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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是列宁运用一个哲学的基本观点“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作出的一个经典论断，揭示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执政以后最大的挑战来自于自我毁灭，共产党政权和执政的共产党也有自我垮台的危险。
列宁的话言犹在耳，苏联这座“社会主义的大厦”和苏共这个“工人阶级底先头堡垒”，却“忽喇喇如大厦倾”，轰然倒塌。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何在？不可否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和平演变”加速了苏联解体、苏共亡党，但真正原因还是来自苏共内部，是从内部攻破的。一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痛切地指出：“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一位美国学者也指出：“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一位中国学者也认为:“苏联是在没有敌人入侵和特大自然灾害变故的情况下走向终结的”，“尽管苏联解体有着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苏共的蜕化与变质”。
堡垒是怎样从内部攻破的呢？苏共是怎样自我毁灭的呢？被列宁称为11世纪中国改革家的宋代政治家王安石说过这样一段话：“须基能承础，础能承梁，梁能承栋，乃成室。以粪壤为基，烂石为础，朽木为柱，则室坏矣。”一室之坏、一堡垒之垮塌，毁于基础朽，毁于梁柱折。一国、一党也如一室、一堡垒。一室、一堡垒如此，一国、一党如此，苏联、苏共也如此。
基础朽于腐败蜕变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用“无耻的闹宴”、“淫贱的婚床”、“缠绕的蟒蛇”来描述旧国家机器的腐败奢侈。有感于此，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序言中告诫以后执政的共产党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言犹在耳，苏联、苏共就重蹈了资产阶级的旧国家机器腐败的覆辙——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一个特权阶层发端于斯大林时期，助长于赫鲁晓夫时期，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终于形成，并且蜕变于戈尔巴乔夫时期。
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是逮捕、坐牢、苦役、逃往国外，甚至是绞刑架，而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布尔什维克收获的则是权力、地位、荣誉和“天堂”般的奢华生活。
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苏联政府开支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特殊化的生活待遇，甚至“为他们的近亲远戚搞豪华生活”。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作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罗曼?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 罗曼?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
经过赫鲁晓夫时期，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为了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逐步推行事实上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促进了特权阶层核心力量的形成，这一阶层几乎全部都是党员干部。据俄国学者最近统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5%，他们把权力特权化，拥有诸如宅第权、特供权、特继权、特健权、特支权等等名目繁多的特权。勃列日涅夫完全采取了纵容的态度，“恩施于百官惟恐不逮”，为苏联瓦解、苏共垮台埋下了“癌细胞”。所以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苏联“走近衰亡”时期。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特权阶层开始蜕变，他们追求的已不再是单纯的金钱利益。这些人开始谋划长期霸占特权并传给后人。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1987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官僚们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累个人资本。他们感到，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员身份，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公有制对他们已经成为一种束缚，而私有制——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使其既得利益合法化。他们的目标已经从追求体制内的特权转为攫取体制外的资本。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的话说就是：“在80年代末评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由10万人组成的‘精英集团’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得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西游记》第二十三回《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说了一回观音菩萨请黎山老母、普贤、文殊下山变为一母三女试探唐僧师徒是否还有凡心的故事。“圣僧有德还无俗，八戒无禅更有凡”。唐僧、悟空、沙僧经受住了考验，然八戒凡心不改，色欲未戒，急于入赘，连遭捉弄，撞天婚不成，又被骗穿上了珍珠嵌锦汗衫儿。本来可以带来美女娇娘的珍珠嵌锦汗衫儿转眼间变成了几乎“绷杀”八戒的几条绳索。在苏联权贵们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成为束缚他们发展的绳索，正如八戒所言：“绷杀我了”，到了必须解脱的时候了。“在苏联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些原本高唱共产主义赞歌的人，毫不犹豫地撕下了面具，全力推动苏联向全盘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前进”。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富”的前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玩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苏联蜕变后的进程表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可以说，正是这些蜕化变质了的“蛀虫”，挖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墙角；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联共产党的命。
栋梁折于政治迫害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有这样一段话：“党是工人阶级底领导部队，工人阶级底先头堡垒，工人阶级底战斗司令部。在工人阶级底领导司令部中，决不能容许有缺乏信念者、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立足。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垒中留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而要去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就会陷于腹背受敌的地位。这样的斗争分明只会遭到失败的结局。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就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工人阶级底领导司令部中间，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间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书于苏联“大清洗”时期，出版于1938年，是由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并审定的，基本代表了斯大林的思想观点。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也曾明确写道：“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从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斯大林对“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是有深刻认识的。但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拿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人民”。正是基于这些话中所提出的党内“清除”、“清洗”理论，导致了肃反运动扩大化、“大清洗”的错误实践。 20世纪30年代，苏联爆发了一场残酷的、血腥的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大批无辜的党、政、军优秀领导人和著名知识分子以至普通干部和群众被加以各种罪名，遭到了“清洗”。这段时期典型的景象是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到处都存在的怀疑“间谍破坏”、作秀公审、刑讯逼供、关押和死刑。后来查出斯大林有密令，说既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可以实行体罚，那么对那些不肯投降的、顽固的，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一时间，“红色恐怖”弥漫苏联全境。“大清洗”的主要对象是原苏共高级领导人。在十月革命时期中的六位政治局成员中，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他5人中4人被处死，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到墨西哥，并于1940年被苏联间谍谋杀。从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宁逝世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7人中4人被处死，米哈伊?托姆斯基自杀，仅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幸存。1934年苏共十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有三分之二以上被处决，1966名十六大代表中的1108人，也在“大清洗”中消失了。对军队的清洗也是非常残酷的，特别是高级将领。据苏军统计，当时共有8万名军官，遭到清洗的包括被杀被监禁的大概是3.5万人，师以上高级领导干部的绝大多数都被清洗，其中包括5位元帅中的3位，20个军团级干部中的17个，全部11个副国防人民委员，所有军区司令员，近半数军区军事委员和政治部主任，所有军长、几乎所有师长和旅长，大部分军、师、旅的政委，近半数的团长、近三分之一的团政委。在“大清洗”中，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也遭到巨大摧残。这场“大清洗”对苏共、苏军和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大清洗”的恶果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断党梁柱，毁军长城。德国为什么敢于进犯苏联，除了希特勒称霸全球的野心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到苏共的老布尔什维克、苏军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大部分被清洗了。所以希特勒说：“我只要在苏联这个破房子上踹一脚，它就会马上垮掉。”这也是造成苏德战争初期苏联前线指挥混乱、节节败退、大量国土沦陷的重要原因。
有学者还称“大清洗”已经成为苏共的历史原罪。几乎每个俄罗斯家庭都有“大清洗”的受害者，这种伤痛和积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叶利钦正是以此为杀手锏，让电视整天播放“大清洗”逮捕、处决人的镜头，让报纸连篇累牍刊登揭露“大清洗”内幕的文章，重揭“大清洗”造成的俄罗斯人的心灵伤疤，挑起对苏共的怨恨情绪。似乎可以说，苏共也是在对“大清洗”的一片声讨中垮台的。这才是“大清洗”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大清洗”的沉痛教训警示我们：共产党不能再搞政治迫害了，不管是以何种形式、理由和借口，特别是以“革命”的名义。
“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罢，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从“人心向背”的角度来看，苏共特权阶层的腐败蜕变，失了人心；斯大林的“大清洗”寒了党心。“最根本的证明是，在大厦将倾之际，没有人挺身而出保护它”。“八一九”事件后，几乎在没有苏共党员和人民群众大规模抗议的情况下，建党93年、执政74年、有着近2000万党员的苏共便垮台了，有着“超级大国”之称的苏联也分崩瓦解了。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古往今来，堡垒确实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信手拈来，举数例以证之。
中国的封建王朝莫不瓦解于腐败。历史学家吴晗说：“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腐败史。”第二十五史——中华民国史又何尝不是一部贪污腐败史。1949年前后，连蒋介石也哀叹：“我们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像！”“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余参加革命几十年，从未对革命前途产生如此失望和悲戚。这原因不是经济的危机，不是政治的绝境，也不是共产党一天一天的壮大。原因只是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败坏。”这可以说是国民党败走台湾的根本原因。
断其梁柱、自毁长城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明朝的亡国之君崇祯皇帝了。崇祯皇帝即位之初，很有些“明主”色彩，但他偏狭猜忌、刻薄寡恩，把内忧外患一切归因于“士大夫负国家”，不断地诛杀大臣。其在位17年，所戮大臣不计其数，其中总督7人，巡抚11人，特别是崇祯三年，以“谋叛”大罪冤杀镇守边关的辽宁巡抚袁崇焕，“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这是继南宋赵构冤杀岳飞之后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起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冤狱。崇祯冤杀袁崇焕，是地地道道的自毁长城。“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前车可鉴啊！
（本文作者为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列宁的话言犹在耳，苏联这座“社会主义的大厦”和苏共这个“工人阶级底先头堡垒”，却“忽喇喇如大厦倾”，轰然倒塌。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何在？不可否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和平演变”加速了苏联解体、苏共亡党，但真正原因还是来自苏共内部，是从内部攻破的。一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痛切地指出：“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一位美国学者也指出：“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一位中国学者也认为:“苏联是在没有敌人入侵和特大自然灾害变故的情况下走向终结的”，“尽管苏联解体有着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苏共的蜕化与变质”。
堡垒是怎样从内部攻破的呢？苏共是怎样自我毁灭的呢？被列宁称为11世纪中国改革家的宋代政治家王安石说过这样一段话：“须基能承础，础能承梁，梁能承栋，乃成室。以粪壤为基，烂石为础，朽木为柱，则室坏矣。”一室之坏、一堡垒之垮塌，毁于基础朽，毁于梁柱折。一国、一党也如一室、一堡垒。一室、一堡垒如此，一国、一党如此，苏联、苏共也如此。
基础朽于腐败蜕变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用“无耻的闹宴”、“淫贱的婚床”、“缠绕的蟒蛇”来描述旧国家机器的腐败奢侈。有感于此，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序言中告诫以后执政的共产党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言犹在耳，苏联、苏共就重蹈了资产阶级的旧国家机器腐败的覆辙——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一个特权阶层发端于斯大林时期，助长于赫鲁晓夫时期，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终于形成，并且蜕变于戈尔巴乔夫时期。
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是逮捕、坐牢、苦役、逃往国外，甚至是绞刑架，而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布尔什维克收获的则是权力、地位、荣誉和“天堂”般的奢华生活。
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苏联政府开支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特殊化的生活待遇，甚至“为他们的近亲远戚搞豪华生活”。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作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罗曼?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 罗曼?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
经过赫鲁晓夫时期，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为了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逐步推行事实上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促进了特权阶层核心力量的形成，这一阶层几乎全部都是党员干部。据俄国学者最近统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5%，他们把权力特权化，拥有诸如宅第权、特供权、特继权、特健权、特支权等等名目繁多的特权。勃列日涅夫完全采取了纵容的态度，“恩施于百官惟恐不逮”，为苏联瓦解、苏共垮台埋下了“癌细胞”。所以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苏联“走近衰亡”时期。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特权阶层开始蜕变，他们追求的已不再是单纯的金钱利益。这些人开始谋划长期霸占特权并传给后人。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1987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官僚们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累个人资本。他们感到，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员身份，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公有制对他们已经成为一种束缚，而私有制——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使其既得利益合法化。他们的目标已经从追求体制内的特权转为攫取体制外的资本。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的话说就是：“在80年代末评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由10万人组成的‘精英集团’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得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西游记》第二十三回《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说了一回观音菩萨请黎山老母、普贤、文殊下山变为一母三女试探唐僧师徒是否还有凡心的故事。“圣僧有德还无俗，八戒无禅更有凡”。唐僧、悟空、沙僧经受住了考验，然八戒凡心不改，色欲未戒，急于入赘，连遭捉弄，撞天婚不成，又被骗穿上了珍珠嵌锦汗衫儿。本来可以带来美女娇娘的珍珠嵌锦汗衫儿转眼间变成了几乎“绷杀”八戒的几条绳索。在苏联权贵们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成为束缚他们发展的绳索，正如八戒所言：“绷杀我了”，到了必须解脱的时候了。“在苏联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些原本高唱共产主义赞歌的人，毫不犹豫地撕下了面具，全力推动苏联向全盘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前进”。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富”的前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玩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苏联蜕变后的进程表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可以说，正是这些蜕化变质了的“蛀虫”，挖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墙角；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联共产党的命。
栋梁折于政治迫害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有这样一段话：“党是工人阶级底领导部队，工人阶级底先头堡垒，工人阶级底战斗司令部。在工人阶级底领导司令部中，决不能容许有缺乏信念者、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立足。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垒中留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而要去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就会陷于腹背受敌的地位。这样的斗争分明只会遭到失败的结局。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就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工人阶级底领导司令部中间，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间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书于苏联“大清洗”时期，出版于1938年，是由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并审定的，基本代表了斯大林的思想观点。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也曾明确写道：“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从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斯大林对“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是有深刻认识的。但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拿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人民”。正是基于这些话中所提出的党内“清除”、“清洗”理论，导致了肃反运动扩大化、“大清洗”的错误实践。 20世纪30年代，苏联爆发了一场残酷的、血腥的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大批无辜的党、政、军优秀领导人和著名知识分子以至普通干部和群众被加以各种罪名，遭到了“清洗”。这段时期典型的景象是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到处都存在的怀疑“间谍破坏”、作秀公审、刑讯逼供、关押和死刑。后来查出斯大林有密令，说既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可以实行体罚，那么对那些不肯投降的、顽固的，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一时间，“红色恐怖”弥漫苏联全境。“大清洗”的主要对象是原苏共高级领导人。在十月革命时期中的六位政治局成员中，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他5人中4人被处死，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到墨西哥，并于1940年被苏联间谍谋杀。从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宁逝世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7人中4人被处死，米哈伊?托姆斯基自杀，仅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幸存。1934年苏共十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有三分之二以上被处决，1966名十六大代表中的1108人，也在“大清洗”中消失了。对军队的清洗也是非常残酷的，特别是高级将领。据苏军统计，当时共有8万名军官，遭到清洗的包括被杀被监禁的大概是3.5万人，师以上高级领导干部的绝大多数都被清洗，其中包括5位元帅中的3位，20个军团级干部中的17个，全部11个副国防人民委员，所有军区司令员，近半数军区军事委员和政治部主任，所有军长、几乎所有师长和旅长，大部分军、师、旅的政委，近半数的团长、近三分之一的团政委。在“大清洗”中，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也遭到巨大摧残。这场“大清洗”对苏共、苏军和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大清洗”的恶果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断党梁柱，毁军长城。德国为什么敢于进犯苏联，除了希特勒称霸全球的野心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到苏共的老布尔什维克、苏军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大部分被清洗了。所以希特勒说：“我只要在苏联这个破房子上踹一脚，它就会马上垮掉。”这也是造成苏德战争初期苏联前线指挥混乱、节节败退、大量国土沦陷的重要原因。
有学者还称“大清洗”已经成为苏共的历史原罪。几乎每个俄罗斯家庭都有“大清洗”的受害者，这种伤痛和积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叶利钦正是以此为杀手锏，让电视整天播放“大清洗”逮捕、处决人的镜头，让报纸连篇累牍刊登揭露“大清洗”内幕的文章，重揭“大清洗”造成的俄罗斯人的心灵伤疤，挑起对苏共的怨恨情绪。似乎可以说，苏共也是在对“大清洗”的一片声讨中垮台的。这才是“大清洗”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大清洗”的沉痛教训警示我们：共产党不能再搞政治迫害了，不管是以何种形式、理由和借口，特别是以“革命”的名义。
“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罢，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从“人心向背”的角度来看，苏共特权阶层的腐败蜕变，失了人心；斯大林的“大清洗”寒了党心。“最根本的证明是，在大厦将倾之际，没有人挺身而出保护它”。“八一九”事件后，几乎在没有苏共党员和人民群众大规模抗议的情况下，建党93年、执政74年、有着近2000万党员的苏共便垮台了，有着“超级大国”之称的苏联也分崩瓦解了。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古往今来，堡垒确实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信手拈来，举数例以证之。
中国的封建王朝莫不瓦解于腐败。历史学家吴晗说：“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腐败史。”第二十五史——中华民国史又何尝不是一部贪污腐败史。1949年前后，连蒋介石也哀叹：“我们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像！”“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余参加革命几十年，从未对革命前途产生如此失望和悲戚。这原因不是经济的危机，不是政治的绝境，也不是共产党一天一天的壮大。原因只是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败坏。”这可以说是国民党败走台湾的根本原因。
断其梁柱、自毁长城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明朝的亡国之君崇祯皇帝了。崇祯皇帝即位之初，很有些“明主”色彩，但他偏狭猜忌、刻薄寡恩，把内忧外患一切归因于“士大夫负国家”，不断地诛杀大臣。其在位17年，所戮大臣不计其数，其中总督7人，巡抚11人，特别是崇祯三年，以“谋叛”大罪冤杀镇守边关的辽宁巡抚袁崇焕，“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这是继南宋赵构冤杀岳飞之后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起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冤狱。崇祯冤杀袁崇焕，是地地道道的自毁长城。“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前车可鉴啊！
（本文作者为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