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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曾是领袖身边的高层警卫，担任过来华外国首脑卫士长，参与了抓捕“四人帮”行动，是周恩来临终前最后要见的人。
王洪文的企图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
就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毛泽东逝世消息的第二天，王洪文不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另设办公室。随即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报告、请示，均与王洪文这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联系。
王洪文如此动作，是企图切断各省、市、自治区与中央政治局的联系，以便于“四人帮”发号施令，指挥全国。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通知后，认为这里面有问题，立即与华国锋联系。华国锋得知此讯后，找叶剑英元帅进行了商议，继而以中央名义发出通知:各地发生重大问题，一律向华国锋报告请示。挫败了王洪文的企图。
“四人帮”四处活动
自1976年9月20日以后，张春桥、王洪文一再与其在上海的党羽联系，陆续发出“切实准备好对策”，“要提高警惕”，“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等信息。并暗中进行“抓军队”、“抓第二武装”的活动。
9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王洪文提出“研究讨论安排江青工作问题”，把对中共最高领导权的觊觎，摊到了桌面上;江青则提出让毛远新留京，“起草三中全会报告”，“处理毛主席的后事”。
针对“四人帮”步步进逼，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共中央核心成员，党、政、军部分老同志，几经互通声气，也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摆上了日程。
关于何时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四人帮”的谋略细节，高层下决心的过程，我并不知晓，但是许多年后在我看望汪东兴的时候，他对我说起过:最先把解决“四人帮”问题说出口的人当中，有曾经担任过康生秘书的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
吊唁期间，汪东兴一直住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有一天，李鑫到人民大会堂找汪东兴单独晤谈。李鑫悄悄地说:“康生已死，现在应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了吧。”
我们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有时能风闻一些外面无法得知的消息，我就是最先从得知毛主席遗体保护问题上的一些消息，感觉到“四人帮”与华国锋、叶剑英元帅、李先念同志等之间对峙逐渐表面化的。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知道遗体保护存在许多难题，他们怕担责任，同时为了嫁祸于人，都声明不参与遗体保护事宜。
当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开会，商议毛泽东遗体保存的相关事项之际，“四人帮”却忙于四处活动。9月24日，江青去了南苑团河农场清华、北大的劳动点。依照保卫制度，我也跟随去了。我看见江青在团河又是骑马，又是召集清华、北大的人谈话。
然而，到了9月28日，江青由迟群等陪同到昌平某地，就不再和我打招呼了。本来，住在钓鱼台或其他地方的政治局委员的警卫工作，都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负责。这些人外出，都应该预先通知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再由警卫值班室安排布置活动现场和所经路线的警卫。参与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活动现场和路线警卫的，通常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单位协同的警卫调度部署，必须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值班室下达。
可是此次江青却避开我们，让她的亲信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安排路线和现场的步哨和警卫，这是不符合正常程序的。因此这次没得到消息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和北京卫戍区，都没有参与江青出行的警卫。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却找不到政治局委员江青。
不放过一点细微的变化
汪东兴在查明江青动向后，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到昌平去你知不知道？谁布置的警戒线？”我说:“她去昌平我是事后知道的，谁布置的路线警戒我不知道，听说是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刘传新布置的。”
“你马上派人去昌平，把她找回来，中央要开会。”汪东兴下命令了。我立即调了一辆警卫车，派了两位警卫干部去昌平找江青。他们在赴昌平的途中，得知江青已经返回北京城区。对这件事，当时我只是觉得江青的做法不符合历来的程序和规定，但并没有把这事看得多严重。
可了解高层内部斗争的汪东兴，则对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非常的敏感。他立刻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四人帮”在撇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警卫团正常警卫体系！第二天晚上，我到汪东兴那里谈事情，又说起前一天江青去昌平的事，汪东兴随即吩咐说:“你马上给刘传新打电话，问清是怎么回事。”
我当即拨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电话，对接电话的刘传新说:“刘局长，江青等同志去昌平，是不是你那里布置的路线？”刘传新说:“是的，是她通过北京市委的人通知我们的。”我感觉出他的紧张，又问:“你们怎么没有告诉我们呀？按常规路线布置是要通过我们值班室，由我们下通知的嘛。”从刘传新支支吾吾的回答中，我这才品出几丝异常的意味。
后来听说，江青此次去昌平某部，是去进行“抓枪杆子”的活动。就在这前后，王洪文去了驻河北保定的某部；张春桥去了驻北京通县的某部。然而，军队不是那么好拉的，他们的活动都徒劳无功。
9月30日晚7时，例常的国庆招待宴会取消了，改为由北京市召集在天安门城楼开座谈会。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场了。我所在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警卫团，有41人参加了这个座谈会。
座谈会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江青在会上突然提议:“继承毛主席遗志，不应只讲形式，而要重在表现。”她要大家去掉臂上的黑纱，一齐学习“毛选”。“四人帮”还企图借这个座谈会，再次推销他们捏造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但华国锋在座谈会结束前的简短讲话中，却对“按既定方针办”只字未提，把他与“四人帮”的分野昭然于世。
“他们有野心”
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北京郊区平谷县，没有什么创意的他，学着毛主席当年对地方干部的询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接着，他露了底:“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们，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就在这天的晚间，除了交代任务或因公务事宜，从不对部下深谈高层政治的汪东兴，突然把我叫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先说了一句:“他们有野心。”
见我一下还不能和他的思路接轨，汪东兴开始了细细的解说:最近一段时间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那是捏造的。我听到这儿，不禁暗暗吃惊，捏造毛主席的话，这在当时是多大的罪过。
汪东兴告诉我，昨天，华国锋在外交部9月30日送审的、将由乔冠华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上批示:“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然而，张春桥却在这同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因此，人们在报刊上看到的毛主席嘱咐，并没有按照华国锋的更正改过来，依然是“按既定方针办”。
正像汪东兴对江青说的那样，“邬吉成从小当兵，他的情况我都了解”，他把这些内幕透露给我，说明他已经在考虑要我在即将采取的特殊行动中，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必须现在就向我吹吹风，其余没有讲得太直白的，就要靠我个人的悟性了。
“你们耐心等着”
10月4日晚上，汪东兴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同被召去的，还有负责王洪文随卫工作的孙凤山。汪东兴先简单地询问了一下钓鱼台“那几个人”的活动情况，接着就问:“王洪文有枪吗？他平时是不是随身带着？”
“王洪文有枪，手枪他平时并不带在身上。但有时他出去带着猎枪。”“唔。”汪东兴没再问。“枪”是警卫人员最敏感的，汪东兴问王洪文的枪，这意味着什么，我心里开始有点数了。
也是在这天晚上，江青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她外出警卫的我打了招呼:明天，江青要去试乘二七机车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牵引车头。二七机车车辆厂革命委员会的人也要参加。你做好准备，并通知有关人员做好组织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江青和二七机车车辆厂革委会的10余人，还叫上了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另一位副政委狄福才，一起乘上国产的内燃机牵引的火车，挂上了一节可以开会和会客的公务车厢，从北京始发到了保定附近。
按江青的旨意，火车停在了于家庄的一条铁路专用线上，她睡了一觉。下午返京途中，休息后的江青来了精神，组织随行全体人员学习中央1976年第四号文件。
我以警卫安全不能疏忽为由，没有在车厢里听江青的说教。大致七八点钟的时候，火车返回到了北京车站，可江青的学习座谈还没有完，她不仅自己不下车，还不许别人下车。
江青这是要干什么呢？我感到这很不正常，就借口安全问题下了车，我叫警卫参谋马清泉一次又一次地给汪东兴打电话，报告了不下五六次，请示怎么办。
汪东兴回答说：“知道了，她愿意什么时候下来，就什么时候下吧。你们耐心等着。”一直等到晚上10点左右，江青终于离开了车站，回到她在中南海201的住所。201就在菊香书屋西北不远的春耦斋，新落成后，江青就更多地住在了这边，但钓鱼台的10号楼依旧为她所用。
在中国历史上必须大书一笔的10月6日来临了，但是江青并没有预感到，这是她仅存的自由时日。据主管中央领导层摄影的新华社记者杜修贤记忆:这天下午，江青召集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在毛主席晚期居住处的游泳池，学习《毛选》。学习之后，她和大家合影留念。大概是还觉得不过瘾，她又带这些人去景山公园摘苹果，因此杜修贤那里留存下许多江青摘苹果的照片。直到晚霞染上天幕，江青才蹒跚而返。
几句话就布置完了
我在这一天一过中午，就感觉到了不正常。汪东兴过一阵子，就通过他的秘书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至汪东兴同志处;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到汪东兴同志那里……
怎么回事，到汪东兴那里去干吗？老用我们钓鱼台这边的车？汪东兴那里没车可调了吗？偏偏这一天我还不在班上。因为7月底唐山的大地震，北京受到了波及，我家住房的墙皮也被震得有些脱落，这两天钓鱼台管理处要对宿舍楼修葺粉刷，我就叫了几个同志到家里帮忙，正一起刮墙皮，为粉刷补修做准备呐。
大约到了下午5点左右，汪东兴突然直接打来了电话:“邬吉成，你在干什么呢？”“我正忙自家房屋的加固呢。”我回答。“你马上来，到南楼。”南楼，就是建在中南海南海东面船坞上面的一座楼，汪东兴的家就在楼里，他的家既是住所也是办公室。
我当时干活干得灰头土脸的，从电话里听出汪东兴不容延迟的口吻，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洗涮了一下，换了一身军装，叫上司机小王直奔中南海南楼而去。我一走进汪东兴的房间，汪东兴马上就站起来了，说:“今天晚上行动，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吧？”
“不知道。但现在我已经可以估计个差不多吧。”我实话实说。几天来汪东兴的吹风、询问，我的观察思考，已经对可能要发生的事有所准备。汪东兴也看出来了，所以就没再费什么口舌，他眼睛直视着我，顿了顿说:“你负责外边，武健华负责里边。通知孙凤山来，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调走。”我知道汪东兴说的“里边”、“外边”，是指怀仁堂的里边和外边。
一个非凡的任务，就这么寥寥几个字几句话就布置完了。
我事后才知道，汪东兴调度我的车，下午拉的人，都与这个非凡的任务相关。而且就在我到之前，汪东兴向张耀祠、武健华等布置了任务，张耀祠的任务是向江青宣布中央对其“隔离审查”的决定，并将她送到新的拘禁地点。
因为还没有吃饭，我到警卫处在东八所的食堂抓了四个馒头，给了司机小王两个。我一边囫囵吃着，一边沿着中海西岸走向怀仁堂门前，仔细看了一下警卫布置的情况。
当时在怀仁堂的附近，已布置好了一些岗位和暗哨，带队的是警卫团一大队的副大队长华方治。我们都认识，远远相互看见，不用说什么，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还了解到，已经到了怀仁堂里面负责警卫值班的，是我们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丁志友。
大约7点多钟的时候，汪东兴来到了怀仁堂前。我印象中是看着他从锡福堂、永福堂等堂院西边的路过来的。他见守在怀仁堂外面的我，轻声问道:“怎么样，都布置好了吗？”“布置好了。”“都没有问题了吗？”“没有问题了。”
汪东兴作了进一步交代：“他们来了，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即怀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他们的车子，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
“孙凤山来了没有？”汪东兴又问了一句。我说:“他跟着王洪文去平谷，好像还没回来呢，只要一脱开身他就过来。”汪东兴叮嘱说:“一定要打电话把他叫过来，让他管车。”说完，汪东兴就进了怀仁堂。不久，孙凤山就赶到了怀仁堂前，负责车辆的调度。
叶剑英第一个来到怀仁堂
在汪东兴之后，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元帅。他在怀仁堂前下了车。跟随他的卫士是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调到中央军委警卫处的马锡金;另一位是时任中央军委警卫处副处长的原中央警卫团参谋长牟乃川，我们都认识。
叶帅见到我，一面点点头打招呼，一面握住了我的手，半天不松开，一个劲儿地摇啊摇，好像把所有的信任嘱咐，都通过这一握手传递给我。松手的时候，叶帅开口了，只一句:“好好地注意啊!”
第二个到来的，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此刻负责他随卫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东方，五六十年代，他曾经是刘少奇的卫士长。
“四人帮”这边，第一个到来的是王洪文。当天下午，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通知:今晚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通知还有一条，是专门为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加的，说是可能会涉及到毛主席文稿的改动，让姚文元列席。
接着，依次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在怀仁堂门前下了车，我按事先的安排，把他们的随从人员，都带到了五间房。带进去后，我向这些随从人员宣布了纪律:第一条是不许离开房间;第二条是不许和外面通电话;第三条是不能喧嚷。我要求一定要严格遵守这几条。
因为以往开会，我也常常担当这个角色，指定这些人在哪里待命，宣布纪律，他们向来都服从我的指令。这一天，我向他们吩咐的与以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这些人也没有感觉到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先后进了怀仁堂，由华国锋依次向他们宣布: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们“隔离审查”。然后依次将他们抓起来，一个一个地押进停在怀仁堂东面的红旗轿车里。但后来看了在里面负责警卫的武健华写的文章，他说对姚文元宣布中央决定的是他。他的回忆，肯定是比一直守在外面的我更具权威性。
当时我在怀仁堂外面看到的情景是，从怀仁堂的东侧门里，隔一会儿开出一辆红旗轿车，共开出三辆，但开去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在另一处房间的警卫、秘书……
王、张、姚的事一处理完，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随后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这时，武健华从怀仁堂里走出来，他对我说:“汪主任说了，要你给张耀祠打一个电话，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我这才知道，张耀祠带领着另一个小组，执行着对江青、毛远新“隔离审查”的任务。
我马上把电话打过去，张耀祠告诉我:“我们这边的事情已经顺利结束了。”我把张耀祠的话告诉了武健华，武健华说:“都完了，那咱们也去宣布吧。”我们一起走向王、张、姚等随从人员集中的房间。
五间房里，聚集着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的警卫、秘书、医生、护士10余人。武健华对他们宣布说:“你们的首长，现在已经有别的安排了，你们原先的工作也结束了。现在你们把武器交出来。”武健华宣布完，我补充了几句。
这时，我发现跟着叶剑英来的牟乃川和马锡金，一下站起身，瞪圆了眼睛。我猜想他们可能误会叶帅也出了什么问题，马上对他们两个说:“你们两个没事，赶快去怀仁堂那边照顾首长去吧。”
武器收齐后，我就带着这一干人，上了由孙凤山调来的两辆面包车，乘车到海淀区的花园村，原来全国总工会的工会学院。已经入夜了，因为事先也没有通知人家，所以我们到达时，面对的是紧闭的大门。不得已，只好派人爬进去，把门打开，才把车开进去。这所学院早已停办，我找到驻扎在这里的中央警卫团训练大队的大队长梁子臣，和他一起把带过来的人安排进一座空楼。后来，还有一些相关的人员也集中到这里，在这里办了一段时间的学习班。
把这些人安顿好，我又赶到钓鱼台国宾馆，布置这边的善后事宜。我通知韩志生说:“你把王洪文、张春桥处的服务人员，都集中起来，但不能对他们讲任何相关的问题，绝对不许把任何消息传露出去。”
接着，我们又吩咐先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在钓鱼台的住处关闭。由傅家瑞等带领的清理小组已经来到这里，他们对清理工作做了安排。
怀仁堂的事情完毕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都去了西郊玉泉山9号楼。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决议的政治局会议，就是在这9号楼里召开的。
一场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命运的特殊战役，在波澜不兴中告捷。
王洪文的企图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
就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毛泽东逝世消息的第二天，王洪文不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另设办公室。随即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报告、请示，均与王洪文这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联系。
王洪文如此动作，是企图切断各省、市、自治区与中央政治局的联系，以便于“四人帮”发号施令，指挥全国。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通知后，认为这里面有问题，立即与华国锋联系。华国锋得知此讯后，找叶剑英元帅进行了商议，继而以中央名义发出通知:各地发生重大问题，一律向华国锋报告请示。挫败了王洪文的企图。
“四人帮”四处活动
自1976年9月20日以后，张春桥、王洪文一再与其在上海的党羽联系，陆续发出“切实准备好对策”，“要提高警惕”，“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等信息。并暗中进行“抓军队”、“抓第二武装”的活动。
9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王洪文提出“研究讨论安排江青工作问题”，把对中共最高领导权的觊觎，摊到了桌面上;江青则提出让毛远新留京，“起草三中全会报告”，“处理毛主席的后事”。
针对“四人帮”步步进逼，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共中央核心成员，党、政、军部分老同志，几经互通声气，也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摆上了日程。
关于何时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四人帮”的谋略细节，高层下决心的过程，我并不知晓，但是许多年后在我看望汪东兴的时候，他对我说起过:最先把解决“四人帮”问题说出口的人当中，有曾经担任过康生秘书的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
吊唁期间，汪东兴一直住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有一天，李鑫到人民大会堂找汪东兴单独晤谈。李鑫悄悄地说:“康生已死，现在应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了吧。”
我们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有时能风闻一些外面无法得知的消息，我就是最先从得知毛主席遗体保护问题上的一些消息，感觉到“四人帮”与华国锋、叶剑英元帅、李先念同志等之间对峙逐渐表面化的。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知道遗体保护存在许多难题，他们怕担责任，同时为了嫁祸于人，都声明不参与遗体保护事宜。
当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开会，商议毛泽东遗体保存的相关事项之际，“四人帮”却忙于四处活动。9月24日，江青去了南苑团河农场清华、北大的劳动点。依照保卫制度，我也跟随去了。我看见江青在团河又是骑马，又是召集清华、北大的人谈话。
然而，到了9月28日，江青由迟群等陪同到昌平某地，就不再和我打招呼了。本来，住在钓鱼台或其他地方的政治局委员的警卫工作，都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负责。这些人外出，都应该预先通知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再由警卫值班室安排布置活动现场和所经路线的警卫。参与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活动现场和路线警卫的，通常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单位协同的警卫调度部署，必须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值班室下达。
可是此次江青却避开我们，让她的亲信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安排路线和现场的步哨和警卫，这是不符合正常程序的。因此这次没得到消息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和北京卫戍区，都没有参与江青出行的警卫。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却找不到政治局委员江青。
不放过一点细微的变化
汪东兴在查明江青动向后，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到昌平去你知不知道？谁布置的警戒线？”我说:“她去昌平我是事后知道的，谁布置的路线警戒我不知道，听说是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刘传新布置的。”
“你马上派人去昌平，把她找回来，中央要开会。”汪东兴下命令了。我立即调了一辆警卫车，派了两位警卫干部去昌平找江青。他们在赴昌平的途中，得知江青已经返回北京城区。对这件事，当时我只是觉得江青的做法不符合历来的程序和规定，但并没有把这事看得多严重。
可了解高层内部斗争的汪东兴，则对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非常的敏感。他立刻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四人帮”在撇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警卫团正常警卫体系！第二天晚上，我到汪东兴那里谈事情，又说起前一天江青去昌平的事，汪东兴随即吩咐说:“你马上给刘传新打电话，问清是怎么回事。”
我当即拨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电话，对接电话的刘传新说:“刘局长，江青等同志去昌平，是不是你那里布置的路线？”刘传新说:“是的，是她通过北京市委的人通知我们的。”我感觉出他的紧张，又问:“你们怎么没有告诉我们呀？按常规路线布置是要通过我们值班室，由我们下通知的嘛。”从刘传新支支吾吾的回答中，我这才品出几丝异常的意味。
后来听说，江青此次去昌平某部，是去进行“抓枪杆子”的活动。就在这前后，王洪文去了驻河北保定的某部；张春桥去了驻北京通县的某部。然而，军队不是那么好拉的，他们的活动都徒劳无功。
9月30日晚7时，例常的国庆招待宴会取消了，改为由北京市召集在天安门城楼开座谈会。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场了。我所在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警卫团，有41人参加了这个座谈会。
座谈会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江青在会上突然提议:“继承毛主席遗志，不应只讲形式，而要重在表现。”她要大家去掉臂上的黑纱，一齐学习“毛选”。“四人帮”还企图借这个座谈会，再次推销他们捏造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但华国锋在座谈会结束前的简短讲话中，却对“按既定方针办”只字未提，把他与“四人帮”的分野昭然于世。
“他们有野心”
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北京郊区平谷县，没有什么创意的他，学着毛主席当年对地方干部的询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接着，他露了底:“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们，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就在这天的晚间，除了交代任务或因公务事宜，从不对部下深谈高层政治的汪东兴，突然把我叫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先说了一句:“他们有野心。”
见我一下还不能和他的思路接轨，汪东兴开始了细细的解说:最近一段时间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那是捏造的。我听到这儿，不禁暗暗吃惊，捏造毛主席的话，这在当时是多大的罪过。
汪东兴告诉我，昨天，华国锋在外交部9月30日送审的、将由乔冠华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上批示:“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然而，张春桥却在这同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因此，人们在报刊上看到的毛主席嘱咐，并没有按照华国锋的更正改过来，依然是“按既定方针办”。
正像汪东兴对江青说的那样，“邬吉成从小当兵，他的情况我都了解”，他把这些内幕透露给我，说明他已经在考虑要我在即将采取的特殊行动中，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必须现在就向我吹吹风，其余没有讲得太直白的，就要靠我个人的悟性了。
“你们耐心等着”
10月4日晚上，汪东兴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同被召去的，还有负责王洪文随卫工作的孙凤山。汪东兴先简单地询问了一下钓鱼台“那几个人”的活动情况，接着就问:“王洪文有枪吗？他平时是不是随身带着？”
“王洪文有枪，手枪他平时并不带在身上。但有时他出去带着猎枪。”“唔。”汪东兴没再问。“枪”是警卫人员最敏感的，汪东兴问王洪文的枪，这意味着什么，我心里开始有点数了。
也是在这天晚上，江青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她外出警卫的我打了招呼:明天，江青要去试乘二七机车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牵引车头。二七机车车辆厂革命委员会的人也要参加。你做好准备，并通知有关人员做好组织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江青和二七机车车辆厂革委会的10余人，还叫上了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另一位副政委狄福才，一起乘上国产的内燃机牵引的火车，挂上了一节可以开会和会客的公务车厢，从北京始发到了保定附近。
按江青的旨意，火车停在了于家庄的一条铁路专用线上，她睡了一觉。下午返京途中，休息后的江青来了精神，组织随行全体人员学习中央1976年第四号文件。
我以警卫安全不能疏忽为由，没有在车厢里听江青的说教。大致七八点钟的时候，火车返回到了北京车站，可江青的学习座谈还没有完，她不仅自己不下车，还不许别人下车。
江青这是要干什么呢？我感到这很不正常，就借口安全问题下了车，我叫警卫参谋马清泉一次又一次地给汪东兴打电话，报告了不下五六次，请示怎么办。
汪东兴回答说：“知道了，她愿意什么时候下来，就什么时候下吧。你们耐心等着。”一直等到晚上10点左右，江青终于离开了车站，回到她在中南海201的住所。201就在菊香书屋西北不远的春耦斋，新落成后，江青就更多地住在了这边，但钓鱼台的10号楼依旧为她所用。
在中国历史上必须大书一笔的10月6日来临了，但是江青并没有预感到，这是她仅存的自由时日。据主管中央领导层摄影的新华社记者杜修贤记忆:这天下午，江青召集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在毛主席晚期居住处的游泳池，学习《毛选》。学习之后，她和大家合影留念。大概是还觉得不过瘾，她又带这些人去景山公园摘苹果，因此杜修贤那里留存下许多江青摘苹果的照片。直到晚霞染上天幕，江青才蹒跚而返。
几句话就布置完了
我在这一天一过中午，就感觉到了不正常。汪东兴过一阵子，就通过他的秘书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至汪东兴同志处;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到汪东兴同志那里……
怎么回事，到汪东兴那里去干吗？老用我们钓鱼台这边的车？汪东兴那里没车可调了吗？偏偏这一天我还不在班上。因为7月底唐山的大地震，北京受到了波及，我家住房的墙皮也被震得有些脱落，这两天钓鱼台管理处要对宿舍楼修葺粉刷，我就叫了几个同志到家里帮忙，正一起刮墙皮，为粉刷补修做准备呐。
大约到了下午5点左右，汪东兴突然直接打来了电话:“邬吉成，你在干什么呢？”“我正忙自家房屋的加固呢。”我回答。“你马上来，到南楼。”南楼，就是建在中南海南海东面船坞上面的一座楼，汪东兴的家就在楼里，他的家既是住所也是办公室。
我当时干活干得灰头土脸的，从电话里听出汪东兴不容延迟的口吻，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洗涮了一下，换了一身军装，叫上司机小王直奔中南海南楼而去。我一走进汪东兴的房间，汪东兴马上就站起来了，说:“今天晚上行动，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吧？”
“不知道。但现在我已经可以估计个差不多吧。”我实话实说。几天来汪东兴的吹风、询问，我的观察思考，已经对可能要发生的事有所准备。汪东兴也看出来了，所以就没再费什么口舌，他眼睛直视着我，顿了顿说:“你负责外边，武健华负责里边。通知孙凤山来，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调走。”我知道汪东兴说的“里边”、“外边”，是指怀仁堂的里边和外边。
一个非凡的任务，就这么寥寥几个字几句话就布置完了。
我事后才知道，汪东兴调度我的车，下午拉的人，都与这个非凡的任务相关。而且就在我到之前，汪东兴向张耀祠、武健华等布置了任务，张耀祠的任务是向江青宣布中央对其“隔离审查”的决定，并将她送到新的拘禁地点。
因为还没有吃饭，我到警卫处在东八所的食堂抓了四个馒头，给了司机小王两个。我一边囫囵吃着，一边沿着中海西岸走向怀仁堂门前，仔细看了一下警卫布置的情况。
当时在怀仁堂的附近，已布置好了一些岗位和暗哨，带队的是警卫团一大队的副大队长华方治。我们都认识，远远相互看见，不用说什么，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还了解到，已经到了怀仁堂里面负责警卫值班的，是我们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丁志友。
大约7点多钟的时候，汪东兴来到了怀仁堂前。我印象中是看着他从锡福堂、永福堂等堂院西边的路过来的。他见守在怀仁堂外面的我，轻声问道:“怎么样，都布置好了吗？”“布置好了。”“都没有问题了吗？”“没有问题了。”
汪东兴作了进一步交代：“他们来了，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即怀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他们的车子，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
“孙凤山来了没有？”汪东兴又问了一句。我说:“他跟着王洪文去平谷，好像还没回来呢，只要一脱开身他就过来。”汪东兴叮嘱说:“一定要打电话把他叫过来，让他管车。”说完，汪东兴就进了怀仁堂。不久，孙凤山就赶到了怀仁堂前，负责车辆的调度。
叶剑英第一个来到怀仁堂
在汪东兴之后，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元帅。他在怀仁堂前下了车。跟随他的卫士是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调到中央军委警卫处的马锡金;另一位是时任中央军委警卫处副处长的原中央警卫团参谋长牟乃川，我们都认识。
叶帅见到我，一面点点头打招呼，一面握住了我的手，半天不松开，一个劲儿地摇啊摇，好像把所有的信任嘱咐，都通过这一握手传递给我。松手的时候，叶帅开口了，只一句:“好好地注意啊!”
第二个到来的，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此刻负责他随卫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东方，五六十年代，他曾经是刘少奇的卫士长。
“四人帮”这边，第一个到来的是王洪文。当天下午，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通知:今晚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通知还有一条，是专门为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加的，说是可能会涉及到毛主席文稿的改动，让姚文元列席。
接着，依次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在怀仁堂门前下了车，我按事先的安排，把他们的随从人员，都带到了五间房。带进去后，我向这些随从人员宣布了纪律:第一条是不许离开房间;第二条是不许和外面通电话;第三条是不能喧嚷。我要求一定要严格遵守这几条。
因为以往开会，我也常常担当这个角色，指定这些人在哪里待命，宣布纪律，他们向来都服从我的指令。这一天，我向他们吩咐的与以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这些人也没有感觉到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先后进了怀仁堂，由华国锋依次向他们宣布: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们“隔离审查”。然后依次将他们抓起来，一个一个地押进停在怀仁堂东面的红旗轿车里。但后来看了在里面负责警卫的武健华写的文章，他说对姚文元宣布中央决定的是他。他的回忆，肯定是比一直守在外面的我更具权威性。
当时我在怀仁堂外面看到的情景是，从怀仁堂的东侧门里，隔一会儿开出一辆红旗轿车，共开出三辆，但开去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在另一处房间的警卫、秘书……
王、张、姚的事一处理完，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随后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这时，武健华从怀仁堂里走出来，他对我说:“汪主任说了，要你给张耀祠打一个电话，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我这才知道，张耀祠带领着另一个小组，执行着对江青、毛远新“隔离审查”的任务。
我马上把电话打过去，张耀祠告诉我:“我们这边的事情已经顺利结束了。”我把张耀祠的话告诉了武健华，武健华说:“都完了，那咱们也去宣布吧。”我们一起走向王、张、姚等随从人员集中的房间。
五间房里，聚集着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的警卫、秘书、医生、护士10余人。武健华对他们宣布说:“你们的首长，现在已经有别的安排了，你们原先的工作也结束了。现在你们把武器交出来。”武健华宣布完，我补充了几句。
这时，我发现跟着叶剑英来的牟乃川和马锡金，一下站起身，瞪圆了眼睛。我猜想他们可能误会叶帅也出了什么问题，马上对他们两个说:“你们两个没事，赶快去怀仁堂那边照顾首长去吧。”
武器收齐后，我就带着这一干人，上了由孙凤山调来的两辆面包车，乘车到海淀区的花园村，原来全国总工会的工会学院。已经入夜了，因为事先也没有通知人家，所以我们到达时，面对的是紧闭的大门。不得已，只好派人爬进去，把门打开，才把车开进去。这所学院早已停办，我找到驻扎在这里的中央警卫团训练大队的大队长梁子臣，和他一起把带过来的人安排进一座空楼。后来，还有一些相关的人员也集中到这里，在这里办了一段时间的学习班。
把这些人安顿好，我又赶到钓鱼台国宾馆，布置这边的善后事宜。我通知韩志生说:“你把王洪文、张春桥处的服务人员，都集中起来，但不能对他们讲任何相关的问题，绝对不许把任何消息传露出去。”
接着，我们又吩咐先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在钓鱼台的住处关闭。由傅家瑞等带领的清理小组已经来到这里，他们对清理工作做了安排。
怀仁堂的事情完毕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都去了西郊玉泉山9号楼。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决议的政治局会议，就是在这9号楼里召开的。
一场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命运的特殊战役，在波澜不兴中告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