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为信念？
　　信念之信，乃是对不确定东西的确定的信。
　　信念之信，非科学之信。科学之信，是对事实的认知；信念之信，是对价值的认同。
　　信念之信的逻辑与科学之信的逻辑正好相反：
　　科学之信的逻辑是：因为存在，所以我信。
　　信念之信的逻辑是：因为我信，所以存在。
　　一种观念，假如很多人信，就会形成巨大的客观存在的观念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比如说，大多数人都相信人应该有爱心，于是这个世界便真的有了爱，世界的性质就发生了真实的变化——主观的信念造就了客观的世界。中国古人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也是这个意思：天地本无心，但是，我们相信了爱，这个世界就有了心。
　　事实上，信念并不神秘，它就是让我们相信，人应该做一个对他人、对世间万物存善念的好人。
　　之所以说信念之信的对象是一个不确定东西，是因为——
　　其一，我们信念所寄托的人格化的对象，比如对上帝的信，比如对圣人、仁义道德的信，比如对天堂地狱真实存在的信，往往是无法客观判定其物理性存在的。
　　其二，信念是相信应然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应然的东西并非实然的东西，它同样是不确定的。
　　其三，更重要的是，它在价值论证上存在着这样的困局：这种信念对我们有可以验证的好处吗？它符合我们对自身利益的理性判断吗？或者说，它会是我们合乎理性的选择吗？事实上，证明我的道德行为对他人有好处是容易的，证明我的道德行为对我有好处是艰难的。
　　比如，很多人奉行的“好人有好报”，其实是一个因善良而自欺的口实。一般人，有这样淳朴的相信，很好。这种相信，这种对于道德行为必将获得相应的报酬——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道德的有效性”——的相信，甚至构成了整个社会道德基础的主要部分。
　　但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命题。
　　如果放在一个局限的时空中，它的破绽就更加随处可见。而人生恰恰是一个局限的时空——谁能言之凿凿地说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和获得的回报是丝毫不差的？如果是这样，则道德将转变为财务报表，人仅凭对自身利益的理性算计就可以做一个好人。
　　佛教之所以把人生延展到“三生”（前生、今生和来生），就是有感于这种困局，于是要在一个更广大的时空——也是无法证伪的时空——论证人的业报因缘。
　　但“三生”之说，从科学的、历史批判主义的方法论上看，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
　　人类现有的理性及其能力，无法作出做一个好人的选择。
　　二
　　所以，有关道德信念，核心问题不是我们要做一个好人，而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
　　答案是：做好人不是出于人的理性，而是出于人的信念。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这样的信念？
　　其实，两千多年前，一对圣贤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故事。《论语》和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都记载了这一故事。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
　　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我们知道，在孔子的学生里，就个人对孔子的忠诚度而言，子路首屈一指。孔子也相信子路对他的追随是最为坚定的。孔子曾经这样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对于一个追随他四十多年，在周游列国时一直护卫在他身边的学生，孔子对子路求道卫道行道的坚定信念深信不疑。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子路问出“君子亦有穷乎”这样的问题时，孔子的内心是何等崩溃。
　　子路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人常常疑惑的问题：做好人难道没有好报吗？
　　原来，子路一直以来的道德信念，竟然是建立在“好人有好报”这样经不起推敲的相信上的！
　　作为社会精英，不，文化精英，子路的道德信念如果还在这个层面上，就出问题了——因为，理性的人总会发现（不够理性的人哪怕从自身经历也能体会到）：道德的行为并无一个预设的道德报酬，好人并无一个预置的道德美滿。也就是说，道德的行为，对于一个人在世俗的世界里获得世俗的好处，往往是没有帮助的，往往是无效的。没有一个足够的世俗的报应来证明，一个人保持自己的道德水准，对于个人的利益来说，是合乎理性的选择。
　　所以，不打破子路对道德有效性的迷信，子路的道德信念就如同建在沙上的建筑，总有一天会坍塌。于是，孔子面对子路的“好人难道没有好报”的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斩钉截铁，不，斩尽杀绝：君子固穷。——好人本来就没有好报。
　　“君子固穷”其实很好理解：君子不能不择手段，在险恶的社会里，手段选择上的自我约束必然导致利益实现的自我掣肘。一个带着原则行走世道的人，如同拿着一根竹竿，横着穿过森林。另一方面，世人也往往并不因为你富有仁德和智慧而选择站在你这一边——他们往往选择站在利益一边。
　　在子路这样贤者面前，孔子不愿意对这个令人难受的道德真相遮遮掩掩，因为既然是贤者，就必须超越世俗利益层面来思考道德问题，这是贤者的必要条件。孔子几乎是带着愤怒，击碎了子路对于道德有效性的迷信。他直接把道德的真相告诉子路：好人本来就没有好报。
　　同样，坏人及其坏的行为，也并不一定有报应。
　　人类的制度建设，其目标之一，就是试图解决这个好人的报答和坏人的报应问题。
　　但是，从道德建设和伦理学建构的角度而言，如果道德建立在报答和报应的前提下，会降低道德的崇高性，也会降低人们实行道德行为时的崇高感。
　　这是孔子对子路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不打破子路对道德有效性的迷信，就不可能建立道德正信。这个正信是：好人本来就没有好报，但没有好报我们也要做好人。做好人不是出于一种理由，而是出于一种信念。
　　当然，还有一种疑问：好人之所以没有好报，是否由于好人还没有足够的好，或好人某些智慧上的不足呢？ 　　人能反躬自问，从自身寻找问题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我们足够智慧和仁德，就可以获得好报，这仍然是一个迷信。
　　很有意思的是，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孔子和子路谈到了这个问题。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
　　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
　　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这还是斩尽杀绝：斩尽杀绝子路对道德有效性的所有幻想——连伯夷叔齐这样的仁者，王子比干这样的智者都不能免于饿死和被挖腹剖心，我们还能够对道德有什么世俗利益的指望？
　　其实，孔子在另外的时候早就告诉我们：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意思就是：人可以弘扬道德，道德不能报答人。只有我们帮道德，没有道德帮我们！
　　三
　　既然道德并无帮助人们成功的有效性，这个世界还需要道德信念，还有人坚持道德信念吗？
　　我们来讲一个故事。
　　《史记·伯夷列传》——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
　　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说他要为这对兄弟作传的原因是：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伯夷叔齐这对兄弟让国饿死之后，获得了孔子的高度赞扬，《论语》中四处提到伯夷叔齐，司马迁更把这两个兄弟列入七十列传之首——也就是自古至今首屈一指的人物的意思吧。
　　其实，在孔子出生之前正好一百年——公元前652年，有一个孔子的宗祖，他仰慕伯夷叔齐，并身体力行，要做伯夷叔齐。这个人，就是宋襄公。《左传·僖公八年》——
　　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目夷字），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废嫡立庶不顺）遂走而退。
　　这两个兄弟，就是商代伯夷叔齐的春秋版：互相推让国君的继承权。当然，后来还是兹父做了国君，但他是一个坚定地向文化传统致敬，有信念的国君。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侍卫）歼焉。
　　宋襄公宁愿战败，也要向一个古老的文化传统致敬。其实，如果不死守传统的规则，他本来有两次机会获胜。他因此被后人嘲笑为“仁义之师”，甚至是“蠢猪式的仁义”。
　　宋襄公真的是愚蠢吗？
　　我们知道，从齐桓公以后，很多想当霸主的人，不过都是利用武力谋求私利而已，但是，宋襄公的想法是，他要做真正能担当起责任的仁义的霸主。
　　但显然，宋襄公并不能用自己的仁德获得霸主的地位，他必须凭借实力，甚至——一些不堪的手段。
　　于是问题来了：假如用不仁义的方法去获取霸主的地位，这个霸主还能是仁义的吗？
　　当我们用下三烂的手法去实现一个神圣的目标时，我们能保证这个目标不会被我们肮脏的手法玷污吗？
　　我们能保证最终实现的，是当初的那个愿望中的东西吗？
　　一个好人，当他使用坏人的手段来战胜坏人时，他就从这一刻起，变成了坏人。
　　坏人往往是由坏的手段造就的。而坏的手段必然造就坏人。所以，一个好的目标不可能经由坏的手段实现。
　　很多时候，一个神圣的目标往往面对一个逻辑悖论：
　　没有不道德的手段就实现不了道德的目标。
　　但是，不道德的手段一经实施，就已经否定了道德的目标。
　　这是一个道德陷阱。
　　宋襄公看出了这个陷阱。
　　能看出这个陷阱的人并不多，能辨识这個逻辑悖论的人并不多。
　　所以，在我的心中，宋襄公是真正的智者。
　　但是，能够辨识这个悖论而作出正确的选择，需要的不仅仅是智商，还有信念。
　　有信念，你才能成为真正的智者。
　　四
　　那么，另一个问题出现了：
　　一心要用仁义的方法获取霸主地位的宋襄公，最后却惨死在他的信念之下。他后悔吗？他怨恨吗？
　　在回答宋襄公是否后悔怨恨之前，我们来看看他所仰慕模仿的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让国饿死，他们怨恨吗？
　　很有意思，孔子的学生子贡还真的问过老师这个问题，孔子的回答是：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他们的人生目标，本来就是求道求仁，他们得到了。如此圆满，他们有什么怨恨？
　　是的，有些人，他们生来人世，其人生目标就是为了求仁。
　　那么，宋襄公怨恨吗？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显然，面对来自宋国贵族包括他曾经想让位于他的庶兄子鱼的责备埋怨，宋襄公对自己的行为及其严重后果——身受重伤并濒临死亡——也没有怨恨和后悔。为什么？因为他也是求仁得仁。至少，他没有用不仁不义的手法去玷污他心中的神圣；恰恰相反，他用自己的失败，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这一神圣。这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守死善道。
　　宋襄公不仅看穿了手段与目标之间的道德陷阱，还用自己的生命来填平这个陷阱。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宋襄公岂能不知道，放强大的楚国军队越过泓水并摆好军阵，自己就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甚至自己的生命也将处于极度危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