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巴黎,最后一班地铁》时,地铁离我还很遥远,遥远到只能沦为一种虚妄的想象。但是我却记住了一个女人在最后一班地铁等待一个男人。那个女人,凯瑟琳·德纳芙,那一年,她刚好三十七岁。带着即将老去的憔悴,但眉目之间还倔强地残留着几分青涩的回声。就像晚春时候的花朵,稚嫩与衰老并存于同一个躯体。这是地铁带给我最文艺的想象,远比后来的《开往春天的地铁》文艺得多。
　　吕克·贝松的《地铁》却告诉了我一个更加立体的地铁世界。那里有“来无影去无踪”的“滑轮小子”;有力大无穷的大力士比尔;也有古怪的卖花人。还有滑稽无能的警察们和私家侦探。所以,当后来我看见有人在广州地铁1号线跳起了皮筋,在地铁里带着防毒面具巡游的女白领,身穿黑衣的“骷髅”出没于上海地铁四号线时,我已经清楚地发现了一个事实,地铁不仅仅只是地铁,它是人类通向另外一个世界的入口。
　　从一号线全线土建完工到列车首次在隧道内试运行,一系列与地铁相关的新闻都在刺激着成都的人们。或许是黑客帝国的矩阵世界,又或许是更光彩斑驳的未来地下城。总之我们知道,这一天对于成都而言已经不远。
　　1941年,一个脸上长着青春痘,言行木讷的犹太人,长期往返于学校和打工的面包店,而地铁成为他最主要的伙伴。就是在地铁里,他看完了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歌剧剧本集,由此诞生了著名的《基地》系列。当年神情木讷的地铁怪客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
　　在阿西莫夫的科幻世界里,SUB-CITY就是一个由SUBWAY衍生的城市。当然,未来世界里的SUB-CITY并非是一个值得向往的城市。对于一个悲观主义者而言,阿西莫夫实在不觉得地球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于是,他将未来人类居住的地方称之为“地穴”。人类只有生活在200米深的地下城里,人们吃变异的昆虫,喝污浊的水。这里没有阳光,只有太阳能电池板从地表运送的能量转化而来的人工照明。当然,不仅仅是这样,生活在地下城的人们,年轻人以吸食精神麻醉品为荣,大多数的人处于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没有任何法律和道德能够约束他们,就算你自认为是那些流氓小混混中的一员,这里也并不能带给你更多做恶后的快感,因为人们很快便发现,在地下生活的唯一乐趣便是用短暂的青春生命换取一小把药片儿……这样的幻想,的确是一件让人沮丧的事情。可是,那时飞越大西洋还只是一种可能,全球变暖对于人们而言还是个新鲜词汇,哥本哈根的全球峰会还是件连谱也没有的事情,我们也不用讨论关于碳排放的话题。如今,你看,2010已经来了,2012还远么?
　　对未来的幻想,绝对不只是科幻小说家的专利。从SUBWAY到SUB-CITY的幻想也绝非只有地穴这一条悲观的路径。
　　斯德哥尔摩的地铁,总会让人联想起7又2分之一站台,或许一不小心,我们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魔法世界,在那端地下魔法城的入口处,站着一个长得很像哈利波特的接待生;巴塞罗那的地铁或许是通往地下矩阵的入口,Drassanes站连天花板都是对比强烈的深黑色,再搭配上那长长的荧光灯,一转身,可能会看到基努里维斯正用光速从你的身边闪过;多伦多的地铁又给了我们另外一种可能,这个新地铁站用博物馆收藏复制品(比如埃及石棺、图腾柱、玛雅雕塑)取代了沉闷的支柱,硕大的镂空站名用铝板制成,隐约可看到象形文字底纹,如果未来真的不适合我们居住了,我们就在这里实现穿越吧!
　　所以你看,地铁总是这样让人着迷,总是让人忍不住幻想,如果某一天,这些纵横在地下的轨道终于串联在了一起,四通八达,无所不包,而我们就真的身居SUB-CITY了。地下200米,或许只是一种未来的可能。银河纪年XXX年的一颗表面沧桑的星球,被银河里的其他星系在深邃的星空中用悲悯的目光注视着,可是就在它的内核,在离地表200米的深处,却孕育着另外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一个叫几米的男人总是喜欢蹲在人来人往的入口处,拿着一支笔不停地在记事薄上涂涂画画,有时候经过的人们会看他一眼,但是又很快地转移视线,继续目不转睛地向前走,奔向自己的目的地;有一对情侣躲在地下城国家安全总署17号太空发射基地的管道旁,聊着诗情画意的主题,而他们的一切都落在了几米的眼里,尽管相爱是短暂的瞬间就能决定的事情,但是那一瞬间总是让人印象深刻;后来人们开始传阅一本名叫《地下铁》的绘本,尽管人们的谈话总是从地下城难吃的食物开始,但谈到它的时候,人们的脸上还是会浮现出幸福的表情,我依稀还能记得那本书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们何其幸运,无法确知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