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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冲突和对抗，但更多是合作与交流，才能反映中美关系的真实面貌
应何迪之邀，给中英文双语的《中美关系200年》画册作序，王缉思前前后后花了好几个月时间。
这算得上是王缉思耗时最长的一篇序言。他写完中文版后，没有找人将序言翻译成英文，而是自己又用英文写了一版。他担心，有些话如果直接翻译，在意思的表达上会有出入。
博源基金会总干事何迪是画册的两位主编之一，另一位是历史影像学者徐家宁。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则和陈小鲁、章百家作为学术顾问，以及王苗、王文澜、贺延光等摄影家作为图片顾问，参与了画册的编撰工作。
尽管从事银行业20多年，但何迪对于中美关系的关注一直未减，他也经常参与关于中美关系的种种对话和活动。“我很同意王缉思在序言中说的一句话：从那次研讨会开始，中美关系即已成为我们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何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画册于2016年出版，在整整30年前，1986年10月下旬，由北京大学发起并与美国国家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美关系史（1945-1955）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现在我们难以想象的是，当时研究中美关系只能限定到50年代初，所以就选择了1945年至1955年这个时间段。”王缉思不无感慨地回忆说。而现在，“就中美关系研究而言，已经没有什么禁区了”。
当年与会的中美学者如袁明、章百家、王缉思、陶文钊、贾庆国以及何汉理（Harry Harding）、韩德（Michael Hunt）、唐耐心（Nancy Tucker）、盖迪斯（John Gaddis）、波洛克（Jonathan Pollack）等，后来都成为中美关系领域的顶级学者。
“当时大家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块的。后来虽然各自走的道路不一样，但相互间还是保持了很好的联系，也经常因为涉及中美关系的事重新走到一起。”何迪说。
何迪受邀参加1986年的学术研讨会，是因为会议的中方发起人、现任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当时注意到了他的一些文章。
1977年，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何迪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就读。从大三转向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外交和中美关系开始，何迪越来越发现，当时学校里所用的宣传色彩比较浓厚的老教材并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而之前多年，他通过阅读回忆录了解到的在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帝国主义”，竟然曾经反对“皖南事变”。
为了写好自己的第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在皖南事变中争取国际舆论的斗争的论文，何迪去了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意外地发现了美国国务院定期出版并且每年都解密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应该之前很长时间没有人用过，我甚至可能是‘文革’后的第一个读者，资料上覆盖了很厚的一层土。”何迪回忆说。
根据文件集中的记载，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当时位于重庆的美国使馆给美国政府写了报告，认为这一事件是破坏抗日的举动。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特使居里到重庆，进行交涉。此外，当时美国知名驻华记者斯诺和斯特朗也在美国媒体上对皖南事件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
而美国的态度与周恩来及中共的工作有关。何迪还曾查阅了当年周恩来与延安之间的电文，并采访了一些当事人，从而了解到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对美外交工作。利用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的影响来制止内战，是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可以看成是中共外交工作的开端。这篇后来定名为《周恩来同志在皖南事变中争取国际舆论的斗争》的论文发表在人民大学1981年第一期《教学与研究》校刊上，成为何迪研究中美关系的首篇论文。
这次研究工作让何迪接触到中美关系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随着阅读的中外档案资料和进行的口述历史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何迪发现：真实的历史与一些宣传材料中的“美帝”大不一样。
在抗日战争和内战爆发前，中共为发展和美国的关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争取了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与美国特使赫尔利、马歇尔都有直接的交往，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毛泽东曾提出访问华盛顿。即便内战爆发，中共在进行反美宣传的同时仍保持了对美政策的灵活性，到建国前仍未放弃和司徒雷登的接触，并争取他以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访问北平。
大学毕业后，何迪曾于1983年至1993年间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期间何迪曾被派往美国，做司徒雷登助理傅泾波的口述历史，从而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司徒雷登及燕京大学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傅泾波为满族人，自18岁起就给司徒雷登当助理，追随司徒雷登长达40余年，并跟随司徒雷登到美国，为其养老送终。1986年，傅泾波给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写信，希望把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大学的燕园。
同年，何迪提交了《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的论文，成为当时国内最早一篇重新评价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所起作用的论文。可惜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只是发表在美国研究所的内刊上，但这并未妨碍它的传播，在燕京校友圈中传阅甚广。
在何迪看来，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教会大学最直接的贡献就是把现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国。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就是从清朝末期民国初期开始的，其中有三个最显著的标志：一是工业化，工业文明替代农耕文明，从洋务运动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二是推翻帝制，民主政治代替皇权专制；三是现代科学教育替代了经学。
“我们应当把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放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高度上去评价，而不仅仅是一所大学的创办这么简单。”何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中美关系200年》画册中，中美之间科技、教育和文化交往也是何迪最“情有独钟”的部分。
美国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
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 1784年，一艘悬挂着美国国旗的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开启了来自西半球新大陆刚刚诞生不久的新兴民主国家美国与位于东半球的旧大陆、有着2000年皇权统治的天朝大国中国的交往。《中美关系200年》画册就以此为起点，用图片和文字讲述了中美之间200余年的交往史。
画册编撰团队将这段历史分为四个时期：1784年至1911年，主要交往集中于晚清时期；1911年至1949年，即民国时期；1949年至1978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之前；1978年至今，即中国改革开放时期。
“这样的分期，与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合拍的。”何迪说，“这200年，是现代化在全球扩展的200年。新兴的美国演化成世界超级大国，而古老的天朝大国中国由盛而衰，在反对殖民侵略和专制压迫中寻求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实现现代化转型、重新崛起。”
这本画册是继《见证——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由中国摄影师协会主持、博源基金会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共同资助的第三本大型画册。画册从2014年开始做，耗时两年，了却了何迪以及与他有着类似经历的编辑和顾问团队的多年夙愿。前两本画册更多是从国内视角展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何迪希望这本画册着重从国际视角来展示近代中外关系变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1945年，驻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在向中国老人学剑；1954年，蒋介石乘坐直升机登上美国第七舰队胡蜂号航母参观。画册所呈现的这些图片背后，分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作为“战时同盟”“美军牺牲15万人，而中国军队牺牲150万人”的合作史以及第七舰队在中国人眼里成为美国武力干涉他国内政的象征。
画册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呈现中美交往之间的合作与冲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尤其强调了中美的民间交往。
1971年，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夕，美国关注亚洲学者委员会第一次访华，20岁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代表谢淑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双方进行了四个小时的谈话。后来，谢淑丽成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并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了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负责对华事务。
1974年，邓小平到纽约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在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大厅迎接者中，包括“在美的红小兵”。后来在美国律师事务所做合伙人的李小琼向何迪提供的照片中，邓小平摸着年少的李小琼的脸，她的身旁是后来成为知名媒体人的洪晃。这批“红小兵”是作为未来的外交人才送往美国进行重点培养的。
即便是在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中美关系整体上依然处于破冰前的对抗状态，但两国领导人都很重视两国人员尤其是年轻人的交往，而这些当年的年轻人，多数后来也成为推动中美关系前行的重要力量。
“中美关系不仅是两个国家间的交往，更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中国人看来，我们认识的美国人代表美国。这一点上，美国人也一样。国家的形象很多时候是通过个人表现出来。”王缉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6年12月初，王缉思在访美期间带了一本画册给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在看到画册中自己和邓小平会见的照片后，已经年逾九旬的他非常高兴。斯考克罗夫特的助手事后告诉王缉思，他看到厚重的画册放在斯考克罗夫特的办公桌上，想搬走，结果斯考克罗夫特没让，称画册很珍贵，就放办公桌上，他可以随时翻看。
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的特使两次到访北京，并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当何迪送画册给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时，邓榕回忆称，在斯考克罗夫特访华时，邓小平正在病中，医生不主张他再有外事活动。但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事关大局，坚持要见美国特使。斯考克罗夫特绝不会想到，在会客厅外还守候着应急的医疗团队。
邓小平在作出中美建交的决策时曾表示，“中美关系是战略性长期关系，不是策略性关系”；而在1989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时，他仍坚信“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何迪认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改革开放重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对外开放，主要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对内改革，则主要是对苏联那套僵化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改革。这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基础。
“在鸦片战争之后，对中国伤害最小的也是美国，但不是没有伤害。”何迪说。而进入21世纪以后，中美关系无疑成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重要外部因素。
画册的封面特意选择了中美关系史上颇为经典的乒乓外交照片，而没有用中美领导人的照片。图片的上方，中国代表团人员胸前的中国国徽格外醒目，而美国代表团上衣的背后，也印上了大写的“USA”字样。在何迪看来，既有冲突和对抗，但更多是合作与交流，才能反映中美关系的真实面貌。
目前，一些美国人认为，跟中国对抗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也有不少人觉得，跟美国必打一仗。对于这样的局面，王缉思认为，这首先要判断对抗与战争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认为这是坏事，那就要做点什么，避免坏事发生，要从历史中找答案。去做一些工作，有些坏事还是可以避免的。”
画册的结尾，特别选用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庄园会晤”和“瀛台漫步”的照片。何迪说：“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不仅考验着两国领导人的智慧和能力，同时也呼唤着两国人民的理智与胸怀。”
应何迪之邀，给中英文双语的《中美关系200年》画册作序，王缉思前前后后花了好几个月时间。
这算得上是王缉思耗时最长的一篇序言。他写完中文版后，没有找人将序言翻译成英文，而是自己又用英文写了一版。他担心，有些话如果直接翻译，在意思的表达上会有出入。
博源基金会总干事何迪是画册的两位主编之一，另一位是历史影像学者徐家宁。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则和陈小鲁、章百家作为学术顾问，以及王苗、王文澜、贺延光等摄影家作为图片顾问，参与了画册的编撰工作。
尽管从事银行业20多年，但何迪对于中美关系的关注一直未减，他也经常参与关于中美关系的种种对话和活动。“我很同意王缉思在序言中说的一句话：从那次研讨会开始，中美关系即已成为我们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何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画册于2016年出版，在整整30年前，1986年10月下旬，由北京大学发起并与美国国家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美关系史（1945-1955）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现在我们难以想象的是，当时研究中美关系只能限定到50年代初，所以就选择了1945年至1955年这个时间段。”王缉思不无感慨地回忆说。而现在，“就中美关系研究而言，已经没有什么禁区了”。
当年与会的中美学者如袁明、章百家、王缉思、陶文钊、贾庆国以及何汉理（Harry Harding）、韩德（Michael Hunt）、唐耐心（Nancy Tucker）、盖迪斯（John Gaddis）、波洛克（Jonathan Pollack）等，后来都成为中美关系领域的顶级学者。
“当时大家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块的。后来虽然各自走的道路不一样，但相互间还是保持了很好的联系，也经常因为涉及中美关系的事重新走到一起。”何迪说。
中美关系的另一面
何迪受邀参加1986年的学术研讨会，是因为会议的中方发起人、现任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当时注意到了他的一些文章。
1977年，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何迪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就读。从大三转向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外交和中美关系开始，何迪越来越发现，当时学校里所用的宣传色彩比较浓厚的老教材并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而之前多年，他通过阅读回忆录了解到的在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帝国主义”，竟然曾经反对“皖南事变”。
为了写好自己的第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在皖南事变中争取国际舆论的斗争的论文，何迪去了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意外地发现了美国国务院定期出版并且每年都解密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应该之前很长时间没有人用过，我甚至可能是‘文革’后的第一个读者，资料上覆盖了很厚的一层土。”何迪回忆说。
根据文件集中的记载，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当时位于重庆的美国使馆给美国政府写了报告，认为这一事件是破坏抗日的举动。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特使居里到重庆，进行交涉。此外，当时美国知名驻华记者斯诺和斯特朗也在美国媒体上对皖南事件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
而美国的态度与周恩来及中共的工作有关。何迪还曾查阅了当年周恩来与延安之间的电文，并采访了一些当事人，从而了解到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对美外交工作。利用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的影响来制止内战，是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可以看成是中共外交工作的开端。这篇后来定名为《周恩来同志在皖南事变中争取国际舆论的斗争》的论文发表在人民大学1981年第一期《教学与研究》校刊上，成为何迪研究中美关系的首篇论文。
这次研究工作让何迪接触到中美关系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随着阅读的中外档案资料和进行的口述历史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何迪发现：真实的历史与一些宣传材料中的“美帝”大不一样。
在抗日战争和内战爆发前，中共为发展和美国的关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争取了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与美国特使赫尔利、马歇尔都有直接的交往，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毛泽东曾提出访问华盛顿。即便内战爆发，中共在进行反美宣传的同时仍保持了对美政策的灵活性，到建国前仍未放弃和司徒雷登的接触，并争取他以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访问北平。
大学毕业后，何迪曾于1983年至1993年间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期间何迪曾被派往美国，做司徒雷登助理傅泾波的口述历史，从而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司徒雷登及燕京大学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傅泾波为满族人，自18岁起就给司徒雷登当助理，追随司徒雷登长达40余年，并跟随司徒雷登到美国，为其养老送终。1986年，傅泾波给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写信，希望把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大学的燕园。
同年，何迪提交了《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的论文，成为当时国内最早一篇重新评价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所起作用的论文。可惜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只是发表在美国研究所的内刊上，但这并未妨碍它的传播，在燕京校友圈中传阅甚广。
在何迪看来，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教会大学最直接的贡献就是把现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国。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就是从清朝末期民国初期开始的，其中有三个最显著的标志：一是工业化，工业文明替代农耕文明，从洋务运动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二是推翻帝制，民主政治代替皇权专制；三是现代科学教育替代了经学。
“我们应当把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放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高度上去评价，而不仅仅是一所大学的创办这么简单。”何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中美关系200年》画册中，中美之间科技、教育和文化交往也是何迪最“情有独钟”的部分。
美国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
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 1784年，一艘悬挂着美国国旗的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开启了来自西半球新大陆刚刚诞生不久的新兴民主国家美国与位于东半球的旧大陆、有着2000年皇权统治的天朝大国中国的交往。《中美关系200年》画册就以此为起点，用图片和文字讲述了中美之间200余年的交往史。
画册编撰团队将这段历史分为四个时期：1784年至1911年，主要交往集中于晚清时期；1911年至1949年，即民国时期；1949年至1978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之前；1978年至今，即中国改革开放时期。
“这样的分期，与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合拍的。”何迪说，“这200年，是现代化在全球扩展的200年。新兴的美国演化成世界超级大国，而古老的天朝大国中国由盛而衰，在反对殖民侵略和专制压迫中寻求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实现现代化转型、重新崛起。”
这本画册是继《见证——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由中国摄影师协会主持、博源基金会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共同资助的第三本大型画册。画册从2014年开始做，耗时两年，了却了何迪以及与他有着类似经历的编辑和顾问团队的多年夙愿。前两本画册更多是从国内视角展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何迪希望这本画册着重从国际视角来展示近代中外关系变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1945年，驻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在向中国老人学剑；1954年，蒋介石乘坐直升机登上美国第七舰队胡蜂号航母参观。画册所呈现的这些图片背后，分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作为“战时同盟”“美军牺牲15万人，而中国军队牺牲150万人”的合作史以及第七舰队在中国人眼里成为美国武力干涉他国内政的象征。
画册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呈现中美交往之间的合作与冲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尤其强调了中美的民间交往。
1971年，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夕，美国关注亚洲学者委员会第一次访华，20岁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代表谢淑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双方进行了四个小时的谈话。后来，谢淑丽成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并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了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负责对华事务。
1974年，邓小平到纽约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在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大厅迎接者中，包括“在美的红小兵”。后来在美国律师事务所做合伙人的李小琼向何迪提供的照片中，邓小平摸着年少的李小琼的脸，她的身旁是后来成为知名媒体人的洪晃。这批“红小兵”是作为未来的外交人才送往美国进行重点培养的。
即便是在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中美关系整体上依然处于破冰前的对抗状态，但两国领导人都很重视两国人员尤其是年轻人的交往，而这些当年的年轻人，多数后来也成为推动中美关系前行的重要力量。
“中美关系不仅是两个国家间的交往，更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中国人看来，我们认识的美国人代表美国。这一点上，美国人也一样。国家的形象很多时候是通过个人表现出来。”王缉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6年12月初，王缉思在访美期间带了一本画册给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在看到画册中自己和邓小平会见的照片后，已经年逾九旬的他非常高兴。斯考克罗夫特的助手事后告诉王缉思，他看到厚重的画册放在斯考克罗夫特的办公桌上，想搬走，结果斯考克罗夫特没让，称画册很珍贵，就放办公桌上，他可以随时翻看。
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的特使两次到访北京，并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当何迪送画册给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时，邓榕回忆称，在斯考克罗夫特访华时，邓小平正在病中，医生不主张他再有外事活动。但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事关大局，坚持要见美国特使。斯考克罗夫特绝不会想到，在会客厅外还守候着应急的医疗团队。
邓小平在作出中美建交的决策时曾表示，“中美关系是战略性长期关系，不是策略性关系”；而在1989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时，他仍坚信“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何迪认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改革开放重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对外开放，主要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对内改革，则主要是对苏联那套僵化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改革。这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基础。
“在鸦片战争之后，对中国伤害最小的也是美国，但不是没有伤害。”何迪说。而进入21世纪以后，中美关系无疑成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重要外部因素。
画册的封面特意选择了中美关系史上颇为经典的乒乓外交照片，而没有用中美领导人的照片。图片的上方，中国代表团人员胸前的中国国徽格外醒目，而美国代表团上衣的背后，也印上了大写的“USA”字样。在何迪看来，既有冲突和对抗，但更多是合作与交流，才能反映中美关系的真实面貌。
目前，一些美国人认为，跟中国对抗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也有不少人觉得，跟美国必打一仗。对于这样的局面，王缉思认为，这首先要判断对抗与战争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认为这是坏事，那就要做点什么，避免坏事发生，要从历史中找答案。去做一些工作，有些坏事还是可以避免的。”
画册的结尾，特别选用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庄园会晤”和“瀛台漫步”的照片。何迪说：“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不仅考验着两国领导人的智慧和能力，同时也呼唤着两国人民的理智与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