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玫瑰门》是一部典型的女性写作的成功之作，而且是一部真正具有女性觉醒意识的作品。铁凝在小说中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为中国当代小说的人物宝库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司猗纹作为小说中贯穿旧社会到新时期的人物形象，一生“追逐着虚幻的荣誉”，然而“最后获得的仅仅是廉价的自我胜利”。关于爱情、市民生活以及性别方面的悲剧在司猗纹的身上或接连、或交错上演，将她推入了“灵”与“肉”的矛盾的绝境之中。
　　关健词：司猗纹 玫瑰门 悲剧 女性
　　作为一个“五七女儿”[1]，铁凝在她的作品中展现给读者的，不是权力与暴力，而是她对人生、人性奥秘的勘测，她深入到人性中各个隐秘的层面进行挖掘，描绘出女性迥异的生存图景，展现给读者一个个复杂的人物形象，把人性深层世界的二重组合予以充分的展示，显示出人性的深邃与神秘。
　　从某种意义上说，《玫瑰门》是铁凝最个人化，也是结构最为复杂的一部作品。它以眉眉的成长为线索，在全知叙述人的视点中撷起她的婆婆司猗纹——一个“永不定格”的女人的一生。司猗纹的经历贯串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各个阶段，其经历于普遍之中又有特殊性，充满了人生的悲喜与无奈，展示出当代中国风云变幻下，小人物的生存轨迹和人性的多端变化。
　　一.爱情悲剧
　　爱情和婚姻的不幸是导致司猗纹悲剧人生的起源。尽管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并不是她，但是这结果却是由她来承担了。从她身边走过的男人，她一一解剖着又同时聚拢着，亲近着却又排斥着。但显然，把姻亲和血缘的链接撕扯得粉碎的女人，对于外围的男人不可能再调动发自内心的真心与激情。
　　司猗纹的一生缺少男人，但是她又无时无刻不与男人有着紧密而难以言说的关系。她出身于大家闺门，在衣食无忧的生活和父母的无限宠爱中，愉快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幼时传统礼教的教育以及两年的学校生活，使得她的人生思想兼有传统观念和现代意识。在爱情的召唤下，司猗纹勇敢地走上街头，宣讲平等和存亡观念，并愿意和“他”一起走进更广阔的世界。然而，华致远——那个承载着司猗纹最初情愛的男人，为了自己的“革命”，从此杳无音信，将她永远地留在了那个固守封建贞洁观的社会里。她原本与父亲的强硬对抗因母亲的病逝而妥协，遵从父母之命违心地嫁给了门当户对的庄家。从此，她便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炼狱一般的生活。曾经纯真无暇的司猗纹永远地消失了，但华致远给她留下的一生唯一的爱情经历却融进了她的生命，使她一生难以忘怀。
　　庄家为庄绍俭和司猗纹举行了中西合璧式的文明婚礼，而身材挺拔高大的庄绍俭不仅契合了司猗纹的虚荣心，同时也唤醒了她内心深处的传统道德感。她固守着“以夫为天”的封建思想，丧失了作为女人最起码的尊严，忍受着庄家人带来的屈辱与伤害，并妄想以贤妻良母的标准赢得庄绍俭的喜欢和肯定。处于“被侮辱与被损害”之中而不自知的司猗纹在一次打击之后开始觉悟，此时庄家的衰落也给了她转移痛苦的机会，并由此建立起一份深刻的自信，同时，她还掌握了情爱关系的主动权。这一点，从她后来走出庄家，走向朱吉开也可以看出。
　　但当她后来走向朱吉开时，人们不禁会问，难道她还在渴望爱情吗？朱吉开她真的爱过吗？或许只是因为朱吉开的早熟让她的心里升腾起些许温暖的情谊，朱吉开之于她充其量只是作为一种象征，作为她与庄绍俭厮杀拼搏时的动力源泉，作为她追赶新婚姻法公布的真实挣脱以及不能不有的时髦对象。
　　此外，达先生、叶龙北的出现让她也有种复杂的感觉在里面。在她与达先生一字一板的演唱中其实包涵了一丝吸引的成份。但当“革命洪流”把司猗纹冲到红色阵营时，达先生的被扫地出门、死有余辜便成为司猗纹的劫后“庆幸”。对于那个唠叨着“新粮食新粪是天下最让人陶醉的书写”的叶龙北，司猗纹对他有着莫名的怒火。他只是让她烦躁，让她在与眉眉、小玮的斗争中产生了极大的挫败感。而这一切，都与爱情无关。有男人，但是没有爱情的司猗纹就这样，在“文革”前后的沉沉浮浮中度过了她充满悲剧与戏剧冲突的一生。
　　二.市民悲剧
　　作为北京城响勺胡同里的一个普通市民，司猗纹在反抗时代潮流方面显然是无力的，她所能做的便只有迎合，并在迎合中夹杂着自己的虚荣与势利，以求在洪流之中找到自己的立锥之处。为了表现自己的“忠心”，她做出了不少带有仪式意味的行为：比如她把自己家里贵重的家具列了一个清单并上交，要求儿媳和外孙女帮她一起把家具搬到院子里并请人来抄家。尽管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她在心理上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归根到底，司猗纹的这种行为源自她对自己身份的确认的焦灼感。她不安于家庭妇女的平稳日子，渴望被别人承认，渴望发展自我。因此她不停地寻找机会，试图在落寞孤寂中寻找并充分展示自己人生光辉的一面。这是人性觉醒的征兆，但司猗纹从一开始就在一种畸形的自我发展中徘徊。的确，她是不幸的，少年丧母、中年丧夫、老年丧子，总是让人生出几分同情。但是她又是令人可恨的，为了自己的被承认，她迎合着“外调”者的兴奋点，不惜颠倒事实，捏造出一个又一个越来越完美的“故事”。带着小市民的卑琐与自保，司猗纹成为陷害自己同父异母妹妹司猗频和曾跟自己同台演出的达先生的人，还是姑爸惨死的间接帮凶。动荡结束后，进入老年的她依然在不适当地参与别人的生活，别人的拒绝反而滋长了她的深入欲望。这种参与带有变态性，也是她人性中“恶”的一面在作祟。
　　在历史的发展道路上，司猗纹无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是一个不由自己摆弄命运的人。生下来，活下去，这个存在于每个人生命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司猗纹这一形象之中。“活着”指向的是庸常的过日子哲学，它的背后可能蕴涵着苟且与不堪；但“生存”所强调的却是价值的确认。[2]司猗纹在用生命换取“存在”意义的同时也在不停地调整自己的生存方式，而生存在此所具有的全部形式，都在向我们展示着其本身之虚空：它展示于时空之无限与人在时空之有限的对峙当中；展示于没有满足尽头的欲望当中；展示于为了生活离不开的努力奋斗所带来的一个又一个的沮丧中。然而又能怎样呢？纵然如司猗纹这样花了大力气求得自身之“存在”，依然如尘埃一般化为虚无，消逝在历史的进程之中，失去了全部价值——如果有的话，也不过是成为后人的“典范”罢了。司猗纹作为一个市民的悲剧亦在于此。 　　三.性别悲剧
　　铁凝曾经这样概括《玫瑰门》：“书中的主角都是女人，老女人或者小女人。因此，读者似乎有理由认定‘玫瑰门’是女性之门，而书中的女人与女人，女人与男人之间一场接一场或隐匿、或赤裸的较量即可以称之为‘玫瑰战争’了。”[3]司猗纹作为这部小说中作者着力最多的女性，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坏女人”，她只不过是一个想在家庭内外上都能有一席之地的女人，是一个一生都在与外界抗争的女人。铁凝在小说中所展示的“玫瑰门”，门内是女人隐秘的天性与本能的追求，门外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与世态风云。司猗纹处在历史的夹缝之中，不断向世人重复她恨男人也恨女人的事实：在男人身上，她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不成功，在女人那里，她孤独感受着时间从身上抽走灵魂的挫败感。对竹西，对眉眉，对小玮而言，她都是被解构了的“权威”所在，但除了她自己，没有人把她当作这个家庭真正的女主人。司猗纹苦寂劳心的岁月与竹西惬意自如的生活对比，愈发显出前者的寒碜和后者的丰腴，司猗纹最终还是拜倒在了竹西面前。这恰好映衬了铁凝曾对司猗纹的评价：“她无时不在用她独有的方式对她的生存环境进行着貌似恭顺的骚扰和亵渎，而她的每一个践踏环境的胜利本身又是对自己灵魂的践踏。”[4]
　　然而，司猗纹最深刻的悲剧是，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作为女性的她自己。纵观司猗纹的一生，她无法恣意活出自己的风采，只能以变态的方式，以自己的悲剧演绎当代中国女性的宿命，她的生存环境和生命过程仅仅是历史文化语境的一次现实显现。她的演绎，以及对女性模式的冲击仅仅显示出批判性而缺乏建构性，她既没有重建女性历史的自觉意识，也没有走出女性困境的具体出路，自然也就无法担当起整个女性解放的使命。因此，时代潮流滚滚袭来之时，她没法走开，站在远处观望，而是努力在潮流中间寻求并不存在的确认的目光。那么，这场关于爱情、市民和性别的悲剧，她便“在劫难逃”了。
　　注 释
　　[1]戴锦华.《真淳者的质询——重读铁凝》[J]，《文学评论》，1994，（5）
　　[2]李华.从《玫瑰门》和《大浴女》看铁凝对人性的审视[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3）
　　[3]铁凝.《写在卷首》，《铁凝文集》（之五），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4]《<玫瑰门>·恳谈录》，转引自盛英主編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铁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