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获得“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之后，著名华裔学者余英时最近又获得了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唐奖“汉学奖”。
　　唐奖创办人尹衍樑有感于多个世纪以来世界重科技、轻人文的风潮，希望透过汉学奖鼓励汉学发展，让东方思维为人类未来提供解答。
　　在台北举行的颁奖典礼上，马英九与唐奖创办人、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樑为余英时及另外4位获奖者颁奖。
　　作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余英时早年曾在燕京大学、香港新亚书院求学，师从钱穆、唐君毅，后赴美留学，在哈佛跟随杨联陞、洪业等教授学习。
　　余英时的青年时期伴随着新旧中国的巨大转变，经历坎坷也终奠定了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治学方向。多年来，余英时先后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是惟一一位在这3所大学任过教的中国人。除此之外，他还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著作等身。
　　余英时一生学养积累，除了奖项所赞誉的，其中也颇有时代精神的蕴藉。虽然常以坚守传统知识分子“单纯的倔强”、对政治只是“遥远的兴趣”而著称，但他却对时政、文化均有发声。
　　在学术上，余英时提到“守先待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他把自己的治学经历拿到中国的学术传统甚至是人类学术传统中去摆放，将传统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政治上的精神自觉，与整个政治、精神共同体及国族的运命捆绑维系在一起。
　　在今年年初发表的专著《论天人之际》中，余英时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培《轴心突破》（人类对宇宙、人生体认的思维跃进）观念，探讨中国古代思想起源，为中国思想史最重要的问题“‘天人合一’观念的历史渊源”提出新的解答方向。他获唐奖“汉学奖”的理由是：“诠释中国思想传统、阐发中国文化现代意义逾半世纪，以研究撰述与人生实践，为司马迁的治史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做了最佳现代诠释。”
　　获奖致辞时，余英时说，最近几十年来，汉学研究已有十分重大的改变，学界承认中国文明是循着自己的独立途径成长起来，比较的观点比以往任何阶段都更受重视。中国文明及其发展形态的独特性，只有在和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比较和对照之下才能坚实而充分地建立起来。需要摆脱西方历史模式的笼罩，揭示中国历史变动的独特过程和方式。
　　余英时认为，今天的汉学已走上彻底全球化的道路，没有国界之分，在这地球上，汉学只有一家，无处不然。汉学研究不能采取“孤立主义”，因为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只有在与其他文明的对照下，才能坚实建立起来。如果采取完全孤立的方式研究中国史，势必掉进“中国中心论”的古老陷阱中去。
　　唐奖（Tang Prize），由台湾企业家尹衍樑个人效法诺贝尔奖精神捐助成立，发扬盛唐精神。设置四大奖项，包括“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与“法治”，每两年一届，委托台湾“中央研究院”办理提名评选。获奖者会得到136万美元奖金以及额外34.1万美元科研经费，奖金超过诺贝尔奖的12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