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以主人公比利的“时间旅行”为叙事线，揭示了战争带给人的心灵创伤难以磨灭的事实。小说塑造了四类荒诞可笑的人物，受害者无法摆脱战争的阴影，爱国者沦为牺牲品，异化者丧失理性，卫道者为战争辩护，这些人物形象均揭示了战争的荒诞与残酷。
　　关键词：自我规避 美国梦 异化 卫道者
　　《五号屠场》是库尔特·冯内古特反战题材的代表作品，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在战争中无力把握命运的可怜可悲的小人物，战争造成人性的泯灭，成为国家的牺牲品，更带给幸存者一生无法治愈的心灵创伤，而科学技术的发展、虚幻的爱国教育成为战争最有力的帮凶，将无辜的平民推入死亡境地。小说通过荒诞可笑的人物控诉了战争的残酷，苦苦求索人类和平相处的秘诀。通过对小说中出现的几类人物的分析，揭示战争的荒诞、残酷。
　　一、意识分裂的自我规避者
　　《五号屠场》的故事脉络是以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幸存者比利·皮尔格林的“时间旅行”为叙事线，战争带给比利的阴影一生伴随着他，他的“时间旅行”和外星经历给小说披上了科幻的外衣，在亦真亦幻的游历中，这位精神病患者的意识分裂于美妙的特拉法玛多星球与残酷的现实两个世界，规避在自我幻想的世界里疗伤。
　　比利在一开始努力向女儿解释自己的时间旅行的真实性，甚至跑到纽约的电台向世人宣告特拉法玛多的真实；小说也是按照比利的时间旅行来讲述的，也都给特拉法玛多这个梦幻的星球以真实性。然而，在小说的许多细节中都透露出特拉法玛多不过是比利的精神避难所。首先，比利的时间旅行多数发生在他的睡梦或晕厥过程中，两个世界的界限就是比利的入睡或睡醒。当比利从睡梦中醒来时，也正是他从特拉法玛多回到现实的时间点。其次，小说在接近结尾时，比利在纽约的书店看到外星球上的伴侣蒙塔娜不过是杂志上的失踪人物而已，杂志道出了梦塔娜的失踪真相：“沉没在圣佩德罗海湾三十英寸咸水下面。”{1}比利在书店还看到了科幻小说家基尔戈·特劳特的两本书：《大显示屏》和一本关于时间旅行的书。这两本书恰是比利和蒙塔娜的故事以及比利时间旅行的现实对照。实际上，比利奇特的旅行不过是他意识分裂下的脑内幻想，这一真相早在小说开头就已经表明，比利患有时间痉挛症，他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在战后六个月因战争创伤而住进了精神病房，而《大显示屏》正是比利在这一时期看过的书，关于蒙塔娜的幻想也应是现实杂志的反映。如此，在其精神病患者的身份下，比利的旅行故事在现实中都能够得到印证，他的时间旅行与外星经历不过是记忆错乱，是一种病症表现而已，医生鉴定：“他的确疯了。”②
　　与比利同是精神病患者的另一个小说人物是罗斯沃特上尉，他将一个十四岁的少年误认为德国兵而将其枪杀，因此精神失常，与比利成了病友。他每日脱离曾带给他伤痛的现实，陷于科幻小说的海洋中，寻求精神慰藉，寻求如科幻小说家特拉特般的“癫狂的救世主”，自我疗伤。
　　比利和罗斯沃特都选择了一种自我规避的疗伤方法，遵循着自欺欺人的生存之道，生死和一切痛苦都微不足道，只有快乐的时刻值得关注，他们以特拉法玛多式的生存之道来解救自我，摆脱战争留给他们的阴影。幻想背后是面对现实的无可奈何与乏力感。
　　二、“美国梦”下的牺牲品
　　小说中出现在“二战”战场上的大多为十几岁或者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身体大多虚弱无力，中学教师埃德加·德比是为数不多的一个身体健壮、思想成熟的中年男人，他一直抱着积极的心态以及理想应对战争中的一切痛苦，最后却死于可笑的审判。
　　德比是一所中学的教师，有知识，有思想，对公平、正义的美国政府充满希冀。美国叛国者坎贝尔来到德累斯顿招募军团人员，德比从众人中站出来，慷慨激昂地宣扬他光明无限的美国政府：“以自由、正义、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为主旨的美国式的政府，他说没有人不愿意为这样的理想奋斗牺牲。”③受纳粹迫害的民族联合起来一定能够战胜纳粹瘟疫，德比正是抱着这样的理想信念自愿参战的，超过年龄限制的德比不惜通过政治关系来到战场实现他的理想，德比甚至将自己儿子也送到了太平洋战场。可见，美国的爱国教育深入德比的思想观念中，然而这样的理想在德累斯顿轰炸中变得虚幻无力，战争胜利了，德比依旧死于“一把茶壶”。
　　怀抱“美国梦”的德比在德累斯顿依旧弱小，通过民主选举，德比成了美国俘虏中的领导者，但这对于德比来说，俘虏的身份决定了他没有实际的领导权力，他无力改变周围美国同胞的状况，也无法改变自己的窘境，在工厂里，他甚至不敢偷糖吃。民主选举在战争中变成对美国式政府的讽刺。德比和其他俘虏一样，变得越来越瘦弱，忍受饥饿。
　　“他谈到美国和俄罗斯人民之间的兄弟情谊，谈到这两个民族将彻底铲除试图扩散到全世界的纳粹主义瘟疫。”④德比坚信的美国政府、同胞战友最后轰炸了美丽的德累斯頓，这座没有任何武装力量的城市，无数平民死于同胞之手，这是对德比的理想的讽刺和摧毁。人的生死比不上一把茶壶的价值重要，德比死于可笑的审判，也是死于美国理想的虚幻，成为美国理想的牺牲品。
　　三、战争异化下的可怜虫
　　战争显现的可怜虫多之又多，人性中的坏的因子在战争面前暴露，死的威胁、环境的恶劣使得这些因子爆发，无理性可言，他们对战争带来的命运无计可施，恣意妄为，放纵本能驱使行动，并被之异化。
　　罗兰·韦利是“儿童十字军”的一员，只有十八岁。他的童年不甚愉快，罗兰·韦利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他呆笨、肥胖、平庸，身上总有洗不掉的那股咸猪肉味儿，周围的人都不喜欢他，谁也不愿与他为伍，使得他的性格更加阴郁、暴躁、乖张。别人不理他，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罗兰·韦利有他自己的处理方式。“别人不理他时，他就找一个比他更不受欢迎的人。装着友好的样子跟他玩儿一阵子，然后便找个什么借口把那人打得屁滚尿流。”⑤战争中，韦利抛弃了人性和良知，对不符自己心意的人咒骂，欺负弱者，比利就是他欺负的对象之一。韦利把他的“强者战胜弱者”价值观运用于战场，“三个火枪手”的组合给了韦利无上的荣耀和力量，韦利的强壮只是虚假的外衣。 　　韦利热衷于各种各样的酷刑，奇思妙想的杀戮方式成了他的日常谈资，残酷的战争在韦利看来犹如兴致勃勃的游戏，在毫无保护屏障的战争中，韦利的本性暴露无遗，本该是充满美国希望的年轻一代，却在战争中丧失人性。在战争面前，韦利如虫蚁一般，无能为力，另外两个火枪手的死打破了韦利虚假膨胀的英雄理想，罗兰·韦利依旧是个可怜的小人物。
　　保罗·拉扎多与罗兰·韦利同是“儿童十字军”的一员，热衷于暴力，热衷于复仇，他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报复一条狗。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复仇，“只要花上一千美元外加旅费，他可以除掉世界上的任何人。他脑子里记着一张黑名单。”⑥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拉扎多的复仇欲望更加强烈，放纵本能驱使行动。保罗·拉扎多与罗兰·韦利的暴力倾向在战争中暴露无遗，战争将人的理性摧毁，使人性的恶膨胀，人随之沦为被异化的可怜虫。
　　四、“正义战争”的卫道者
　　比利、德比、韦利都是这场残酷战争的切身体验者，他们经历战争带给人身体、精神的折磨，朗福德教授作为这场战争的旁观者，从军事需要的角度为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做着“坚实”的辩护。
　　朗福德是哈佛大学的历史教授，准备编写一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陆军空战团历史，他掌握了关于德累斯顿大轰炸的详细资料，然而成书后的内容却对德累斯顿只字未提。德累斯顿的无辜受难者成为军事战争中“不得已而为之”的牺牲品。朗福德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正义战争”的卫道者。杜鲁门宣告的关于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的解释是“对日本挑起的非正义战争的加倍偿还”⑦，在朗福德看来，或者在军事决策者看来，轰炸德累斯顿是出于军事需要，出于尽快结束战争的目的所做的必要牺牲，这样的牺牲是“战争时期由于各种情况的不幸组合而催生的可怕事件之一”⑧。甚至将德累斯顿大轰炸认为是“值得欢呼的胜利”，这种说法尖锐地讽刺了战争的“正义性”，人的生命在战争中“死之不足惜”，这种带血的胜利控诉的正是灾难的祸首——战争。
　　五、结语
　　战争带给人的伤害永无止境，他们竭力地去忘掉战争，但从心理上讲他们从没有真正地完全离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系列可悲可怜的小人物中，他们或在痛苦彷徨中变成了精神病患者，在自我创造的虚幻的世界中独自疗伤，或在美国理想的教育下沦为战争的牺牲品，或在战争的残酷中人性异化。小说又通过“正义战争”的卫道者形象揭示战争残酷的本质，无論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人民蒙受的灾难不可磨灭，心灵创伤无法愈合，痛斥了战争的罪恶。
　　惨不忍睹的战争质疑着人类引以为荣的智慧、理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时带来的竟是人性的丧失，主人公比利多次看到人类原始之初的亚当和夏娃，或许意味着只有在原始回归的路上才能找到生命的支撑，坚守婴儿时期人之为人的天真烂漫。
　　{1}②③④⑤⑥⑦⑧ 〔美〕冯内古特著，虞建华译：《五号屠场》，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页，第84页，第138页，第138页，第29页，第118页，第157页，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