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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史意义上对虚构的确认却是由以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派作家的努力而实现的。”那么在卡夫卡的《骑桶者》里，虚构又是怎样存在的？
寻找“虚构”
“骑桶借煤”是小说的核心情节，也是作者想象、虚构的情节。即使是在寒冷的天气中，历史上也不曾有人“骑桶借煤”。一般的做法是，“提桶借煤”或“拎桶借煤”。有意思的是，在“我”飞起来之前，是“我”的桶首先具有了飞的本领：“但是到了楼下，我的煤桶就向上升起来了。”这是一只神奇的桶，正如作者在文末所说，“我的煤桶”“有着一匹良种坐骑所具有的一切优点”。然而就是这样的神器，最后居然被老板娘的一条围裙轻飘飘地扇走，甚至“永远消失，不复再见”了，变得更加神奇，难以置信。
小说只有三个人物：“我”、煤店老板和老板娘。
一个有着特异本领、能“骑桶飞翔”的“我”，却对煤店老板娘认识不清：“我”认为她是慈悲心怀，当“我”快要饿得“倒毙在门槛上”，老板娘应该会“因此赶忙决定”，“把最后残剩的咖啡倒给我”。可现实却是遭到了老板娘的拒绝，以致被“这个坏女人”的围裙扇至冰山区域，不复再见。可见，要么是“我”对老板娘认知不足，要么是“我”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说“我”起着叙述者的作用，有可能是故事中真实的人物，也有可能并非故事中的人物，只是作者借此真实地再现或虚构地表达；那么在小说中，老板和老板娘就具有了更多的阐释空间。
疑问一：老板在地窖里听到“我”急切的喊声，可老板娘却说，“我什么也没有听见”。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老板娘故意装做听不见，还是其他身体原因造成她听不见？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我的喊声”这件事情，甚至是没有老板娘这个人？
疑问二：老板认为这是一个老主顾：“是的，是有人；我不会弄错的；一定是一个老主顾，一个有年头的老主顾，他知道怎样来打动我的心。”既然如此，老板为什么要让老板娘告诉“这位有年头的老主顾”库房里所有煤的品种？难道老主顾会不了解吗？
疑问三：老板娘已经很肯定给“所有的顾客供应了煤”，那么没有煤的“我”到底算不算煤店的老主顾？
疑问四：老板娘既然“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为什么要“把围裙解下来”，“并用围裙把我扇走”？并且这条围裙真把“我”扇走了！
以上种种疑问，足可以让我们对老板和老板娘的真实存在产生怀疑，或许他们正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人物。
《骑桶者》全文是采用第一人称来叙述的。“我”是叙事者、参与者、亲历者。“我”带领读者领略故事的精彩，也让读者相信了“我”的经历，甚至同情“我”。然而当读者沉浸于“我”“真实”的讲述中，却忽略了故事本身的荒诞性：“我”为什么会具有这种骑桶的超能力？“我”为什么会穷困潦倒到买不起煤？煤真的很贵吗？“我”最后去了哪里？这些问题，作者并没有交待，而读者也并未觉察不妥。所有的谜团都在“我”的有限视角的包裹下显得合理。其实，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我”的精心操控下进行的，“我”成功地欺骗了读者，“我”只是叙述那些看似对“我”有帮助的信息，而舍弃掉了那些有争议的背景及人物介绍。
解读“虚构”
卡夫卡的一生除了最后六年是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其余大半生都是在腐朽没落的奥匈帝国度过的。他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曾参加过鼓吹社会革命的俱乐部。可是，他既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又对兴起的社会革命持怀疑态度。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出身贫寒，靠白手起家发财致富。而他自己则供职于一个公职部门，虽疾病缠身，却得以凭其才华升迁。所有的这一切虽让卡夫卡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却并不见容于上流社会。他曾多次恋爱，三次订婚，却终生未娶。他一生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决定了他一直找不到归宿。他曾公开宣称，要以和巴尔扎克不同的角度来描写社会和人生，揭露出人性扭曲和异化的现象，把人性的恶表现出来。因此，在他有限的文学创作中，我们看到他选择了和现实反映不同的方式——虚构，来表达他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以及普遍存在的“人的状况”。
卡夫卡一方面用文笔的荒诞和离奇来构思事件，另一方面却轻描淡写地画上悲剧的结尾。所有这一切皆被读者收入囊中，称其为现实世界的反映。这是如何做到的？
叶廷芳先生认为卡夫卡作品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大框架的荒诞与细节的真实，或者说，小说的中心事件是荒诞的，但是陪衬这中心事件的环境是真实可信的”（叶廷芳《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花城出版社）。
以《骑桶者》为例，小说的中心事件——骑桶借煤，毋庸置疑是荒诞的，然而小说里的许多细节却是真实的。比如故事开头的描述：“煤全部烧光了；煤桶空了；煤铲也没有用了；火炉里透出寒气，灌得满屋冰凉。窗外的树木呆立在严霜中；天空成了一面银灰色的盾牌，挡住向苍天求助的人。”这描写的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最艰苦的一个冬天的真实情景。再如小说里描写“我”刚骑着桶的情景：“骑桶者的我，两手握着桶把——最简单的挽具，费劲地从楼梯上滚下去；但是到了楼下，我的煤桶就向上升起来了”，“它以均匀的速度穿过冰凉的街道；我时常被升到二层楼那么高；但是我从未下降到齐房屋大门那么低”。卡夫卡对这些细节的处理显示出他对生活的深刻洞察。虽然骑桶这件事是凭空虚构出来的，但作者却用了大量笔墨来描述这桶的功能，仿佛让我们看到那只桶就摆放在“我”家里，被“我”使用过，可以神奇地帮主人借来煤。除此之外，文中还有大量的语言及心理描写，这些细节的处理，都让读者强烈感受到了那个神情焦虑、走投无路的“我”，还有那个绝情狠心、缺失人情味的老板娘，以及那个社会里的人情世故。
所以，卡夫卡虽然认为只有把生活加以歪曲和变形，才能让读者领会到生活的真实，但并不意味着一味的荒诞和虚无，而是在虚构中关注了细节的真实，把虚构消解于合理的真实中。这也是他的虚构作品受人瞩目的原因。
小说家纳博科夫说：“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他背后果然紧跟着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他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上海三联书店）卡夫卡的作品也是这样，它的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信息。
在《骑桶者》里，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读出很多不一样的见解。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存在主义思想的痕迹——“他人即地狱”，用异化的方式写出世界的荒诞虚无，以反映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自身所处的尴尬境地；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我们看到了那个没落腐朽、没有生气却高高在上的专制的奥匈帝国；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骑桶者》深刻地揭示了卡夫卡的生存体验——物质上的匮乏尚在其次，精神上的无助显著突出，正像“我”的经历所提示的那样，现代意义上的绝望更多的是指一种人与世界的不通融性。
也许我们现在已无法清楚地了解卡夫卡写作的真正内涵了，但“这种欲说还休的‘朦胧’，赋予小说‘说不尽’的主题，反而增加了小说的艺术魅力”。无疑，作为一名小说天才，卡夫卡很好地掌握了虚构小说的这种特质，也正是因为卡夫卡拒绝把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简单地对比或反照，才带来了更大的文本阐释空间，从而引导我们认识到了一个多种可能性并存的文学虚构世界。
因此，面对虚构类文本，“真正需要做的，也真正有难度的，是使‘叙述与虚构’成为学生读小说时能无意识拥有，从而灵活掌控的意识与视野”，因为“虚构的真正目的，在于能够更好地表现出生活的真相”。（王榮生《小说教学教什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寻找“虚构”
“骑桶借煤”是小说的核心情节，也是作者想象、虚构的情节。即使是在寒冷的天气中，历史上也不曾有人“骑桶借煤”。一般的做法是，“提桶借煤”或“拎桶借煤”。有意思的是，在“我”飞起来之前，是“我”的桶首先具有了飞的本领：“但是到了楼下，我的煤桶就向上升起来了。”这是一只神奇的桶，正如作者在文末所说，“我的煤桶”“有着一匹良种坐骑所具有的一切优点”。然而就是这样的神器，最后居然被老板娘的一条围裙轻飘飘地扇走，甚至“永远消失，不复再见”了，变得更加神奇，难以置信。
小说只有三个人物：“我”、煤店老板和老板娘。
一个有着特异本领、能“骑桶飞翔”的“我”，却对煤店老板娘认识不清：“我”认为她是慈悲心怀，当“我”快要饿得“倒毙在门槛上”，老板娘应该会“因此赶忙决定”，“把最后残剩的咖啡倒给我”。可现实却是遭到了老板娘的拒绝，以致被“这个坏女人”的围裙扇至冰山区域，不复再见。可见，要么是“我”对老板娘认知不足，要么是“我”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说“我”起着叙述者的作用，有可能是故事中真实的人物，也有可能并非故事中的人物，只是作者借此真实地再现或虚构地表达；那么在小说中，老板和老板娘就具有了更多的阐释空间。
疑问一：老板在地窖里听到“我”急切的喊声，可老板娘却说，“我什么也没有听见”。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老板娘故意装做听不见，还是其他身体原因造成她听不见？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我的喊声”这件事情，甚至是没有老板娘这个人？
疑问二：老板认为这是一个老主顾：“是的，是有人；我不会弄错的；一定是一个老主顾，一个有年头的老主顾，他知道怎样来打动我的心。”既然如此，老板为什么要让老板娘告诉“这位有年头的老主顾”库房里所有煤的品种？难道老主顾会不了解吗？
疑问三：老板娘已经很肯定给“所有的顾客供应了煤”，那么没有煤的“我”到底算不算煤店的老主顾？
疑问四：老板娘既然“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为什么要“把围裙解下来”，“并用围裙把我扇走”？并且这条围裙真把“我”扇走了！
以上种种疑问，足可以让我们对老板和老板娘的真实存在产生怀疑，或许他们正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人物。
《骑桶者》全文是采用第一人称来叙述的。“我”是叙事者、参与者、亲历者。“我”带领读者领略故事的精彩，也让读者相信了“我”的经历，甚至同情“我”。然而当读者沉浸于“我”“真实”的讲述中，却忽略了故事本身的荒诞性：“我”为什么会具有这种骑桶的超能力？“我”为什么会穷困潦倒到买不起煤？煤真的很贵吗？“我”最后去了哪里？这些问题，作者并没有交待，而读者也并未觉察不妥。所有的谜团都在“我”的有限视角的包裹下显得合理。其实，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我”的精心操控下进行的，“我”成功地欺骗了读者，“我”只是叙述那些看似对“我”有帮助的信息，而舍弃掉了那些有争议的背景及人物介绍。
解读“虚构”
卡夫卡的一生除了最后六年是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其余大半生都是在腐朽没落的奥匈帝国度过的。他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曾参加过鼓吹社会革命的俱乐部。可是，他既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又对兴起的社会革命持怀疑态度。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出身贫寒，靠白手起家发财致富。而他自己则供职于一个公职部门，虽疾病缠身，却得以凭其才华升迁。所有的这一切虽让卡夫卡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却并不见容于上流社会。他曾多次恋爱，三次订婚，却终生未娶。他一生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决定了他一直找不到归宿。他曾公开宣称，要以和巴尔扎克不同的角度来描写社会和人生，揭露出人性扭曲和异化的现象，把人性的恶表现出来。因此，在他有限的文学创作中，我们看到他选择了和现实反映不同的方式——虚构，来表达他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以及普遍存在的“人的状况”。
卡夫卡一方面用文笔的荒诞和离奇来构思事件，另一方面却轻描淡写地画上悲剧的结尾。所有这一切皆被读者收入囊中，称其为现实世界的反映。这是如何做到的？
叶廷芳先生认为卡夫卡作品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大框架的荒诞与细节的真实，或者说，小说的中心事件是荒诞的，但是陪衬这中心事件的环境是真实可信的”（叶廷芳《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花城出版社）。
以《骑桶者》为例，小说的中心事件——骑桶借煤，毋庸置疑是荒诞的，然而小说里的许多细节却是真实的。比如故事开头的描述：“煤全部烧光了；煤桶空了；煤铲也没有用了；火炉里透出寒气，灌得满屋冰凉。窗外的树木呆立在严霜中；天空成了一面银灰色的盾牌，挡住向苍天求助的人。”这描写的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最艰苦的一个冬天的真实情景。再如小说里描写“我”刚骑着桶的情景：“骑桶者的我，两手握着桶把——最简单的挽具，费劲地从楼梯上滚下去；但是到了楼下，我的煤桶就向上升起来了”，“它以均匀的速度穿过冰凉的街道；我时常被升到二层楼那么高；但是我从未下降到齐房屋大门那么低”。卡夫卡对这些细节的处理显示出他对生活的深刻洞察。虽然骑桶这件事是凭空虚构出来的，但作者却用了大量笔墨来描述这桶的功能，仿佛让我们看到那只桶就摆放在“我”家里，被“我”使用过，可以神奇地帮主人借来煤。除此之外，文中还有大量的语言及心理描写，这些细节的处理，都让读者强烈感受到了那个神情焦虑、走投无路的“我”，还有那个绝情狠心、缺失人情味的老板娘，以及那个社会里的人情世故。
所以，卡夫卡虽然认为只有把生活加以歪曲和变形，才能让读者领会到生活的真实，但并不意味着一味的荒诞和虚无，而是在虚构中关注了细节的真实，把虚构消解于合理的真实中。这也是他的虚构作品受人瞩目的原因。
小说家纳博科夫说：“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他背后果然紧跟着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他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上海三联书店）卡夫卡的作品也是这样，它的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信息。
在《骑桶者》里，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读出很多不一样的见解。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存在主义思想的痕迹——“他人即地狱”，用异化的方式写出世界的荒诞虚无，以反映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自身所处的尴尬境地；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我们看到了那个没落腐朽、没有生气却高高在上的专制的奥匈帝国；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骑桶者》深刻地揭示了卡夫卡的生存体验——物质上的匮乏尚在其次，精神上的无助显著突出，正像“我”的经历所提示的那样，现代意义上的绝望更多的是指一种人与世界的不通融性。
也许我们现在已无法清楚地了解卡夫卡写作的真正内涵了，但“这种欲说还休的‘朦胧’，赋予小说‘说不尽’的主题，反而增加了小说的艺术魅力”。无疑，作为一名小说天才，卡夫卡很好地掌握了虚构小说的这种特质，也正是因为卡夫卡拒绝把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简单地对比或反照，才带来了更大的文本阐释空间，从而引导我们认识到了一个多种可能性并存的文学虚构世界。
因此，面对虚构类文本，“真正需要做的，也真正有难度的，是使‘叙述与虚构’成为学生读小说时能无意识拥有，从而灵活掌控的意识与视野”，因为“虚构的真正目的，在于能够更好地表现出生活的真相”。（王榮生《小说教学教什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