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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常说：“我是搞穿衣吃饭的。”的确，他曾长期主管我国的经济工作，他的经济思想、党建思想、哲学思想独具魅力，为世人所瞩目。不过，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有独具特色的文化思想，有着深深的文化人情怀。
革命队伍里的读书人
陈云勤奋刻苦，喜欢读书，既是革命家，也是读书人，是革命队伍里的读书人。他虽然从小家境贫寒，但却天资聪颖，喜爱读书。从上颜安小学到去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他都是因为读书优秀得到贵人相助，从乡下走向都市，从小我走向职业革命家。
读书伴随着陈云的革命生涯。在延安时，环境相对稳定，他把读书看作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在毛泽东的启发和建议下，再次认真研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他以革命家的风范组织了学习小组，一本一本地读原著，并请人辅导，进行讨论，共同提高。学习小组从1938年至1942年坚持了整整5年。夫人于若木说：他读起书来，如饥似渴，有时甚至到了拼命的程度。
读书是陈云的精神支柱。“文革”期间下放到江西“蹲点”，他把可支配的时间都用来读书，经常废寝忘食。孩子们探望他时，他说得最多的是读书问题。他组织了家庭学习小组，传授读书方法。赋闲期间，他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阅读了《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集》《资本论》《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等。
陈云是读书人，读书人自然很爱书。除了马列经典著作外，陈云也喜爱中国古籍。晚年时，他推动中国古籍的整理工作。青年时，他就曾特意到江南藏书楼文澜阁，去看那里保存的一部完整的乾隆年间手抄《四库全书》。半个世纪后，1977年5月中旬，他又专程去看这部古籍。看到历经沧桑依旧保存完整的典籍，陈云觉得应该抢救性地找一些老人对它们进行圈点，以利当代年青人学习继承。
1981年四五月份，陈云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老师们给他的要求恢复并扩大招生的信。接信后，他立即派秘书到北大听取教师们的意见，同时打电话给中华书局，了解古籍整理的相关情况。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反复思考，陈云提出：“要办好整理古籍这件事，尽管国家现在有困难，也要花点钱，并编制一个经费概算，以支持这项事业。” “组成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提出一个为期3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要适当扩大规模。” 9月17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陈云的这些意见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发执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读书人笑逐颜开，额手称庆。武汉大学黄焯教授说“要向陈云同志行‘九叩之礼’才可以代表我们的心情”。
既是读书人，那就讲究尊师重教。陈云对在人生关键时刻关心、扶持、培养过自己的老师常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心情。他和部分同学集资为小学校长竖碑纪念。新中国成立后，他虽身居高位，但经常和引荐自己进入商务印书馆的老师畅叙情谊。他的尊师重教体现出了读书人特有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他的女儿过去是小学教师，之后上了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机关。陈云对此不赞成，劝女儿“归队”。女儿毅然回到自己的母校，当了一名普通中学教师，一直干到退休。
陈云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视教育事业的方针政策，具有读书人特有的真诚。1984 年9 月，当他看到一份高中毕业生很少愿意报考师范院校的材料后，忧虑至深，当即指出要采取措施帮助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解决实际困难，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 。1993年5月， 88岁高龄的他在会见家乡党政负责人时仍不忘殷殷叮嘱：“一定要把教育抓好， 今后社会发展要靠教育。”弥留之际，当他从新闻中听到有关单位和个人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消息，即委托身边工作人员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5000 元，捐给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并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让儿童失学，应当动员全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读书人坦荡的胸襟。
评弹界的“老听客”
陈云出生在丝竹音乐广为流传的江南水乡，盛行于家乡的评弹影响了他的一生。少年陈云听着“戤壁书”，在艺人的娓娓道白和丝弦弹唱中度过艰辛时光。尔后，戎马倥偬，治国理政，评弹声渐渐淡去。再次接触评弹源于养病，陈云说：“1957年、1959年先后两次到南方养病，听听评弹，觉得对养病有好处。本来头脑发胀，听听书就好些，这样又重新听了。” 他风趣地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常为他搞录音带的何占春和修录音机的陈继亮是“保健委员”“半个医生”。他听了大量书目，广泛接触艺人，钻研曲艺规律，发表精当意见，被评弹界尊称为“知音”“老听客”。
陈云听评弹非常投入。他习惯背靠沙发，头微微往左倾（因左耳听力好，录音机放在左边），双脚翘在脚蹬上，手里转动着两只核桃，双目微闭，在时而委婉、时而高亢的弹唱中凝神、陶醉，有时双手随着曲子轻轻开合，转动着两只核桃合着节拍；有时眯起双眼，嘴唇微微动着，好像跟着唱词在唱，到曲目精彩处，还会拍掌喝彩。如果在演出现场，节目完毕后，他还要兴致勃勃地同演员们交谈。
陈云对评弹有独到的鉴赏力，留下了许多中肯的意见。1983年12出版了经他本人审定的《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收入了他1959年至1983年的部分谈话、文稿和通信40篇。1997年6月出版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增补了有关文稿11篇。全书约8万字。陈云听评弹书目之多，在全国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他收藏了700多盘磁带的评弹作品。他钻研之深，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有一年他听了1700多回书，听过的都做了笔记，包括每回书的时间、内容梗概、特点和问题等。正因为这种深入钻研的文化人的工作方法，他提的意见都非常中肯，对评弹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陈云从小听着传统老书长大，他喜欢那种轻松愉快、刻画人物细腻、常常令人捧腹的书目。在新中国成立后整理改造旧书目的工作中，他提出：整旧工作要防止反历史主义的倾向，“好的东西，优秀的传统艺术，千万不能丢掉”。他倾注大量心血整改骨子书《珍珠塔》，从1960年3月至1961年7月，先后8次在谈话或书信中与评弹工作者进行深入交流，最终取得成功，获得观众认可。 陈云虽然喜欢传统老书，但欣赏情趣并不固步僵化，而是与时俱进。听了大量书目后，他常思考一个问题：评弹艺术的发展方向在哪里？他认为出路在现代题材的新书。新书有强盛的生命力，“有三分好就要鼓掌”。他对《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等新书热情支持。1977年6月，他专门跟演员谈《林海雪原》的时代背景和东北剿匪情况。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担任过党和军队的重要职务，立下了赫赫功绩。他从一位亲历者的角度口述历史，语言生动，幽默风趣，引人入胜。这无疑对《林海雪原》的恢复和创新起了重要作用。
在评弹艺术的发展方向上，陈云有着文化人执着而纯洁的理想追求。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和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和众多传统戏曲节目一样，评弹一度出现上座率不佳、演出混乱、经济效益差等实际困难。评弹界忧心忡忡，众说纷纭。陈云听到这种情况后说：“人，还是那些人；书，也还是那些书。‘生意’怎么会不‘灵’了呢？”经过深入的思考和调查，1981年春天，他与时任上海评弹团团长的吴宗锡谈话，提出：“对于你们来说，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 “出人”就是要培养新的文艺界人才；“出书”就是不断推出有价值的优秀的文艺作品；“走正路”就是文艺人和文艺作品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这就是陈云坚守理想主义精神家园的坚强秉性。
陈云与评弹结缘至深。1994年5月，陈云住进北京医院，病房一角放着他收藏了一生的700多盘评弹磁带。只要病情稍好一点，他都会听听。去世前一天，他听了一盘评弹录音带《一往情深》。吴侬软语，伴着琵琶清脆。他神态安详，静静地听着，静静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途。
造诣很深的书法家
陈云喜欢评弹，喜欢京剧，喜欢京韵大鼓，喜欢相声，还有一些自娱自乐的其他爱好，比如拉胡琴、吹笛子、弹琵琶、摄影等，可谓情趣高雅，爱好广泛。但真正学有所成，并且达到很高造诣的还是书法。
陈云从小练毛笔字。他自己回忆说：“我整整练了10年，小学3年，高小3年，以后又练4年。”可能出于对自己练字经历的感悟，他在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极力提倡全国少年儿童 “从小要练好毛笔字”。1984年9月，他建议“小学要重视毛笔字的训练，要把大字课作为小学的基础课，严格要求”，“让孩子们从小把字写好很重要”。教育部为此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对小学生的写字训练。
从小刻苦的书写训练，为陈云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他没有时间专门练习书法，但他的字一直写得很好。直到晚年80岁高龄，他才重操翰墨，将写毛笔字作为每天的必修课，并且持之以恒，练了整整10年，留下了大量书法作品，也留下了许多佳话。
陈云每天坚持练字1个小时，后改为40分钟。开始是坐着写，后来是站着悬肘写。开始用笔甩不开，后来逐渐运用自如，书艺精进， “有飘逸感了”。练字时，他往桌前一站，平心静气，骑马姿势，提起毛笔，脚不动，气不喘，手不颤，完全沉浸在忘我的超然境界里。有一次，他书写《枫桥夜泊》一诗，整幅作品一气呵成。在写“聲”字最后一竖时，他一笔拉出有20厘米。写完后，他指着这一笔，挥臂做了一个似挥拳撞钟的动作，同时口中发出悠长的一声“当”，仿佛夜半寒山寺的钟声响得很长、传得很远。
陈云钟情书法，将条幅赠予友人、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书法内容多是他的人生思考与心得、个人心境与情怀的抒发，也是对受赠人的一种勉励和期望。他曾书写两幅条幅赠送长子陈元，一条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陈元多年后深情地回忆说：“这两幅字就像父亲的一双眼睛盯着我，时刻提醒着我、告诫着我、激励着我：不管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经得住群众的检验，经得住实践的检验，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陈云手书的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就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陈云一生淡泊名利，始终乐观开朗，失意时心态平和，顺利时从不沾沾自喜，任何时候都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真正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人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
作为书法家，陈云也像其他文化人那样“算计”过他的作品的市场价值。1984年12月，他在会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前，将事先写好的两张条幅赠送给陪同前来的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钱其琛高兴地说：“我今天得到的字可是千金难买呀！” 陈云逗趣地说：“我写的字一块钱一张，这样我可就成万元户了。”那个年代，万元户可是了不起的“土豪”。回到家里，谈及这个话题，陈云幽默地算了一笔账：“我一天写十三四张，就算赚10 块钱，一年3000 多块钱，3 年就成万元户了，老汉可以卖字为生了。”
其实，陈云对自己的作品是相当严肃和谨慎的。有一次，一位工作人员拿着他的字到荣宝斋去装裱，被一个外国人看见了，这个外国人说：“我给你一万美金，把这张字卖给我吧！”这位工作人员说不卖。陈云得知此事后说：“做得对，我的字不能卖。”他身上有着文化人的意识，有缘分的无偿赠送，无缘的千金不卖。
书法，承载着中国文化人的深厚情怀。“字如其人。”如方家评论的那样，陈云的书法作品，折射着他敦厚朴实的人品，稳重内敛的性格，恬静平和的心态，含蓄谨慎的作风，坚如磐石的精神以及气吞山河的胸怀。
擅写文学作品的“行家里手”
鲜为人知的是，陈云还是擅写文学作品的行家里手。少年陈云学业优秀，天资聪颖。他记性好，在私塾启蒙阶段就能把《古文观止》的名篇倒背如流。他酷爱评弹，一场场人间悲欢离合的民间故事，滋养着他的文思情感。在商务印书馆，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积累了渊博的学识，将那里“全部‘童话’‘旧小说’‘少年丛书’都看了”。在领导农民暴动中，他把《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中的故事用在开展宣传活动中。他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根底，有进行文学创作的基础。 陈云的文学创作体现在20世纪30年代广为传颂的两篇作品：《随军西行见闻录》和《一个深晚》。
《随军西行见闻录》是他在莫斯科期间，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廉臣”的口吻，向世人第一次生动记述红军长征的纪实文学作品。作品3万多字，1935年9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次年在国内出版不同版本， 1985年在《红旗》公开发表。
这部作品文笔优美、刻画细腻、情节生动。它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毛泽东、朱德以及一批红军将领的生动形象；用幽默讽刺的手法写成一段段红军与当地反动派斗争的“趣事”，红军的机智、乐观与敌方的无能、懦弱形成鲜明的对比；以饱满的笔触，描绘了充满奇异民族风情的西南风土画卷，引人入胜，感人至深。对毛泽东，他描写道：“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而朱德“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寥寥数笔，将毛泽东的睿智谦和、朱德的威武勤政生动地传达给读者。
这部作品传播广泛，影响很大。一些地下党的老同志仍清楚地记得一位名叫廉臣的医生写的红军长征的那本书，它成为不少热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动力，它以其独特的生动的视角、风格和文字，耸立于中国现代文学之林。
陈云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唯一和鲁迅有过当面接触的领导人。他对鲁迅推崇备至。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期，身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受党组织委托，为将瞿秋白、杨之华从鲁迅家中接出转移到别处，曾同鲁迅有过短暂的见面。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陈云悲痛不已，《一个深晚》就是他为悼念鲁迅而记述那次会面的优美散文。文章不长，发表在《救国时报》第64期上，署名“史平”。短短1600多字，深情饱满，笔调质朴，娓娓道来，白色恐怖下的紧张气氛与鲁迅的温和关切、庄重忧虑形成鲜明对比，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当我读了报纸上鲁迅病卒的消息时，我脑子里一阵轰轰的声音，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出神了几分钟，那身穿灰布棉袍、庄严而带着忧愁脸色的鲁迅立刻在我脑子里出现，似乎他还在对我说：‘深晚路上方便吗？’”
此文1980年5月3日在《人民日报》再次刊登。
陈云还创作过其他文学作品。1941年11月1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他的纪实小说《青抗先摸鬼子》，作品细致地描写了晋察冀9位青年抗日先锋队员，深夜到定县火车站消灭7个日寇、夺取武器弹药的故事。作品文笔流畅、情节生动，热情歌颂了敌占区人民不屈不挠、英勇善战的事迹。
革命队伍里的读书人
陈云勤奋刻苦，喜欢读书，既是革命家，也是读书人，是革命队伍里的读书人。他虽然从小家境贫寒，但却天资聪颖，喜爱读书。从上颜安小学到去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他都是因为读书优秀得到贵人相助，从乡下走向都市，从小我走向职业革命家。
读书伴随着陈云的革命生涯。在延安时，环境相对稳定，他把读书看作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在毛泽东的启发和建议下，再次认真研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他以革命家的风范组织了学习小组，一本一本地读原著，并请人辅导，进行讨论，共同提高。学习小组从1938年至1942年坚持了整整5年。夫人于若木说：他读起书来，如饥似渴，有时甚至到了拼命的程度。
读书是陈云的精神支柱。“文革”期间下放到江西“蹲点”，他把可支配的时间都用来读书，经常废寝忘食。孩子们探望他时，他说得最多的是读书问题。他组织了家庭学习小组，传授读书方法。赋闲期间，他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阅读了《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集》《资本论》《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等。
陈云是读书人，读书人自然很爱书。除了马列经典著作外，陈云也喜爱中国古籍。晚年时，他推动中国古籍的整理工作。青年时，他就曾特意到江南藏书楼文澜阁，去看那里保存的一部完整的乾隆年间手抄《四库全书》。半个世纪后，1977年5月中旬，他又专程去看这部古籍。看到历经沧桑依旧保存完整的典籍，陈云觉得应该抢救性地找一些老人对它们进行圈点，以利当代年青人学习继承。
1981年四五月份，陈云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老师们给他的要求恢复并扩大招生的信。接信后，他立即派秘书到北大听取教师们的意见，同时打电话给中华书局，了解古籍整理的相关情况。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反复思考，陈云提出：“要办好整理古籍这件事，尽管国家现在有困难，也要花点钱，并编制一个经费概算，以支持这项事业。” “组成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提出一个为期3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要适当扩大规模。” 9月17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陈云的这些意见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发执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读书人笑逐颜开，额手称庆。武汉大学黄焯教授说“要向陈云同志行‘九叩之礼’才可以代表我们的心情”。
既是读书人，那就讲究尊师重教。陈云对在人生关键时刻关心、扶持、培养过自己的老师常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心情。他和部分同学集资为小学校长竖碑纪念。新中国成立后，他虽身居高位，但经常和引荐自己进入商务印书馆的老师畅叙情谊。他的尊师重教体现出了读书人特有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他的女儿过去是小学教师，之后上了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机关。陈云对此不赞成，劝女儿“归队”。女儿毅然回到自己的母校，当了一名普通中学教师，一直干到退休。
陈云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视教育事业的方针政策，具有读书人特有的真诚。1984 年9 月，当他看到一份高中毕业生很少愿意报考师范院校的材料后，忧虑至深，当即指出要采取措施帮助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解决实际困难，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 。1993年5月， 88岁高龄的他在会见家乡党政负责人时仍不忘殷殷叮嘱：“一定要把教育抓好， 今后社会发展要靠教育。”弥留之际，当他从新闻中听到有关单位和个人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消息，即委托身边工作人员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5000 元，捐给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并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让儿童失学，应当动员全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读书人坦荡的胸襟。
评弹界的“老听客”
陈云出生在丝竹音乐广为流传的江南水乡，盛行于家乡的评弹影响了他的一生。少年陈云听着“戤壁书”，在艺人的娓娓道白和丝弦弹唱中度过艰辛时光。尔后，戎马倥偬，治国理政，评弹声渐渐淡去。再次接触评弹源于养病，陈云说：“1957年、1959年先后两次到南方养病，听听评弹，觉得对养病有好处。本来头脑发胀，听听书就好些，这样又重新听了。” 他风趣地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常为他搞录音带的何占春和修录音机的陈继亮是“保健委员”“半个医生”。他听了大量书目，广泛接触艺人，钻研曲艺规律，发表精当意见，被评弹界尊称为“知音”“老听客”。
陈云听评弹非常投入。他习惯背靠沙发，头微微往左倾（因左耳听力好，录音机放在左边），双脚翘在脚蹬上，手里转动着两只核桃，双目微闭，在时而委婉、时而高亢的弹唱中凝神、陶醉，有时双手随着曲子轻轻开合，转动着两只核桃合着节拍；有时眯起双眼，嘴唇微微动着，好像跟着唱词在唱，到曲目精彩处，还会拍掌喝彩。如果在演出现场，节目完毕后，他还要兴致勃勃地同演员们交谈。
陈云对评弹有独到的鉴赏力，留下了许多中肯的意见。1983年12出版了经他本人审定的《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收入了他1959年至1983年的部分谈话、文稿和通信40篇。1997年6月出版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增补了有关文稿11篇。全书约8万字。陈云听评弹书目之多，在全国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他收藏了700多盘磁带的评弹作品。他钻研之深，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有一年他听了1700多回书，听过的都做了笔记，包括每回书的时间、内容梗概、特点和问题等。正因为这种深入钻研的文化人的工作方法，他提的意见都非常中肯，对评弹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陈云从小听着传统老书长大，他喜欢那种轻松愉快、刻画人物细腻、常常令人捧腹的书目。在新中国成立后整理改造旧书目的工作中，他提出：整旧工作要防止反历史主义的倾向，“好的东西，优秀的传统艺术，千万不能丢掉”。他倾注大量心血整改骨子书《珍珠塔》，从1960年3月至1961年7月，先后8次在谈话或书信中与评弹工作者进行深入交流，最终取得成功，获得观众认可。 陈云虽然喜欢传统老书，但欣赏情趣并不固步僵化，而是与时俱进。听了大量书目后，他常思考一个问题：评弹艺术的发展方向在哪里？他认为出路在现代题材的新书。新书有强盛的生命力，“有三分好就要鼓掌”。他对《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等新书热情支持。1977年6月，他专门跟演员谈《林海雪原》的时代背景和东北剿匪情况。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担任过党和军队的重要职务，立下了赫赫功绩。他从一位亲历者的角度口述历史，语言生动，幽默风趣，引人入胜。这无疑对《林海雪原》的恢复和创新起了重要作用。
在评弹艺术的发展方向上，陈云有着文化人执着而纯洁的理想追求。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和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和众多传统戏曲节目一样，评弹一度出现上座率不佳、演出混乱、经济效益差等实际困难。评弹界忧心忡忡，众说纷纭。陈云听到这种情况后说：“人，还是那些人；书，也还是那些书。‘生意’怎么会不‘灵’了呢？”经过深入的思考和调查，1981年春天，他与时任上海评弹团团长的吴宗锡谈话，提出：“对于你们来说，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 “出人”就是要培养新的文艺界人才；“出书”就是不断推出有价值的优秀的文艺作品；“走正路”就是文艺人和文艺作品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这就是陈云坚守理想主义精神家园的坚强秉性。
陈云与评弹结缘至深。1994年5月，陈云住进北京医院，病房一角放着他收藏了一生的700多盘评弹磁带。只要病情稍好一点，他都会听听。去世前一天，他听了一盘评弹录音带《一往情深》。吴侬软语，伴着琵琶清脆。他神态安详，静静地听着，静静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途。
造诣很深的书法家
陈云喜欢评弹，喜欢京剧，喜欢京韵大鼓，喜欢相声，还有一些自娱自乐的其他爱好，比如拉胡琴、吹笛子、弹琵琶、摄影等，可谓情趣高雅，爱好广泛。但真正学有所成，并且达到很高造诣的还是书法。
陈云从小练毛笔字。他自己回忆说：“我整整练了10年，小学3年，高小3年，以后又练4年。”可能出于对自己练字经历的感悟，他在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极力提倡全国少年儿童 “从小要练好毛笔字”。1984年9月，他建议“小学要重视毛笔字的训练，要把大字课作为小学的基础课，严格要求”，“让孩子们从小把字写好很重要”。教育部为此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对小学生的写字训练。
从小刻苦的书写训练，为陈云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他没有时间专门练习书法，但他的字一直写得很好。直到晚年80岁高龄，他才重操翰墨，将写毛笔字作为每天的必修课，并且持之以恒，练了整整10年，留下了大量书法作品，也留下了许多佳话。
陈云每天坚持练字1个小时，后改为40分钟。开始是坐着写，后来是站着悬肘写。开始用笔甩不开，后来逐渐运用自如，书艺精进， “有飘逸感了”。练字时，他往桌前一站，平心静气，骑马姿势，提起毛笔，脚不动，气不喘，手不颤，完全沉浸在忘我的超然境界里。有一次，他书写《枫桥夜泊》一诗，整幅作品一气呵成。在写“聲”字最后一竖时，他一笔拉出有20厘米。写完后，他指着这一笔，挥臂做了一个似挥拳撞钟的动作，同时口中发出悠长的一声“当”，仿佛夜半寒山寺的钟声响得很长、传得很远。
陈云钟情书法，将条幅赠予友人、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书法内容多是他的人生思考与心得、个人心境与情怀的抒发，也是对受赠人的一种勉励和期望。他曾书写两幅条幅赠送长子陈元，一条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陈元多年后深情地回忆说：“这两幅字就像父亲的一双眼睛盯着我，时刻提醒着我、告诫着我、激励着我：不管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经得住群众的检验，经得住实践的检验，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陈云手书的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就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陈云一生淡泊名利，始终乐观开朗，失意时心态平和，顺利时从不沾沾自喜，任何时候都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真正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人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
作为书法家，陈云也像其他文化人那样“算计”过他的作品的市场价值。1984年12月，他在会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前，将事先写好的两张条幅赠送给陪同前来的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钱其琛高兴地说：“我今天得到的字可是千金难买呀！” 陈云逗趣地说：“我写的字一块钱一张，这样我可就成万元户了。”那个年代，万元户可是了不起的“土豪”。回到家里，谈及这个话题，陈云幽默地算了一笔账：“我一天写十三四张，就算赚10 块钱，一年3000 多块钱，3 年就成万元户了，老汉可以卖字为生了。”
其实，陈云对自己的作品是相当严肃和谨慎的。有一次，一位工作人员拿着他的字到荣宝斋去装裱，被一个外国人看见了，这个外国人说：“我给你一万美金，把这张字卖给我吧！”这位工作人员说不卖。陈云得知此事后说：“做得对，我的字不能卖。”他身上有着文化人的意识，有缘分的无偿赠送，无缘的千金不卖。
书法，承载着中国文化人的深厚情怀。“字如其人。”如方家评论的那样，陈云的书法作品，折射着他敦厚朴实的人品，稳重内敛的性格，恬静平和的心态，含蓄谨慎的作风，坚如磐石的精神以及气吞山河的胸怀。
擅写文学作品的“行家里手”
鲜为人知的是，陈云还是擅写文学作品的行家里手。少年陈云学业优秀，天资聪颖。他记性好，在私塾启蒙阶段就能把《古文观止》的名篇倒背如流。他酷爱评弹，一场场人间悲欢离合的民间故事，滋养着他的文思情感。在商务印书馆，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积累了渊博的学识，将那里“全部‘童话’‘旧小说’‘少年丛书’都看了”。在领导农民暴动中，他把《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中的故事用在开展宣传活动中。他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根底，有进行文学创作的基础。 陈云的文学创作体现在20世纪30年代广为传颂的两篇作品：《随军西行见闻录》和《一个深晚》。
《随军西行见闻录》是他在莫斯科期间，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廉臣”的口吻，向世人第一次生动记述红军长征的纪实文学作品。作品3万多字，1935年9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次年在国内出版不同版本， 1985年在《红旗》公开发表。
这部作品文笔优美、刻画细腻、情节生动。它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毛泽东、朱德以及一批红军将领的生动形象；用幽默讽刺的手法写成一段段红军与当地反动派斗争的“趣事”，红军的机智、乐观与敌方的无能、懦弱形成鲜明的对比；以饱满的笔触，描绘了充满奇异民族风情的西南风土画卷，引人入胜，感人至深。对毛泽东，他描写道：“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而朱德“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寥寥数笔，将毛泽东的睿智谦和、朱德的威武勤政生动地传达给读者。
这部作品传播广泛，影响很大。一些地下党的老同志仍清楚地记得一位名叫廉臣的医生写的红军长征的那本书，它成为不少热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动力，它以其独特的生动的视角、风格和文字，耸立于中国现代文学之林。
陈云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唯一和鲁迅有过当面接触的领导人。他对鲁迅推崇备至。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期，身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受党组织委托，为将瞿秋白、杨之华从鲁迅家中接出转移到别处，曾同鲁迅有过短暂的见面。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陈云悲痛不已，《一个深晚》就是他为悼念鲁迅而记述那次会面的优美散文。文章不长，发表在《救国时报》第64期上，署名“史平”。短短1600多字，深情饱满，笔调质朴，娓娓道来，白色恐怖下的紧张气氛与鲁迅的温和关切、庄重忧虑形成鲜明对比，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当我读了报纸上鲁迅病卒的消息时，我脑子里一阵轰轰的声音，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出神了几分钟，那身穿灰布棉袍、庄严而带着忧愁脸色的鲁迅立刻在我脑子里出现，似乎他还在对我说：‘深晚路上方便吗？’”
此文1980年5月3日在《人民日报》再次刊登。
陈云还创作过其他文学作品。1941年11月1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他的纪实小说《青抗先摸鬼子》，作品细致地描写了晋察冀9位青年抗日先锋队员，深夜到定县火车站消灭7个日寇、夺取武器弹药的故事。作品文笔流畅、情节生动，热情歌颂了敌占区人民不屈不挠、英勇善战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