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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桓馥(1901～1997)，女，岳阳人。1917年入长沙早稻田女子师范就读，1926年10月，投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录取为军校女生队学员，并任女生队一班班长。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受党组织派遣，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秋转入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9月回国后，任中共上海市浦东区委妇女委员、组织部科长，中共上海市闸北区委妇女委员，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兼妇女委员等职。1936年，受党组织派遣，赴山西参加抗日决死队，任女生连政治工作员。卢沟桥事变后，调中共四川省委、川康特委妇委工作。1939年又调山西工作。1940年到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任内政部司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主任、农业部正部级顾问。
今年是我们的妈妈陶桓馥诞生110周年。原来，我们只知道她是一位老革命、老干部，是一个被称为“陶大姐”、“陶妈妈”的普通人，是我们的妈妈，是孙辈慈祥的奶奶。近年翻看了被退回的“文革”中妈妈所写自己历史的“交代”材料，看了《大革命洪流中的女兵》以及山西抗日决死队女生队的史料才觉得妈妈和她那一代革命妈妈们的不容易和不平凡……
名门闺秀
妈妈1901年出生在湖南岳阳“浔阳堂”一户官僚地主家庭。妈妈的祖父陶澄轩本是洞庭湖上一渔民，后投身湘军王鑫部，曾任三镇（水师、陆军）总兵，官至提督军门，受朝廷一品顶戴。他曾设立陶氏义庄，为贫困子弟兴办义学，普及教育，族中子弟皆入义学，赢得后世口碑。妈妈的父亲陶幼澄曾赴东瀛考察，希冀仿效明治维新，变法图强。
妈妈的外祖父彭家也是一户官僚地主。其外祖父官至云南镇守使，曾代表清廷参加中印缅勘界谈判，是一位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封疆大吏。妈妈的舅舅彭寅叔曾留学日本，在东京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剪辫子，提倡妇女放足，于1913年毁坏县城圆通寺菩萨，开办洞庭女学，倡导妇女解放。妈妈和姨家的罗叔章、舅家的彭援华及姨家的李沐英等多位表姐妹均在该校接受新学启蒙。舅舅以秋瑾为榜样，激励女生自立自强，男女平权，担当国忧不让须眉。妈妈自幼个性倔强，吟咏“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更被鉴湖女侠的革命精神鼓舞，叛逆性格日增。在舅舅的培养和教育下，妈妈和她的多位表姐妹弟兄先后成为家庭、社会的叛逆者或革命者。
我们的外祖母陶彭氏知书达理，深明大义，性格坚毅，乐善好施。外公去世后，她担负起抚养教育12个子女的重任，使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其中5人大学毕业，7人受过中等教育，妈妈和她的5个兄弟、6个姐妹日后都成为品学兼优、具有一门专业技能、能够自立于世的人。
然而，外婆毕竟守旧，她重男轻女，遵循旧规，给女儿缠足，包办婚姻，为女儿准备体面的嫁妆。妈妈十七八岁时，就被许配给一户名门望族的李家姨表少爷，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实在是令人称羡的美满姻缘……外婆和家人都认为妈妈应当心满意足，相夫教子，恪守妇道，而妈妈却闺中少妇“不知足”！
妈妈的少女时代——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湖南，正激荡着五四反帝爱国、科学民主新文化运动的风潮，《新青年》、《向导》等杂志传播着思想启蒙的春风……妈妈虽每日里凝妆翠楼，做女红，看闲书，却特别勤于读书阅报，不甘闺阁闲适。特别是舅舅家表哥彭抟黄从北京带回来的新思想、新信息，更让她内心涌动着追求自由的思想和新的生活方式，渴望有价值的生活。她扒下裹脚布，不甘为衣食无虞的少妇，举步跨出闺门，到本城的小学任教。摒弃养尊处优，她选择了自食其力。
后来，表妹彭援华和李沐英赴长沙省立第一女师学习，妈妈求知的渴望愈烈，她乘夫婿留学日本之机，冲破婆家的阻挠和娘家的反对，于1924年南下长沙，考入稻田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在长沙求学的两年里，她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新文学的滋养，深受着革命书刊的鼓舞；她在彭援华、李沐英等的影响下，加入到抗议日本人在上海屠杀工人顾正红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上街游行，抵制日货，宣传国民党一大制定的三大政策，追悼孙中山先生……她深深感受着国家民族的灾难深重，也体会着民众力量的伟大。她坚信：要改变自我命运，必须投入改造社会的斗争之中！
1925年，为躲避军阀军警盯梢，带头闹学潮的表妹彭援华和李沐英被校长徐特立和校总务主任熊瑾玎送去北京上大学；而妈妈不顾家庭催归，一直在稻田女师坚持学习到1926年。后在家庭逼迫下，不得不返回岳阳。她表面依从，却不断寻找新的机会。她坚持自食其力，进入岳阳女子职业学校任教。除了教学，还先后兼任训育主任、教务主任，承担起学校的实际业务领导工作。她教学认真，要求严格，组织学生活动，朝气蓬勃。她常鼓励女生们自主自立，奋发有为。在师生中她享有很高威望，学生后来去延安参加革命，还去看望她。然而，家庭对她的特立独行却越来越不满，冲突日益尖锐……
不久，表妹彭援华从北京返回岳阳探视病中的舅舅，她已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加入了共产党。她向妈妈讲述了参加反对段祺瑞投降日帝的“三一八”游行示威，讲述了她被军警追打，从死伤者中抢抬出杨德群遗体，为其清洗血迹、整容入殓，和同学们将国民党党旗覆盖其棺，抬棺在长安街示威游行……妈妈对烈士肃然起敬，对卖国军阀义愤填膺。
那时，国共合作，北伐军所向披靡。妈妈便跟彭援华同心协力，一起组织妇女协会，动员妇女学习。两人登台演讲，号召妇女不缠足，剪短发，反对包办婚姻，争取男女平等……1927年10月，北伐军解放岳阳，她俩组织姐妹们和女子职业学校学生欢迎北伐军，紧接着组织成立了岳阳县妇女联合会，彭援华被选为妇联主任，妈妈协助她推动岳阳革命运动，组织妇女参加反对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的斗争。彭援华和妈妈成为岳阳早期革命创始人之一。
北伐的洪流自南向北如滚滚春雷，革命中心从广州移至湖南，进入武汉。1926年10月，黄埔军校发出招生广告，湖南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也动员和选拔有觉悟、有文化的男女青年报考。11月，妈妈跟彭援华经过严格的初试和复试被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录取。妈妈毅然与丈夫离异，彻底与封建官僚家族决裂。这个叛逆的女儿，终于北上大革命的中心武汉，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当中去了。
黄埔女兵
妈妈和彭援华成为黄埔军校（1927年3月27日，根据国民党三中全会决议改名为中央军校）第六期学员，成为中国第一支女兵队伍的战士。第六期共招收了男生986人，女生195名，湖南籍女生最多，达61人。
在正式入伍之前的1927年1月3日，武汉各界为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北迁举行庆祝活动，不料，却发生了残暴的血腥事件，光天化日之下，英国士兵用刺刀刺伤、杀害参会的民众多人，武汉国民政府遂颁布命令，庄严宣布：收回汉口英租界！黄埔女兵和武汉三镇市民倍感扬眉吐气。
2月4日入伍那天，女生们集合在中央军校所在地武昌两湖书院隔壁的一个大楼里，也许因为妈妈年长，又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她被任命为女生队第一区队一班班长。妈妈领来灰色军装，女生们脱下短袄长裙或旗袍，换上军装， 20岁上下的女兵个个齐耳短发，英姿飒爽。女兵们入住两湖书院西斋，开始了严肃、紧张而朝气蓬勃的新生活……
军校理论学习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特别重视结合形势，联系女兵的思想实际，答疑解惑；还常组织小组讨论，参考《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文章，自我教育，互相帮助，女兵们通过系统而又联系实践的学习，打下了理论基础，提高了理论水平。
4月1日，举行授枪仪式。妈妈第一个接过了枪，那是一支汉阳造，枪比她人还高，沉甸甸的，但她硬是背起枪挺直腰。妈妈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当想到从今以后，我可以效命疆场，进行革命，内心就振奋不已，当时，背着这枪参加野外训练时，我们都无比自豪。”军事教官上《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等课程，女兵们随着教官的示范举枪瞄准，卧倒起立，起立卧倒……继而还有攻击、防御、实弹射击、冲锋、“打野外”等更为艰苦的训练，每次课后女生们的衣服都被汗湿透，可以拧得出水来，累得腰酸腿痛。对于妈妈和几个“解放脚”的女兵来说，背着沉重的步枪“打野外”，要咬紧牙关克服更多的困难，然而妈妈和她的战友却意志坚强，内心无比喜悦。女兵们曾经到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城的故道参观战壕遗迹、炮兵阵地、机关枪掩体等，并且演习攻防战术。她们克服了体力、体能上的种种困难，完成了和男兵一样的全部课程，她们的军事技术、体能和意志都有了很大提高。
社会实践也是学校教育计划委员会规定的重要内容，妈妈和同学们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她们步伐整齐地列队行进在武汉三镇，呼喊着口号：“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工农兵联合起来！”……他们高唱革命歌曲，到街头、工厂、码头刷标语，撒传单，演话剧，做讲演，武昌裕华、震寰等纱厂里经常活动着女兵的身影。3月8日，她们参加了武汉市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盛大集会，成为三镇最引人瞩目、最震撼心灵的美景，尽管也引起一些保守人士的责难，但得到了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女生队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她们有严格的组织生活，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关心其他女兵。妈妈在岳阳已经参加并领导过妇女运动、革命活动，到军校后党组织也常分配她做一些工作，让她参加研究学生思想状况，并且让她到指导员彭漪兰、钟复光处看党内文件，她也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成为同学表率、女兵骨干。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中的一天，彭援华通知妈妈说：“你的入党申请已被批准，原来准备召开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你入党，举行入党仪式， 但现在形势紧张，来不及了……从今以后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妈妈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听了非常激动，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就这样，妈妈在白色恐怖中，迎着血雨腥风，成为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女战士！
西征讨逆
那时，顺应时代呼唤，融入工农运动，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也成为一批出身富裕家族而背叛本阶级的先进知识分子的追求。妈妈和她的表姐妹罗叔章、彭援华，和她的表妹兼小姑李沐英三姐妹，和彭抟黄等3个表兄弟都先后成为共产党员；我们的九舅桓棼参加了国民党左派，成为金陵大学党部书记，以后十一舅桓乐也成为共产党员……中国革命受到国际工人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斯大林得知女生队成立的消息，十分赞赏，还特别要了一张女生队集体照。约在1927年4月初，英、美、法、朝工运领袖汤姆、白劳德、多理越、马天文组成的国际工人代表团到军校参观，各国代表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介绍本国如火如荼的工运热潮，坚决支持中国革命。妈妈和她的同学们受到极大鼓舞。
然而，革命与反革命、新思潮与各种旧思想观念的斗争与冲突在社会上、在军校内、在女兵队里始终没有停止，甚至十分激烈。他们不仅要回答封建卫道士的攻击、嘲弄；还要在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与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的种种复杂尖锐的论争中作出抉择，表明态度。争论常常发生在课堂讨论中，也发生在宿舍里。一次，一位孙文主义学会的女生在宿舍里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自己不左不右，赞成既不要帝国主义、也不要共产主义的革命。这引起多数同学反对。据胡毓秀回忆：李淑宁（赵一曼）当即驳斥：“共产主义是要让劳动人民能工作、有饭吃，与新三民主义是一致的，你攻击共产党就是攻击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陶桓馥说：“我们革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为了广大劳苦民众，苏联就是我们的榜样……”游曦等同学也激愤地批驳，在激烈的唇枪舌剑中让那位女生哑口无言。
那时，被北伐军解放了的两湖、江西等地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实行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实现中国农民几千年来成为土地主人的梦想。女兵们也经常收到家书中带来的农运信息，但是有的女生却议论：“农民协会好野蛮……”，斗争土豪劣绅是“无法无天”、是“野蛮人的野蛮行动”……胡毓秀和陶桓馥、彭援华等湖南同学却竞相传送自己家乡的大好农运形势，对土地革命拍手称快。
正当北伐势如破竹、胜利向前发展、得到民众越来越广泛支持的时刻，早有充当新军阀野心的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公开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及革命群众……革命被叛卖！消息传来，军校男生有的动摇搞分裂，有的想逃离，妈妈在回忆文中写道：“我和女生队一些同学得知后，跑去和几个男同学一起，将他们扣押了起来。”
绝大多数军校师生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义愤填膺，整个武汉成为愤怒的海洋，到处是示威游行的队伍。4月14日，军校几千男女学生在书院广场召开声讨蒋介石大会，邓演达、恽代英和师生代表登台讲演，口号声此起彼伏、异常激烈。会后师生兵分几路上街游行，沿途散发《告武汉军民书》，张贴标语，妈妈在队伍中不断带领大家喊口号：“打倒新军阀！”“国民革命胜利万岁！”“工农兵联合起来！”不久，武汉的党组织领导成立了有军校师生代表参加的各界民众讨蒋委员会，妈妈和同学们一起投入到激烈的讨蒋运动中。
叛卖在继续，5月17日，蒋介石暗中策划，在宜昌的北伐军夏斗寅独立十四师与四川军阀杨森勾结叛乱，向武汉进军，打到离武汉只有30里的纸坊。而北伐军主力在河南，武汉只有叶挺的二十四师。为了保卫武汉革命政府，叶挺率二十四师西征讨伐夏斗寅，部分武汉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也参加了西征。军校学生和南湖学兵团、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部分学员奉命组成了中央独立师，女兵队成为独立师的一个分队。女兵们开拔到纸坊前线，双方已经交火，战斗激烈进行，女兵们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妈妈和大家一道包扎伤员、抬担架。看到牺牲和负伤的战友，大家无比心疼和愤怒。
女兵队紧跟主力西进，19日攻占土地堂，收复贺胜桥……有时行军，有时坐闷罐子车，经咸宁、蒲圻、沔阳、天门，6月15日长驱追击到沙市，24日收复宜昌，直捣夏斗寅老巢，西征大获全胜！
一路行军，女兵们除了参加战场救护、后援、慰劳等工作外，还进行宣传，妈妈被抽到师部担任宣传队长，每到一地就带领宣传队员提着墨汁、拿着毛笔到街道上刷大标语，演出自编节目和活报剧。女兵们还帮助地方整顿或重建农协、妇协组织，由于土豪劣绅疯狂反攻倒算，她们又召开打土豪、分田地的大会，镇压反攻倒算的恶霸反革命分子，帮助贫苦农民重新掌权。
1927年6月底，叶挺部和中央独立师胜利凯旋，受到武汉各界热烈欢迎。妈妈和她年轻的战友们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更加成熟而自信。
马日事变后，中央军校被迫停办，学生提前毕业。7月18日在悲愤的气氛中举行了毕业典礼，颁发了毕业证书。分裂与分化已不可避免，军校决定：所有学员自由选择，可以回家，也可跟部队走。每一个学员面对屠杀与鲜血，必须当机立断，做出抉择；每一个共产党员随时准备服从党的需要，走向新的战斗岗位。
为了保存党的生力军，党组织将已经公开身份的党员分散隐蔽，各自前往新的岗位。共产党员一部分返回家乡隐蔽，伺机发动群众，继续坚持地下斗争；一部分选择跟随叶挺部前往九江，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建立共产党自己独立的武装。妈妈和李淑宁（赵一曼）等一批同学则被组织遴选，派往苏联留学，进一步培养深造，日后成为共产党自己的军事、政治骨干。
行前，妈妈去看望了因病住进军医院的胡毓秀，告诉她：“敌人已经开始大规模屠杀了，在武昌已经看到人头挂在电线杆上，局势非常严重！……组织上决定我和李淑宁到苏联去，明天就走。这几天学校里也在抓人，学生已经四分五散，你出院后，千万不要回军校！你可以到汉口我姐姐家待几天，她会设法帮助你回到南昌。”
血雨腥风中，妈妈告别了武汉的亲人，告别了军校，告别了短暂而丰富的女兵岁月。
（压题图片为：1937年在四川成都做地下党工作的陶桓馥）
今年是我们的妈妈陶桓馥诞生110周年。原来，我们只知道她是一位老革命、老干部，是一个被称为“陶大姐”、“陶妈妈”的普通人，是我们的妈妈，是孙辈慈祥的奶奶。近年翻看了被退回的“文革”中妈妈所写自己历史的“交代”材料，看了《大革命洪流中的女兵》以及山西抗日决死队女生队的史料才觉得妈妈和她那一代革命妈妈们的不容易和不平凡……
名门闺秀
妈妈1901年出生在湖南岳阳“浔阳堂”一户官僚地主家庭。妈妈的祖父陶澄轩本是洞庭湖上一渔民，后投身湘军王鑫部，曾任三镇（水师、陆军）总兵，官至提督军门，受朝廷一品顶戴。他曾设立陶氏义庄，为贫困子弟兴办义学，普及教育，族中子弟皆入义学，赢得后世口碑。妈妈的父亲陶幼澄曾赴东瀛考察，希冀仿效明治维新，变法图强。
妈妈的外祖父彭家也是一户官僚地主。其外祖父官至云南镇守使，曾代表清廷参加中印缅勘界谈判，是一位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封疆大吏。妈妈的舅舅彭寅叔曾留学日本，在东京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剪辫子，提倡妇女放足，于1913年毁坏县城圆通寺菩萨，开办洞庭女学，倡导妇女解放。妈妈和姨家的罗叔章、舅家的彭援华及姨家的李沐英等多位表姐妹均在该校接受新学启蒙。舅舅以秋瑾为榜样，激励女生自立自强，男女平权，担当国忧不让须眉。妈妈自幼个性倔强，吟咏“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更被鉴湖女侠的革命精神鼓舞，叛逆性格日增。在舅舅的培养和教育下，妈妈和她的多位表姐妹弟兄先后成为家庭、社会的叛逆者或革命者。
我们的外祖母陶彭氏知书达理，深明大义，性格坚毅，乐善好施。外公去世后，她担负起抚养教育12个子女的重任，使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其中5人大学毕业，7人受过中等教育，妈妈和她的5个兄弟、6个姐妹日后都成为品学兼优、具有一门专业技能、能够自立于世的人。
然而，外婆毕竟守旧，她重男轻女，遵循旧规，给女儿缠足，包办婚姻，为女儿准备体面的嫁妆。妈妈十七八岁时，就被许配给一户名门望族的李家姨表少爷，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实在是令人称羡的美满姻缘……外婆和家人都认为妈妈应当心满意足，相夫教子，恪守妇道，而妈妈却闺中少妇“不知足”！
妈妈的少女时代——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湖南，正激荡着五四反帝爱国、科学民主新文化运动的风潮，《新青年》、《向导》等杂志传播着思想启蒙的春风……妈妈虽每日里凝妆翠楼，做女红，看闲书，却特别勤于读书阅报，不甘闺阁闲适。特别是舅舅家表哥彭抟黄从北京带回来的新思想、新信息，更让她内心涌动着追求自由的思想和新的生活方式，渴望有价值的生活。她扒下裹脚布，不甘为衣食无虞的少妇，举步跨出闺门，到本城的小学任教。摒弃养尊处优，她选择了自食其力。
后来，表妹彭援华和李沐英赴长沙省立第一女师学习，妈妈求知的渴望愈烈，她乘夫婿留学日本之机，冲破婆家的阻挠和娘家的反对，于1924年南下长沙，考入稻田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在长沙求学的两年里，她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新文学的滋养，深受着革命书刊的鼓舞；她在彭援华、李沐英等的影响下，加入到抗议日本人在上海屠杀工人顾正红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上街游行，抵制日货，宣传国民党一大制定的三大政策，追悼孙中山先生……她深深感受着国家民族的灾难深重，也体会着民众力量的伟大。她坚信：要改变自我命运，必须投入改造社会的斗争之中！
1925年，为躲避军阀军警盯梢，带头闹学潮的表妹彭援华和李沐英被校长徐特立和校总务主任熊瑾玎送去北京上大学；而妈妈不顾家庭催归，一直在稻田女师坚持学习到1926年。后在家庭逼迫下，不得不返回岳阳。她表面依从，却不断寻找新的机会。她坚持自食其力，进入岳阳女子职业学校任教。除了教学，还先后兼任训育主任、教务主任，承担起学校的实际业务领导工作。她教学认真，要求严格，组织学生活动，朝气蓬勃。她常鼓励女生们自主自立，奋发有为。在师生中她享有很高威望，学生后来去延安参加革命，还去看望她。然而，家庭对她的特立独行却越来越不满，冲突日益尖锐……
不久，表妹彭援华从北京返回岳阳探视病中的舅舅，她已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加入了共产党。她向妈妈讲述了参加反对段祺瑞投降日帝的“三一八”游行示威，讲述了她被军警追打，从死伤者中抢抬出杨德群遗体，为其清洗血迹、整容入殓，和同学们将国民党党旗覆盖其棺，抬棺在长安街示威游行……妈妈对烈士肃然起敬，对卖国军阀义愤填膺。
那时，国共合作，北伐军所向披靡。妈妈便跟彭援华同心协力，一起组织妇女协会，动员妇女学习。两人登台演讲，号召妇女不缠足，剪短发，反对包办婚姻，争取男女平等……1927年10月，北伐军解放岳阳，她俩组织姐妹们和女子职业学校学生欢迎北伐军，紧接着组织成立了岳阳县妇女联合会，彭援华被选为妇联主任，妈妈协助她推动岳阳革命运动，组织妇女参加反对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的斗争。彭援华和妈妈成为岳阳早期革命创始人之一。
北伐的洪流自南向北如滚滚春雷，革命中心从广州移至湖南，进入武汉。1926年10月，黄埔军校发出招生广告，湖南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也动员和选拔有觉悟、有文化的男女青年报考。11月，妈妈跟彭援华经过严格的初试和复试被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录取。妈妈毅然与丈夫离异，彻底与封建官僚家族决裂。这个叛逆的女儿，终于北上大革命的中心武汉，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当中去了。
黄埔女兵
妈妈和彭援华成为黄埔军校（1927年3月27日，根据国民党三中全会决议改名为中央军校）第六期学员，成为中国第一支女兵队伍的战士。第六期共招收了男生986人，女生195名，湖南籍女生最多，达61人。
在正式入伍之前的1927年1月3日，武汉各界为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北迁举行庆祝活动，不料，却发生了残暴的血腥事件，光天化日之下，英国士兵用刺刀刺伤、杀害参会的民众多人，武汉国民政府遂颁布命令，庄严宣布：收回汉口英租界！黄埔女兵和武汉三镇市民倍感扬眉吐气。
2月4日入伍那天，女生们集合在中央军校所在地武昌两湖书院隔壁的一个大楼里，也许因为妈妈年长，又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她被任命为女生队第一区队一班班长。妈妈领来灰色军装，女生们脱下短袄长裙或旗袍，换上军装， 20岁上下的女兵个个齐耳短发，英姿飒爽。女兵们入住两湖书院西斋，开始了严肃、紧张而朝气蓬勃的新生活……
军校理论学习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特别重视结合形势，联系女兵的思想实际，答疑解惑；还常组织小组讨论，参考《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文章，自我教育，互相帮助，女兵们通过系统而又联系实践的学习，打下了理论基础，提高了理论水平。
4月1日，举行授枪仪式。妈妈第一个接过了枪，那是一支汉阳造，枪比她人还高，沉甸甸的，但她硬是背起枪挺直腰。妈妈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当想到从今以后，我可以效命疆场，进行革命，内心就振奋不已，当时，背着这枪参加野外训练时，我们都无比自豪。”军事教官上《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等课程，女兵们随着教官的示范举枪瞄准，卧倒起立，起立卧倒……继而还有攻击、防御、实弹射击、冲锋、“打野外”等更为艰苦的训练，每次课后女生们的衣服都被汗湿透，可以拧得出水来，累得腰酸腿痛。对于妈妈和几个“解放脚”的女兵来说，背着沉重的步枪“打野外”，要咬紧牙关克服更多的困难，然而妈妈和她的战友却意志坚强，内心无比喜悦。女兵们曾经到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城的故道参观战壕遗迹、炮兵阵地、机关枪掩体等，并且演习攻防战术。她们克服了体力、体能上的种种困难，完成了和男兵一样的全部课程，她们的军事技术、体能和意志都有了很大提高。
社会实践也是学校教育计划委员会规定的重要内容，妈妈和同学们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她们步伐整齐地列队行进在武汉三镇，呼喊着口号：“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工农兵联合起来！”……他们高唱革命歌曲，到街头、工厂、码头刷标语，撒传单，演话剧，做讲演，武昌裕华、震寰等纱厂里经常活动着女兵的身影。3月8日，她们参加了武汉市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盛大集会，成为三镇最引人瞩目、最震撼心灵的美景，尽管也引起一些保守人士的责难，但得到了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女生队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她们有严格的组织生活，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关心其他女兵。妈妈在岳阳已经参加并领导过妇女运动、革命活动，到军校后党组织也常分配她做一些工作，让她参加研究学生思想状况，并且让她到指导员彭漪兰、钟复光处看党内文件，她也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成为同学表率、女兵骨干。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中的一天，彭援华通知妈妈说：“你的入党申请已被批准，原来准备召开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你入党，举行入党仪式， 但现在形势紧张，来不及了……从今以后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妈妈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听了非常激动，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就这样，妈妈在白色恐怖中，迎着血雨腥风，成为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女战士！
西征讨逆
那时，顺应时代呼唤，融入工农运动，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也成为一批出身富裕家族而背叛本阶级的先进知识分子的追求。妈妈和她的表姐妹罗叔章、彭援华，和她的表妹兼小姑李沐英三姐妹，和彭抟黄等3个表兄弟都先后成为共产党员；我们的九舅桓棼参加了国民党左派，成为金陵大学党部书记，以后十一舅桓乐也成为共产党员……中国革命受到国际工人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斯大林得知女生队成立的消息，十分赞赏，还特别要了一张女生队集体照。约在1927年4月初，英、美、法、朝工运领袖汤姆、白劳德、多理越、马天文组成的国际工人代表团到军校参观，各国代表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介绍本国如火如荼的工运热潮，坚决支持中国革命。妈妈和她的同学们受到极大鼓舞。
然而，革命与反革命、新思潮与各种旧思想观念的斗争与冲突在社会上、在军校内、在女兵队里始终没有停止，甚至十分激烈。他们不仅要回答封建卫道士的攻击、嘲弄；还要在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与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的种种复杂尖锐的论争中作出抉择，表明态度。争论常常发生在课堂讨论中，也发生在宿舍里。一次，一位孙文主义学会的女生在宿舍里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自己不左不右，赞成既不要帝国主义、也不要共产主义的革命。这引起多数同学反对。据胡毓秀回忆：李淑宁（赵一曼）当即驳斥：“共产主义是要让劳动人民能工作、有饭吃，与新三民主义是一致的，你攻击共产党就是攻击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陶桓馥说：“我们革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为了广大劳苦民众，苏联就是我们的榜样……”游曦等同学也激愤地批驳，在激烈的唇枪舌剑中让那位女生哑口无言。
那时，被北伐军解放了的两湖、江西等地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实行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实现中国农民几千年来成为土地主人的梦想。女兵们也经常收到家书中带来的农运信息，但是有的女生却议论：“农民协会好野蛮……”，斗争土豪劣绅是“无法无天”、是“野蛮人的野蛮行动”……胡毓秀和陶桓馥、彭援华等湖南同学却竞相传送自己家乡的大好农运形势，对土地革命拍手称快。
正当北伐势如破竹、胜利向前发展、得到民众越来越广泛支持的时刻，早有充当新军阀野心的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公开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及革命群众……革命被叛卖！消息传来，军校男生有的动摇搞分裂，有的想逃离，妈妈在回忆文中写道：“我和女生队一些同学得知后，跑去和几个男同学一起，将他们扣押了起来。”
绝大多数军校师生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义愤填膺，整个武汉成为愤怒的海洋，到处是示威游行的队伍。4月14日，军校几千男女学生在书院广场召开声讨蒋介石大会，邓演达、恽代英和师生代表登台讲演，口号声此起彼伏、异常激烈。会后师生兵分几路上街游行，沿途散发《告武汉军民书》，张贴标语，妈妈在队伍中不断带领大家喊口号：“打倒新军阀！”“国民革命胜利万岁！”“工农兵联合起来！”不久，武汉的党组织领导成立了有军校师生代表参加的各界民众讨蒋委员会，妈妈和同学们一起投入到激烈的讨蒋运动中。
叛卖在继续，5月17日，蒋介石暗中策划，在宜昌的北伐军夏斗寅独立十四师与四川军阀杨森勾结叛乱，向武汉进军，打到离武汉只有30里的纸坊。而北伐军主力在河南，武汉只有叶挺的二十四师。为了保卫武汉革命政府，叶挺率二十四师西征讨伐夏斗寅，部分武汉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也参加了西征。军校学生和南湖学兵团、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部分学员奉命组成了中央独立师，女兵队成为独立师的一个分队。女兵们开拔到纸坊前线，双方已经交火，战斗激烈进行，女兵们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妈妈和大家一道包扎伤员、抬担架。看到牺牲和负伤的战友，大家无比心疼和愤怒。
女兵队紧跟主力西进，19日攻占土地堂，收复贺胜桥……有时行军，有时坐闷罐子车，经咸宁、蒲圻、沔阳、天门，6月15日长驱追击到沙市，24日收复宜昌，直捣夏斗寅老巢，西征大获全胜！
一路行军，女兵们除了参加战场救护、后援、慰劳等工作外，还进行宣传，妈妈被抽到师部担任宣传队长，每到一地就带领宣传队员提着墨汁、拿着毛笔到街道上刷大标语，演出自编节目和活报剧。女兵们还帮助地方整顿或重建农协、妇协组织，由于土豪劣绅疯狂反攻倒算，她们又召开打土豪、分田地的大会，镇压反攻倒算的恶霸反革命分子，帮助贫苦农民重新掌权。
1927年6月底，叶挺部和中央独立师胜利凯旋，受到武汉各界热烈欢迎。妈妈和她年轻的战友们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更加成熟而自信。
马日事变后，中央军校被迫停办，学生提前毕业。7月18日在悲愤的气氛中举行了毕业典礼，颁发了毕业证书。分裂与分化已不可避免，军校决定：所有学员自由选择，可以回家，也可跟部队走。每一个学员面对屠杀与鲜血，必须当机立断，做出抉择；每一个共产党员随时准备服从党的需要，走向新的战斗岗位。
为了保存党的生力军，党组织将已经公开身份的党员分散隐蔽，各自前往新的岗位。共产党员一部分返回家乡隐蔽，伺机发动群众，继续坚持地下斗争；一部分选择跟随叶挺部前往九江，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建立共产党自己独立的武装。妈妈和李淑宁（赵一曼）等一批同学则被组织遴选，派往苏联留学，进一步培养深造，日后成为共产党自己的军事、政治骨干。
行前，妈妈去看望了因病住进军医院的胡毓秀，告诉她：“敌人已经开始大规模屠杀了，在武昌已经看到人头挂在电线杆上，局势非常严重！……组织上决定我和李淑宁到苏联去，明天就走。这几天学校里也在抓人，学生已经四分五散，你出院后，千万不要回军校！你可以到汉口我姐姐家待几天，她会设法帮助你回到南昌。”
血雨腥风中，妈妈告别了武汉的亲人，告别了军校，告别了短暂而丰富的女兵岁月。
（压题图片为：1937年在四川成都做地下党工作的陶桓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