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5月28日，在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一篇特殊的毕业致辞。通过这篇毕业致辞，奥巴马回应了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质疑和批评，回答了“如何保持美国的领导力”这一核心问题，向世界全面阐释了他的外交政策理念。美国媒体对这篇演讲的内容毁誉参半，对奥巴马为外交政策而做的辩护褒贬不一。然而，各大媒体对这篇演说的重要性却是众口一辞，认为它集中反映了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思想，标志着“奥巴马主义”的正式出炉。
美国外交寻求“中庸之道”
奥巴马在演讲中指出，美国的外交战略一直受两种思想支配：一种是“干涉主义”，一种是“孤立主义”。孤立主义者从现实利益角度出发，认为美国不该介入叙利亚、乌克兰或中非的冲突。“经过代价高昂的战争和国内不断的反战宣传，这种观点已经被很多美国人接受”。而干涉主义者则认为美国不能对这些冲突视而不见，否则美国自身会走向灾难。在他们看来，美国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是世界免于战乱的最后保障。“面对叙利亚的暴政和俄罗斯的挑衅，美国如果不采取行动，不仅违背了我们的良知，而且会招致未来日益升级的侵略行动”。
“奥巴马主义”则吸取了小布什时代的教训，选择在“孤立主义”与“干预主义”中间寻找新的平衡。小布什时期，美国将“干涉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他选择绕过联合国发动了两场战争，用坚决的军事打击回应“基地”组织的挑衅。然而，许多年过去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依然动荡不安，美国却因巨额的战争花费而负债累累。正如奥巴马所说的那样：21世纪的美国孤立主义并不是可取的方案，但是，在海外争取和平与自由、保障美国利益并不意味着在任何问题上都需要采取军事手段。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所犯的一些代价最高昂的错误都不是因为采取克制态度，而是因为没有认真考虑后果就匆忙进行军事冒险。奥巴马认为：美国必须一如既往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但是，美国的军事行动不能成为我们在每个场合发挥领导作用的惟一因素——甚至不是最基本的因素。“不能因为我们有最优质的榔头，就把每个问题都当成钉子”。
“奥巴马主义”还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提高出兵的门槛。若地区热点问题不对核心利益（美国公民、国土、生活方式）构成直接威胁时，必须动员盟邦和伙伴采取集体行动，扩展干预方式，如采取深度外交、制裁、国际法等手段；在正当、必要和有效的情况下，采取多边军事行动。其次，调整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改变军事干预的传统做法，与国内有恐怖主义基地的某些国家进行有效的伙伴合作。第三，严格维护国际秩序，美国需要以身作则地发挥领导作用，尊重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权威，降低美国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制度成本。最后，美国将更多地运用非军事手段推广民主、保护人权。
美国大战略依旧“迷失”
“奥巴马主义”主张慎用武力，运用结盟、国际法、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等多种非军事手段实现外交目的，体现了美国政府对两场战争的反思，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些内容从2011年奥巴马为在利比亚实施军事干预而进行辩护的演讲中也能找到，因此诸多媒体评价此次演讲“毫无新意”。但若换个视角，从奥巴马西点军校的演讲中去寻觅美国未来两年的战略规划布局，不难看出其中诸多的矛盾与问题——美国既想要“当老大”，又不愿承担过多义务；既想要维护国际秩序稳定，又把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群体视为威胁。奥巴马虽然只字未提“亚太再平衡”，却多次点名批评中国和俄罗斯，其“大战略”依然逻辑混乱，缺乏操作性。
很多美国学者将“奥巴马主义”与“尼克松主义”做类比，两者确实存在相似之处，如都对战争进行反思，都在收缩全球义务，都希望“充分发挥盟友体系”来实现集体安全，都支持盟友发展军事力量以自卫。但两者一个很显著的不同是，“尼克松主义”有配套的大战略而“奥巴马主义”没有。在越南战争之后，尼克松和“战略设计大师”基辛格都认为，美国在海外动武的能力下降了，因此降低了争霸的调门，着手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并通过中美“握手”改变了全球格局，使自己能够在海外力量收缩的大背景下保持战略主动权。但奥巴马却截然相反，一方面不愿意承认美国力量的衰退，继续高调地宣扬“必然领导世界”的理论，给自己“戴高帽”；另一方面从未努力缓和同潜在对手的紧张关系，继续通过给对手“穿小鞋”激化大国矛盾。而事实上，缺少了俄罗斯的合作，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无法取得突破；缺少了中国配合，美国在施压朝鲜方面也难以取得进展；少了俄罗斯参与的“G7”已沦为西方自娱自乐的工具；没有中国参加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更像是松散的政治联盟而非区域一体化机制。美国的战略导致中国和俄罗斯更加亲近，两国能源大单的签署给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亚洲的前景蒙上了阴影。伴随亚信峰会召开，一个崭新的亚洲集体安全机制正在形成：一个以中俄战略合作为龙头、基于陆权的新型伙伴体系和美国基于海权的盟友体系“分庭抗礼”，削弱了美国在亚洲安全事务上的影响力。而美国加强对日承诺、煽动越南反华的做法实则是在“制造冲突”而非“化解冲突”，只会使自己在热点问题上越陷越深，离卷入军事对抗越来越近。可以说，缺乏大战略支持的“奥巴马主义”只是一个政治口号，只会加剧当前美国外交进退两难的窘境，难以实现“休养生息”、“左右逢源”的目的。
只是推卸责任的一个幌子
提出“奥巴马主义”的精巧之处在于：它既否定了前任总统的外交战略，又迎合了当下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对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有利；既想摆脱战争的束缚与沉重的安全责任，又想为自己收获一个全球领导者的好名声，还能为近期一系列外交不作为开脱。
共和党鹰派人物约翰·麦凯恩认为，“奥巴马主义”会向外界表明“美国不可信、不愿意扮演领导角色”。“美国正在不惜代价地寻求撤退”，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专家迈克尔·奥汉隆对美国当前的战略态势忧心忡忡，“我们恰恰在最后一个阶段失去了冷静”。近日伊拉克局势的突然恶化就是最好的例证。极端武装势力“伊拉克—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残暴行径让奥巴马颜面尽失。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巴马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讲中还宣称“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是中东政治现代化的典范”。
伊拉克今天的乱局是美国11年来对伊拉克政策所产生的叠加效应。首先，美军攻打伊拉克后，强力打击萨达姆逊尼派，打破了该国原有的政治力量平衡，导致逊尼派反政府势力的发展；其次，美国撤军时，伊拉克安全局势并不稳定，暴恐事件频发，重建进程困难重重，而美国对此并不关心；再次，突然撤军造成伊拉克军队士气低落，本土部队未经受良好训练，难以应对复杂的安全问题，给恐怖分子大开了方便之门；最后，美国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导致其和伊拉克逊尼派反政府势力结合，力量不断壮大，美国虽已察觉，但听之任之，最终自酿苦果。根据英国《每日邮报》6月14日报道，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奥巴马需要为今天的伊拉克乱局负责，动乱的根源就在于奥巴马不顾形势发展，急于结束战争。这些批评无疑给了“奥巴马主义”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奥巴马骄傲地宣称，美国必须领导世界，然而，一个全球领导者首先应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发动一场错误战争的美国不仅需要检讨其外交战略，更需要为战争的后果负责。打着“奥巴马主义”的幌子一走了之，不仅给恐怖分子留下了发展的温床，给国家安全带来更大风险，还会有损于美国对外干预的“正义性”和国际形象。打着反恐、支持民主人权旗号制造了一个个乱局的美国理应收拾残局。只有切实负起责任，美国民众才能真正理解减少单边军事行动的必要性，美国才能在介入地区热点问题上更加审慎和理性。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美国外交寻求“中庸之道”
奥巴马在演讲中指出，美国的外交战略一直受两种思想支配：一种是“干涉主义”，一种是“孤立主义”。孤立主义者从现实利益角度出发，认为美国不该介入叙利亚、乌克兰或中非的冲突。“经过代价高昂的战争和国内不断的反战宣传，这种观点已经被很多美国人接受”。而干涉主义者则认为美国不能对这些冲突视而不见，否则美国自身会走向灾难。在他们看来，美国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是世界免于战乱的最后保障。“面对叙利亚的暴政和俄罗斯的挑衅，美国如果不采取行动，不仅违背了我们的良知，而且会招致未来日益升级的侵略行动”。
“奥巴马主义”则吸取了小布什时代的教训，选择在“孤立主义”与“干预主义”中间寻找新的平衡。小布什时期，美国将“干涉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他选择绕过联合国发动了两场战争，用坚决的军事打击回应“基地”组织的挑衅。然而，许多年过去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依然动荡不安，美国却因巨额的战争花费而负债累累。正如奥巴马所说的那样：21世纪的美国孤立主义并不是可取的方案，但是，在海外争取和平与自由、保障美国利益并不意味着在任何问题上都需要采取军事手段。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所犯的一些代价最高昂的错误都不是因为采取克制态度，而是因为没有认真考虑后果就匆忙进行军事冒险。奥巴马认为：美国必须一如既往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但是，美国的军事行动不能成为我们在每个场合发挥领导作用的惟一因素——甚至不是最基本的因素。“不能因为我们有最优质的榔头，就把每个问题都当成钉子”。
“奥巴马主义”还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提高出兵的门槛。若地区热点问题不对核心利益（美国公民、国土、生活方式）构成直接威胁时，必须动员盟邦和伙伴采取集体行动，扩展干预方式，如采取深度外交、制裁、国际法等手段；在正当、必要和有效的情况下，采取多边军事行动。其次，调整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改变军事干预的传统做法，与国内有恐怖主义基地的某些国家进行有效的伙伴合作。第三，严格维护国际秩序，美国需要以身作则地发挥领导作用，尊重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权威，降低美国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制度成本。最后，美国将更多地运用非军事手段推广民主、保护人权。
美国大战略依旧“迷失”
“奥巴马主义”主张慎用武力，运用结盟、国际法、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等多种非军事手段实现外交目的，体现了美国政府对两场战争的反思，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些内容从2011年奥巴马为在利比亚实施军事干预而进行辩护的演讲中也能找到，因此诸多媒体评价此次演讲“毫无新意”。但若换个视角，从奥巴马西点军校的演讲中去寻觅美国未来两年的战略规划布局，不难看出其中诸多的矛盾与问题——美国既想要“当老大”，又不愿承担过多义务；既想要维护国际秩序稳定，又把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群体视为威胁。奥巴马虽然只字未提“亚太再平衡”，却多次点名批评中国和俄罗斯，其“大战略”依然逻辑混乱，缺乏操作性。
很多美国学者将“奥巴马主义”与“尼克松主义”做类比，两者确实存在相似之处，如都对战争进行反思，都在收缩全球义务，都希望“充分发挥盟友体系”来实现集体安全，都支持盟友发展军事力量以自卫。但两者一个很显著的不同是，“尼克松主义”有配套的大战略而“奥巴马主义”没有。在越南战争之后，尼克松和“战略设计大师”基辛格都认为，美国在海外动武的能力下降了，因此降低了争霸的调门，着手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并通过中美“握手”改变了全球格局，使自己能够在海外力量收缩的大背景下保持战略主动权。但奥巴马却截然相反，一方面不愿意承认美国力量的衰退，继续高调地宣扬“必然领导世界”的理论，给自己“戴高帽”；另一方面从未努力缓和同潜在对手的紧张关系，继续通过给对手“穿小鞋”激化大国矛盾。而事实上，缺少了俄罗斯的合作，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无法取得突破；缺少了中国配合，美国在施压朝鲜方面也难以取得进展；少了俄罗斯参与的“G7”已沦为西方自娱自乐的工具；没有中国参加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更像是松散的政治联盟而非区域一体化机制。美国的战略导致中国和俄罗斯更加亲近，两国能源大单的签署给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亚洲的前景蒙上了阴影。伴随亚信峰会召开，一个崭新的亚洲集体安全机制正在形成：一个以中俄战略合作为龙头、基于陆权的新型伙伴体系和美国基于海权的盟友体系“分庭抗礼”，削弱了美国在亚洲安全事务上的影响力。而美国加强对日承诺、煽动越南反华的做法实则是在“制造冲突”而非“化解冲突”，只会使自己在热点问题上越陷越深，离卷入军事对抗越来越近。可以说，缺乏大战略支持的“奥巴马主义”只是一个政治口号，只会加剧当前美国外交进退两难的窘境，难以实现“休养生息”、“左右逢源”的目的。
只是推卸责任的一个幌子
提出“奥巴马主义”的精巧之处在于：它既否定了前任总统的外交战略，又迎合了当下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对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有利；既想摆脱战争的束缚与沉重的安全责任，又想为自己收获一个全球领导者的好名声，还能为近期一系列外交不作为开脱。
共和党鹰派人物约翰·麦凯恩认为，“奥巴马主义”会向外界表明“美国不可信、不愿意扮演领导角色”。“美国正在不惜代价地寻求撤退”，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专家迈克尔·奥汉隆对美国当前的战略态势忧心忡忡，“我们恰恰在最后一个阶段失去了冷静”。近日伊拉克局势的突然恶化就是最好的例证。极端武装势力“伊拉克—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残暴行径让奥巴马颜面尽失。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巴马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讲中还宣称“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是中东政治现代化的典范”。
伊拉克今天的乱局是美国11年来对伊拉克政策所产生的叠加效应。首先，美军攻打伊拉克后，强力打击萨达姆逊尼派，打破了该国原有的政治力量平衡，导致逊尼派反政府势力的发展；其次，美国撤军时，伊拉克安全局势并不稳定，暴恐事件频发，重建进程困难重重，而美国对此并不关心；再次，突然撤军造成伊拉克军队士气低落，本土部队未经受良好训练，难以应对复杂的安全问题，给恐怖分子大开了方便之门；最后，美国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导致其和伊拉克逊尼派反政府势力结合，力量不断壮大，美国虽已察觉，但听之任之，最终自酿苦果。根据英国《每日邮报》6月14日报道，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奥巴马需要为今天的伊拉克乱局负责，动乱的根源就在于奥巴马不顾形势发展，急于结束战争。这些批评无疑给了“奥巴马主义”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奥巴马骄傲地宣称，美国必须领导世界，然而，一个全球领导者首先应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发动一场错误战争的美国不仅需要检讨其外交战略，更需要为战争的后果负责。打着“奥巴马主义”的幌子一走了之，不仅给恐怖分子留下了发展的温床，给国家安全带来更大风险，还会有损于美国对外干预的“正义性”和国际形象。打着反恐、支持民主人权旗号制造了一个个乱局的美国理应收拾残局。只有切实负起责任，美国民众才能真正理解减少单边军事行动的必要性，美国才能在介入地区热点问题上更加审慎和理性。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