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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最慢是活着》 私人叙述 女性身份认同 祖母形象 典型
第一次见到乔叶，是在M 君组织的关于《认罪书》的小型研讨会上。那时M 君还是我的同事，他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年轻学者，也是一位很有想法的实干家，在他的主持下，我们专业的同仁和省内作家有过几次密切的交往。为了参加这次研讨会，我不仅读了《认罪书》，而且读了乔叶此前的部分作品，其中就包括《最慢的是活着》。这篇小说让我突然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最慢的是活着》是一部难得一见的优秀作品。在它的光芒之下，《认罪书》显得有些暗淡了。
研讨会结束之后，还有个简单的招待会。同为女性，同为“70 后”，同为“小师范生”，使我确定我与乔叶之间有很多可以共享的经验，可以借此机会深入交流一下。但全程下来，因为过于拘谨，我更多地扮演了观察者的角色，并没有太多的机会与她进行密切的交谈。当我注意到她本人和小说中的“我”一样是个“左撇子”时，我径直判断《最慢的是活着》是一部自传式的作品，甚至没有想到要向作家本人求证。在我看来，这个发现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我确认了这部作品之所以如此打动我，首先是因为它贴近了作者本人的经验，作者在处理这些经验时游刃有余;其次是因为我是它最佳的潜在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准确识别和认同作者的经验。相形之下，《认罪书》的问题就在于作者并没有真的占有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验，它关于那个时代的书写明显有些生硬，离奇的充满巧合的情节削弱了小说的思想性。如今看来，这并不是乔叶个人的问题，它代表了出生于20 世纪70 年代以后的作家们普遍拥有的突入历史的渴望，然而，当渴望过于强烈的时候，叙事就会变形。包括备受好评的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以及张悦然的《茧》，也都不得不在编织情节上下大力气。
《最慢的是活着》因此具有一种典范的意义，它充分展示了依托于生命经验的写作所具有的魅力。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谈论它：第一，它通篇都在叙述私人经验，然而又自然地透射出宏大的历史背景;第二，它叙述了我与祖母之间的血脉相连，但是也叙述了超越血缘的女性身份认同;第三，它充分建构出了“现实感”，并最终塑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祖母形象，从而达到了现实主义美学的高度。
提起“私人经验”写作，我们总会想起20 世纪90 年代的文学变局。“私人”话语的流行，一方面源于特定意识形态背景之下，文学与宏大叙事的日渐疏离，另一方面则源于女性主义理论的迅速崛起。陈染的《私人生活》以及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展示了极端的女性私人写作的形态，它们所叙述的经验是封闭于女性性别，尤其是封闭于女性身体内部的，由此引发了关于“暴露隐私”“身体叙事”等有关叙事伦理和叙事美学的热烈争议。《最慢的是活着》同样叙述了“私人经验”，却与20 世纪90 年代的这一女性写作传统并无太多关联，它不是尖锐的痛楚的女性经验的表达，而是另一种类型的女性私人记忆：一个叫李小让的女人关于自己的、关于家人的，尤其是关于祖母的记忆。小说主要的内容局限于“我”和“我”的家人们的日常生活事件，家长里短，生老病死，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则是“我”和祖母之间的“相爱相杀”。即便写到女性的身体、欲望、性爱与生育，也是明朗的、坦然的。它自然是纯粹私人的经验，然而又是与外界息息相关的。作者很少交代宏大的时代背景，但是历史却能穿越时空，渗透于私人的生活细节之中。祖母的婚事和排场的婚礼、她的雕花大床和幸存下来的嫁妆，保留着一个旧时代的辉煌痕迹;祖母的没有裹成的小脚、她的后来散了架的织布机、她的换了二十斤黄豆的镯子、祖父的参军和牺牲以及他们生下来没有养活的儿女们，是一个旧时代的难言创痛;祖母的那一次隐秘私情，似乎也只能发生在20 世纪50 年代，那时祖母还未老，为筹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驻村的工作队员毛同志也那么细心体贴。而当“我”可以随意放弃固定的工作游离四方，“三年中，我从广州到深圳，从海口到三亚，从苏州到杭州，从沈阳到长春，推销过保险，当过售楼小姐，在飯店卖过啤酒，在咖啡馆磨过咖啡”（乔叶：《最慢的是活着》，《收获》2008 年第3 期。以下小说引文均出于此处）;当“我”的大哥先是当了领导风光无限，最终因为渎职入狱时;当“我”的二哥沉溺于挣钱，最终因为挪用公款入狱时，20 世纪80 年代以后的中国历史也终于在我们的生活中显露了峥嵘。
《最慢的是活着》因此呈现了另一种“女性私人记忆”，她不再纠结于两性之间的对立或对话关系，不再通过与男性性别的厮杀或辨析来确立女性这一性别的存在，而是在家庭生活和家庭成员的关系中确立了个体的位置。在这样的私人记忆里，祖母已经在她过的每一天里、在她做的每一顿饭里、在她织的每一匹布里、在她对我的每一次责难与关怀里、在她的每一份爱以及每一次失去里，确立了她的存在，这存在看起来是那样扎实，那样自然，拥有着更为宽广的意义。
然而，在《最慢的是活着》中，女性经验却并非不重要，它散落在文本的角角落落。小说的结尾，“我”与祖母的认同，绝不仅仅是家庭成员内部代际经验的传承，更是一份基于女性性别的深刻认同，关乎女性的生存智慧和生命体验。在我看来，这种女性与女性之间的认同关系，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女性主义立场。《最慢的是活着》中“我”与祖母的关系包含着血缘关系和性别关系两个层面，血缘关系之上的故事，是从对抗开始的：祖母看起来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女孩子，因为“我”的生日对家人非常不利，因为“我”刁蛮任性而且强硬。“我”一直以为我们相互冷漠而嫌恶，直到“我”明白“以前在奶奶那里受的委屈，严格来说，都不是委屈。我对她逢事必争，逢理必争，从来不曾 ‘受’过，哪里还谈得上委和屈”;直到我发现祖母对“我”的“不喜欢”和挑剔，已经与“我”如影随形，时刻警醒着“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使我“以最快的速度长大成人”;直到“我”顿悟“我”与她有那么多相似，无论是长相还是不吉利的生日，祖母对我的“不喜欢”背后是对她自己的更深的苛责;直到“我”出嫁时看到她微微颤抖的双脚，“我”生孩子时收到了她的“一百一十元”的红包时，“我”才与血缘关系上的祖母达成了彻底的和解。 性别关系之上的认同，经历了更为漫长的时间，它其实早就开始了。“我”目睹或者听闻着祖母的所作所为：当祖母公然地重男轻女，对“我”进行各种规训的时候，她只是深谙这个世界男女有别;当祖母决意为了儿子不再改嫁的时候，她只是深谙婚姻伦理与家庭伦理的真相。接受这样的人间秩序，并不意味着她就是懦弱的屈从者。事实上，在历史的每一处褶皱里，祖母都表现得相当主动：刚解放的时候，她主动拒绝了入党;办大食堂的时候，她主动要求当炊事员;筹备高级社的时候，她主动争取驻村干部去家里吃派饭。她守寡多年，却并不是要做贞洁烈妇，遇到合适的那个人，也就有了私情。然而她又清楚情感与欲望的分寸，发现怀孕之后，找了极好的借口独自去做了手术，“他知道了又咋的？白跟着受惊吓”。在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要落实到两性的平等关系上。在中国，政策法令上的男女平等似乎早已得到保障，但观念与实践中的“平等”却绝非易事，而且两性的“平等”其实很难拿捏。面对“父权”“夫权”以及其他各种“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存在，揭露女性被压迫的真相抑或奋起反抗，自然是女性主义立场的一种表达;而如祖母这样，坦然地面对这一规则，机智地利用这一规则，同样也是一种女性的表达。她要的或者不是平等，而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平衡。尤其是当面对具体的男性个体的时候，无论是对祖父还是对毛同志，无论是关乎婚姻还是关乎情爱，祖母都是果敢的、独立的。“你恨他吗？”“不恨”，“我们那时的日子，也好。”祖母从来都没有过弃妇的哀怨与仇恨，因为她从来都不是“弃妇”。而“我”是从什么时候明白祖母是与“我”同一性别的女人的呢？是在她看出“我”偷偷地做了流产手术，只是为“我”冲了一碗红糖鸡蛋水的时候？是在她看到“我”频繁地更换男人，于是提醒“我”“没男人，是守寡。有了不能指靠的男人，也是守寡”的时候？是在她以为自己的两个孙子已经不在人世，病危之际还在劝他们的妻子改嫁的时候？还是在她关了灯，向我诉说往事的时候？或者在“我”为她清洗身体，看到她隐秘的羞涩以及小腹上深深的、一弯又一弯的妊娠纹的时候？所有这些时刻，祖母都以女性的身份在场，她以女性的身体经验疼爱着女性，以女性的生存智慧指引着女性。祖母去世之后，当“我”发现“她的一切细节都秘密地反刍在我的生活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奇袭而来，把我打个措手不及”时，我们可以说，《最慢的是活着》讲述了一个女性以另一个女性为方向，从她那里获取经验、立场，领悟生命真谛的故事，是女性以女性为导师获得成长的故事。在我看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故事。
《最慢的是活着》同时也是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作者通过很多手段成功地营造了“现实感”，“祖母”形象因此摆脱了纸上虚构，仿佛拥有了真实的一生。首先是时间与空间结构完全模拟了现实。小说一开始就清晰地交代了整体的时空框架：祖母王兰英，1920 年出生于河南焦作，十六岁时嫁到了焦作城南十里之外的杨庄，2002 年11 月病逝于此。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时间主要通过生命中的一些重大事件来表达：父亲去世，母亲去世，“我”结婚生子，祖母生病住院，大哥、二哥相继入狱，祖母旧疾复发去世。这种时间标记的方式正是私人记忆的小说最为典型的“时间的政治”，它同时确保了时间的真实存在与记忆的可靠。空间感在小说中自然地转化为“地域性”，它会渗透在零星的但绝对具有特色的方言中：表示拒绝的时候说“不中”;嫁妆论“抬”;说一个人会过日子是“仔细人”;失手摔了孩子的街坊不是“蓄心”的;来客了找别人家借白面是“败败兴兴”的。它还会表现在地方性的食物中：纯白面的馒头叫“真白鸽”，白面和白玉米面掺在一起做的馒头是“假白鸽”;绿豆杂面和白豆杂面做的杂面条;祖母放进稀饭里的各种野菜和她腌制的各种酱菜;为了迎接孙子们回来，祖母总是把“猪头肉切得细细的，烙饼摊得薄薄的，粥熬得浓浓的”。这些具有北方特色的食物将焦作这座小城落到了实处。“祖母”的形象就扎根在这样可靠的时空结构中，她也因此而可靠。
《最慢的是活着》中，“现实感”还通过“民间性”得以建构。每逢过小年，祖母都要给灶王爷上供：“您老好话多说，赖话少言。有句要紧话可得给送子娘娘传，让她多给骑马射箭的，少给穿针引线的。”为“我”筹备婚礼的时候，“奶奶就开始按老规矩为我准备结婚用品：龙凤呈祥的大红金丝缎面被、粉红色的鸳鸯戏水绣花枕套、双喜印底的搪瓷脸盆、大红的皂盒、玫瑰红的梳子……纺织类的物品一律缝上了红线，普通生活用品一律系上了红绳”。“我”与祖母在乡下闲居的时候，“偶尔，街坊邻居谁要是上火头疼流鼻血，就会来找她。她就用玻璃尖在他们额头上扎几下，放出一些黑黑的血”。为小孩子叫魂的场景更是具体而生动，令人恍惚记起这个古老国度曾经盛行的“叫魂术”，它已经随着现代化进程而被嘲笑，却融化在“70 后”的童年记忆里。与此同时，大量的俗语、谚语也参与了“民间性”的编织：关于记忆——钉子进了墙，锈也锈到里头了;关于命硬——初一十五不算硬，生到二十硬似钉;关于娇宠——老大娇，老末娇，就是别生半中腰;关于道理——好文不长，好言不多;关于自嘲——“可别说我是佘太君了，我就是根五黄六月的麦茬，是个等着翻进土里的老根子。”经由这样的场景和语言，“祖母”的形象得以扎根于民间生活的土壤之中，她也因此而生动。
“现实感”还要通过大量的细节来修饰。比如祖母“不喜欢我”是有细节的：吃饭的时候教训“我”的左撇子，不允许“我”睡她的雕花大床，父亲买给“我”的自行车也被她抢去给二哥骑……直到“我”知道了她的生日也是很硬的日子，听到她对着父亲遗像的自语，直到“我”发现二哥与祖父几乎形同一人，这些“不喜欢”都得到了交代。在诸如此类的大量丰满的细节中，我们看到了祖母的样子：一个北方农村的女人，她走过漫长的一生，拥有了与这个世界相处的固定姿态。她是自尊的，并且因为自尊而强大。她看重脸面：“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粮食金贵的时候，家里来客人了要吃白面馒头，自己家就常吃杂面，“自家人么，填坑不用好土”。“我”频繁地带不同的男人回家，就是丢人，“有些理，到啥时候都一样”。她看重礼节：每次去“我”家做客，“她都会把脸洗了又洗，头发梳了又梳。她不想在我公婆跟前显得不体面”。她是坚强的，并且因为坚强而独立。她的一生是不断失去的一生，青年丧夫，老年丧子，欢愉只是片刻，然而她接受自己的苦日子，并且奋力地把这日子过下去。她聪明能干，难吃的杂面条经她的手成了美味，谁都做不成的布鞋经她的手成了“鞋王”;她勤劳节俭，在她那里，馒头有等级，白菜有等级，连补衣服的破布都有等级，她长年织布，她手里从不肯闲着，她爱惜一切有用之物，她就这样让苦日子有了滋味。与此同时，她是深谙自然之道的，并因此而彰显了最朴素也最深刻的智慧。“‘它们喂人，人死了埋到地下再喂它们。’每当吃菜的时候，她就会这么说。”她眼里的正经日子就是冬天应该冷，夏天应该热，植物应该按照节气生长;她从不以贞洁要求女人，却反对放纵欲望;至于失手摔死了女儿的邻居，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死了的人死了，活着的人还得活着”。在她的世界里，万物有序，生命按照自然的节律循环生长。
《最慢的是活着》中，没有对祖母的肖像描写，因此她是面目模糊的，然而她又是那样清晰的存在。在“祖母”这里，我突然顿悟了“典型”的意义：她首先是她自己，是“我”的祖母王兰英，她同时又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祖母所具有的普遍特质——无论是生存的状态、生活的观念还是生命的智慧。在这样的典型形象中，最真实的现实感与最深刻的超越性达到了完美的融合，而这一点，正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获得成功的重要标志。
在我看來，《最慢的是活着》是一部通过书写女性私人记忆而达至现实主义美学高度的作品。第一次读《最慢的是活着》时，我无比怀念我自己的祖母，想起她生前对我的疼爱;在时光的流逝中，我又在我的母亲身上无数次地重温“祖母”的形象;如今，我知道我自己也正走在通向“她”的路上。我知道这正是优秀作品所具有的魅力，如乔叶所言：“活着这件原本最快的事，也因此，变成了最慢。”而因为能够激发更多读者的共鸣，活着无疑会更加漫长。“这多么好。”
第一次见到乔叶，是在M 君组织的关于《认罪书》的小型研讨会上。那时M 君还是我的同事，他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年轻学者，也是一位很有想法的实干家，在他的主持下，我们专业的同仁和省内作家有过几次密切的交往。为了参加这次研讨会，我不仅读了《认罪书》，而且读了乔叶此前的部分作品，其中就包括《最慢的是活着》。这篇小说让我突然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最慢的是活着》是一部难得一见的优秀作品。在它的光芒之下，《认罪书》显得有些暗淡了。
研讨会结束之后，还有个简单的招待会。同为女性，同为“70 后”，同为“小师范生”，使我确定我与乔叶之间有很多可以共享的经验，可以借此机会深入交流一下。但全程下来，因为过于拘谨，我更多地扮演了观察者的角色，并没有太多的机会与她进行密切的交谈。当我注意到她本人和小说中的“我”一样是个“左撇子”时，我径直判断《最慢的是活着》是一部自传式的作品，甚至没有想到要向作家本人求证。在我看来，这个发现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我确认了这部作品之所以如此打动我，首先是因为它贴近了作者本人的经验，作者在处理这些经验时游刃有余;其次是因为我是它最佳的潜在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准确识别和认同作者的经验。相形之下，《认罪书》的问题就在于作者并没有真的占有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验，它关于那个时代的书写明显有些生硬，离奇的充满巧合的情节削弱了小说的思想性。如今看来，这并不是乔叶个人的问题，它代表了出生于20 世纪70 年代以后的作家们普遍拥有的突入历史的渴望，然而，当渴望过于强烈的时候，叙事就会变形。包括备受好评的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以及张悦然的《茧》，也都不得不在编织情节上下大力气。
《最慢的是活着》因此具有一种典范的意义，它充分展示了依托于生命经验的写作所具有的魅力。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谈论它：第一，它通篇都在叙述私人经验，然而又自然地透射出宏大的历史背景;第二，它叙述了我与祖母之间的血脉相连，但是也叙述了超越血缘的女性身份认同;第三，它充分建构出了“现实感”，并最终塑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祖母形象，从而达到了现实主义美学的高度。
提起“私人经验”写作，我们总会想起20 世纪90 年代的文学变局。“私人”话语的流行，一方面源于特定意识形态背景之下，文学与宏大叙事的日渐疏离，另一方面则源于女性主义理论的迅速崛起。陈染的《私人生活》以及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展示了极端的女性私人写作的形态，它们所叙述的经验是封闭于女性性别，尤其是封闭于女性身体内部的，由此引发了关于“暴露隐私”“身体叙事”等有关叙事伦理和叙事美学的热烈争议。《最慢的是活着》同样叙述了“私人经验”，却与20 世纪90 年代的这一女性写作传统并无太多关联，它不是尖锐的痛楚的女性经验的表达，而是另一种类型的女性私人记忆：一个叫李小让的女人关于自己的、关于家人的，尤其是关于祖母的记忆。小说主要的内容局限于“我”和“我”的家人们的日常生活事件，家长里短，生老病死，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则是“我”和祖母之间的“相爱相杀”。即便写到女性的身体、欲望、性爱与生育，也是明朗的、坦然的。它自然是纯粹私人的经验，然而又是与外界息息相关的。作者很少交代宏大的时代背景，但是历史却能穿越时空，渗透于私人的生活细节之中。祖母的婚事和排场的婚礼、她的雕花大床和幸存下来的嫁妆，保留着一个旧时代的辉煌痕迹;祖母的没有裹成的小脚、她的后来散了架的织布机、她的换了二十斤黄豆的镯子、祖父的参军和牺牲以及他们生下来没有养活的儿女们，是一个旧时代的难言创痛;祖母的那一次隐秘私情，似乎也只能发生在20 世纪50 年代，那时祖母还未老，为筹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驻村的工作队员毛同志也那么细心体贴。而当“我”可以随意放弃固定的工作游离四方，“三年中，我从广州到深圳，从海口到三亚，从苏州到杭州，从沈阳到长春，推销过保险，当过售楼小姐，在飯店卖过啤酒，在咖啡馆磨过咖啡”（乔叶：《最慢的是活着》，《收获》2008 年第3 期。以下小说引文均出于此处）;当“我”的大哥先是当了领导风光无限，最终因为渎职入狱时;当“我”的二哥沉溺于挣钱，最终因为挪用公款入狱时，20 世纪80 年代以后的中国历史也终于在我们的生活中显露了峥嵘。
《最慢的是活着》因此呈现了另一种“女性私人记忆”，她不再纠结于两性之间的对立或对话关系，不再通过与男性性别的厮杀或辨析来确立女性这一性别的存在，而是在家庭生活和家庭成员的关系中确立了个体的位置。在这样的私人记忆里，祖母已经在她过的每一天里、在她做的每一顿饭里、在她织的每一匹布里、在她对我的每一次责难与关怀里、在她的每一份爱以及每一次失去里，确立了她的存在，这存在看起来是那样扎实，那样自然，拥有着更为宽广的意义。
然而，在《最慢的是活着》中，女性经验却并非不重要，它散落在文本的角角落落。小说的结尾，“我”与祖母的认同，绝不仅仅是家庭成员内部代际经验的传承，更是一份基于女性性别的深刻认同，关乎女性的生存智慧和生命体验。在我看来，这种女性与女性之间的认同关系，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女性主义立场。《最慢的是活着》中“我”与祖母的关系包含着血缘关系和性别关系两个层面，血缘关系之上的故事，是从对抗开始的：祖母看起来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女孩子，因为“我”的生日对家人非常不利，因为“我”刁蛮任性而且强硬。“我”一直以为我们相互冷漠而嫌恶，直到“我”明白“以前在奶奶那里受的委屈，严格来说，都不是委屈。我对她逢事必争，逢理必争，从来不曾 ‘受’过，哪里还谈得上委和屈”;直到我发现祖母对“我”的“不喜欢”和挑剔，已经与“我”如影随形，时刻警醒着“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使我“以最快的速度长大成人”;直到“我”顿悟“我”与她有那么多相似，无论是长相还是不吉利的生日，祖母对我的“不喜欢”背后是对她自己的更深的苛责;直到“我”出嫁时看到她微微颤抖的双脚，“我”生孩子时收到了她的“一百一十元”的红包时，“我”才与血缘关系上的祖母达成了彻底的和解。 性别关系之上的认同，经历了更为漫长的时间，它其实早就开始了。“我”目睹或者听闻着祖母的所作所为：当祖母公然地重男轻女，对“我”进行各种规训的时候，她只是深谙这个世界男女有别;当祖母决意为了儿子不再改嫁的时候，她只是深谙婚姻伦理与家庭伦理的真相。接受这样的人间秩序，并不意味着她就是懦弱的屈从者。事实上，在历史的每一处褶皱里，祖母都表现得相当主动：刚解放的时候，她主动拒绝了入党;办大食堂的时候，她主动要求当炊事员;筹备高级社的时候，她主动争取驻村干部去家里吃派饭。她守寡多年，却并不是要做贞洁烈妇，遇到合适的那个人，也就有了私情。然而她又清楚情感与欲望的分寸，发现怀孕之后，找了极好的借口独自去做了手术，“他知道了又咋的？白跟着受惊吓”。在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要落实到两性的平等关系上。在中国，政策法令上的男女平等似乎早已得到保障，但观念与实践中的“平等”却绝非易事，而且两性的“平等”其实很难拿捏。面对“父权”“夫权”以及其他各种“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存在，揭露女性被压迫的真相抑或奋起反抗，自然是女性主义立场的一种表达;而如祖母这样，坦然地面对这一规则，机智地利用这一规则，同样也是一种女性的表达。她要的或者不是平等，而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平衡。尤其是当面对具体的男性个体的时候，无论是对祖父还是对毛同志，无论是关乎婚姻还是关乎情爱，祖母都是果敢的、独立的。“你恨他吗？”“不恨”，“我们那时的日子，也好。”祖母从来都没有过弃妇的哀怨与仇恨，因为她从来都不是“弃妇”。而“我”是从什么时候明白祖母是与“我”同一性别的女人的呢？是在她看出“我”偷偷地做了流产手术，只是为“我”冲了一碗红糖鸡蛋水的时候？是在她看到“我”频繁地更换男人，于是提醒“我”“没男人，是守寡。有了不能指靠的男人，也是守寡”的时候？是在她以为自己的两个孙子已经不在人世，病危之际还在劝他们的妻子改嫁的时候？还是在她关了灯，向我诉说往事的时候？或者在“我”为她清洗身体，看到她隐秘的羞涩以及小腹上深深的、一弯又一弯的妊娠纹的时候？所有这些时刻，祖母都以女性的身份在场，她以女性的身体经验疼爱着女性，以女性的生存智慧指引着女性。祖母去世之后，当“我”发现“她的一切细节都秘密地反刍在我的生活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奇袭而来，把我打个措手不及”时，我们可以说，《最慢的是活着》讲述了一个女性以另一个女性为方向，从她那里获取经验、立场，领悟生命真谛的故事，是女性以女性为导师获得成长的故事。在我看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故事。
《最慢的是活着》同时也是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作者通过很多手段成功地营造了“现实感”，“祖母”形象因此摆脱了纸上虚构，仿佛拥有了真实的一生。首先是时间与空间结构完全模拟了现实。小说一开始就清晰地交代了整体的时空框架：祖母王兰英，1920 年出生于河南焦作，十六岁时嫁到了焦作城南十里之外的杨庄，2002 年11 月病逝于此。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时间主要通过生命中的一些重大事件来表达：父亲去世，母亲去世，“我”结婚生子，祖母生病住院，大哥、二哥相继入狱，祖母旧疾复发去世。这种时间标记的方式正是私人记忆的小说最为典型的“时间的政治”，它同时确保了时间的真实存在与记忆的可靠。空间感在小说中自然地转化为“地域性”，它会渗透在零星的但绝对具有特色的方言中：表示拒绝的时候说“不中”;嫁妆论“抬”;说一个人会过日子是“仔细人”;失手摔了孩子的街坊不是“蓄心”的;来客了找别人家借白面是“败败兴兴”的。它还会表现在地方性的食物中：纯白面的馒头叫“真白鸽”，白面和白玉米面掺在一起做的馒头是“假白鸽”;绿豆杂面和白豆杂面做的杂面条;祖母放进稀饭里的各种野菜和她腌制的各种酱菜;为了迎接孙子们回来，祖母总是把“猪头肉切得细细的，烙饼摊得薄薄的，粥熬得浓浓的”。这些具有北方特色的食物将焦作这座小城落到了实处。“祖母”的形象就扎根在这样可靠的时空结构中，她也因此而可靠。
《最慢的是活着》中，“现实感”还通过“民间性”得以建构。每逢过小年，祖母都要给灶王爷上供：“您老好话多说，赖话少言。有句要紧话可得给送子娘娘传，让她多给骑马射箭的，少给穿针引线的。”为“我”筹备婚礼的时候，“奶奶就开始按老规矩为我准备结婚用品：龙凤呈祥的大红金丝缎面被、粉红色的鸳鸯戏水绣花枕套、双喜印底的搪瓷脸盆、大红的皂盒、玫瑰红的梳子……纺织类的物品一律缝上了红线，普通生活用品一律系上了红绳”。“我”与祖母在乡下闲居的时候，“偶尔，街坊邻居谁要是上火头疼流鼻血，就会来找她。她就用玻璃尖在他们额头上扎几下，放出一些黑黑的血”。为小孩子叫魂的场景更是具体而生动，令人恍惚记起这个古老国度曾经盛行的“叫魂术”，它已经随着现代化进程而被嘲笑，却融化在“70 后”的童年记忆里。与此同时，大量的俗语、谚语也参与了“民间性”的编织：关于记忆——钉子进了墙，锈也锈到里头了;关于命硬——初一十五不算硬，生到二十硬似钉;关于娇宠——老大娇，老末娇，就是别生半中腰;关于道理——好文不长，好言不多;关于自嘲——“可别说我是佘太君了，我就是根五黄六月的麦茬，是个等着翻进土里的老根子。”经由这样的场景和语言，“祖母”的形象得以扎根于民间生活的土壤之中，她也因此而生动。
“现实感”还要通过大量的细节来修饰。比如祖母“不喜欢我”是有细节的：吃饭的时候教训“我”的左撇子，不允许“我”睡她的雕花大床，父亲买给“我”的自行车也被她抢去给二哥骑……直到“我”知道了她的生日也是很硬的日子，听到她对着父亲遗像的自语，直到“我”发现二哥与祖父几乎形同一人，这些“不喜欢”都得到了交代。在诸如此类的大量丰满的细节中，我们看到了祖母的样子：一个北方农村的女人，她走过漫长的一生，拥有了与这个世界相处的固定姿态。她是自尊的，并且因为自尊而强大。她看重脸面：“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粮食金贵的时候，家里来客人了要吃白面馒头，自己家就常吃杂面，“自家人么，填坑不用好土”。“我”频繁地带不同的男人回家，就是丢人，“有些理，到啥时候都一样”。她看重礼节：每次去“我”家做客，“她都会把脸洗了又洗，头发梳了又梳。她不想在我公婆跟前显得不体面”。她是坚强的，并且因为坚强而独立。她的一生是不断失去的一生，青年丧夫，老年丧子，欢愉只是片刻，然而她接受自己的苦日子，并且奋力地把这日子过下去。她聪明能干，难吃的杂面条经她的手成了美味，谁都做不成的布鞋经她的手成了“鞋王”;她勤劳节俭，在她那里，馒头有等级，白菜有等级，连补衣服的破布都有等级，她长年织布，她手里从不肯闲着，她爱惜一切有用之物，她就这样让苦日子有了滋味。与此同时，她是深谙自然之道的，并因此而彰显了最朴素也最深刻的智慧。“‘它们喂人，人死了埋到地下再喂它们。’每当吃菜的时候，她就会这么说。”她眼里的正经日子就是冬天应该冷，夏天应该热，植物应该按照节气生长;她从不以贞洁要求女人，却反对放纵欲望;至于失手摔死了女儿的邻居，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死了的人死了，活着的人还得活着”。在她的世界里，万物有序，生命按照自然的节律循环生长。
《最慢的是活着》中，没有对祖母的肖像描写，因此她是面目模糊的，然而她又是那样清晰的存在。在“祖母”这里，我突然顿悟了“典型”的意义：她首先是她自己，是“我”的祖母王兰英，她同时又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祖母所具有的普遍特质——无论是生存的状态、生活的观念还是生命的智慧。在这样的典型形象中，最真实的现实感与最深刻的超越性达到了完美的融合，而这一点，正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获得成功的重要标志。
在我看來，《最慢的是活着》是一部通过书写女性私人记忆而达至现实主义美学高度的作品。第一次读《最慢的是活着》时，我无比怀念我自己的祖母，想起她生前对我的疼爱;在时光的流逝中，我又在我的母亲身上无数次地重温“祖母”的形象;如今，我知道我自己也正走在通向“她”的路上。我知道这正是优秀作品所具有的魅力，如乔叶所言：“活着这件原本最快的事，也因此，变成了最慢。”而因为能够激发更多读者的共鸣，活着无疑会更加漫长。“这多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