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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银监会的头等任务就是严防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继3月27日银监会下发《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规范银行理财业务后，4月9日，银监会又正式下发了《关于加强2013年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规范银行业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管理。
地方债务拉响警报
近几年，地方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不断发展，为地方的市政建设和公用事业发展带来了庞大的资金；但同时，大规模的投融资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居高不下的债务。2013年早些时候，银监会主席尚福林透露，目前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规模为9.3万亿元。该数字甚至超过了印度2012年的GDP（1.4万亿美元，约合8.9万亿元人民币）。不过好消息是，尚福林表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规模两年只增长了2%，总量规模得到了控制。
巧合的是，同样是4月9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宣布将中国偿还长期本币债务的评级从“AA-”降至“A+”，主要理由就是中国式“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债务风险。惠誉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庞大及不透明表示警惕和担忧。无独有偶，另一家评级机构穆迪在4月16日宣布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正面”下调至“稳定”，并指出地方财政健康程度下降。
不过，乐观者认为，大可不必担心地方债务的规模，近期地方政府违约的风险几乎为零。宏源证券（000562.SZ）就估算称，中国政府总体债务，包括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相当于GDP的49.2%，即使估计地方政府债务高达15万亿元，整体政府债务也只占GDP的59%，仍在国际通行的60%的安全界限内，加上中国政府对于金融体系的控制力，地方债务短期基本没有违约可能。
或许乐观者有些过于乐观，至少近几年中国信用债等级的明显虚高使得部分地方债的风险被低估。监管部门的信用级别“歧视”、评级行业的激烈市场竞争，以及发行人付费的市场机制，导致了目前地方债评级的“泡沫化”，而国内评级机构顶住压力下调地方债评级的情形更是罕见。
令人担忧的是，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或已出现蔓延的苗头，此前有报道披露，国内数家会计师事务所已基本不再为地方政府的债券发行背书。随着基础设施投资潜力收缩明显，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降低，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也随之减弱。有数据显示，银行贷款约占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75%，政府及平台类相关项目是银行资产质量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而不断展期和借新还旧的地方政府银行债务，使得相关风险始终在银行系统内部无法消化，金融体系可能会日益脆弱。
而地方融资平台的不透明加剧了这种担忧。《华尔街日报》在年初曾撰文指出，目前中国的银行不需要按市价标明地方融资平台债券价值，来反映其资产质量下降的情形，银行也不需要为这些债券提供任何拨备，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政府将会兜底。
新政两点新方向
尽管没有公开承认金融系统内的系统性风险正在累积，但监管层已经开始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保持警惕，尤其是在2012年下半年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万亿元刺激方案，导致债务负担日趋恶化之后，银监会便多次重申要求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2012年，银监会12号文就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提出16字指导方针：“政策不变、深化整改、审慎退出、重在增信。”2013年，银监会的工作重点之一仍是关注地方融资平台贷款。
2013年年初，银监会召开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明确指出，2013年银行业重点要严防信用违约风险、严控表外业务关联风险、严管外部风险传染三大风险源，并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底线是首要任务”。
此次下发的《关于加强2013年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与3月份的意见稿基本一致；与2012年相比，银监会对于融资平台的监管政策基调没有变化，并未进一步收紧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政策，而是以政策不变为基调，以降旧控新为重点，以风险缓释为目标。
与2012年12号文中“总量减少、存量下降、有保有压”的表述相比，此次银监会提出“控制总量、优化结构、隔离风险、明晰职责”，反映出监管层控制地方融资平台规模的一贯思路，但同时也有两点新变化。
申银万国债券分析师屈庆认为，2013年的新政突出了优化贷款结构和隔离风险的监管新方向，明确要求压缩县区级平台及高资产负债率平台的贷款规模，特别指出“对于财政收入较低、负债水平较高的非省会城市的地市级平台以及各县区级平台，应减少贷款发放、加大清收力度”。
国家审计署数据显示，地方平台结构中，省级融资平台占比仅为30%，地市级和区县级加起来为70%，这些小城镇高企的地方债务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中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目前市场对高票息债需求强劲，导致低行政层次城投债与高等级品种利差并未拉大，部分财政困难的三四线城市能够轻易的发行债券融资，但由于三四线城市土地财政恶化，融资券财权上收，债务风险也会相应加大。
同时，在屈庆看来，此次新政提出让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授信要进行全口径监管，进一步隔离风险的新要求，将会加大对未来城投债券市场需求的限制，对目前银行理财账户向城投债投资的倾向形成约束。
此外，与此前的征求意见稿略有不同的是，此次正式稿在总量控制方面，从“不低于2011年底余额”调整为“不低于新增平台贷款余额”；在管理限制条件方面，从“对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平台发放贷款，在全部平台贷款中占比不得超过35%；对资产负债率高于80%的平台贷款，逐步压缩不得新增，确保其在全部平台贷款中占比不得超过15%”，调整为“现金流覆盖率低于100%或资产负债率高于80%的平台贷占比不高于上年”。对于这两处调整，中信证券（600030.SH，06030.HK）认为，此举表明监管机构更多的考虑了地区性差异的事实，弱化了自上而下设定的监管标准，对符合授信条件的地方平台公司资质条件有所放松。
虽然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已经引起了银监会足够的重视，但从已披露的上市银行2012年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经营数据反映的情况来看，至少到目前为止，各银行都在压缩和清理地方平台贷款，不良率维持在较低水平。
截至2012年年末，根据部分上市银行已披露的信息，大行方面，建设银行（601939.SH，00939.HK）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减少182.95亿元，现金流全覆盖类贷款占比93.90%；交通银行（601328.SH，03328.HK）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占比同比下降2.15个百分点。中小银行方面，平安银行（000001.SZ）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391.37亿元，同比下降23.15%，无不良贷款；招商银行（600036.SH，03968.HK）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904.56亿元，同比下降20.78%，不良贷款率为0.17%。
地方债务拉响警报
近几年，地方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不断发展，为地方的市政建设和公用事业发展带来了庞大的资金；但同时，大规模的投融资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居高不下的债务。2013年早些时候，银监会主席尚福林透露，目前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规模为9.3万亿元。该数字甚至超过了印度2012年的GDP（1.4万亿美元，约合8.9万亿元人民币）。不过好消息是，尚福林表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规模两年只增长了2%，总量规模得到了控制。
巧合的是，同样是4月9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宣布将中国偿还长期本币债务的评级从“AA-”降至“A+”，主要理由就是中国式“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债务风险。惠誉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庞大及不透明表示警惕和担忧。无独有偶，另一家评级机构穆迪在4月16日宣布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正面”下调至“稳定”，并指出地方财政健康程度下降。
不过，乐观者认为，大可不必担心地方债务的规模，近期地方政府违约的风险几乎为零。宏源证券（000562.SZ）就估算称，中国政府总体债务，包括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相当于GDP的49.2%，即使估计地方政府债务高达15万亿元，整体政府债务也只占GDP的59%，仍在国际通行的60%的安全界限内，加上中国政府对于金融体系的控制力，地方债务短期基本没有违约可能。
或许乐观者有些过于乐观，至少近几年中国信用债等级的明显虚高使得部分地方债的风险被低估。监管部门的信用级别“歧视”、评级行业的激烈市场竞争，以及发行人付费的市场机制，导致了目前地方债评级的“泡沫化”，而国内评级机构顶住压力下调地方债评级的情形更是罕见。
令人担忧的是，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或已出现蔓延的苗头，此前有报道披露，国内数家会计师事务所已基本不再为地方政府的债券发行背书。随着基础设施投资潜力收缩明显，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降低，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也随之减弱。有数据显示，银行贷款约占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75%，政府及平台类相关项目是银行资产质量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而不断展期和借新还旧的地方政府银行债务，使得相关风险始终在银行系统内部无法消化，金融体系可能会日益脆弱。
而地方融资平台的不透明加剧了这种担忧。《华尔街日报》在年初曾撰文指出，目前中国的银行不需要按市价标明地方融资平台债券价值，来反映其资产质量下降的情形，银行也不需要为这些债券提供任何拨备，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政府将会兜底。
新政两点新方向
尽管没有公开承认金融系统内的系统性风险正在累积，但监管层已经开始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保持警惕，尤其是在2012年下半年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万亿元刺激方案，导致债务负担日趋恶化之后，银监会便多次重申要求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2012年，银监会12号文就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提出16字指导方针：“政策不变、深化整改、审慎退出、重在增信。”2013年，银监会的工作重点之一仍是关注地方融资平台贷款。
2013年年初，银监会召开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明确指出，2013年银行业重点要严防信用违约风险、严控表外业务关联风险、严管外部风险传染三大风险源，并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底线是首要任务”。
此次下发的《关于加强2013年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与3月份的意见稿基本一致；与2012年相比，银监会对于融资平台的监管政策基调没有变化，并未进一步收紧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政策，而是以政策不变为基调，以降旧控新为重点，以风险缓释为目标。
与2012年12号文中“总量减少、存量下降、有保有压”的表述相比，此次银监会提出“控制总量、优化结构、隔离风险、明晰职责”，反映出监管层控制地方融资平台规模的一贯思路，但同时也有两点新变化。
申银万国债券分析师屈庆认为，2013年的新政突出了优化贷款结构和隔离风险的监管新方向，明确要求压缩县区级平台及高资产负债率平台的贷款规模，特别指出“对于财政收入较低、负债水平较高的非省会城市的地市级平台以及各县区级平台，应减少贷款发放、加大清收力度”。
国家审计署数据显示，地方平台结构中，省级融资平台占比仅为30%，地市级和区县级加起来为70%，这些小城镇高企的地方债务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中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目前市场对高票息债需求强劲，导致低行政层次城投债与高等级品种利差并未拉大，部分财政困难的三四线城市能够轻易的发行债券融资，但由于三四线城市土地财政恶化，融资券财权上收，债务风险也会相应加大。
同时，在屈庆看来，此次新政提出让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授信要进行全口径监管，进一步隔离风险的新要求，将会加大对未来城投债券市场需求的限制，对目前银行理财账户向城投债投资的倾向形成约束。
此外，与此前的征求意见稿略有不同的是，此次正式稿在总量控制方面，从“不低于2011年底余额”调整为“不低于新增平台贷款余额”；在管理限制条件方面，从“对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平台发放贷款，在全部平台贷款中占比不得超过35%；对资产负债率高于80%的平台贷款，逐步压缩不得新增，确保其在全部平台贷款中占比不得超过15%”，调整为“现金流覆盖率低于100%或资产负债率高于80%的平台贷占比不高于上年”。对于这两处调整，中信证券（600030.SH，06030.HK）认为，此举表明监管机构更多的考虑了地区性差异的事实，弱化了自上而下设定的监管标准，对符合授信条件的地方平台公司资质条件有所放松。
虽然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已经引起了银监会足够的重视，但从已披露的上市银行2012年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经营数据反映的情况来看，至少到目前为止，各银行都在压缩和清理地方平台贷款，不良率维持在较低水平。
截至2012年年末，根据部分上市银行已披露的信息，大行方面，建设银行（601939.SH，00939.HK）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减少182.95亿元，现金流全覆盖类贷款占比93.90%；交通银行（601328.SH，03328.HK）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占比同比下降2.15个百分点。中小银行方面，平安银行（000001.SZ）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391.37亿元，同比下降23.15%，无不良贷款；招商银行（600036.SH，03968.HK）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904.56亿元，同比下降20.78%，不良贷款率为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