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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我们生活在言语的世界之中，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制造“言语行为”，实施的言语行为也是多种多样的，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中，人们总是试图通过实施一定的施事行为，来达到一定的言后结果。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一方通过施事行为所表达的言外之意往往极容易被另一方所误解，从而导致交际中出现语用失误，乃至交际的失败的问题。
[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 跨文化交际 语用偏差
1.言语行为理论
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对语言研究的发展有着杰出的贡献。约翰·奥斯汀的《How to do things withwords》（如何以言行事）在1962年的出版標志着言语行为理论的创立。在《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一书中，Austin开始明确地把话语分成述谓句或指陈性的语句以及施为句或有施事能力的语句。Austin把言语行为分为五类：裁决类（verdictives），如“描述”、“估计”；施权类（exercitives），如“命令”、“禁止”；承诺类（commissives），如“答应”、“保证”；阐述类（expositives），如“描述”、“肯定”；表态类（behabitives），如“道歉”、“感谢”、“抱怨”等。Austin后来还根据施为动词的有无，把施为句进一步划分为显性施为句（explicit per—formatives）和隐性施为句（implicit performatives）。显性施为句即直接实施某个行为的语句，它们包含有施为动词。隐性施为句间接实施某个行为的语句，它们不包含施为动词。在此基础上Searle又进一步把施为句分为以下新五类：指令类（directives），如“请求”、“命令”、“要求”；宣告类（declarations），如“宣布战争开始”、“声明证件作废”；承诺类（commissives），如“答应”、“保证”；断言类（assertives），其施为意图是对话语表达的命题的真假做出判断；表达类（expressives），如“道歉”、“吹牛”、“感谢”等。
Austin还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他认为人类在说任何一句话时都同时完成三种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言后行为。也有学者把它们称作话语行为（或说话行为）即以言指事（the locutionary act）、语现行动（或施事行为）即以言行事（the illocutionary act）、言后行为（或取效行为）即以言成事（the perlocutionary act）。换句话说，言内行为包含意思，它能产生可理解的话语；言外行为体现一种语力，它通过语调、态度、感觉、动机或意图来实现。言后行为包含因果关系，它对听话人产生影响。在描述一种危险情况时（言内行为locutuinary act），说话人可能会用一种警告的语调（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听话人可能会因此而吓得跳起来（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同样也可理解为，言内行为是通过说话表达字面意义。言外行为是通过字面意义表达说话人的意图。如果说话人的意图能适当地被听话人所领会。便可能带来结果或变化，这便是言后行为。但是，说话人的意图未必一定被听话人领会，因而说话人希望出现的结果并未发生，这时候就会导致交际过程出现问题，从而可能会导致交际的失败。
美国哲学家塞尔在奥斯汀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其中存在的缺陷又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Indirect Speech Acts）的概念：塞尔认为语言交际的最基本单位是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属于人类行为科学的一部分。而语言的形式和功能又不是一一对应的，一句话可以同时具有几种功能，一种功能并非只能通过一种句式才能得以实施。哪一种是说话人意欲的？听话人又应该如何来理解呢？例如：Can you reach thesalt？这个句子要表达的意思不能只按照词项的字面意义去理解，也不能根据句子形式以为话语的语力就是“询问”听话人是否具有做某事的能力。这个话语实际上是一个用以表达“请求”这个言语行为的典型结构。塞尔于是认为，这样的句子所表达的就是间接言语行为，这类间接言语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惯常使用的标准格式。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的应用，主要出于对听话人的礼貌。间接施为言语行为比直接的施为言语行为多出来的不是句子意义，而是说话人的意义或意向。
2.跨文化交际中的言语行为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有社会规范、价值取向、思维习惯等各方面的差异，在跨交际过程中对种种言语行为的理解和运用自是截然不同，因此难免会导致许多语用偏差现象。它不是指一般遣词造句中出现的语言运用错误，而是指说话不合时宜、说话方式不妥、表达不合习惯等导致的交际不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失误。这种语用失误是语用规则迁移所造成的，即不同文化的们在相互交际时直接把自己语言的话语翻译成目的语，而不考虑这些话语应该遵循的交际规范，其结果是一种言语行为的施为之力在不同文化中失去作用。说话人的言外行为不能完满地被听话人所正确理解，形成多义、歧义。言后行为不能圆满完成。使言语行为的表达意图与效果之间出现矛盾。
3.跨文化交际中的言语行为语用偏差
人们在实际交往时所实施的言语行为会因为文化差异的不同为交际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在那些较为程式化的言语行为中，诸如请求、邀请，打招呼等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言语行为偏差就更为突出了。
请求这一言语行为是各社会、各群体所共有的普遍交际行为。随着语言文化的不同，请求言语行也会有所差异，但是如果我们用自己的社会规范向其它国家人士实施自己的请求行为和解释他人的请求，很有可能请求语会失去请求之力，或者不能正确理解他人的请求意图从而产生语用偏差。
中国人热情好客，喜热闹，爱串门，经常未经他人邀请便主动登门拜访。而英美人则往往先向对方发出正式邀请，表明明确的时间、地点和内容，并要求对方给予明确的答复。如只是在握手道别时说上一句：“I hope you’ll come to see mesometime或Let’s gave a dinner sometime”等，这便很可能是句客套话，听话人以后不一定会去看说话人，说话人也不见得会请听话人吃饭。那些没有具体时间、地点、内容安排的情况都只是客气话。如果不了解情况，把这些言外之意是表达“客气”的套话理解为“真正的邀请”那便必然会导致不愉快的言后之果了。
招呼语在人际交往中是非常重要的。它往往是言语交际的开始，其使用恰当与否有时会直接影响到交际过程能否圆满完成，一句不合时宜的招呼语有时会直接导致交际的失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招呼语的使用及其功能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我们中国人问候他人的时候，内容并不一定就是说话人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你吃了吗？”，“去哪呀”并不表示说话人真的关心你是饿还是饱，不是真的想知道你具体要去哪个地方，言外行为不过是打个招呼、问候一下对方。在中国人看来，对他人表示关心和热情是礼貌的行为，而在西方，不了解汉文化习俗的外国人并不会认为这是一种起交际作用的问候，因为他们见面打招呼时不会涉及到实质性的内容。这样我们的问候就失去了原有的言语目的，
“Have you eaten？”会被理解为你想请他吃饭；“Whereare you going？”会被误以为是在探究他的行踪和去向，这样不了解一方的文化差异，不明白其语用习惯，语用偏差就发生了。以至于所以他或她对这一问话的反应极有可能是：“Ifs none of your business”。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对于同一言语行为，人们往往有不同的理解，说话人的意图不能正确的被听话人领会，因此也必然引发不同的取效行为。
[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 跨文化交际 语用偏差
1.言语行为理论
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对语言研究的发展有着杰出的贡献。约翰·奥斯汀的《How to do things withwords》（如何以言行事）在1962年的出版標志着言语行为理论的创立。在《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一书中，Austin开始明确地把话语分成述谓句或指陈性的语句以及施为句或有施事能力的语句。Austin把言语行为分为五类：裁决类（verdictives），如“描述”、“估计”；施权类（exercitives），如“命令”、“禁止”；承诺类（commissives），如“答应”、“保证”；阐述类（expositives），如“描述”、“肯定”；表态类（behabitives），如“道歉”、“感谢”、“抱怨”等。Austin后来还根据施为动词的有无，把施为句进一步划分为显性施为句（explicit per—formatives）和隐性施为句（implicit performatives）。显性施为句即直接实施某个行为的语句，它们包含有施为动词。隐性施为句间接实施某个行为的语句，它们不包含施为动词。在此基础上Searle又进一步把施为句分为以下新五类：指令类（directives），如“请求”、“命令”、“要求”；宣告类（declarations），如“宣布战争开始”、“声明证件作废”；承诺类（commissives），如“答应”、“保证”；断言类（assertives），其施为意图是对话语表达的命题的真假做出判断；表达类（expressives），如“道歉”、“吹牛”、“感谢”等。
Austin还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他认为人类在说任何一句话时都同时完成三种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言后行为。也有学者把它们称作话语行为（或说话行为）即以言指事（the locutionary act）、语现行动（或施事行为）即以言行事（the illocutionary act）、言后行为（或取效行为）即以言成事（the perlocutionary act）。换句话说，言内行为包含意思，它能产生可理解的话语；言外行为体现一种语力，它通过语调、态度、感觉、动机或意图来实现。言后行为包含因果关系，它对听话人产生影响。在描述一种危险情况时（言内行为locutuinary act），说话人可能会用一种警告的语调（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听话人可能会因此而吓得跳起来（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同样也可理解为，言内行为是通过说话表达字面意义。言外行为是通过字面意义表达说话人的意图。如果说话人的意图能适当地被听话人所领会。便可能带来结果或变化，这便是言后行为。但是，说话人的意图未必一定被听话人领会，因而说话人希望出现的结果并未发生，这时候就会导致交际过程出现问题，从而可能会导致交际的失败。
美国哲学家塞尔在奥斯汀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其中存在的缺陷又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Indirect Speech Acts）的概念：塞尔认为语言交际的最基本单位是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属于人类行为科学的一部分。而语言的形式和功能又不是一一对应的，一句话可以同时具有几种功能，一种功能并非只能通过一种句式才能得以实施。哪一种是说话人意欲的？听话人又应该如何来理解呢？例如：Can you reach thesalt？这个句子要表达的意思不能只按照词项的字面意义去理解，也不能根据句子形式以为话语的语力就是“询问”听话人是否具有做某事的能力。这个话语实际上是一个用以表达“请求”这个言语行为的典型结构。塞尔于是认为，这样的句子所表达的就是间接言语行为，这类间接言语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惯常使用的标准格式。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的应用，主要出于对听话人的礼貌。间接施为言语行为比直接的施为言语行为多出来的不是句子意义，而是说话人的意义或意向。
2.跨文化交际中的言语行为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有社会规范、价值取向、思维习惯等各方面的差异，在跨交际过程中对种种言语行为的理解和运用自是截然不同，因此难免会导致许多语用偏差现象。它不是指一般遣词造句中出现的语言运用错误，而是指说话不合时宜、说话方式不妥、表达不合习惯等导致的交际不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失误。这种语用失误是语用规则迁移所造成的，即不同文化的们在相互交际时直接把自己语言的话语翻译成目的语，而不考虑这些话语应该遵循的交际规范，其结果是一种言语行为的施为之力在不同文化中失去作用。说话人的言外行为不能完满地被听话人所正确理解，形成多义、歧义。言后行为不能圆满完成。使言语行为的表达意图与效果之间出现矛盾。
3.跨文化交际中的言语行为语用偏差
人们在实际交往时所实施的言语行为会因为文化差异的不同为交际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在那些较为程式化的言语行为中，诸如请求、邀请，打招呼等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言语行为偏差就更为突出了。
请求这一言语行为是各社会、各群体所共有的普遍交际行为。随着语言文化的不同，请求言语行也会有所差异，但是如果我们用自己的社会规范向其它国家人士实施自己的请求行为和解释他人的请求，很有可能请求语会失去请求之力，或者不能正确理解他人的请求意图从而产生语用偏差。
中国人热情好客，喜热闹，爱串门，经常未经他人邀请便主动登门拜访。而英美人则往往先向对方发出正式邀请，表明明确的时间、地点和内容，并要求对方给予明确的答复。如只是在握手道别时说上一句：“I hope you’ll come to see mesometime或Let’s gave a dinner sometime”等，这便很可能是句客套话，听话人以后不一定会去看说话人，说话人也不见得会请听话人吃饭。那些没有具体时间、地点、内容安排的情况都只是客气话。如果不了解情况，把这些言外之意是表达“客气”的套话理解为“真正的邀请”那便必然会导致不愉快的言后之果了。
招呼语在人际交往中是非常重要的。它往往是言语交际的开始，其使用恰当与否有时会直接影响到交际过程能否圆满完成，一句不合时宜的招呼语有时会直接导致交际的失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招呼语的使用及其功能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我们中国人问候他人的时候，内容并不一定就是说话人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你吃了吗？”，“去哪呀”并不表示说话人真的关心你是饿还是饱，不是真的想知道你具体要去哪个地方，言外行为不过是打个招呼、问候一下对方。在中国人看来，对他人表示关心和热情是礼貌的行为，而在西方，不了解汉文化习俗的外国人并不会认为这是一种起交际作用的问候，因为他们见面打招呼时不会涉及到实质性的内容。这样我们的问候就失去了原有的言语目的，
“Have you eaten？”会被理解为你想请他吃饭；“Whereare you going？”会被误以为是在探究他的行踪和去向，这样不了解一方的文化差异，不明白其语用习惯，语用偏差就发生了。以至于所以他或她对这一问话的反应极有可能是：“Ifs none of your business”。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对于同一言语行为，人们往往有不同的理解，说话人的意图不能正确的被听话人领会，因此也必然引发不同的取效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