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诗学”(这里的“诗学”是广义的,指文艺理论)的起点,是这样一种设问:如果说诗学作为一种理论认识方式,追求它自身认知的真理性,那么诗学的真理性根据或来源是什么?是像数学公式或自然科学式的“普遍性”工具理性结论吗?“诗学”这个概念本身来源于西方哲学传统,那么诗学的真理性是哲学性的吗?在中国文化与文明传统当中是否具有西方式的哲学形态与哲学真理诉求?这不是一个概念、名目的问题,这样的问题等于:人们对于诗学问题的认知与思考,是否以像获得一枚硬币一样获取此种“真理”形态为其终极性目标?或以获得此种“真理性”为满足?“文明诗学”不是诉求超越生活世界的实践时空与文明具体性的、“形而上”的理念与概念化的普遍性真理,更不是诉求“知性”层面的抽象的数学公式与自然科学定理,“文明诗学”的真理形态不是哲学性、科学性、“理论”性的,而是文明性的,具有一种文明性的正当性:在“文明诗学”的视野当中,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文学修辞与生活世界之间首先的文明价值性关系,这种关系作为真、善、美融会贯通的领域,充实着文学的艺术品质与价值实践能力,而“文明诗学”带着对于自身文明传统与文明价值的自觉意识,从文学修辞实践出发,对于“人应该如何生活”问题性及其与此种文明的生活方式、生活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进行问题探究及正当性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