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仇和来说，这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作为一名铁腕改革者，没有一线的绝对权力，很多的构想也是很难付诸实施的。产生效果?
　　仇和满怀信心地说，“通过5年至10年的努力，现代新昆明一定让全国、全世界刮目相看。”这个坚定的市场经济和市场主体实践者的一系列举措和言行，很快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成为全国媒体与公众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他公布政府官员电话、实行干部问责制、工作成果倒逼法、惩庸治贪、干部思想培训课等措施连番出台，使人应接不暇，被人称为“仇和新政”。
　　“仇和新政”描绘了昆明的蓝图。但其起点却是从“治官”开始：“管不住大盖帽，就要摘掉乌纱帽”；“掌不好印，就不要掌权”；“谁砸昆明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有禁不止，责任人先离崗后处理”。
　　这些带着浓烈仇和风格的“语录”，已经成为昆明官场的流行语。仇和“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形成一股强势的“仇旋风”。每一位昆明官员的神经，都在感受着“仇旋风”的震撼、冲击。
　　据媒体报道，启动官员问责机制“我郑重作出以下服务承诺，保证做到，请广大干部群众、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予以监督，承诺不能兑现，我将负主要责任，甘愿接受组织的问责处理。”这是昆明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杜敏在昆明电视台公开向全社会作出的服务承诺。据了解，昆明市52个单位的“一把手”都已通过昆明电视台等媒体向社会作出公开服务承诺。
　　手机问政不是“作秀”
　　在仇和主政昆明期间，机关干部手机彻夜开机，昆明市委将全市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职务、分工和工作电话号码向社会进行公布。这一举措刚实施就受到广泛关注。许多人提出疑问：这究竟是“做事”还是“作秀”?
　　昆明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为了落实此项措施还特别发出通知，要求公布的领导干部工作电话，必须保证每个工作日8：30至17：00均有人接听，对不按规定接听群众来电，语言不文明、故意刁难群众，记录不清、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认真及时进行处理而导致发生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将对责任人进行问责。
　　“领导电话公布以来，老百姓事无巨细，什么事都向领导反映。从整理出来的情况看，电话内容五花八门，除了一些与个人利益有关的事情之外，更多的涉及治安、环保、交通、噪音、房改、投资、冤假错案、村民选举等。”接听书记、市长工作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天都要把这些内容整理出来，能当场答复的就当场答复，不能答复的上报书记、市长，领导批示后交相关部门落实处理。
　　“它像一把利剑，刺破了多少年来隔在老百姓和官员之间的厚重屏障。”昆明市民杜先生说。以公民身份为他人维权而闻名的蔺文财，曾经是个企业家，他本人有一桩土地权属纠纷数年无人过问，他抱着试探的心情给市委书记办公室打了电话，当天就收到仇和秘书的回复，第二天有关部门就约见了他。
　　市委、市政府要求所有领导干部的手机必须24小时开着，并经常在凌晨一两点还打电话布置工作，一位市委常委说：“凌晨我才接到仇书记的工作安排，早晨6点半他又来电话，他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知情者说，昆明市大多数机关干部的手机彻夜不敢关闭。
　　履新省委副书记
　　2011年12月12日，仇和履新云南省委副书记后第一次公开亮相，为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省委宣讲团作动员。
　　而此次云南省委选举产生新一届省委常委共有13位新当选常委。其中，秦光荣当选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仇和当选副书记。
　　这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地方配置了“一正二副”的领导架构，并只保留一名专职副书记。对于省委专职副书记的职能定位，中央文件规定了“协助书记处理日常事务，受书记委托，负责有关工作”的原则。也就是说，省委副书记有点类似与美国副总统的感觉，并无实际权力。
　　对于仇和来说，一个没有绝对权力的位置，即使有再大的宏伟构想，在现行的官场体制里，他也只能够小心翼翼地遵守着这个官场的规则而无可奈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这个社会和制度设计的幸运者和受害者，他交织着这矛盾的一切，折射出中国改革者面临的无法突破的现实困局。
　　从历来省委副书记的去向来看，仇和的此番调整似乎失去了问鼎省长的机会。按照以往的规律，一般省城市委书记直接升为省长的机会比较多，并遵循着经济发达地区省委副书记书记调任欠发达地区省长的规律，比如王国生从江苏省委副书记升为湖北省长、王三运从福建省委副书记跃升为安徽省长，孟建柱则是由上海市委副书记升为江西省委书记。
　　另一方面，省委副书记任新一届政协主席已经成为了一种新模式。在2011年初的省级“两会”中，多个省级政协主席职位易人。其中，省委专职副书记当选新一任政协主席的达8位之多。比如，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安顺当选北京市政协主席；河南省委副书记叶冬松当选河南省政协主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任亚平当选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明方当选安徽省政协主席等。
　　但目前，一切还没有定论。十八大明年开幕，仇和能不能挤进中央候补委员的序列，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政治筹码，势必会影响着他未来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