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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毕飞宇小说《平原》通过对端方和吴曼玲与权力关系的论述，展现出权力对人性的伤害和疼痛，揭示了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的悲剧性，反讽了生存处境的非理性和荒诞性，昭示对存在理性的深度呼唤。
关键词：权力 异化 疼痛
毕飞宇是一个有“70年代”情结的作家，在《平原》中，毕飞宇把故事的背景设定在“1976”年的横截面上。当“70年代”变成一个独特的符号流淌在作家的血液和作品中时，我们发现毕飞宇的作品呈现出的主题和风格与“伤痕文学”却大异其趣。《平原》将宏观的权力叙事细致入微地渗透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对日常生活面貌的描写和人物命运的叙述，集中展现了人性的荒芜与异化。
一、权力的夺取
《平原》再一次以苏北平原上的王家庄为背景。毕飞宇建构的“王家庄”世界中，俯拾即是的便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有关生存哲学和权力斗争的奥秘。毕飞宇的《平原》提供了关于权力更为缜密和深刻的书写，权力是怎样地被构造、怎样地伤害他人、怎样地伤害自己等一系列的过程，都是通过小说主人公端方的成长史展现出来。如果按照端方的成长历程来划分，可以分为权力的获得、权力的释放和权力的戕害三个阶段。在三个阶段中，呈现了不同侧面的端方：积极向上的端方、工于心计的端方、无助的端方。在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中，他的人性一次次在碾轧中被扭曲，最后变成一株权力培植的畸形之树。
作为高中毕业的回乡青年端方，回到王家庄后他的权力意识早就苏醒。端方生长的家庭环境十分复杂，性格敏感的他忍受着来自于家庭掌权者的嘲弄和歧视的目光，因此他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渴望。端方一出场就显示出对这种努力的尝试，他在麦田中与继父比赛割麦、与村里头号混混扳手腕，在沉默中寻求自我身份的印证，他渴望利用身体优势通过暴力获取生存权利，从而使他在家庭里获得身份认可与地位。在家庭层面上，家庭常常与王家庄发生着权力关系。因此，端方在家庭权力的争夺与荣誉的维护上显得至关重要。面对自己弟弟网子带大棒子在河边玩耍导致其死亡的局面时，端方为了维护整个家庭和自己的声誉，他义正词严地证明弟弟网子无罪，可是他心中也曾闪现一丝愧疚，端方望着大棒子的脸，想抽自己的耳光。他在心里说：“大棒子，哥哥不是东西，哥哥对不住你了！”并利用乡规民俗冷静地处理这场风波，使这场家族间的矛盾化险为夷。这场风波十分清晰地展现了端方在对权力的争夺和声誉的维护中不断追逐权力和屈服于权力，其在背离人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经过一系列事情后，端方在王家庄声名鹊起，不久就出现地主的女儿三丫的投怀送抱。我们暂且不论端方和三丫是否是真爱，但是他们之间的情爱一定是与权力相关的。出身不好的三丫以飞蛾扑火的姿态追求端方，她渴望通过与端方结婚来冲破命运不公的黑暗门阀。与此相对应，端方对三丫的感情也是在权力辐射下滋生的悲剧产物。当三丫主动送来“爱情”，端方几乎没有考虑就接受了。与其说这是欲望的膨胀，不如说这是端方对于权力欲望的想象和自我满足，他通过接受这段情爱从而获得更加明确的身份确认和极大的心理满足感。这种对于自我权力与身份的确认酝酿出的恶果，在三丫死后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身份的确认促使着端方在权力追逐的过程中逐渐丧失本性，伤害了自己同时也伤害了他人。在红粉的婚礼上，端方利用乡规民俗和强权故意刁难红粉，逼迫性格要强的红粉在出嫁前喊沈翠珍一声“妈”。红粉事件展现了端方对于权力的释放已经扩张到家庭之外的公共空间。我们能感受到端方掌握权力后的变化，这种变化中透露出端方的人性中的阴狠与自私。
在家庭范围中夺取统治地位的同时，端方还与村里头号混混佩全争夺村里公共统治权。通过暴力与智慧，端方在王家庄游手好闲的青年心中一步步树立起他的绝对领导地位。在观影事件中，他神闲气定地指挥王家庄青年与高家庄青年“作战”，凭借智慧和策略不费吹灰之力就使王家庄青年获得全面的胜利。在端方自我建构起的权力帝国中，他通过权力控制他人，使更多人被压制在权力之下。他的人格魅力转为权力恶魔的象征。作者冷静又心痛地将权力对于人性扭曲的过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权力在无意识的层面上改造和驯化个体，同时又左右了人物的性格及其命运的趋向。他无论是精神统帅还是政治统帅，他都无法逃离被异化的厄运。
在权力的围剿下，这些人物在命运的枷锁下做着无谓的挣扎。毕飞宇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披露了权力对人性的扭曲、人类性格的腐蚀，把日常生活中的痼疾和对权力的批判引入更深的境地。
二、被权力异化的悲惨女性
毕飞宇曾借“我们身上的鬼”来加以定义。他指出“我们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作‘人在上人’，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于平民、大众、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被损害者身上。”①他悲哀地认为只要这个“鬼”存在，那么就无法避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局面。在《平原》中，毕飞宇将伤害与疼痛交给一个掌握实权的女性来承担。
从人性的复杂性和灵魂的丰富性的角度来看，相较于端方，吴曼玲这个人物形象被赋予了更多的悲剧色彩。吴曼玲，一个南京来的知青，来王家庄不久就当上了王家庄的村支书。她深深扎根于农村的土地里，并提出她著名的“两要两不要”——“要做乡下人，不要做城里人；要做男人，不要做女人。”②吴曼玲显然是一个“铁姑娘”的形象，是那个时代精英女性形象的典范。从历史背景来考察，吴曼玲简直就是中国妇女解放时代的辉煌缩影，是王家庄女性中最具有独立性和自我解放意识的象征。但我们从作者调侃的口吻中发现作者并没有为这个“铁姑娘”大唱赞歌，而是对这个人物进行了颠覆性的描写。
吴曼玲为了主任随口一句“前途无量”的虚幻承诺，她甚至以一种超负荷劳作的方式去工作，希望在权力世界争夺一片天地。她为了能在男性社会获得权力，她不得不以“异装”的形象闯入男权的世界中，她主动丢失了自己的女性意识，将自己异化成政治动物。因此，吴曼玲摆脱不了“他塑”的命运，当她否定自己性别的同时也否定了人性，作者通过很多情节让我们看见她表现出女性的脆弱、温情的真实一面。在好朋友志英的婚礼上，微醺的吴曼玲在旁边目睹了新郎对好朋友志英的爱。那一幕刺痛了“铁姑娘”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激发了她内心蛰伏已久的女性情愫，可是村支书的角色又压抑了她对于爱情和自然人性的渴望。当端方和吴曼玲单独相处的时候，“真正让吴曼玲吃惊的不是自己的轻浮，而是轻浮所体现出来的力量，也就是咄咄逼人的‘浮力’了”③，这是女性细腻情感的自然流露，但一旦外人到来，则立刻唤醒她的理智，这时的吴曼玲又回复到严肃、刻板的生活状态之中。 在权力和爱情强烈的碰撞中，我们听见灵魂撕裂的声音，吴曼玲的人格出现了分裂。这愈发加剧了“铁姑娘”的悲剧色彩——身体意识的唤醒和自我意识的压抑之间悲剧性矛盾导致她并没有主动追求她深爱的端方，而是在与她的狗发生性关系中，获得变态的满足。作者的笔触是冷酷、无情的，人性的荒谬与生命的疼痛紧密交织在小说恣肆的语言中。在《平原》的结尾，我们看见荒诞的模拟“渡江战役”“占领和解放王家庄”“癫狂的吴曼玲咬伤端方”等突兀的情节，当疯癫的吴曼玲咬伤端方，含糊不清地说：“端方，我终于逮住你了”时，她却在疯癫状态下回归了自己真实的人性，而这一口正是咬住了人性的软肋和权力的弱点。为追逐权力，吴曼玲必须循规蹈矩地活在权力的魅影之下，扭曲人性并且压制人的本能欲望（当然包括生理欲望）。但是，人性不可能永远被压制；在特定的“场合”中，它仍然会重现甚至会反抗。
三、结语
权力与人性，一直以来都是毕飞宇小说的创作主题。无论是《平原》还是“玉”系列三部曲，毕飞宇都延续了对特殊时期下的“鬼文化”和人性的沉沦与畸变的强烈批判与反思，揭示了历史掩藏下的时代本质和生命中无法规避的沉重。在毕飞宇的小说世界中，我们仿佛深陷人性荒芜的沼泽，感受着与时代的变幻和大起大落黏连着的刻骨铭心的疼痛。毕飞宇以人道主义的情怀和对世事的冷静洞察，对人性的黑暗扭曲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但是作者的创作目的并不是为了把美好的人性扭曲给我们看，而是希望通过那些不堪回首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面对着价值观念多样化、道德标准复杂化的今天，我们的灵魂时刻经受着考验，我们仍然会遭遇权力的围剿和人性的沦陷、自我的迷失和异化的疼痛，我们常常会发出人何以如此的感叹。毕飞宇不断追问人性和反思人生，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国民的劣根性。他的文字为我们这个时代敲响了警钟，而这种文字的力量也终会指引着我们努力营造一个健康美好的时代。
①③ 毕飞宇：《平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第128页。
② 毕飞宇：《我们身上的鬼》，《小说选刊》2001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毕飞宇.我们身上的鬼[J].小说选刊，2001（6）.
[2] 毕飞宇.平原[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
[3] 葛红兵.障碍与认同：当代中国文化问题[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作 者：琚倩云，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张晴 E？鄄mail：zqmz0601@163.com
关键词：权力 异化 疼痛
毕飞宇是一个有“70年代”情结的作家，在《平原》中，毕飞宇把故事的背景设定在“1976”年的横截面上。当“70年代”变成一个独特的符号流淌在作家的血液和作品中时，我们发现毕飞宇的作品呈现出的主题和风格与“伤痕文学”却大异其趣。《平原》将宏观的权力叙事细致入微地渗透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对日常生活面貌的描写和人物命运的叙述，集中展现了人性的荒芜与异化。
一、权力的夺取
《平原》再一次以苏北平原上的王家庄为背景。毕飞宇建构的“王家庄”世界中，俯拾即是的便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有关生存哲学和权力斗争的奥秘。毕飞宇的《平原》提供了关于权力更为缜密和深刻的书写，权力是怎样地被构造、怎样地伤害他人、怎样地伤害自己等一系列的过程，都是通过小说主人公端方的成长史展现出来。如果按照端方的成长历程来划分，可以分为权力的获得、权力的释放和权力的戕害三个阶段。在三个阶段中，呈现了不同侧面的端方：积极向上的端方、工于心计的端方、无助的端方。在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中，他的人性一次次在碾轧中被扭曲，最后变成一株权力培植的畸形之树。
作为高中毕业的回乡青年端方，回到王家庄后他的权力意识早就苏醒。端方生长的家庭环境十分复杂，性格敏感的他忍受着来自于家庭掌权者的嘲弄和歧视的目光，因此他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渴望。端方一出场就显示出对这种努力的尝试，他在麦田中与继父比赛割麦、与村里头号混混扳手腕，在沉默中寻求自我身份的印证，他渴望利用身体优势通过暴力获取生存权利，从而使他在家庭里获得身份认可与地位。在家庭层面上，家庭常常与王家庄发生着权力关系。因此，端方在家庭权力的争夺与荣誉的维护上显得至关重要。面对自己弟弟网子带大棒子在河边玩耍导致其死亡的局面时，端方为了维护整个家庭和自己的声誉，他义正词严地证明弟弟网子无罪，可是他心中也曾闪现一丝愧疚，端方望着大棒子的脸，想抽自己的耳光。他在心里说：“大棒子，哥哥不是东西，哥哥对不住你了！”并利用乡规民俗冷静地处理这场风波，使这场家族间的矛盾化险为夷。这场风波十分清晰地展现了端方在对权力的争夺和声誉的维护中不断追逐权力和屈服于权力，其在背离人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经过一系列事情后，端方在王家庄声名鹊起，不久就出现地主的女儿三丫的投怀送抱。我们暂且不论端方和三丫是否是真爱，但是他们之间的情爱一定是与权力相关的。出身不好的三丫以飞蛾扑火的姿态追求端方，她渴望通过与端方结婚来冲破命运不公的黑暗门阀。与此相对应，端方对三丫的感情也是在权力辐射下滋生的悲剧产物。当三丫主动送来“爱情”，端方几乎没有考虑就接受了。与其说这是欲望的膨胀，不如说这是端方对于权力欲望的想象和自我满足，他通过接受这段情爱从而获得更加明确的身份确认和极大的心理满足感。这种对于自我权力与身份的确认酝酿出的恶果，在三丫死后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身份的确认促使着端方在权力追逐的过程中逐渐丧失本性，伤害了自己同时也伤害了他人。在红粉的婚礼上，端方利用乡规民俗和强权故意刁难红粉，逼迫性格要强的红粉在出嫁前喊沈翠珍一声“妈”。红粉事件展现了端方对于权力的释放已经扩张到家庭之外的公共空间。我们能感受到端方掌握权力后的变化，这种变化中透露出端方的人性中的阴狠与自私。
在家庭范围中夺取统治地位的同时，端方还与村里头号混混佩全争夺村里公共统治权。通过暴力与智慧，端方在王家庄游手好闲的青年心中一步步树立起他的绝对领导地位。在观影事件中，他神闲气定地指挥王家庄青年与高家庄青年“作战”，凭借智慧和策略不费吹灰之力就使王家庄青年获得全面的胜利。在端方自我建构起的权力帝国中，他通过权力控制他人，使更多人被压制在权力之下。他的人格魅力转为权力恶魔的象征。作者冷静又心痛地将权力对于人性扭曲的过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权力在无意识的层面上改造和驯化个体，同时又左右了人物的性格及其命运的趋向。他无论是精神统帅还是政治统帅，他都无法逃离被异化的厄运。
在权力的围剿下，这些人物在命运的枷锁下做着无谓的挣扎。毕飞宇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披露了权力对人性的扭曲、人类性格的腐蚀，把日常生活中的痼疾和对权力的批判引入更深的境地。
二、被权力异化的悲惨女性
毕飞宇曾借“我们身上的鬼”来加以定义。他指出“我们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作‘人在上人’，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于平民、大众、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被损害者身上。”①他悲哀地认为只要这个“鬼”存在，那么就无法避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局面。在《平原》中，毕飞宇将伤害与疼痛交给一个掌握实权的女性来承担。
从人性的复杂性和灵魂的丰富性的角度来看，相较于端方，吴曼玲这个人物形象被赋予了更多的悲剧色彩。吴曼玲，一个南京来的知青，来王家庄不久就当上了王家庄的村支书。她深深扎根于农村的土地里，并提出她著名的“两要两不要”——“要做乡下人，不要做城里人；要做男人，不要做女人。”②吴曼玲显然是一个“铁姑娘”的形象，是那个时代精英女性形象的典范。从历史背景来考察，吴曼玲简直就是中国妇女解放时代的辉煌缩影，是王家庄女性中最具有独立性和自我解放意识的象征。但我们从作者调侃的口吻中发现作者并没有为这个“铁姑娘”大唱赞歌，而是对这个人物进行了颠覆性的描写。
吴曼玲为了主任随口一句“前途无量”的虚幻承诺，她甚至以一种超负荷劳作的方式去工作，希望在权力世界争夺一片天地。她为了能在男性社会获得权力，她不得不以“异装”的形象闯入男权的世界中，她主动丢失了自己的女性意识，将自己异化成政治动物。因此，吴曼玲摆脱不了“他塑”的命运，当她否定自己性别的同时也否定了人性，作者通过很多情节让我们看见她表现出女性的脆弱、温情的真实一面。在好朋友志英的婚礼上，微醺的吴曼玲在旁边目睹了新郎对好朋友志英的爱。那一幕刺痛了“铁姑娘”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激发了她内心蛰伏已久的女性情愫，可是村支书的角色又压抑了她对于爱情和自然人性的渴望。当端方和吴曼玲单独相处的时候，“真正让吴曼玲吃惊的不是自己的轻浮，而是轻浮所体现出来的力量，也就是咄咄逼人的‘浮力’了”③，这是女性细腻情感的自然流露，但一旦外人到来，则立刻唤醒她的理智，这时的吴曼玲又回复到严肃、刻板的生活状态之中。 在权力和爱情强烈的碰撞中，我们听见灵魂撕裂的声音，吴曼玲的人格出现了分裂。这愈发加剧了“铁姑娘”的悲剧色彩——身体意识的唤醒和自我意识的压抑之间悲剧性矛盾导致她并没有主动追求她深爱的端方，而是在与她的狗发生性关系中，获得变态的满足。作者的笔触是冷酷、无情的，人性的荒谬与生命的疼痛紧密交织在小说恣肆的语言中。在《平原》的结尾，我们看见荒诞的模拟“渡江战役”“占领和解放王家庄”“癫狂的吴曼玲咬伤端方”等突兀的情节，当疯癫的吴曼玲咬伤端方，含糊不清地说：“端方，我终于逮住你了”时，她却在疯癫状态下回归了自己真实的人性，而这一口正是咬住了人性的软肋和权力的弱点。为追逐权力，吴曼玲必须循规蹈矩地活在权力的魅影之下，扭曲人性并且压制人的本能欲望（当然包括生理欲望）。但是，人性不可能永远被压制；在特定的“场合”中，它仍然会重现甚至会反抗。
三、结语
权力与人性，一直以来都是毕飞宇小说的创作主题。无论是《平原》还是“玉”系列三部曲，毕飞宇都延续了对特殊时期下的“鬼文化”和人性的沉沦与畸变的强烈批判与反思，揭示了历史掩藏下的时代本质和生命中无法规避的沉重。在毕飞宇的小说世界中，我们仿佛深陷人性荒芜的沼泽，感受着与时代的变幻和大起大落黏连着的刻骨铭心的疼痛。毕飞宇以人道主义的情怀和对世事的冷静洞察，对人性的黑暗扭曲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但是作者的创作目的并不是为了把美好的人性扭曲给我们看，而是希望通过那些不堪回首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面对着价值观念多样化、道德标准复杂化的今天，我们的灵魂时刻经受着考验，我们仍然会遭遇权力的围剿和人性的沦陷、自我的迷失和异化的疼痛，我们常常会发出人何以如此的感叹。毕飞宇不断追问人性和反思人生，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国民的劣根性。他的文字为我们这个时代敲响了警钟，而这种文字的力量也终会指引着我们努力营造一个健康美好的时代。
①③ 毕飞宇：《平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第128页。
② 毕飞宇：《我们身上的鬼》，《小说选刊》2001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毕飞宇.我们身上的鬼[J].小说选刊，2001（6）.
[2] 毕飞宇.平原[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
[3] 葛红兵.障碍与认同：当代中国文化问题[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作 者：琚倩云，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张晴 E？鄄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