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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南中国开放门户，面向整个东盟、澳洲、印度和非洲等，广州如果能做好中国与这些地区之间的交往互动中心，成为其中的贸易、高端服务业中心城市，其前景不可限量。
广东自贸区南沙新区南沙港汽车码头。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全球大型企业在华的投资发展也进入了深耕期。今天，全球化大型企业如何在中国的各大区域和大城市中布局，它们更看重的是什么，中国的各大城市又如何在新的情况下加强自身建设，力图对各大外企有更强的吸引力，促进本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在与其他城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南风窗》就这些主题采访了作为业内专家的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谁转得快，谁就主动，城市也是如此
N：最近两年，不少外企都在谈论在华机会的减少，你作为一名资深的经济和金融专家，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就你了解，全球化大企业在华的战略有哪些大的调整？
H：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个问题。我认为，个别外资企业在华经营困难是有的，有的企业调整了在华业务，有些搬迁到东南亚和其他地区。但是，总体上并没有出现所谓撤离潮，至少我没有看到大量外企离开中国的趋势。
外企进入或离开中国，取决于中国市场的引力。如果中国市场仍然有足够引力，他们会留下来，甚至还有更多的企业加入进来。就消费市场而言，2005年～2015年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6.84万亿元上升至30.09万亿元，增长了3.4倍，年均增速15.98%，不仅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增速也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不仅总额增速超过GDP增速，并且消费领域里很多细分行业的增速都超过了GDP增速。从趋势上看，中国现在人均GDP达到了 8000美元左右，而且每年仍然保持全球领先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有着13亿的庞大人口基数，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和内需市场，前景广阔，这样大体量的活跃经济体，全球是很难找的。
从市场上来看，我国人均GDP步入中高收入阶段以后，在一线城市、东部沿海地区不断壮大起来的中产阶层，对生活品质要求迅速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结构与档次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已经从“基本可用”的低端水平向“更优更好”的中高端水平迈进，而消费品供给结构与档次的调整升级缓慢，一方面是供给制约消费需求，巨大的潜能无法实现，另一方面低端落后产能过剩，部分企业经营困难。所以不仅是国内企业，一些提供低端产品、拥有落后产能的外资企业也过不下去了。这个时候，一些相关企业作出调整，生产线迁出中国，到东南亚、非洲等成本更低的地方，是很正常。
中国经济这两年正在升级，由低端制造、落后产能向中高端产品、先进产能转换。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经济发展动力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驱动，而且消费空间刚刚打开，将是全球最有潜力的市场。我相信全球有投资眼光的企业家，都不会忽视这样一个市场。比较而言，有的国家人口众多，但是人均收入过低;有国家的收入相对较高，但是人口体量没有中国这么大。换句话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主要面临的是温饱问题，即使是这种低端需求当时就对全球企业产生了强大的引力，现在随着经济总量扩大、人均收入水平提升、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市场引力更不会小。为什么所有国家、全球企业家都会盯着美国？还不就是因为其经济体量大、市场引力大。
N：你所说的巨大消费市场，应该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上的。
广东自贸区南沙新区南沙港汽车码头。
H：冷静观察中国经济增长轨迹不难发现，从金融危机之前连续上升趋势、金融危机时期大幅波动进入到目前较为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区间运行。数据分析显示，1999年～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保持在上升通道，时间达36个季度。随着金融危机带来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动，中国经济增长在2008年～2011年间也经历了较大波动。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运行发生明显变化，经济增速虽然有一定的下行压力，但始终平稳运行在6.5%～8.5%的区间，形成了一个新的增长通道。预计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也不会发生破位性变化，继续呈现相对平稳运行态势，也就是说大起大落、剧烈变化的概率很小。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中国经济不仅趋稳，而且还出现了明显升级趋势。譬如，过去我们出口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加工品为主，随着国际需求变化和国内劳动成本上升，出口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最近两年发生了改变。仔细分析一下数据会发现，出口负增长的都是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还在迅速增加，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已经在转型升级了。
去年底，亚洲开发银行曾发布报告表示，中国已经终结了日本作为亚洲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的地位。2014年，中国出口的医疗设备、航空和通信器材等高科技产品占亚洲高科技产品总出口额的比例已经从2000年的9.4%上升至43.7%。而日本出口的高科技产品比例则从2000年的25.5%下降至7.7%。包括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份额也有所下降。同一年，低科技含量产品在中国出口中所占比例为28%，较2000年的41%有所下降。尽管仍有许多关键部件从其他国家进口，但中国在高科技制造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低端产业持续萎缩，GDP痛感明显，但必须承受。最先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东部地区正在走出阴影。转型升级，谁转得快，谁就主动，区域如此，城市如此，企业也是如此。
在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在全球的定位必须变化。中国的环境、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已经无法支撑原有的“全球中低端产品世界工厂”的定位。我们只有向中高端转型升级。只要定位准确，坚持不懈，再经二、三十年的努力，我们就有可能成为先进的、中高端产品的制造基地。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不是挽留中低端产业，而是要尽快升级到中高端。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首先要面对的、依托的仍然是巨大的中国内需市场，再在此基础上寻求与欧美市场、其他新兴市场的错位竞争。
城市定位做得好，潜力越大
N：正如你上面说到的例子，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区域之间的竞争，城市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越来越重要，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你认为这对中国的城市发展会有哪些重大影响？
H：经济升级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城市的分化过程。比如，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制造业的全球化转移，既有新兴城市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也有美国出现的像“铁锈地带”城市。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明显感觉到，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中国的城市已经发生了明显地分化。之前中国的大部分城市相差并不大，虽然体量不一，但外形类似，发展思路也类似，都是按照GDP，招商引资，开发区，商业区，等等这样的指标来考量城市发展的。
但随着经济升级步伐的加快，城市的功能开始分化。各个城市越来越重视城市独特的功能定位和经济结构优势。我们发现，往往是那些定位做得好，能集中资源在某些方面取得突破的城市，其发展的情形越好，潜力也越大。
城市的决策者也越来越多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新一轮的北京城市定位中，按照京津冀一体化要求，明确提出疏解传统经济功能。上海则突出自己的金融中心优势，同时做强国际航运中心、高端服务业中心和科技文化产业的中心地位。广州则选择了“建成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发展战略，提出要建设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航空枢纽和国际科技创新枢纽。
N：就你了解，全球化大企业在选择区域总部时的主要考量因素有哪些？具体而言，哪些城市哪些具体的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H：大企业为什么选择一个城市作为区域总部？一般而言，交通便利、区域辐射能力、税收优惠、地方政府的服务能力和亲商性，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除此之外，大企业还会更多地考虑为雇员提供理想的生活环境，譬如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便利的生活环境，还有人文基础，大学、科研院所，良好的教育、医疗，便捷的城市交通，价格合理而又宜居的住房等等，都是重要考量。
还有一些常被我们忽略，但事实上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城市的宜居性，一个城市的整体物理和人文环境对身在其中的居民有着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在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的今天，一个环境清新、居住舒适的城市环境，对城市的整体竞争力有着极大的作用。
看看这轮中国房价上涨的数据，会发现，除了北京、上海这样资源集中的超级城市外，像厦门、苏州和杭州等一些兼有环境优美的城市的房价，往往比经济发展潜力相似的其他城市涨幅要高得多，这就是人们对城市生活的市场化投票。一些比较人性化的外企，会很注重给员工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认为这样能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居住舒适度高的城市，员工素质也相对较高、稳定。
另外，从精神气质上而言，一个城市要有活力，必须能留得住人才，这就需要具有开放、包容的气氛，对人友好，“有容乃大”，才能建成海纳百川的国际化城市。就像说起国际化城市，我们常常会想起纽约一样。
N：广州还提出要打造“全球重要的国际交往中心”，你怎么看待广州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空间，如何在新一轮全球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
H：广州是一个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城市。从最早的十三行贸易开始，广州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最重要中心城市之一。尤其重要的是，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中，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提升，广州的经济腹地事实上已经从中国的华南地区，密集地辐射到整个“南海经济圈”，乃至非洲和中东地区。
现在全球有三大活跃经济圈，即主要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经济圈，欧盟经济圈，以及包括中日韩、东盟、印度和澳洲等在内的东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经济圈。其中我们所在的最后的这个经济圈中，互相之间结合不像前两者紧密，但是相对而言是最为活跃的。尤其是包括中国的珠三角和东盟这一块，我称之为“南海经济圈”，经济发展稳定，中产阶层整体兴起，市场潜力巨大，是当前全球企业争夺的重要市场。中国的企业现在在东盟和澳洲等地的发展深度和广度都非常大。
我们看一下世界地图就会发现，广州正好处在中国的珠三角与东盟、澳洲等重要经济发展区域的中心位置。居南中国开放门户，面向整个东盟、澳洲、印度和非洲等，广州如果能做好中国与这些地区之间的交往互动中心，成为其中的贸易、高端服务业中心城市，其前景不可限量。
当然，要做到这样的中心城市，必须要有城市自身的整体提升。像香港和新加坡这样的国际化商业城市，有许多值得广州学习的地方，各种国际化的规则意识很重要，像法律、会计和一系列中介组织等等，和经济升级相关的，都必须要进一步成熟起来。在这一点，中国内地的城市目前还存在很多不足，基本上是处于同一起步点的。这就是中国经济升级的城市版。中国经济升级，需要产业、基础设施、科教文卫等各方面的升级，同时也需要作为整体的城市的升级。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下，分析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大企业”与“小企业”的经济结构特点，并不是畸轻畸重的战略偏好，而是有机结合的战略安排。纵观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经济战略，在经济学界存在这样的共识：一方面，国际竞争与国际地位取决于大企业的数量与质量，尤其是在全球有影响力的跨国大企业的数量;另一方面，国内稳定与经济基础往往取决于小企业的活力，尤其是在为大企业服务中脱颖而出的专业化小企业和深入为居民服务的百年老店数量。二者不可偏废，否则将导致战略畸形，经济增长陷入不可持续。
广东自贸区南沙新区南沙港汽车码头。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全球大型企业在华的投资发展也进入了深耕期。今天，全球化大型企业如何在中国的各大区域和大城市中布局，它们更看重的是什么，中国的各大城市又如何在新的情况下加强自身建设，力图对各大外企有更强的吸引力，促进本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在与其他城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南风窗》就这些主题采访了作为业内专家的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谁转得快，谁就主动，城市也是如此
N：最近两年，不少外企都在谈论在华机会的减少，你作为一名资深的经济和金融专家，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就你了解，全球化大企业在华的战略有哪些大的调整？
H：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个问题。我认为，个别外资企业在华经营困难是有的，有的企业调整了在华业务，有些搬迁到东南亚和其他地区。但是，总体上并没有出现所谓撤离潮，至少我没有看到大量外企离开中国的趋势。
外企进入或离开中国，取决于中国市场的引力。如果中国市场仍然有足够引力，他们会留下来，甚至还有更多的企业加入进来。就消费市场而言，2005年～2015年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6.84万亿元上升至30.09万亿元，增长了3.4倍，年均增速15.98%，不仅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增速也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不仅总额增速超过GDP增速，并且消费领域里很多细分行业的增速都超过了GDP增速。从趋势上看，中国现在人均GDP达到了 8000美元左右，而且每年仍然保持全球领先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有着13亿的庞大人口基数，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和内需市场，前景广阔，这样大体量的活跃经济体，全球是很难找的。
从市场上来看，我国人均GDP步入中高收入阶段以后，在一线城市、东部沿海地区不断壮大起来的中产阶层，对生活品质要求迅速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结构与档次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已经从“基本可用”的低端水平向“更优更好”的中高端水平迈进，而消费品供给结构与档次的调整升级缓慢，一方面是供给制约消费需求，巨大的潜能无法实现，另一方面低端落后产能过剩，部分企业经营困难。所以不仅是国内企业，一些提供低端产品、拥有落后产能的外资企业也过不下去了。这个时候，一些相关企业作出调整，生产线迁出中国，到东南亚、非洲等成本更低的地方，是很正常。
中国经济这两年正在升级，由低端制造、落后产能向中高端产品、先进产能转换。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经济发展动力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驱动，而且消费空间刚刚打开，将是全球最有潜力的市场。我相信全球有投资眼光的企业家，都不会忽视这样一个市场。比较而言，有的国家人口众多，但是人均收入过低;有国家的收入相对较高，但是人口体量没有中国这么大。换句话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主要面临的是温饱问题，即使是这种低端需求当时就对全球企业产生了强大的引力，现在随着经济总量扩大、人均收入水平提升、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市场引力更不会小。为什么所有国家、全球企业家都会盯着美国？还不就是因为其经济体量大、市场引力大。
N：你所说的巨大消费市场，应该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上的。
H：冷静观察中国经济增长轨迹不难发现，从金融危机之前连续上升趋势、金融危机时期大幅波动进入到目前较为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区间运行。数据分析显示，1999年～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保持在上升通道，时间达36个季度。随着金融危机带来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动，中国经济增长在2008年～2011年间也经历了较大波动。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运行发生明显变化，经济增速虽然有一定的下行压力，但始终平稳运行在6.5%～8.5%的区间，形成了一个新的增长通道。预计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也不会发生破位性变化，继续呈现相对平稳运行态势，也就是说大起大落、剧烈变化的概率很小。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中国经济不仅趋稳，而且还出现了明显升级趋势。譬如，过去我们出口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加工品为主，随着国际需求变化和国内劳动成本上升，出口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最近两年发生了改变。仔细分析一下数据会发现，出口负增长的都是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还在迅速增加，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已经在转型升级了。
去年底，亚洲开发银行曾发布报告表示，中国已经终结了日本作为亚洲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的地位。2014年，中国出口的医疗设备、航空和通信器材等高科技产品占亚洲高科技产品总出口额的比例已经从2000年的9.4%上升至43.7%。而日本出口的高科技产品比例则从2000年的25.5%下降至7.7%。包括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份额也有所下降。同一年，低科技含量产品在中国出口中所占比例为28%，较2000年的41%有所下降。尽管仍有许多关键部件从其他国家进口，但中国在高科技制造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低端产业持续萎缩，GDP痛感明显，但必须承受。最先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东部地区正在走出阴影。转型升级，谁转得快，谁就主动，区域如此，城市如此，企业也是如此。
在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在全球的定位必须变化。中国的环境、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已经无法支撑原有的“全球中低端产品世界工厂”的定位。我们只有向中高端转型升级。只要定位准确，坚持不懈，再经二、三十年的努力，我们就有可能成为先进的、中高端产品的制造基地。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不是挽留中低端产业，而是要尽快升级到中高端。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首先要面对的、依托的仍然是巨大的中国内需市场，再在此基础上寻求与欧美市场、其他新兴市场的错位竞争。
城市定位做得好，潜力越大
N：正如你上面说到的例子，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区域之间的竞争，城市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越来越重要，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你认为这对中国的城市发展会有哪些重大影响？
H：经济升级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城市的分化过程。比如，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制造业的全球化转移，既有新兴城市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也有美国出现的像“铁锈地带”城市。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明显感觉到，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中国的城市已经发生了明显地分化。之前中国的大部分城市相差并不大，虽然体量不一，但外形类似，发展思路也类似，都是按照GDP，招商引资，开发区，商业区，等等这样的指标来考量城市发展的。
但随着经济升级步伐的加快，城市的功能开始分化。各个城市越来越重视城市独特的功能定位和经济结构优势。我们发现，往往是那些定位做得好，能集中资源在某些方面取得突破的城市，其发展的情形越好，潜力也越大。
城市的决策者也越来越多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新一轮的北京城市定位中，按照京津冀一体化要求，明确提出疏解传统经济功能。上海则突出自己的金融中心优势，同时做强国际航运中心、高端服务业中心和科技文化产业的中心地位。广州则选择了“建成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发展战略，提出要建设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航空枢纽和国际科技创新枢纽。
N：就你了解，全球化大企业在选择区域总部时的主要考量因素有哪些？具体而言，哪些城市哪些具体的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H：大企业为什么选择一个城市作为区域总部？一般而言，交通便利、区域辐射能力、税收优惠、地方政府的服务能力和亲商性，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除此之外，大企业还会更多地考虑为雇员提供理想的生活环境，譬如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便利的生活环境，还有人文基础，大学、科研院所，良好的教育、医疗，便捷的城市交通，价格合理而又宜居的住房等等，都是重要考量。
还有一些常被我们忽略，但事实上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城市的宜居性，一个城市的整体物理和人文环境对身在其中的居民有着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在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的今天，一个环境清新、居住舒适的城市环境，对城市的整体竞争力有着极大的作用。
看看这轮中国房价上涨的数据，会发现，除了北京、上海这样资源集中的超级城市外，像厦门、苏州和杭州等一些兼有环境优美的城市的房价，往往比经济发展潜力相似的其他城市涨幅要高得多，这就是人们对城市生活的市场化投票。一些比较人性化的外企，会很注重给员工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认为这样能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居住舒适度高的城市，员工素质也相对较高、稳定。
另外，从精神气质上而言，一个城市要有活力，必须能留得住人才，这就需要具有开放、包容的气氛，对人友好，“有容乃大”，才能建成海纳百川的国际化城市。就像说起国际化城市，我们常常会想起纽约一样。
N：广州还提出要打造“全球重要的国际交往中心”，你怎么看待广州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空间，如何在新一轮全球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
H：广州是一个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城市。从最早的十三行贸易开始，广州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最重要中心城市之一。尤其重要的是，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中，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提升，广州的经济腹地事实上已经从中国的华南地区，密集地辐射到整个“南海经济圈”，乃至非洲和中东地区。
现在全球有三大活跃经济圈，即主要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经济圈，欧盟经济圈，以及包括中日韩、东盟、印度和澳洲等在内的东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经济圈。其中我们所在的最后的这个经济圈中，互相之间结合不像前两者紧密，但是相对而言是最为活跃的。尤其是包括中国的珠三角和东盟这一块，我称之为“南海经济圈”，经济发展稳定，中产阶层整体兴起，市场潜力巨大，是当前全球企业争夺的重要市场。中国的企业现在在东盟和澳洲等地的发展深度和广度都非常大。
我们看一下世界地图就会发现，广州正好处在中国的珠三角与东盟、澳洲等重要经济发展区域的中心位置。居南中国开放门户，面向整个东盟、澳洲、印度和非洲等，广州如果能做好中国与这些地区之间的交往互动中心，成为其中的贸易、高端服务业中心城市，其前景不可限量。
当然，要做到这样的中心城市，必须要有城市自身的整体提升。像香港和新加坡这样的国际化商业城市，有许多值得广州学习的地方，各种国际化的规则意识很重要，像法律、会计和一系列中介组织等等，和经济升级相关的，都必须要进一步成熟起来。在这一点，中国内地的城市目前还存在很多不足，基本上是处于同一起步点的。这就是中国经济升级的城市版。中国经济升级，需要产业、基础设施、科教文卫等各方面的升级，同时也需要作为整体的城市的升级。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下，分析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大企业”与“小企业”的经济结构特点，并不是畸轻畸重的战略偏好，而是有机结合的战略安排。纵观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经济战略，在经济学界存在这样的共识：一方面，国际竞争与国际地位取决于大企业的数量与质量，尤其是在全球有影响力的跨国大企业的数量;另一方面，国内稳定与经济基础往往取决于小企业的活力，尤其是在为大企业服务中脱颖而出的专业化小企业和深入为居民服务的百年老店数量。二者不可偏废，否则将导致战略畸形，经济增长陷入不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