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开放，是文化生长的重要契】

　　钟晓毅：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那一时期的广东投身到改革的洪流当中，意气风发，敢立潮头，黄树森老师在丛书《叩问岭南》中的一句话给我印象深刻：“中国现代化的进军，是在岭南这一海滩登陆的。”这句话，其实高度概括了广东改革开放这40年来，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谱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
　　经济方面自不待言，广东创造了许多第一，当时社会上就有“珠江水、广东粮、岭南衣、粤家电”的说法，我们在流行音乐、综艺节目、选美比赛、现代传媒等各种文化活动、文化形式上，可以说同样风起云涌，创造了无数经典，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势不可挡的热潮。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广东人在文化方面，也与经济上“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样，敢为人先。我们都是当时的亲历者，回忆起这段激情澎湃的岁月，可以说是格外有感情。
　　黄树森：我经常说“叩问岭南，就是叩问中国当代新文化”。广东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勃兴，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将其放在近现代甚至更久远的历史链条下考察，是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和生长土壤的。在古代，岭南隔着五岭，被称为“南蛮之地”，与中原沟通较少，地理上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但这种封闭只是相对于中原文化、内陆文化而言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封闭也逼迫岭南扎根于本土文化自身的發展，接受中原传统文化因袭的负担也较少。海洋给了岭南人更为开放的条件，他们越洋过海，将西方文明带进国内，这种中西方经济、文化的碰撞与嫁接，使岭南成为中国沿海地区独一无二的“另类”和“异数”。南北朝时，印度佛教释迦牟尼的第二十八代祖菩提达摩航海来华，登陆广州，带来了佛教文化；唐代时，六祖惠能创立禅宗；明末清初之际，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先后到达澳门、广州，开启了西风东渐的大门……
　　当西方人撬开中国大门后，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这批人士大都与广东有某种渊源，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是广东人，而林则徐也在广东生活过。岭南文化在海风的沐浴下，一度璀璨辉煌，涌现的许多“第一人”都生在广东——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第一个大工程师詹天佑，第一个机器纺织业创办者陈启源，第一个飞行家冯如，第一个倡导新诗的诗界革命代表黄遵宪……可见，每到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节点上，广东人总是敢于喝“头啖汤”，敢于打破条条框框，而打破封闭，走向开放，乃是文化生长的重要契机。
　　加上广东在历史上就长期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清政府开放海禁后，广州的商业更加趋向繁荣，全国的对外贸易都要经过广州，经商贸易的发展鼓励并促进及时消费，于是，流行文化、商业文化应运而生。新时期的广东文化，正是在承接这一近现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后，广东作为龙头，得到了更为良好的环境和更难得的契机，广东流行文化的崛起也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港台流行文化对广东影响深远】

　　钟晓毅：没错。从明清开始，广州就是一口通商，当时的西关地区自十三行建立以来，经济富庶，今天荔湾区宝华路、多宝路、逢源坊一带在那时豪宅林立、巨户云集。广东人为什么向来低调、务实，就是因为他们是见过大世面的。广东人这一百多年来文化的自信心很强，而且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高，在接受的同时，也会进行筛选，善于学习。比如广东因为地理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改革开放时期对港台文化的模仿、引进，就是一种文化创新的起步——可以说，没有港台文化，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娱乐文化。
　　最典型的就是武侠小说和流行音乐了。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与香港一水之隔的广州，与香港之间的民间交流多了起来，那时最早能见到的武侠小说几乎都是由港澳亲友带进来的。刚刚开放的时候，广州的民间流行一句口语，人们见面了会相互问：“你家有南风窗吗？”所谓的“南风窗”，其实就是说家里有没有亲戚在香港或澳门。
　　1980年我刚上暨南大学，一进校就接触到了武侠小说，因为暨南大学有很多港澳学生，他们带来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作品，我和同学们才因此较早地看到了这种新鲜的文体。当时每本书都是经无数人的手才传到我们手里的，等拿到的时候都已经被翻得破破烂烂了，虽然如此，内心的震撼直到今天依然难以磨灭：原来文学还可以这样写。还有邓丽君的歌曲，也是通过卡带悄然通过民间渠道进入广东的，我们以前都听惯了“八个样板戏”或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文革”时期，整个社会提倡“一首歌就是一堂政治课”，强调用歌曲鼓舞革命斗志，突然有这么一些柔美的歌曲过来，确实是打开了另外一个空间。
　　1970年代末，广交会吸引了大量外商，可入住宾馆后他们发现，手上虽然攥着大把外汇，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可供消遣——这就是当时内地的普遍情况。有心者便开始借鉴香港的茶楼或夜总会的形式，首先在东方宾馆设立“音乐茶座”，茶座提供饮料、小食，听众花钱买一张票，便可以听歌手献唱。短短几年间，广州街头大大小小的茶座就遍地开花。
　　在音乐茶座驻场表演的，基本是来自歌舞团、曲艺团的人，属于“个体户”的艺人少，以私人身份出来“走穴”的比较多见，所以那时“走穴”是一个很流行的词。开始时，大家都热衷于翻唱港台的热门流行歌，没多久，本土歌手便不再满足于翻唱，要靠唱“自己的歌”积累商机，这又直接促成了专业唱片公司的出现，中唱、太平洋影音公司、白天鹅、新时代等，都是在全国叫得响的唱片公司。1985年，我们举办了第一届“红棉杯”大奖赛，不仅开内地流行音乐大赛之先河，还从中培养了陈小奇、李海鹰、解承强等一大批音乐人。广东流行歌曲也大规模北上，《涛声依旧》《弯弯的月亮》《小芳》《晚秋》等金曲传唱大江南北；一大批从广州起步的歌手，像李春波、甘萍、陈明等，也都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
　　但随着音乐茶座的火爆，批评流行音乐是“腐蚀剂”的声音也开始出现。记得有人就指责歌厅中一些女歌手登台演唱露出大腿，说歌厅无异于色情场所；也有人抨击流行歌曲是“靡靡之音”。其实，娱乐本就是人类的天性，闸门一经开启，便无法关上。大家被“左”的意识形态禁锢得太久，身心都向往自由，想再回到过去，那是不可能的了。 　　据说黄老还有周末跑到深圳去看香港电视的经历？
　　黄树森：1980年，广东文化界最流行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到深圳看香港电视。当时的文艺作品里连爱情都不能写，精神生活压抑已久，人们都想有一个缺口，希望能引进外面的新鲜空气。但到哪里去呢？只有到深圳。深圳那时刚刚改县为市，准备建立特区，我们来深圳，就是冲着香港来的。
　　虽然广州1959年就有了电视，但普通老百姓看不到，我们大多数人当时也没有见过电视。看过电视的，也看不到香港这一类的节目。1980年前后，不少广州人在自家天台偷偷安装了“鱼骨天线”，煞是壮观。看香港电视，深圳无疑得了天时、地利，那里与香港仅一河之隔，新界4个强大的电视差转台（一种装置，可使电视覆盖面增大——编者注），使得深圳上空完全覆盖在香港电视台的电波之中。
　　当时想要进入深圳并不容易，外来的人必须拥有边防证，这是进入特区的“护照”；进了深圳，还想去沙头角看看，需到深圳市公安局另办一级关证，即“特许通行证”。在一些文友的帮助下，我办了一张边防证来到深圳，非常过瘾地看了一次香港电视。单是新闻节目《香港早晨》，就让我惊叹不已。新闻原来不仅可以播得简短精炼，竟然还能插播歌曲，评点时事。在看香港电视之前，我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次我带了70个人去沙头角采风，沙头角距离新界近，又可以到中英街買东西，所以是我们看电视的最佳选择地。但一次性解决70个人的特别通行证相当不易，是当时深圳一位市委副书记出面帮忙解决的，算是天大的人情了。那时有的人胆子大，甚至趁半夜偷偷跨过界河到香港那边，在专门租售录像带的店铺租录像带看，那比看电视还过瘾。
　　我们1980年上半年看香港电视，下半年忙着论战。当年6月8日《羊城晚报》发表了一篇署名“舜之”的文章《“香港电视”及其他》。文章认为，香港电视是一种心灵的癌症，正污染着我们的社会风气，要坚决禁止。1980年10月7日，我在《羊城晚报》上发表《香港电视是非谈》一文，提出：“香港电视中，虽有糟粕莠草，但也不乏健康、严肃乃至优秀之作……应该采取分析、区别、批判、为我所用的政策，而不能采取仇视、恐惧、禁绝的政策。”文章发表后，很多老百姓拍手称快，让我始料不及。
　　1981年，面对日益普遍的架设鱼骨天线看香港电视的风潮，任仲夷在广州市委第四届一次全会上说：“既不能搞强迫命令，也不能熟视无睹，要采取积极措施，把自己的电视办好！”
　　我一直用“蚕茧理论”来形容当时的社会现实，当人像一只蚕蛹被困在封闭的环境中，只听到一种单调的声音，每天琢磨的就是咬破几个“小孔”，以获得新鲜空气和日照，这是一种拯救。1980年这个时间点，为看香港电视起的争论，就是咬破了几个“小孔”，于我而言，具有特殊意义。
　　钟晓毅：在文艺界，大家称呼您为“‘咬破小孔’的文化奇人”，是不无原因的。说到电视，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电视台有一档很火爆的综艺节目《万紫千红》，据说是任仲夷讲话后，一群广州电视人扛着电视机，住进东莞某公社招待所，每天反复收看TVB（香港无线电视台）的《欢乐今宵》后创作出来的。TVB曾有一句口号“无线精神，事事关心”，《万紫千红》有样学样，提出了“月月下珠江，周周有晚会”，这句话成了当时的流行语。那时，每周准点收看《万紫千红》，是广东人过周末的指定节目，不仅如此，还吸引了周边广西、海南等省区的观众，名声越来越大，同时催生了许多其它的同类节目，可说是开综艺节目栏目化之先河。我觉得，即使放在各类综艺选秀节目称霸荧屏的今天，《万紫千红》无论从制作模式、节目创意、主持人水准等方面看，都是上乘的，既贴近百姓，又引领风尚，可谓俗中见雅，雅中有俗。1986年7月20日，《万紫千红》现场直播“家庭音乐大赛”决赛时，正巧央视热播的电视剧《阿信》大结局，但统计数据显示，那晚《万紫千红》的收视率高达95%。
　　我们的影视作品也是值得自豪的。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岭南影视圈最辉煌的时期，全民看电影，电影产量高，票房收入也高，当时出了《雅马哈鱼档》《给咖啡加点糖》《绝响》《花街皇后》等一批反映改革开放前沿生活的影片；电视剧方面，也奉献了《虾球传》《公关小姐》《商界》《外来妹》《情满珠江》等力作。
　　《雅马哈鱼档》是第一次在大银幕上表现个体经济，1984年该片在北京大学预演，礼堂的过道上全是人，座无虚席，学生们看完电影热泪盈眶，他们几乎不相信卖鱼、卖牛仔裤的青年也能成为万元户，集体起立高呼：“广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公关小姐》的定位也很特别——既不同于香港电视剧的通俗，也不同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的严肃，而是选取了“第三条道路”——能在严肃与通俗之间找到一条最合适的道路，历来是广东人聪明的地方。《公关小姐》在全国上映后，出现了导演、编剧到演员都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不少城市陆续成立了公关协会，企业成立了公关部，很多高校开始设公共关系学科，而这部戏甚至被当作了“教材”。
　　黄树森：电影《雅马哈鱼档》就是根据章以武的小说改编的，他将稿件投给《花城》杂志，在编辑部里还引起过争议，有人认为写个体户的意义不大，但编辑部主任范若丁认为当时来稿很多是“伤痕文学”，而《雅马哈鱼档》是正面歌颂改革开放的故事，润色修改后可以刊登。

【广东的文化性格：顺应时势，“不争论”】

　　钟晓毅：我曾写过一部《在南方的阅读：粤小说论稿，1978—1996》，改革开放时期的广东文学，跟中国的文学大潮有契合的一面，也有超前的一面。粉碎“四人帮”后，广东文坛就已是“伤痕文学”的重镇，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就引起了普遍的关注。而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当“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兴起的时候，广东又最早抹掉泪水，擦亮眼睛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我们最早“面商背农”——背对农耕文明，直面商品社会。比如1988年在《当代》杂志上连载的《商界》，就是反映市场经济艰难起步的拓荒之作。有人说，当代岭南文化落伍了，我不同意，其实从发展的大势来讲，很多时候我们是走在前头的，只是因为别人还没跟得上，认识不到其中的价值。 　　我再举一个例子，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署名“潘晓”的长信，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北京的女作家刘索拉发表《你别无选择》，徐星写下《无主题变奏》，全国上下都在表达一种新旧交替间无所适从、怅惘挣扎的时候，深圳的女作家刘西鸿已经开始大胆地拥抱欲望，喊出《你不可改变我》。所以说，我们广东就有这样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在这片土地上是有自觉性、自主性的，我们没有迷茫，内地争得面红耳赤的许多问题，在广东人看来，都是“没什么所谓”的，即便争出个子丑寅卯来，也没什么实际效益。我们的原则是顺应时势，“不争论”，广东人这种文化性格和改革开放的精神是一致的。
　　黄树森：文学作品的传播需要媒体助力，刚才提到的《花城》杂志，就是全国纯文学期刊中久负盛名的“四大名旦”之一。从近代开始，广东就是报刊的滥觞之地，改革开放以来仍一直领导潮流，报刊的平民化色彩也颇为浓厚，像《羊城晚报》1979年复刊，就是全国首家面向市民生活的晚报，并且最早恢复“稿酬制”，当时的栏目《新闻漫画》《街谈巷议》都是首屈一指的，他们的特色副刊，也极具娱乐性和观赏性。即便是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文风也多轻捷、明快。《南方日报》还开创了省报办周末版的先例，1984年《南方周末》创刊，1986年发行量就达30万份。
　　另外，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也给传媒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1987年，广州日报》就在全国地方党报中率先扩版，并自办发行，其气魄引人注目。当时改版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如采编力量适不适应，广告来源有无保证，报价提高一倍，发行量会不会大幅度下降等。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编委们甚至做好了集体辞职的思想准备。后来改版大受读者欢迎，被市民评为当年“广州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件大事”之一。
　　广东的报刊很早就从体制上尝试改革，几乎所有的报纸很早就实行了自负盈亏，广东的文化人、媒体人不仅有胆识，有气概，还有足够的办法，比如赢得企业界的支持等，使文化产业走出了全新的路。这更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时期的广东文化“接地气”。

【留住人才是广东面临的最大挑战】

　　钟晓毅：改革开放已经过去40年，广东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但看今天广东文化的现状，影响力似乎已有所下降了，一些发展优势不再明显，比如当年的流行音乐人才纷纷北上发展，创作力、创新力缺乏，高校的竞争力也不如京、沪、江、浙。为什么会这样？广东要想在文化上拥有竞争力，继续占领高地，又该从哪里入手呢？
　　黄树森：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有影视的名作，有四大名刊，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拿不出一部响当当的反映改革开放的史诗力作，当《读者》《读书》崛起后，我们也难望其项背。广东曾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大本营，现在已经北移了。湖南卫视通过电视剧制作、“超女”、金鹰节等几板斧，影响力已居地方台老大地位，而其首播的《还珠格格》的版权，其实最早是广东拿到的。在广东有关的座谈会上，一说起别人的长处，别人的辉煌，一谈到我们的滞后、不足，便会引来一大堆的过往辉煌、近期实绩，掩盖掉自己的短处。广东文化的“敢为人先”，理应包括不护短、自省、正视弊端。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广东人推崇實践，想问题着重眼前，缺乏长远考虑，不习惯“坐而论道”，清谈务虚。但在全球化经济由产品到资本进而到品牌的时代，切不可因为狭隘、偏执的“务实观”而忽视“务虚”的必要性。这也正是广东“精神悖论”的集中体现之一，一种昔日的美德可能成为今日的绊脚石。外省人曾批评我们：广东人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殊不知，如今经济中的文化附加值和文化中的经济含量都越来越重——品牌、观念、文化，也能产生效益。不注重品牌，必然会在新一轮文化角力中落败。为什么我们现在拿不出当初《外来妹》《英雄无悔》这样的电视作品？表现老上海的电视剧里都会出现一个“百乐门”，而我们就是炒不红本地的“西关小姐”；一部《乔家大院》让晋商“诚信”之美誉传遍天下，而我们的十三行曾独揽清代外贸85年之久，就是没有出有影响的电影大片或连续剧。种种迹象表明，广东在文化品牌大战中，已经呈现落后一步的趋势，在珠三角地区进行产业升级的同时，我们的文化建设领域急需一批叫得响、传得远的大手笔。
　　钟晓毅：您说得很对，岭南文化的创造持久力较弱，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缺乏把事业做深、做透的定力。文化的自觉追求不足，“会生孩子不会取名字”，其实质是不重视思想理论层面的总结和提升，对高层次文化的价值和作用认识不足，对文化缺乏一种敬畏之心和自觉的追求。
　　黄树森：解放思想不是一句空话，而在于点点滴滴的具体工作，我们常说“八面来风”“兼收并蓄”成就了广东，陈寅恪曾在广东身上寄予成为全国学术中心的殷切期望，言犹在耳，但广东为什么又容易沦为常吹“穿堂风”的一个埠头，而不能成为一片各种新文化就此扎根乃至枝繁叶茂的土壤？依我看来，一切文化建设问题根源在于人，留住人才就是当前广东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英雄无悔》的编剧贺梦凡，被誉为“中国电视剧岭南派代表”，后来跑到湖南搞动画去了，坦白地说，虽然广东各地现在都热衷于搞动漫，但很多动漫奖励措施，例如某部动漫作品在省台、央视首播后，会获得几百万的奖励，政府拨了巨款，但单位拖了两三年，根本没有落实。而反观湖南，人家是作品还没有播出，政府的奖励就发下来了。江浙、四川等地都出台了很多有利政策，广东需要在人才、作品的引进、培育机制上有根本性突破，这样才能出大作品。
　　（本文由本刊记者梁思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