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科学书籍的编译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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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挽祖国于沉沦而发动的一场政治改革运动。维新志士最迫切的政治愿望就是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又使他们不得不承认,国势之振兴,民权之发扬,必“自大开民智始”。因为“民智不开,遽用民权,则举国聋瞽,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这样,开启千百万黎民百姓的智慧就成为变法维新、立宪救国的当务之急,而在维新派看来,能够担当这一历史重任的只有近代科学。科学能够“将世界之迷梦打破”,结束人类“为神异所愚”和“为君主所屈”的历史,“科学之力日盛,则迷信之力日衰”,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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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我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迄今已有七八年了。正因为如此,对农村改革的性质如何认识,就关系到对我国整个改革性质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对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仍存有种种怀疑,而且近来思想上有所回潮,诸如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好是好,就是破坏了集体经济”;“说它一时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尚可,说它是社会主义的则很勉强”;“实质上是恢复了个体单干”,
<正>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随着当前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越来越显得明显。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需要多方位、多角度进行。本文试从五四时期我国标点符号的制订过程,探讨一下那时我国革命知识分子都做了一些什么,从而所体现出来的感情趋向、理性抉择、心理认同又是什么,这些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中外文化的新碰撞所得到的启示又是什么。 一、既注重借鉴,又注重继承和创新 五四运动以前,我国所用的书面语言是文言文,正宗的文言不分段,不着标点,封建统治者利用这种语言形式,来垄断文化,以达到其愚民之目的。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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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表明,各地区、部门及企业只有内在的投资需求冲动而没有自我抑制投资欲求的自调力,是投资规模膨胀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控制投资规模,首先是要控制各地区、部门及企业的投资需求冲动,使它们能对自己的投资需求进行自我抑制。但是,我们长期却忽视了这一点,在投资规模的宏观控制上往往采取“堵截式”的死控办法,只注意对投资要素的分配、投资过程等进行控制,而忽视对投资需求的约束,使得各地区、部门及企业不会对自己过度的投资需求进行主动制约。其结果是国家无法控制由各地区、部门及企业所
<正>一、问题的提出 屈原放逐江南,究竟被安置到了何处?这个问题本来并不复杂,从汉人司马迁到为《楚辞》作“章句”的王逸,均曾作过明确的交代。他们都以沅湘之间为屈原放逐江南的“窜伏”之域。 但由于屈原在描述自己放逐路线的《哀郢》一诗中,出现了“夏浦”、“陵阳”等语;《涉江》中还提及了“鄂渚”这个地方。按通常的解说,“夏浦”,即今“汉口”;“鄂诸”则力今“武昌”;“陵阳”更远在安徽的太平、青阳一带。屈原既放于沅湘之间,为何又远涉武昌、陵阳?这使许多屈赋研究者百思而不得其解。所以,到了清人蒋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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