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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探究孔子“思无邪 ”文学思想。
关键词：孔子;思无邪;《诗经》;文学思想
众所周知，孔子的文学理论批评是以对《诗经》的评论为主而展开的：，他在对《诗经》的评论中明确地提出了他的文学批评标准，就是《论语·为政》中所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对于这句话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这里，我们所要讨论地就是关于孔子的“思无邪”，回到他所生活的时代，尝试分析、审视这一看似矛盾的言论。这里从两个方面把问题说清楚：一方面了解孔子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及他本人的文学思想主张，另一方面从他阐释的客体——《诗经》本身出发，通过对那些被称为“淫奔之作”的文本分析，检验它们是否符合孔子本人文学主张。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治”，处在从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度的社会大变动时期，面临礼废乐崩的局面，他的思想是保守的，他奋斗的目标就是维护濒于瓦解的周礼，为了挽救礼制，他以“仁”来充实“礼”的内容，使礼和仁互为表里，礼是仁的表现，仁是礼的实质，这是他的创造。从这种礼治思想出发，自然是坚决维护礼乐制度的，因此他十分重视乐以及从乐中分化出来的诗。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最突出的是他对诗乐的地位和怍用的看法。他强调经世致用，反对脱离实际的冥思幻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中的这句话就确定了诗乐（也就是文艺）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引包咸注云：“兴，起也。言修身必先学诗。”因为人的道德修养总是要从具体感性的榜样学起，而《诗经》在孔子看来，就提供了许多这样的典范，使人们的言谈立身行事有了可靠的合乎礼仪的依据。“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尤正墙面而立也与？”正是从修身必先学诗的角度提出来的。“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都可见孔子对诗歌在政治、外交活动中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当时人们在政治、外交活动中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图，体现一定的礼节，都需要借助赋诗来实现。保存在《诗经》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总之是歌功颂德之作。例如被认为是周族史诗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五篇史诗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成绩，社会制度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以及推翻商人统治的斗争。另外以君臣，亲朋欢聚享宴为主要内容的燕飨诗，更多反映的是上层社会的欢乐、和谐，这样的诗不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是有政治目的：宴会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上面说了礼乐文化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燕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洋溢着礼乐文化的精神，这一点也是孔子所肯定诗三百的重要原因。
由于孔子从求实精神出发，他的文学观的又一特点，就是文学的社会作用，在孔子讲“小子何莫学夫诗”的一席话里，阐述的特别亲切。“兴观群怨”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诗歌，也同样试用于其他样式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有感染力量，能发挥振奋人心的作用，这就是“兴”，即所谓“感发志言”。读者在作品中能感受到作品所反映出的时代生活，才能“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这就是“观”，体现孔子文艺思想中的现实主义特征。“群”是指诗歌可以发挥对群众的启迪和团结作用，《论语集解》引孔安国云：“群居相切磋”，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是“和而不流”。孔子认为文学作品可以使人们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交流感情，加强团结。孔子和他的弟子通过研究《硕人》《淇奥》而统一了对仁和礼的关系以及加强道德修养的认识，便是“群”的最好例子，孔子所说的“群”是在仁者爱人与泛爱众的基础上的群，而不是少数人的某种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小宗派之“群”，故《论语·卫灵公》云“子日：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怨”是对文学作品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而言的.孔安国注为“怨刺上政”，就是引诗表达对政治的不满和批判，这一点也是孔子礼制思想的体现。他认为事君之道是“勿欺也，而犯之”，即对国君不可以欺骗，但可以犯颜谏诤，因此“怨刺上政”是允许的，而引诗讽谏，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更符合礼治的需要，故朱熹称之为“怨而不怒”。总之，联系到《诗经》中的具体创作，几乎所有得创作都是符合孔子上述文艺经世致用的主张的。不妨这样看待，祭祖颂歌和燕飨诗是实现文艺“兴”和“群”的载体，徭役诗是“观”的代表，而最有争议的婚姻爱情诗和怨刺诗归为“怨”的范畴。
对于这三类中的前两种划分，基本没有异议，我们这里需要阐述清楚的是这些最有争议的婚姻爱情和怨刺诗是如何体现孔子“怨”的文艺思想的。前面我们对孔子“怨”的具体含义已经做了解释，即“怨刺上政”，是就文学作品的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而言的。从《诗经》中婚姻爱情诗和怨刺诗来看，“怨”的对象主要是指现实不良政治，另外一些是对社会上诸如爱情婚姻等不合理现象的牢骚和不满，这类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向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的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这些作品是《诗经》中最精彩动人的篇章。孔子对“怨”的肯定，也是和他提倡的仁相联系的，他允许百姓对“不仁”的现象直接通过诗歌来揭示，这正是孔子思想中的民主与进步思想的集中体现，它也是孔子对古代献诗讽谏传统的一个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并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的重要传统。这一点《诗经》中所表现出的被誉为“风雅”精神的现实主义手法与孔子的这种思想是不谋而合，《诗经》中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
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人的创作，这与孔子所提倡的文学经世致用，反对脱离实际的冥思幻想的主张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诗经》中的作品是符合孔子“思无邪”的标准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孔子“思无邪”、“归与正”中和思想的具体化。这里不妨引用清末诗论家刘开《读诗说》中的一段话作为本篇的结语：“夫子告伯鱼日：‘不学诗无以言’。夫学诗所以能言者，……触类可旁通者也。触类可通，故言无不尽，引而申之，其意愈进焉。”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集注[Ml.北京：中华书局，1957
[2]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成复旺.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一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
关键词：孔子;思无邪;《诗经》;文学思想
众所周知，孔子的文学理论批评是以对《诗经》的评论为主而展开的：，他在对《诗经》的评论中明确地提出了他的文学批评标准，就是《论语·为政》中所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对于这句话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这里，我们所要讨论地就是关于孔子的“思无邪”，回到他所生活的时代，尝试分析、审视这一看似矛盾的言论。这里从两个方面把问题说清楚：一方面了解孔子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及他本人的文学思想主张，另一方面从他阐释的客体——《诗经》本身出发，通过对那些被称为“淫奔之作”的文本分析，检验它们是否符合孔子本人文学主张。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治”，处在从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度的社会大变动时期，面临礼废乐崩的局面，他的思想是保守的，他奋斗的目标就是维护濒于瓦解的周礼，为了挽救礼制，他以“仁”来充实“礼”的内容，使礼和仁互为表里，礼是仁的表现，仁是礼的实质，这是他的创造。从这种礼治思想出发，自然是坚决维护礼乐制度的，因此他十分重视乐以及从乐中分化出来的诗。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最突出的是他对诗乐的地位和怍用的看法。他强调经世致用，反对脱离实际的冥思幻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中的这句话就确定了诗乐（也就是文艺）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引包咸注云：“兴，起也。言修身必先学诗。”因为人的道德修养总是要从具体感性的榜样学起，而《诗经》在孔子看来，就提供了许多这样的典范，使人们的言谈立身行事有了可靠的合乎礼仪的依据。“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尤正墙面而立也与？”正是从修身必先学诗的角度提出来的。“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都可见孔子对诗歌在政治、外交活动中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当时人们在政治、外交活动中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图，体现一定的礼节，都需要借助赋诗来实现。保存在《诗经》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总之是歌功颂德之作。例如被认为是周族史诗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五篇史诗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成绩，社会制度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以及推翻商人统治的斗争。另外以君臣，亲朋欢聚享宴为主要内容的燕飨诗，更多反映的是上层社会的欢乐、和谐，这样的诗不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是有政治目的：宴会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上面说了礼乐文化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燕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洋溢着礼乐文化的精神，这一点也是孔子所肯定诗三百的重要原因。
由于孔子从求实精神出发，他的文学观的又一特点，就是文学的社会作用，在孔子讲“小子何莫学夫诗”的一席话里，阐述的特别亲切。“兴观群怨”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诗歌，也同样试用于其他样式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有感染力量，能发挥振奋人心的作用，这就是“兴”，即所谓“感发志言”。读者在作品中能感受到作品所反映出的时代生活，才能“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这就是“观”，体现孔子文艺思想中的现实主义特征。“群”是指诗歌可以发挥对群众的启迪和团结作用，《论语集解》引孔安国云：“群居相切磋”，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是“和而不流”。孔子认为文学作品可以使人们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交流感情，加强团结。孔子和他的弟子通过研究《硕人》《淇奥》而统一了对仁和礼的关系以及加强道德修养的认识，便是“群”的最好例子，孔子所说的“群”是在仁者爱人与泛爱众的基础上的群，而不是少数人的某种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小宗派之“群”，故《论语·卫灵公》云“子日：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怨”是对文学作品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而言的.孔安国注为“怨刺上政”，就是引诗表达对政治的不满和批判，这一点也是孔子礼制思想的体现。他认为事君之道是“勿欺也，而犯之”，即对国君不可以欺骗，但可以犯颜谏诤，因此“怨刺上政”是允许的，而引诗讽谏，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更符合礼治的需要，故朱熹称之为“怨而不怒”。总之，联系到《诗经》中的具体创作，几乎所有得创作都是符合孔子上述文艺经世致用的主张的。不妨这样看待，祭祖颂歌和燕飨诗是实现文艺“兴”和“群”的载体，徭役诗是“观”的代表，而最有争议的婚姻爱情诗和怨刺诗归为“怨”的范畴。
对于这三类中的前两种划分，基本没有异议，我们这里需要阐述清楚的是这些最有争议的婚姻爱情和怨刺诗是如何体现孔子“怨”的文艺思想的。前面我们对孔子“怨”的具体含义已经做了解释，即“怨刺上政”，是就文学作品的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而言的。从《诗经》中婚姻爱情诗和怨刺诗来看，“怨”的对象主要是指现实不良政治，另外一些是对社会上诸如爱情婚姻等不合理现象的牢骚和不满，这类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向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的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这些作品是《诗经》中最精彩动人的篇章。孔子对“怨”的肯定，也是和他提倡的仁相联系的，他允许百姓对“不仁”的现象直接通过诗歌来揭示，这正是孔子思想中的民主与进步思想的集中体现，它也是孔子对古代献诗讽谏传统的一个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并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的重要传统。这一点《诗经》中所表现出的被誉为“风雅”精神的现实主义手法与孔子的这种思想是不谋而合，《诗经》中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
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人的创作，这与孔子所提倡的文学经世致用，反对脱离实际的冥思幻想的主张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诗经》中的作品是符合孔子“思无邪”的标准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孔子“思无邪”、“归与正”中和思想的具体化。这里不妨引用清末诗论家刘开《读诗说》中的一段话作为本篇的结语：“夫子告伯鱼日：‘不学诗无以言’。夫学诗所以能言者，……触类可旁通者也。触类可通，故言无不尽，引而申之，其意愈进焉。”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集注[Ml.北京：中华书局，1957
[2]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成复旺.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一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