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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创刊30年了,我与她的缘分也有近30年了。
《幼儿教育》是我国“文革”以后创办的第一本学前教育杂志,她一诞生便引起了我的关注,我当时是一名学习学前教育专业的在校大学生。从中学起我就热爱文学,在大学期间我经常给学校的板报写写小文章。看到《幼儿教育》创刊,我就想:如果我的文章也能登上杂志该多好啊!
我尝试着给《幼儿教育》投稿,不久,奇迹发生了,我的一篇小故事登在了《幼儿教育》上,篇名好像叫《值日》,刊登的日期大概在1981到1982年之间,我与《幼儿教育》的缘分就这样结下了。从此,我成了《幼儿教育》最忠实的读者兼作者。
毕业后,我从事的是幼儿教育的研究和行政工作。工作之余,我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都变成文字,投给《幼儿教育》。其间,我有机会去日本学习、考察了一年的幼儿教育。
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工作经验的增多以及孩子的出生,我对幼儿教育的感悟与日俱增,我的文章也在《幼儿教育》全面开花,《幼儿教育》的所有栏目几乎都发过我的稿件,与此同时,我和《幼儿教育》的许多编辑老师成了朋友。
副主编蒋有为老师可以说是我编译儿童文学作品的引路人。当时我从日本带回来一批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充满想象,风格清新淡雅、富有童趣,我当时特別想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尽管我按照“信、达、雅”的原则力求翻译到位,但是刚开始我的翻译水平实在不怎么样。我清楚地记得。蒋老师每次都会用红笔在我的译稿上修改。有的地方不直接修改,而是写一段话和我讨论如何翻译。我每次都按照他的要求认认真真修改好再寄回去……那星星点点的红字至今珍藏在我的脑海里,永生难忘。
李运庆老师是当时《幼儿教育》的主编。我从日本回国以后,很想把一色八郎的《幼儿游戏与手工制作》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一次,我把这些想法和李老师说了,没想到她很快带着编辑莫剑敏老师专程来到南京,和我商量出书一事。
我家当时的条件非常简陋,只有一间房,烧饭用的煤炉放在走廊上,李老师和莫老师就在这间屋里和我商量出书的事。商量完以后。我留她们在我家吃了饭,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她们,记得我爱人烧了一个红烧带鱼。她们就坐在小凳子上吃的饭……当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那温馨的场面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一位杂志的主编能主动找一个无名小辈,这是多么大的胸怀。于我而言又是多么大的鼓励啊!
后来,我又陆续认识了更多的编辑老师,如蒋碧珍老师、胡金标老师、韩康倩老师……我不断得到他们的帮助,我写的稿子也不断地出现在《幼儿教育》上。
《幼儿教育》在我国的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她以敏锐务实的风格影响了许许多多的幼教工作者。30年来,《幼儿教育》在不断进步和成长,我也伴随着她不断进步和成长。我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前后有21年,近几年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改行了,但我对幼儿教育的那份感情永远割舍不了,对《幼儿教育》的关注丝毫没有减弱。十分感谢编辑部一直记得我这个曾经的作者和永远的读者,每月还给我寄杂志。我看到了关于创刊30周年的征文启事,马上提笔写下了上面的文字。
《幼儿教育》30年来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真诚地祝愿“三十而立”的《幼儿教育》在我国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道路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幼儿教育》是我国“文革”以后创办的第一本学前教育杂志,她一诞生便引起了我的关注,我当时是一名学习学前教育专业的在校大学生。从中学起我就热爱文学,在大学期间我经常给学校的板报写写小文章。看到《幼儿教育》创刊,我就想:如果我的文章也能登上杂志该多好啊!
我尝试着给《幼儿教育》投稿,不久,奇迹发生了,我的一篇小故事登在了《幼儿教育》上,篇名好像叫《值日》,刊登的日期大概在1981到1982年之间,我与《幼儿教育》的缘分就这样结下了。从此,我成了《幼儿教育》最忠实的读者兼作者。
毕业后,我从事的是幼儿教育的研究和行政工作。工作之余,我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都变成文字,投给《幼儿教育》。其间,我有机会去日本学习、考察了一年的幼儿教育。
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工作经验的增多以及孩子的出生,我对幼儿教育的感悟与日俱增,我的文章也在《幼儿教育》全面开花,《幼儿教育》的所有栏目几乎都发过我的稿件,与此同时,我和《幼儿教育》的许多编辑老师成了朋友。
副主编蒋有为老师可以说是我编译儿童文学作品的引路人。当时我从日本带回来一批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充满想象,风格清新淡雅、富有童趣,我当时特別想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尽管我按照“信、达、雅”的原则力求翻译到位,但是刚开始我的翻译水平实在不怎么样。我清楚地记得。蒋老师每次都会用红笔在我的译稿上修改。有的地方不直接修改,而是写一段话和我讨论如何翻译。我每次都按照他的要求认认真真修改好再寄回去……那星星点点的红字至今珍藏在我的脑海里,永生难忘。
李运庆老师是当时《幼儿教育》的主编。我从日本回国以后,很想把一色八郎的《幼儿游戏与手工制作》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一次,我把这些想法和李老师说了,没想到她很快带着编辑莫剑敏老师专程来到南京,和我商量出书一事。
我家当时的条件非常简陋,只有一间房,烧饭用的煤炉放在走廊上,李老师和莫老师就在这间屋里和我商量出书的事。商量完以后。我留她们在我家吃了饭,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她们,记得我爱人烧了一个红烧带鱼。她们就坐在小凳子上吃的饭……当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那温馨的场面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一位杂志的主编能主动找一个无名小辈,这是多么大的胸怀。于我而言又是多么大的鼓励啊!
后来,我又陆续认识了更多的编辑老师,如蒋碧珍老师、胡金标老师、韩康倩老师……我不断得到他们的帮助,我写的稿子也不断地出现在《幼儿教育》上。
《幼儿教育》在我国的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她以敏锐务实的风格影响了许许多多的幼教工作者。30年来,《幼儿教育》在不断进步和成长,我也伴随着她不断进步和成长。我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前后有21年,近几年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改行了,但我对幼儿教育的那份感情永远割舍不了,对《幼儿教育》的关注丝毫没有减弱。十分感谢编辑部一直记得我这个曾经的作者和永远的读者,每月还给我寄杂志。我看到了关于创刊30周年的征文启事,马上提笔写下了上面的文字。
《幼儿教育》30年来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真诚地祝愿“三十而立”的《幼儿教育》在我国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道路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