法回答，只能演绎。
在剧作家易卜生所生活的19世纪下半期，克里斯蒂安尼亚（奥斯陆的旧称）还是个很小的城市，有点像中国进入都市化时代之前的小县城，十字大街就贯穿了大部分机构。可是这个欧洲一隅的“小县城”，却聚集了一批具有强大精神能量的人物，他们在思维上把自己定义为波西米亚人——以艺术家精神来颠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中产阶级生活形态的小集团。画家蒙克、克罗格，诗人汉斯·雅各，都是这一流人物。
克里斯蒂安尼亚的“波西米亚人”，出身不是世家就是巨贾，多半是海归，一言一行都在这小县城般的首都有极大的影响。他们晚上喝酒，白天行动，推动着挪威这个乡土和半工业化社会向理想化、理性的方向前进。蒙克早期的版画所记录下的，就是这小城餐馆里的一个个夜晚，伴随着这些夜晚的，是烟草和土豆伏特加，是诸友博学好辩的机锋，是男女杂处中荷尔蒙和肾上腺素的释放。
今天文人雅士们聚会的地点，已经换成了王宫后面的“文学房子”。 所谓“文学房子”，也可以翻译成具有浓郁县城气息的“文化馆”，大部分的文化盛事都在这里进行：新书发布会、面向公众的学术社会议题讨论、国外作家来演讲以及译著发布、各种文学节，以及每周四各政党参与、国家电视台直播的时事节目《辩论》——大选时节，那就是所有党魁济济一堂、唇枪舌剑的大辩论舞台。
挪威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不爱喝两杯的，所以听完了演讲后，必定移步一楼的酒吧。所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认识所有人，奥斯陆就是这样一个古得有点乌托邦风的小社会、君子国，但同时又是鲜活的，开放的。
两年前的7月23日的枪击案，揭示了奥斯陆的另一面：移民聚居导致的文化冲突，以及埋藏在一些人心底的恨和隔膜。
奥斯陆大概是挪威吸毒者、乞丐最集中的地方。火车站外面，脸色苍白、衣着破旧的瘾君子们扎堆，这里是他们过社会生活、互通信息的地方：比如哪些地下通道能睡人，哪些餐馆或机构能提供洗澡和更衣的地方。奧斯陆大学有个博士生，就是专门研究流浪人士的，电台请她做了一期节目，带听众们游历那“看不见的奥斯陆”。
不管多么弱势的群体，一定有热心人为他们争取利益。比如为乞讨的罗姆人（吉普赛人）利益呼吁的“人毕竟是人”组织，为申请来挪和配偶团聚却遭遇拒签的人士呼吁的“爱情无边界”组织。他们不一定是多数派，也不一定是最有能力的团体，但却是这个多元、博大的城市不可或缺的元素。
小贴士
19世纪下半期挪威文人聚会的餐馆Engebret-cafe，坐落在博物馆区中心。餐馆二楼保留着易卜生的固定座位，不但可以怀古，菜色味道也着实不错。
其实，挪威也像中国的70年代，到处是野草、野林子。
在首都奥斯陆，所谓的“一环”以内是王宫、议会、港口和使馆区，不用说，都被规划好的公园绿地环绕。“二环”以内是各种公司、工厂和住宅区，周围开始出现不受人类管辖的自然景观。电车轨道两边，荒草恣意生长；阿克河道边的灌木从里，憩息着野鸭群；楼群后面，野生的樱桃树在夏天挂上殷红的小果子瞬间呼应着我童年看过的图画书上的鲜明图象。再稍微远一点，出了“三环”，就是城市文明的尽头，人可以扑进赤裸裸的大自然。
我在奥斯陆东北边线上住了6年，阳台上能看见远山。清晨凝在山尖下的岚气、野径或野渡上若有若无的人迹、冬天被白雪覆盖的山体严正的轮廓顶上那一排纤秀细密的树枝桠每一天都让我想到唐诗或者宋画。白霜、雾气、晨露和暮霭，水的这些微妙美感，要在自然中才见得分明，在城市里人只能得到直白的冰雪雨雹。岩石的皴皱，真的就分为国画里的“斧劈”“批麻”“折断”各法，方信古人的逸笔原来是终极写实。没想到，在万里之外找到了中国，那个本以为只存在于审美体验和想象中的中国。
对于这一片自然，挪威人和我的体验方式迥异。远观和静思完全不是他们的选项，他们是一定要在自然里流汗的。
奥斯陆的几个大湖都在山上，都是高山融雪形成的，都在地铁站沿线。以北边的松思湾而言，离大学学生宿舍只有一站，绕湖一周是3.3公里，且一面是湖水，一面是松林，风景绝好。所以不管是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初春，还是风吹透骨寒的严冬，一年四季都有人“在路上”。
像松思湾这种有森林有山地的区域，在挪威语里叫“玛卡”（Marka），是不允许盖房子的，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来这里过户外生活。挪威人对户外生活的热爱，我觉得和中国人对麻将的热爱一样，是不由分说、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到一二的。
周日，是许多挪威人“出门走一走”的固定时间。这个“走一走”，是必须走到山里或者野地里的。住在奥斯陆的，有些就必须开车或者坐车，到某座山脚，或者某个野地旁边，然后开步往里走。
在夏天和秋天，“走一走”的内容比较丰富。7月份摘覆盆子，8月份摘蓝莓，9月10月采蘑菇。10月份有蘑菇节，各地有蘑菇协会，会在当地组织鉴别蘑菇和采蘑菇的活动。在冬天和春天，那就是“滑雪走一走”。
冬天，奥斯陆最让人着迷的景象，就是地铁上各种年龄的男女穿着紧身滑雪衣裤，手上拿着长长的雪橇，坐车到侯姆库伦—奥斯陆跳雪台附近去滑雪。那一带有很好的可以玩大回转的坡，以及机器压出来的供越野滑雪的雪道。很多人是从那里开始，从北边横穿整个奥斯陆，滑半天回家。
要知道，奥斯陆周边有11块野地，雪道就是贯穿于这些野地中的。野地归市政府所有，但是奥斯陆滑雪协会是这些野地的“现管”。每块野地都有相应的分会负责，平时对野地里的小木屋进行修缮管理，出租给那些没有私家度假屋的家庭过周末：春日踏青，夏夜燃篝火，秋季摘蘑菇。而当每年的滑雪季到来，协会就负责在野地里压出雪道，一部分木屋也就变身为补给站。
另一种典型的越野滑雪方式，是坐火车到北边一点的城市，然后滑回奥斯陆。这以前是爸爸教儿子“怎么做男人”的必修课之一，属于父子之间的宝贵记忆，现在女性体力好，会滑雪的越来越多，就成为全家项目了。
一旦适应雪地给你的飞驰速度，在寂静的林中滑雪，真的非常享受。四周是深沉清洁的寂静，只有偶尔的鸟鸣和风声。晴天里，太阳晒下来，暖融融的，四周是纯粹的洁白，能感觉到身上的微热和风在脸上的微刺。变化的环境、重复的动作，那种专注协调，很快能让人进入禅定的境界。停下来小歇，从包里拿出个软垫坐在路旁，一块巧克力饼干、一保温杯热可可，那是简单而完全的满足。
虽然奥斯陆人最珍视野地，但奥斯陆并不是只有野地。
位于市中心的易卜生大街上的易卜生故居，现在改为易卜生博物馆了。易卜生对挪威的意义，就在于他是挪威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把当时人们认为是私领域的问题拿到公领域里来。比如，人是否能承受无条件的自由？为了内心信仰是否可以成为人民公敌？女性应该先尽对家庭孩子的责任还是先尽对自己的责任？这些问题是如此本质，无法回答，只能演绎。
在剧作家易卜生所生活的19世纪下半期，克里斯蒂安尼亚（奥斯陆的旧称）还是个很小的城市，有点像中国进入都市化时代之前的小县城，十字大街就贯穿了大部分机构。可是这个欧洲一隅的“小县城”，却聚集了一批具有强大精神能量的人物，他们在思维上把自己定义为波西米亚人——以艺术家精神来颠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中产阶级生活形态的小集团。画家蒙克、克罗格，诗人汉斯·雅各，都是这一流人物。
克里斯蒂安尼亚的“波西米亚人”，出身不是世家就是巨贾，多半是海归，一言一行都在这小县城般的首都有极大的影响。他们晚上喝酒，白天行动，推动着挪威这个乡土和半工业化社会向理想化、理性的方向前进。蒙克早期的版画所记录下的，就是这小城餐馆里的一个个夜晚，伴随着这些夜晚的，是烟草和土豆伏特加，是诸友博学好辩的机锋，是男女杂处中荷尔蒙和肾上腺素的释放。
今天文人雅士们聚会的地点，已经换成了王宫后面的“文学房子”。 所谓“文学房子”，也可以翻译成具有浓郁县城气息的“文化馆”，大部分的文化盛事都在这里进行：新书发布会、面向公众的学术社会议题讨论、国外作家来演讲以及译著发布、各种文学节，以及每周四各政党参与、国家电视台直播的时事节目《辩论》——大选时节，那就是所有党魁济济一堂、唇枪舌剑的大辩论舞台。
挪威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不爱喝两杯的，所以听完了演讲后，必定移步一楼的酒吧。所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认识所有人，奥斯陆就是这样一个古得有点乌托邦风的小社会、君子国，但同时又是鲜活的，开放的。
两年前的7月23日的枪击案，揭示了奥斯陆的另一面：移民聚居导致的文化冲突，以及埋藏在一些人心底的恨和隔膜。
奥斯陆大概是挪威吸毒者、乞丐最集中的地方。火车站外面，脸色苍白、衣着破旧的瘾君子们扎堆，这里是他们过社会生活、互通信息的地方：比如哪些地下通道能睡人，哪些餐馆或机构能提供洗澡和更衣的地方。奧斯陆大学有个博士生，就是专门研究流浪人士的，电台请她做了一期节目，带听众们游历那“看不见的奥斯陆”。
不管多么弱势的群体，一定有热心人为他们争取利益。比如为乞讨的罗姆人（吉普赛人）利益呼吁的“人毕竟是人”组织，为申请来挪和配偶团聚却遭遇拒签的人士呼吁的“爱情无边界”组织。他们不一定是多数派，也不一定是最有能力的团体，但却是这个多元、博大的城市不可或缺的元素。
小贴士
19世纪下半期挪威文人聚会的餐馆Engebret-cafe，坐落在博物馆区中心。餐馆二楼保留着易卜生的固定座位，不但可以怀古，菜色味道也着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