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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夏天，曲振明写就的《旧书刊撷珍》出版发行。这本有关古旧书籍收藏的著作，集曲振明三十年收藏之精华，其中书选择了稿本、钞本、孤本、报纸本、油印本和初版本，刊选择了创刊号、特刊、专辑等，力求珍贵和稀见。
曲振明认为，当今藏书者的藏书目的各有不同，大致可分三种：一种用来读，一种用于藏，还有一种既不读也不藏而是贩。“对很多藏书人来说，检点书架时才发现‘书非借不能读也’，所藏者多，读过者少。当下，藏书对很多人来说，多是将其束之高阁，满足的是其文化的投资需求，追求的是心理的满足。”
與书籍对话是人生快事
曲振明认为，现代人在阅读上的最大问题是书读太少，“心灵鸡汤”看的太多，长期碎片化阅读易导致思维片面性。他强调，人应多读书，毕竟“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藏书三十年，曲振明的家中塞满了各种书籍，“弄得书房如同仓库一样，堆得满满的”。“50后”曲振明羡慕现在“生活在书籍海洋中”的年轻人，他感慨到，时代真的是进步了。“我上学的时候，能够读到的小说，只有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少数几部。”由于无书可读，借书、读书成为他少年时的奢望与追求。“我曾有一张市图书馆的借书卡，但外借图书少得可怜，只能借到鲁迅、高尔基和法捷耶夫等少数作家的作品。许多文学名著只能依靠朋友之间传换，当时能读到一本完整的书十分不容易。因此经常看一些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的书。”
“三十多年前想看书是要付出代价的。”谈笑间，曲振明忆起青年时期百般求书的经历，仍记忆犹新。“记得曾从同学手中借到一册钢笔手抄本《一绺金黄色的头发》，于是让所有想看书的人帮助抄写。就这样大家进行分工抄写，又传抄成一册。”读书之难，使他幻想着将来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尽情地享受坐拥书城的乐趣。
20世纪80年代，人们迎来了文化开放的春天，许多新版图书开始与读者见面。当年在新华书店排了很长的队才买到了《郭小川诗集》与《杨朔散文集》，如获至宝的感觉至今仍让他心生感慨。
2000年，曲振明搬到新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造实现朝思暮想中的“理想书房”。每当夜深人静，坐拥“书城”，身旁一盏茶，手握一本书，构成了他的“黄金时代”。在他看来，读书，就是展开了一场静静的对话。而真正的阅读，是有关生命的运动，是与作者心灵的交流。“书籍帮人们打破了现实的界限，能让人的心穿越‘古今岁月’、游弋‘万千世界’，堪称人生快事。”
书籍是提升灵魂的工具
“文革”结束后，曲振明经常光顾天津劝业场二楼、和平路317号、文化街的文运堂、文林阁等古籍书店的各个门市部，而后又延伸到沈阳道、天宝路、平安街、二宫、三宫的地摊。后来借调北京编修《中国烟草通志》期间，又常逛北京潘家园、报国寺以及各家书店，淘书的嗜好始终没有中断。他在买书的过程中，除了买自己没有的书，还买一些自己有但版本不同的书。比如《国朝闺秀正始再续集》，收藏版本一为作者单士厘赠送友人的;另一版本则经过袁克度（袁世凯之子）、黄端两位藏家之手，书上布满了图章与题跋。
“很多的收藏，正应了‘一物一主’那句话，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尽管其中过程曲折，回想起来也是种乐趣。”曲振明得到陈宝泉（原民国时期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民教相安》，内里颇有些故事。“这是一册义和团事变后劝诫天津老百姓安分守己的书。我最早在沈阳道的地摊上发现，几经讨价还价，就是没谈妥，后来被别人买走，很是扼腕叹惜。不料过了几个月又在别的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并以低于原来的价格买成，这可应了缘分之说。”还有一次，他在千里堤旧物市场路过一个书摊，发现一册1927年英文版《阿Q正传》，当时摊主开价高没有谈成。念念不忘此书的他，一个月后又专程找到这个书摊，发现书还没有卖出，又在摊主家中淘到四本旧书。
收藏之乐，除了体现在淘书的过程，还有不经意间的那些意外收获。严复批注的《天演论》初版本的收藏就是曲振明的意外收获。《天演论》是西方文化输入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自严复1896年在天津译成后，曾进行几次修订，直到1898年4月后由卢氏慎始基斋正式刊行。“目前《天演论》流传的版本有三个系统：即慎始基斋正式出版本系统、吴京卿节本天演论简本系统和陕西味经售书处稿本系统，其中慎始基斋本十分罕见。我十分崇敬严复，收藏了《天演论》的商务印书馆本、富文书局本和吴京卿节本，就是没有慎始基斋本。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文化街旧书肆淘到慎始基斋本，上面有大量的绿笔批注与红笔圈点，经专家考证，是严复对照吴汝纶的节本进行的批注，版本价值十分珍贵。”
收藏到《天演论》后，曲振明开始关注严复的著作，随后收藏了光绪版的《林严文钞》，接着又对林纾发生了兴趣，收藏了《畏庐文集》《畏庐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畏庐诗钞》，还收藏了他的《伊索寓言》《茶花女遗事》等翻译旧作。“淘书往往会‘爱屋及乌’，不断延伸自己的收藏范围。”从买书、淘书的经历来看，曲振明认为这也是知识积累的过程。“许多古旧书店的老店员都有‘独门绝技’，有的偏重古籍善本、有的偏重新文学初版本、有的偏重通俗小说，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知识。我还结识了不少书友，他们有经验，有眼光，常常得到指点。”遗憾的是，近年来旧书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书摊上难觅好书，一些有价值的图书都在拍卖市场流通。买书的环境的改变，使早先的淘书乐趣荡然无存，“昔日淘书、买书的经历已化作美好记忆”。
随着环境的改变，淘到好书是越来越不容易。想要在旧书堆里捡漏，没双慧眼可不成。“淘旧书要看懂书法与印文，特别要留意带有批校、跋语的书，这与平素多读书和注意知识积累密切相关。”清光绪年间长芦盐业纲总姚学源的《十瓶庵日记》和《习琴斋日记》两部手稿的收藏就是捡漏。当时书商以为是账本，曲振明拿过来一看，其中有姚学源与表兄光绪朝大学士李鸿藻的许多交往经历，颇具史料价值，立即入手。 “每一册图书都有一段经历，每一册图书都有一段故事。”有道是：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读书对曲振明而言，是个人修养提升的有效渠道。“读书是一个文化与精神传递的过程，我们读经典就是在与大师、巨匠对话，与古圣先贤的交流构成了我们对现实环境的一种精神超越。”
读书藏书应有方向计划
1984年7月《今晚报》创刊，曲振明开始给副刊试投文史稿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为《谀詞不赏 贬语得欢》，叙述左宗棠的一段历史掌故。这篇文章的发表，诱发了他的写作兴趣，从此开始从事业余文史写作，至今已发表了几百万字。“搞文史必须熟读大量的文献资料，我因文爱书，于是开始有目的地购书、藏书。”
作为天津地方史研究的爱好者，地方文献是曲振明搜罗的重点。他搜集了清代、民国以来大量天津人的文集、诗集和天津出版物。“1949年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知识书店、读者书店、大众书店、天津人民音乐社等有许多出版物，这些都在我的收集范围，其中仅知识书店的出版物就多达100多种。我还收集了许多天津人的油印本、书法字帖，其中不乏罕见藏品。”
“富察敦崇是晚清著名民俗学家，其撰写的《燕京岁时记》闻名海内外。一次在旧书肆淘到他自传体《紫藤馆诗草》，书很普通，可书后有几页抄写的《紫藤馆剩稿》，是其后人的手迹。《紫藤馆剩稿》是富察敦崇晚年的绝笔，内容十分珍贵。我还收藏了一册开明书店1936年印的《李息翁临古书法》，书后有一段李叔同侄子李麟玺书写的跋语，言明李叔同托侄子送给孟广慧等师友的，反映了李叔同出家后与津门友人保持联系的信息。我还曾从旧书图章中发现了钱玄同、邓之诚、向达、臧克家、卢木斋等人的旧藏。旧时的作者签名本多用毛笔，我从题签上，发现了中国第一位大法官苏希恂赠送作家徐枕亚、闽南书法大师罗丹赠给诗人虞愚、北京古琴大师汪孟舒赠送给天津古琴家张子谦的著作。”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曲振明认为，这种力量就是读书最根本的目的，要获得幸福感。“读书、购书、藏书，都应该有方向，有计划。一种有效的阅读方式，是带着问题去读书。我写有关文史类的文章之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与认可，就是因为我是通过检索大量的文献，有根有据地去写文章。像袁克文的讽喻诗，我就是从几个版本中才找到最准确的，最终能够给大家去正误。我觉得，主动探索性的阅读方法是最能让自己与作者产生思想互动的可能性，自己也容易有收获。”
人对知识应有所渴望
“知识改变人生，至少从我的经历来看，确实如此。我最初在单位是普通工人，后来读的书多了，在各个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多了，获得了领导的赏识。随后又考取了学历，在企业中也得到了重视与培养。”
实体书店的衰落，微博微信的兴起，让爱书如痴的曲振明感到痛心。他略显激昂地说，微信微博的内容不能叫知识！“我认为阅读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消遣性阅读，这是随意的，纯粹的一种感官愉悦。另一种是学习型阅读，这样的阅读是‘苦差事’，所谓书要苦读。原来我也是只顾自己的喜好，读书求快，往往是只寻找到我需要的部分去读。后来发现，书只读一部分的话，对知识或内容理解的就不够全面，读书贪多求快往往造成最后是白读。后来，我看书就坚持细读、深读，研读，有的书甚至会看好几遍。”
曲振明认为，年轻人要对知识有种渴望。“个人知识储备不够，绝对是人生发展的一种局限。”
读书需一颗闲适心
曲振明的家中，一排排书架放满了书，其中还不乏泛黄了的线装书。书多得让人震惊，置身其间，书香气息把人的心都熏醉了。
读书三十年，曲振明越来越感到，功利二字也被带到了高洁的读书事中。“我早期读韩愈、柳宗元的书，后来比较喜欢林语堂、叶灵凤等作家，我感觉他们的文章虽然现实性很强，但给人的感觉都特别悠闲，几乎没有功利色彩。民国时期的诸多著作都本真地反映了作家的心性，而不是像现在的一些书籍，全是教读者如何成功，如何成为富人，如何变得更世故……”曲振明说，读书是最原始的消遣方式之一，它的功能是陶情乐心。在古代，读书几乎贯穿了文人的一生。“读的书越多，人就越谦卑，因为知道了世界之大、知识之广。”
明代军事家戚继光曾说，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
书，并非生活之必须品，于家庭属可有可无之物。但不管时代如何更迭，书都被留存了下来。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抛开其中的功利性，在读书这场与作者的对话中，时似与美人聊天，时似安居豪宅，得此境界，谁说读书不是逍遥事？守得一份心情静谧，获得一份生活闲适。
读书需要一颗闲适之心。
（摘编自《今晚报》）
曲振明认为，当今藏书者的藏书目的各有不同，大致可分三种：一种用来读，一种用于藏，还有一种既不读也不藏而是贩。“对很多藏书人来说，检点书架时才发现‘书非借不能读也’，所藏者多，读过者少。当下，藏书对很多人来说，多是将其束之高阁，满足的是其文化的投资需求，追求的是心理的满足。”
與书籍对话是人生快事
曲振明认为，现代人在阅读上的最大问题是书读太少，“心灵鸡汤”看的太多，长期碎片化阅读易导致思维片面性。他强调，人应多读书，毕竟“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藏书三十年，曲振明的家中塞满了各种书籍，“弄得书房如同仓库一样，堆得满满的”。“50后”曲振明羡慕现在“生活在书籍海洋中”的年轻人，他感慨到，时代真的是进步了。“我上学的时候，能够读到的小说，只有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少数几部。”由于无书可读，借书、读书成为他少年时的奢望与追求。“我曾有一张市图书馆的借书卡，但外借图书少得可怜，只能借到鲁迅、高尔基和法捷耶夫等少数作家的作品。许多文学名著只能依靠朋友之间传换，当时能读到一本完整的书十分不容易。因此经常看一些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的书。”
“三十多年前想看书是要付出代价的。”谈笑间，曲振明忆起青年时期百般求书的经历，仍记忆犹新。“记得曾从同学手中借到一册钢笔手抄本《一绺金黄色的头发》，于是让所有想看书的人帮助抄写。就这样大家进行分工抄写，又传抄成一册。”读书之难，使他幻想着将来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尽情地享受坐拥书城的乐趣。
20世纪80年代，人们迎来了文化开放的春天，许多新版图书开始与读者见面。当年在新华书店排了很长的队才买到了《郭小川诗集》与《杨朔散文集》，如获至宝的感觉至今仍让他心生感慨。
2000年，曲振明搬到新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造实现朝思暮想中的“理想书房”。每当夜深人静，坐拥“书城”，身旁一盏茶，手握一本书，构成了他的“黄金时代”。在他看来，读书，就是展开了一场静静的对话。而真正的阅读，是有关生命的运动，是与作者心灵的交流。“书籍帮人们打破了现实的界限，能让人的心穿越‘古今岁月’、游弋‘万千世界’，堪称人生快事。”
书籍是提升灵魂的工具
“文革”结束后，曲振明经常光顾天津劝业场二楼、和平路317号、文化街的文运堂、文林阁等古籍书店的各个门市部，而后又延伸到沈阳道、天宝路、平安街、二宫、三宫的地摊。后来借调北京编修《中国烟草通志》期间，又常逛北京潘家园、报国寺以及各家书店，淘书的嗜好始终没有中断。他在买书的过程中，除了买自己没有的书，还买一些自己有但版本不同的书。比如《国朝闺秀正始再续集》，收藏版本一为作者单士厘赠送友人的;另一版本则经过袁克度（袁世凯之子）、黄端两位藏家之手，书上布满了图章与题跋。
“很多的收藏，正应了‘一物一主’那句话，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尽管其中过程曲折，回想起来也是种乐趣。”曲振明得到陈宝泉（原民国时期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民教相安》，内里颇有些故事。“这是一册义和团事变后劝诫天津老百姓安分守己的书。我最早在沈阳道的地摊上发现，几经讨价还价，就是没谈妥，后来被别人买走，很是扼腕叹惜。不料过了几个月又在别的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并以低于原来的价格买成，这可应了缘分之说。”还有一次，他在千里堤旧物市场路过一个书摊，发现一册1927年英文版《阿Q正传》，当时摊主开价高没有谈成。念念不忘此书的他，一个月后又专程找到这个书摊，发现书还没有卖出，又在摊主家中淘到四本旧书。
收藏之乐，除了体现在淘书的过程，还有不经意间的那些意外收获。严复批注的《天演论》初版本的收藏就是曲振明的意外收获。《天演论》是西方文化输入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自严复1896年在天津译成后，曾进行几次修订，直到1898年4月后由卢氏慎始基斋正式刊行。“目前《天演论》流传的版本有三个系统：即慎始基斋正式出版本系统、吴京卿节本天演论简本系统和陕西味经售书处稿本系统，其中慎始基斋本十分罕见。我十分崇敬严复，收藏了《天演论》的商务印书馆本、富文书局本和吴京卿节本，就是没有慎始基斋本。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文化街旧书肆淘到慎始基斋本，上面有大量的绿笔批注与红笔圈点，经专家考证，是严复对照吴汝纶的节本进行的批注，版本价值十分珍贵。”
收藏到《天演论》后，曲振明开始关注严复的著作，随后收藏了光绪版的《林严文钞》，接着又对林纾发生了兴趣，收藏了《畏庐文集》《畏庐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畏庐诗钞》，还收藏了他的《伊索寓言》《茶花女遗事》等翻译旧作。“淘书往往会‘爱屋及乌’，不断延伸自己的收藏范围。”从买书、淘书的经历来看，曲振明认为这也是知识积累的过程。“许多古旧书店的老店员都有‘独门绝技’，有的偏重古籍善本、有的偏重新文学初版本、有的偏重通俗小说，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知识。我还结识了不少书友，他们有经验，有眼光，常常得到指点。”遗憾的是，近年来旧书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书摊上难觅好书，一些有价值的图书都在拍卖市场流通。买书的环境的改变，使早先的淘书乐趣荡然无存，“昔日淘书、买书的经历已化作美好记忆”。
随着环境的改变，淘到好书是越来越不容易。想要在旧书堆里捡漏，没双慧眼可不成。“淘旧书要看懂书法与印文，特别要留意带有批校、跋语的书，这与平素多读书和注意知识积累密切相关。”清光绪年间长芦盐业纲总姚学源的《十瓶庵日记》和《习琴斋日记》两部手稿的收藏就是捡漏。当时书商以为是账本，曲振明拿过来一看，其中有姚学源与表兄光绪朝大学士李鸿藻的许多交往经历，颇具史料价值，立即入手。 “每一册图书都有一段经历，每一册图书都有一段故事。”有道是：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读书对曲振明而言，是个人修养提升的有效渠道。“读书是一个文化与精神传递的过程，我们读经典就是在与大师、巨匠对话，与古圣先贤的交流构成了我们对现实环境的一种精神超越。”
读书藏书应有方向计划
1984年7月《今晚报》创刊，曲振明开始给副刊试投文史稿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为《谀詞不赏 贬语得欢》，叙述左宗棠的一段历史掌故。这篇文章的发表，诱发了他的写作兴趣，从此开始从事业余文史写作，至今已发表了几百万字。“搞文史必须熟读大量的文献资料，我因文爱书，于是开始有目的地购书、藏书。”
作为天津地方史研究的爱好者，地方文献是曲振明搜罗的重点。他搜集了清代、民国以来大量天津人的文集、诗集和天津出版物。“1949年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知识书店、读者书店、大众书店、天津人民音乐社等有许多出版物，这些都在我的收集范围，其中仅知识书店的出版物就多达100多种。我还收集了许多天津人的油印本、书法字帖，其中不乏罕见藏品。”
“富察敦崇是晚清著名民俗学家，其撰写的《燕京岁时记》闻名海内外。一次在旧书肆淘到他自传体《紫藤馆诗草》，书很普通，可书后有几页抄写的《紫藤馆剩稿》，是其后人的手迹。《紫藤馆剩稿》是富察敦崇晚年的绝笔，内容十分珍贵。我还收藏了一册开明书店1936年印的《李息翁临古书法》，书后有一段李叔同侄子李麟玺书写的跋语，言明李叔同托侄子送给孟广慧等师友的，反映了李叔同出家后与津门友人保持联系的信息。我还曾从旧书图章中发现了钱玄同、邓之诚、向达、臧克家、卢木斋等人的旧藏。旧时的作者签名本多用毛笔，我从题签上，发现了中国第一位大法官苏希恂赠送作家徐枕亚、闽南书法大师罗丹赠给诗人虞愚、北京古琴大师汪孟舒赠送给天津古琴家张子谦的著作。”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曲振明认为，这种力量就是读书最根本的目的，要获得幸福感。“读书、购书、藏书，都应该有方向，有计划。一种有效的阅读方式，是带着问题去读书。我写有关文史类的文章之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与认可，就是因为我是通过检索大量的文献，有根有据地去写文章。像袁克文的讽喻诗，我就是从几个版本中才找到最准确的，最终能够给大家去正误。我觉得，主动探索性的阅读方法是最能让自己与作者产生思想互动的可能性，自己也容易有收获。”
人对知识应有所渴望
“知识改变人生，至少从我的经历来看，确实如此。我最初在单位是普通工人，后来读的书多了，在各个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多了，获得了领导的赏识。随后又考取了学历，在企业中也得到了重视与培养。”
实体书店的衰落，微博微信的兴起，让爱书如痴的曲振明感到痛心。他略显激昂地说，微信微博的内容不能叫知识！“我认为阅读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消遣性阅读，这是随意的，纯粹的一种感官愉悦。另一种是学习型阅读，这样的阅读是‘苦差事’，所谓书要苦读。原来我也是只顾自己的喜好，读书求快，往往是只寻找到我需要的部分去读。后来发现，书只读一部分的话，对知识或内容理解的就不够全面，读书贪多求快往往造成最后是白读。后来，我看书就坚持细读、深读，研读，有的书甚至会看好几遍。”
曲振明认为，年轻人要对知识有种渴望。“个人知识储备不够，绝对是人生发展的一种局限。”
读书需一颗闲适心
曲振明的家中，一排排书架放满了书，其中还不乏泛黄了的线装书。书多得让人震惊，置身其间，书香气息把人的心都熏醉了。
读书三十年，曲振明越来越感到，功利二字也被带到了高洁的读书事中。“我早期读韩愈、柳宗元的书，后来比较喜欢林语堂、叶灵凤等作家，我感觉他们的文章虽然现实性很强，但给人的感觉都特别悠闲，几乎没有功利色彩。民国时期的诸多著作都本真地反映了作家的心性，而不是像现在的一些书籍，全是教读者如何成功，如何成为富人，如何变得更世故……”曲振明说，读书是最原始的消遣方式之一，它的功能是陶情乐心。在古代，读书几乎贯穿了文人的一生。“读的书越多，人就越谦卑，因为知道了世界之大、知识之广。”
明代军事家戚继光曾说，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
书，并非生活之必须品，于家庭属可有可无之物。但不管时代如何更迭，书都被留存了下来。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抛开其中的功利性，在读书这场与作者的对话中，时似与美人聊天，时似安居豪宅，得此境界，谁说读书不是逍遥事？守得一份心情静谧，获得一份生活闲适。
读书需要一颗闲适之心。
（摘编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