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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柯在1969年发表了《知识考古学》以后，将研究向度深化到了“知识—权力—伦理”当中的“权力”层面，福柯本人将其称为“系谱学”的研究。本文将以福柯中后期的两本著作——《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为例，以其在两本著作当中不断深化的“权力”理论为基点，展开对其中体现的“系谱学”叙事模式的分析，这种“重构某种话语诞生”的微观史学模式消解了过去的宏大叙事，对20世纪80年代西方史学领域新文化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福柯；系谱学；权力；史学理论；史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17-177-03
【本文著录格式】陈子衡.福柯后期的系谱学理论分析——以《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1，9（17）：177-179.
一、“系谱学”（généalogie）概念分析
“系谱学”概念来源于尼采，福柯在《尼采、系谱学、历史学》一文中对尼采《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的系谱学理论做了一个概括阐述。尼采的系谱学为福柯提供了考古学研究方向、对象和模式的灵感，他提出了ursprung（起源）和herkunft（出身）两个概念之间的对立：前者指代19世纪批判史学和20世纪新史学领域存在的一个现象，即历史学家试图“给历史事实之上赋予一个合理化的形式，用一个先验进程来定义人类实际生活经验”[1]，这个进程可以是黑格尔历史哲学当中的绝对精神、兰克学派的“历史主义”和自然神论的进步史观等等，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史观；后者体现的就是拆解前者这种建立在所谓“社会科学化”的史学理论上的总体进程，系谱学应该是研究herkunft，即“如何出生”的，这种系谱学的研究本质上是实在的，是对真正的历史的解放，即描述权力关系和各种因素下知识、话语是如何形成的，但是这些标志性的话语实践是断裂的、偶然的，各个话语实践、认识型乃至权力关系之间是共时的，而非线性的、历时的。
至于考古学和系谱学的差异，实际上这两者的关联并不在于研究范式的完全转变，“系谱学不是在取代考古学，而是完善早期考古学未尽周全的做法，而考古学的主旨则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充实、清晰和强化”[2]，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当中提到“局部知识……是无序的、 片断的谱系学的计划……考古学，这是属于分析局部话语性的方法，以及从如此描述的局部话语性开始，使解脱出来的知识运转起来的谱系学策略”[3]，所以总体上来看考古学只是系谱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其从前期的“知识-认识型”分析拓展到“知识—权力—伦理”分析；同时加深了对人主体性的消解和边缘化，在考古学当中福柯借鉴了康德的认识论，因为康德的先验唯心论认为人只能通过先验的感性结构和先验的知识结构①认识世界的“现象”，所以福柯悬置了产生认识型和话语实践的因果分析，降低主体地位，而集中于对“经验秩序”的考古学描述。从“考古学”到“系谱学”的概念变化，以及福柯在《词与物》当中提出的“认识型”概念的消失，都归因于福柯拒绝当时法国和英美学界称其为“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者的论调，不管是“认识型”还是“考古学”在当时盛行结构主义的法国学界来看都太过于“结构主义”化了。本文将继续沿用“系谱学”这个概念，并不是说持“‘考古学’到‘系谱学’的转变是研究范式的转变”的观点，而是尊重既成的习俗，同时又便于理解。
二、规训权力和全景敞视建筑
福柯在1969年出版了《知识考古学》后，其研究兴趣从“话语分析”转移到了“权力关系”上面。在1970—1975年间福柯先后在法兰西学院发表了题为《惩罚的社会》和《不正常的人》的演讲并被整理为文稿出版，为《规训与惩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975年，《规训与惩罚》出版，这部在福柯著述当中最通俗易懂、散文式议论最少、逻辑最清晰的著作得以面世，其影响力之大经久未衰。
福柯运用其精致的“政治解剖学”细致分解了从中世纪到18、19世纪以来惩罚形式的演化以及规训权力的诞生。中世纪的酷刑和作为公共景观的刑罚是建立在“王权”这把利剑存在的基础上的，酷刑只是作为一个符号的所指而存在，其能指是向国王的臣民示威，宣告王权的神圣和不可侵犯；另外，福柯还分析了产生这种情况的社会经济因素，即生产力水平低下、周期性的瘟疫和饥荒导致了中世纪末期的民众普遍对死亡存在习惯和包容心理，个人的“权利”概念尚未诞生。17—19世纪刑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词与物》不同，福柯在此对这个“话语”转向做了细致的分析。17—18世纪公开处刑的逐渐消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开处刑的消极影响所致——展现权威，这仅仅对“上帝的左手”世俗统治者有利；会导致现场骚乱，包括反对行刑以及试图加速行刑，都是对国王权威的威胁；当局强迫受刑者参与制作的“警示宣传品”有可能会产生反面作用，让罪犯的声誉在民间提高，以及促成犯罪文学的兴起，这些都体现了对权力结构的威胁。直至18、19世纪，刑罚制度逐渐变得遵循“尺度”（合理量刑）和有“人道”（取消酷刑和公开处刑），但是目的并不是为了尊重罪犯的人格尊严，而是为了以更加精密、富有弹性的权力结构控制社会，至此规训权力展现出了它的雏型。18、19世纪的转变建立在启蒙运动反对王权至上的斗争和新地主阶层②和对民间非法活动的地下权力的抵制③基础上。
在做完历史研究之后，福柯恰当地引入了“规训”这个概念。规训权力致力于对身体活动加以细致入微、全面彻底、持续不断的控制，以便将他们建构为效用和驯顺的特殊关系。规训权力对实际个体的塑造包括了“单元性、有机性、创生性和组合性”[4]。单元性表现为空间层面上的控制，先将某一个空间与其他空间隔离，随后将这一个空间分隔成若干的单元，并加以编码，每个单元、单元组合都有其作用；有机性表现为时间层面上的控制，规训机构制定了时间表，并对动作也展开了时间性的细节控制，同时肉体的动作和其操作的对象需要达成一种最高效率的契合；创生性表现为社会和个人共同的新生和进步，这与一種通过分割、序列化、综合和整合而管理和有效地使用时间的新方式相关的；组合性表现为力量的编排层面，目的是使得生产效能最大化。在描述完规训权力的运作方式以后，福柯又着眼于规训权力的稳定性，提出了它的三个技术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审查，具体这里不再赘述，总而言之在对“规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写之后，福柯阐明了18、19世纪在刑罚制度演变表象下的深层社会机理。紧接着福柯将所有知识碎片组合起来，构建了“全景敞视建筑”社会模型。 “全景敞视建筑”是由边沁提出的一种监狱建筑模型，在这里福柯将其普遍化、抽象化地应用于他的规训权力理论当中。全景敞视建筑由一个大的瞭望塔和环形囚室构成，大的瞭望塔可以看到任何一间囚室内部的场景，被囚禁者以一种被隔绝、被观察的孤独状态存在，而这种状态能够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边沁提出两个原则，权力既是可见的（被囚禁者都知道瞭望塔的存在），但是又是无法确知的（被囚禁者不知道瞭望塔何时、以何种方式对他进行观测、记录）。由此，福柯的权力理论建立起了初步的模型：权力不是人为能够控制的，而是内在于普遍的社会关系、社会机构当中；同时这种权力关系能够对个体进行无意识化的控制，此时个体并未意识到主体性正在被规训权力所塑造；最后，这种权力关系不是静止和永恒的，而是处出于动态变化当中，这种变化又和人的主体性息息相关。
全文的最后福柯得出了“监狱制度”的概念，“监狱”并非单纯指代关押犯人的场所，是一种抽象的、普遍的比喻，意指任何规训机构（医院、学校、监狱、军队、生产公司、政府机关等等）都具备“全景敞视建筑”这个“监狱”的模型特征。由此，18世纪在学科知识领域的表象秩序之外，诞生了规训权力控制下的“监狱制度”，与19世纪认识型当中表象秩序的消解不同，规训权力在此后的200年内不停地强化。
依照福柯对刑罚的演变描述来看充分体现了考古学的序列、断裂、转换等元素，同时体现了其系谱学的特点：用权力关系来分析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同时加深了主体的边缘化。和此前不同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当中分析了新的知识话语和规训权力产生的外部原因，有种“因果分析”的味道在里面，这点也在《性经验史》里面对古希腊、希腊化和罗马时代性话语转变的分析当中能够体现出来。1970年以前的“考古学”则侧重于一种抽象的、哲学式、构建法式的“依赖游戏”④来描述一种“认识型”的诞生，乃至这方面的描述总是模糊、含糊其辞的。
三、权力理论的深化和权力技术实践的最终形成
《性经验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在1976年出版，以性经验为基点将权力理论分化为规训权力和生命政治权力，并且对总体的权力理论做了一个细致深刻的阐述，为福柯系谱学思想的集大成作。后面的两卷以及未完成的第四卷则将探索向度转向了道德主体的塑造方面，并分别以古希腊、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早期以及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时期（未出版）的性经验（性快感、夫妻关系和性爱论）进行了分析。
《认知的意志》同《规训与惩罚》的思路安排差不多，福柯先对17—19世纪的性话语爆发做了考古学的拆解，性话语的爆发体现在对性的约束结构上面，17世纪开始出现了坦白“性”这一普遍宗教要求，前提是需要使用严格规定好了的语词，以此达到约束欲望的目的；18、19世纪，经济、医学和技术的进步让西方社会出现了人口现象，性成为公共话语的中心，200年里这一趋势愈来愈严格，乃至性话语逐渐布满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医学上对性的观察、治疗、研究，规训机构对性的审查、管理，经济政治上对人口现象的控制……性话语逐渐在宗教忏悔领域分解，在“人口学、生物学、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道德、教育学、政治批判等领域出现了话语爆炸现象”[5]。与此同时，福柯特地举了对性变态者治疗、观察而加剧了性变态话语、权力扩散的例子，来说明18、19世纪对性的关注和条理化反而让性话语渗透到了总体的权力关系当中。
将碎片化的历史片断组合成“性经验”以后，福柯以此为基点拓展了权力理论：（1）权力由多重力量关系构成，力量关系包含了社会交往当中推动、驱策或强迫人们做某事的因素；（2）力量之间存在冲突，这种冲突又反过来重新颠覆、塑造着它们；（3）力量之间也存在合作关系；（4）上述力量关系借以产生作用的战略被包含在国家机构、法律以及社会领导权或者某些霸权方面。
权力关系还具有五个特征：（1）权力关系是处于动态变化当中的，它总是在运作着的；（2）权力关系具有内在性的特征，即不可见的，它们内在于一切形式的关系当中运作；（3）权力关系是自下而上的，它的基础就是庞大的社会；（4）权力关系既是主观的，又是非主观的，主观性是权力关系运作的维度之一，主观性并非权力关系的“制定者”；非主觀的指权力关系最终是匿名的、非人为控制的；（5）抵抗和矛盾是权力关系的特征之一，它们同时继续推动着权力关系的动态变化。
第二、三卷福柯将视野转向了“知识—权力—伦理”当中的伦理层面，即人的道德主体构建历史，篇幅限制这里不做过多赘述。总之，从历史学方面来讲，以上对“性经验”方面的历史分析体现了“系谱学”的要求：以边缘性的经验为基点，探索特定标志性话语实践的herkunft（出身），挖掘埋藏在社会机构和普遍权威下沉睡的知识，以此拼凑出了完整的权力技术理论。
四、结论
《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从史料考证以及叙事模式来看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传统史学著作，其中体现出的“系谱学”方法论跳出了当时法国传统纯粹客观的史学框架，发展出了全新的“史学理论”，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1）历史学的作用：其不再是揭示如兰克史学所谓的内在精神般的总体进程，而应当聚焦于对当下既成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系谱学考证；
（2）史学对象：关注特定的“边缘化”群体和知识，并指出这些群体和知识是如何“被构建”的；
（3）历史的断裂性：福柯在其前期的考古学当中就已经充分发挥了其“断裂”的时间思想，如认识型的诞生以及转换、疯癫话语的偶然性出生，后期福柯将断裂继续微观化，聚焦于特定的“事件”构型（如监狱制度以及性经验的演变），通过考察特定事件的“档案”重构话语形成的过程。
在20世纪80年代新文化史潮流席卷史学界之前，福柯已将视角转向了微观史和人类学，通过一种全新的考古学和系谱学方法论重塑史学研究，意图挖掘西方社会的深层机理，对法国年鉴学派以及英美史学界研究范式的“语言学转向”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注释：
①康德的先验感性论指出，人对世界的经验接收同样是有着先验结构的，即空间和时间；而他的先验分析论指出人的先验知识结构及其能动性源头是十二范畴和自我意识的统觉。
②和封建领主不同，新地主阶层是通过参与殖民掠夺、商业贸易赚取大额利润以此获得土地，他们本质上是商业贵族。
③中世纪上层社会和民间的非法活动是互利的，而古典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提高、国际贸易爆发式的增长以及法规的秩序化促使商业贵族开始排斥民间的非法活动。
④一种话语从内部、外部构建另一种话语。
参考文献：
[1]钱翰.福柯的谱系学究竟何指[J].学术研究，2016（3）：155-159+178.
[2]汤明洁.福柯考古学与系谱学的关系：辨析与反驳[J].哲学研究，2018（7）：117-125+128.
[3][法]福柯著，钱翰 译.必须保卫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0.
[4][法]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 译.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5][法]福柯著，余碧平 译.性经验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2.
作者简介：陈子衡（2000-），男，浙江温州，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历史社会学、史学理论的哲学基础。
【关键词】福柯；系谱学；权力；史学理论；史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17-177-03
【本文著录格式】陈子衡.福柯后期的系谱学理论分析——以《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1，9（17）：177-179.
一、“系谱学”（généalogie）概念分析
“系谱学”概念来源于尼采，福柯在《尼采、系谱学、历史学》一文中对尼采《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的系谱学理论做了一个概括阐述。尼采的系谱学为福柯提供了考古学研究方向、对象和模式的灵感，他提出了ursprung（起源）和herkunft（出身）两个概念之间的对立：前者指代19世纪批判史学和20世纪新史学领域存在的一个现象，即历史学家试图“给历史事实之上赋予一个合理化的形式，用一个先验进程来定义人类实际生活经验”[1]，这个进程可以是黑格尔历史哲学当中的绝对精神、兰克学派的“历史主义”和自然神论的进步史观等等，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史观；后者体现的就是拆解前者这种建立在所谓“社会科学化”的史学理论上的总体进程，系谱学应该是研究herkunft，即“如何出生”的，这种系谱学的研究本质上是实在的，是对真正的历史的解放，即描述权力关系和各种因素下知识、话语是如何形成的，但是这些标志性的话语实践是断裂的、偶然的，各个话语实践、认识型乃至权力关系之间是共时的，而非线性的、历时的。
至于考古学和系谱学的差异，实际上这两者的关联并不在于研究范式的完全转变，“系谱学不是在取代考古学，而是完善早期考古学未尽周全的做法，而考古学的主旨则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充实、清晰和强化”[2]，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当中提到“局部知识……是无序的、 片断的谱系学的计划……考古学，这是属于分析局部话语性的方法，以及从如此描述的局部话语性开始，使解脱出来的知识运转起来的谱系学策略”[3]，所以总体上来看考古学只是系谱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其从前期的“知识-认识型”分析拓展到“知识—权力—伦理”分析；同时加深了对人主体性的消解和边缘化，在考古学当中福柯借鉴了康德的认识论，因为康德的先验唯心论认为人只能通过先验的感性结构和先验的知识结构①认识世界的“现象”，所以福柯悬置了产生认识型和话语实践的因果分析，降低主体地位，而集中于对“经验秩序”的考古学描述。从“考古学”到“系谱学”的概念变化，以及福柯在《词与物》当中提出的“认识型”概念的消失，都归因于福柯拒绝当时法国和英美学界称其为“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者的论调，不管是“认识型”还是“考古学”在当时盛行结构主义的法国学界来看都太过于“结构主义”化了。本文将继续沿用“系谱学”这个概念，并不是说持“‘考古学’到‘系谱学’的转变是研究范式的转变”的观点，而是尊重既成的习俗，同时又便于理解。
二、规训权力和全景敞视建筑
福柯在1969年出版了《知识考古学》后，其研究兴趣从“话语分析”转移到了“权力关系”上面。在1970—1975年间福柯先后在法兰西学院发表了题为《惩罚的社会》和《不正常的人》的演讲并被整理为文稿出版，为《规训与惩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975年，《规训与惩罚》出版，这部在福柯著述当中最通俗易懂、散文式议论最少、逻辑最清晰的著作得以面世，其影响力之大经久未衰。
福柯运用其精致的“政治解剖学”细致分解了从中世纪到18、19世纪以来惩罚形式的演化以及规训权力的诞生。中世纪的酷刑和作为公共景观的刑罚是建立在“王权”这把利剑存在的基础上的，酷刑只是作为一个符号的所指而存在，其能指是向国王的臣民示威，宣告王权的神圣和不可侵犯；另外，福柯还分析了产生这种情况的社会经济因素，即生产力水平低下、周期性的瘟疫和饥荒导致了中世纪末期的民众普遍对死亡存在习惯和包容心理，个人的“权利”概念尚未诞生。17—19世纪刑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词与物》不同，福柯在此对这个“话语”转向做了细致的分析。17—18世纪公开处刑的逐渐消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开处刑的消极影响所致——展现权威，这仅仅对“上帝的左手”世俗统治者有利；会导致现场骚乱，包括反对行刑以及试图加速行刑，都是对国王权威的威胁；当局强迫受刑者参与制作的“警示宣传品”有可能会产生反面作用，让罪犯的声誉在民间提高，以及促成犯罪文学的兴起，这些都体现了对权力结构的威胁。直至18、19世纪，刑罚制度逐渐变得遵循“尺度”（合理量刑）和有“人道”（取消酷刑和公开处刑），但是目的并不是为了尊重罪犯的人格尊严，而是为了以更加精密、富有弹性的权力结构控制社会，至此规训权力展现出了它的雏型。18、19世纪的转变建立在启蒙运动反对王权至上的斗争和新地主阶层②和对民间非法活动的地下权力的抵制③基础上。
在做完历史研究之后，福柯恰当地引入了“规训”这个概念。规训权力致力于对身体活动加以细致入微、全面彻底、持续不断的控制，以便将他们建构为效用和驯顺的特殊关系。规训权力对实际个体的塑造包括了“单元性、有机性、创生性和组合性”[4]。单元性表现为空间层面上的控制，先将某一个空间与其他空间隔离，随后将这一个空间分隔成若干的单元，并加以编码，每个单元、单元组合都有其作用；有机性表现为时间层面上的控制，规训机构制定了时间表，并对动作也展开了时间性的细节控制，同时肉体的动作和其操作的对象需要达成一种最高效率的契合；创生性表现为社会和个人共同的新生和进步，这与一種通过分割、序列化、综合和整合而管理和有效地使用时间的新方式相关的；组合性表现为力量的编排层面，目的是使得生产效能最大化。在描述完规训权力的运作方式以后，福柯又着眼于规训权力的稳定性，提出了它的三个技术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审查，具体这里不再赘述，总而言之在对“规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写之后，福柯阐明了18、19世纪在刑罚制度演变表象下的深层社会机理。紧接着福柯将所有知识碎片组合起来，构建了“全景敞视建筑”社会模型。 “全景敞视建筑”是由边沁提出的一种监狱建筑模型，在这里福柯将其普遍化、抽象化地应用于他的规训权力理论当中。全景敞视建筑由一个大的瞭望塔和环形囚室构成，大的瞭望塔可以看到任何一间囚室内部的场景，被囚禁者以一种被隔绝、被观察的孤独状态存在，而这种状态能够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边沁提出两个原则，权力既是可见的（被囚禁者都知道瞭望塔的存在），但是又是无法确知的（被囚禁者不知道瞭望塔何时、以何种方式对他进行观测、记录）。由此，福柯的权力理论建立起了初步的模型：权力不是人为能够控制的，而是内在于普遍的社会关系、社会机构当中；同时这种权力关系能够对个体进行无意识化的控制，此时个体并未意识到主体性正在被规训权力所塑造；最后，这种权力关系不是静止和永恒的，而是处出于动态变化当中，这种变化又和人的主体性息息相关。
全文的最后福柯得出了“监狱制度”的概念，“监狱”并非单纯指代关押犯人的场所，是一种抽象的、普遍的比喻，意指任何规训机构（医院、学校、监狱、军队、生产公司、政府机关等等）都具备“全景敞视建筑”这个“监狱”的模型特征。由此，18世纪在学科知识领域的表象秩序之外，诞生了规训权力控制下的“监狱制度”，与19世纪认识型当中表象秩序的消解不同，规训权力在此后的200年内不停地强化。
依照福柯对刑罚的演变描述来看充分体现了考古学的序列、断裂、转换等元素，同时体现了其系谱学的特点：用权力关系来分析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同时加深了主体的边缘化。和此前不同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当中分析了新的知识话语和规训权力产生的外部原因，有种“因果分析”的味道在里面，这点也在《性经验史》里面对古希腊、希腊化和罗马时代性话语转变的分析当中能够体现出来。1970年以前的“考古学”则侧重于一种抽象的、哲学式、构建法式的“依赖游戏”④来描述一种“认识型”的诞生，乃至这方面的描述总是模糊、含糊其辞的。
三、权力理论的深化和权力技术实践的最终形成
《性经验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在1976年出版，以性经验为基点将权力理论分化为规训权力和生命政治权力，并且对总体的权力理论做了一个细致深刻的阐述，为福柯系谱学思想的集大成作。后面的两卷以及未完成的第四卷则将探索向度转向了道德主体的塑造方面，并分别以古希腊、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早期以及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时期（未出版）的性经验（性快感、夫妻关系和性爱论）进行了分析。
《认知的意志》同《规训与惩罚》的思路安排差不多，福柯先对17—19世纪的性话语爆发做了考古学的拆解，性话语的爆发体现在对性的约束结构上面，17世纪开始出现了坦白“性”这一普遍宗教要求，前提是需要使用严格规定好了的语词，以此达到约束欲望的目的；18、19世纪，经济、医学和技术的进步让西方社会出现了人口现象，性成为公共话语的中心，200年里这一趋势愈来愈严格，乃至性话语逐渐布满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医学上对性的观察、治疗、研究，规训机构对性的审查、管理，经济政治上对人口现象的控制……性话语逐渐在宗教忏悔领域分解，在“人口学、生物学、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道德、教育学、政治批判等领域出现了话语爆炸现象”[5]。与此同时，福柯特地举了对性变态者治疗、观察而加剧了性变态话语、权力扩散的例子，来说明18、19世纪对性的关注和条理化反而让性话语渗透到了总体的权力关系当中。
将碎片化的历史片断组合成“性经验”以后，福柯以此为基点拓展了权力理论：（1）权力由多重力量关系构成，力量关系包含了社会交往当中推动、驱策或强迫人们做某事的因素；（2）力量之间存在冲突，这种冲突又反过来重新颠覆、塑造着它们；（3）力量之间也存在合作关系；（4）上述力量关系借以产生作用的战略被包含在国家机构、法律以及社会领导权或者某些霸权方面。
权力关系还具有五个特征：（1）权力关系是处于动态变化当中的，它总是在运作着的；（2）权力关系具有内在性的特征，即不可见的，它们内在于一切形式的关系当中运作；（3）权力关系是自下而上的，它的基础就是庞大的社会；（4）权力关系既是主观的，又是非主观的，主观性是权力关系运作的维度之一，主观性并非权力关系的“制定者”；非主觀的指权力关系最终是匿名的、非人为控制的；（5）抵抗和矛盾是权力关系的特征之一，它们同时继续推动着权力关系的动态变化。
第二、三卷福柯将视野转向了“知识—权力—伦理”当中的伦理层面，即人的道德主体构建历史，篇幅限制这里不做过多赘述。总之，从历史学方面来讲，以上对“性经验”方面的历史分析体现了“系谱学”的要求：以边缘性的经验为基点，探索特定标志性话语实践的herkunft（出身），挖掘埋藏在社会机构和普遍权威下沉睡的知识，以此拼凑出了完整的权力技术理论。
四、结论
《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从史料考证以及叙事模式来看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传统史学著作，其中体现出的“系谱学”方法论跳出了当时法国传统纯粹客观的史学框架，发展出了全新的“史学理论”，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1）历史学的作用：其不再是揭示如兰克史学所谓的内在精神般的总体进程，而应当聚焦于对当下既成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系谱学考证；
（2）史学对象：关注特定的“边缘化”群体和知识，并指出这些群体和知识是如何“被构建”的；
（3）历史的断裂性：福柯在其前期的考古学当中就已经充分发挥了其“断裂”的时间思想，如认识型的诞生以及转换、疯癫话语的偶然性出生，后期福柯将断裂继续微观化，聚焦于特定的“事件”构型（如监狱制度以及性经验的演变），通过考察特定事件的“档案”重构话语形成的过程。
在20世纪80年代新文化史潮流席卷史学界之前，福柯已将视角转向了微观史和人类学，通过一种全新的考古学和系谱学方法论重塑史学研究，意图挖掘西方社会的深层机理，对法国年鉴学派以及英美史学界研究范式的“语言学转向”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注释：
①康德的先验感性论指出，人对世界的经验接收同样是有着先验结构的，即空间和时间；而他的先验分析论指出人的先验知识结构及其能动性源头是十二范畴和自我意识的统觉。
②和封建领主不同，新地主阶层是通过参与殖民掠夺、商业贸易赚取大额利润以此获得土地，他们本质上是商业贵族。
③中世纪上层社会和民间的非法活动是互利的，而古典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提高、国际贸易爆发式的增长以及法规的秩序化促使商业贵族开始排斥民间的非法活动。
④一种话语从内部、外部构建另一种话语。
参考文献：
[1]钱翰.福柯的谱系学究竟何指[J].学术研究，2016（3）：155-159+178.
[2]汤明洁.福柯考古学与系谱学的关系：辨析与反驳[J].哲学研究，2018（7）：117-125+128.
[3][法]福柯著，钱翰 译.必须保卫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0.
[4][法]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 译.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5][法]福柯著，余碧平 译.性经验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2.
作者简介：陈子衡（2000-），男，浙江温州，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历史社会学、史学理论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