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一国之尖锐社会问题往往具有“国际性”。这既指一国之问题往往有国际层面的根由，亦指由此带来的一国问题的普遍化。社会流动性就属于这样的社会问题的范畴。
　　美国仍然是一个可以参照的标杆。社会的高流动性，是所谓“美国梦”的核心，这一点从“五月花公约”开始就深深扎根于北美大陆。从托克维尔、桑巴特、恩格斯到李普赛特一脉相承的“美国例外论”（即为什么在工业社会中，美国缺少重大的社会主义运动或工党），都可以从社会的高度流动性里面找到部分答案—很显然，高度流动性削弱了从自发到自觉的阶级意识。的确，从建国伊始，美国历史更多的是镀金时代、进步主义时代等阶级斗争难以概括的轨迹，而这些时代的最深烙印就是“美国梦”的一次次兴起和破灭。可以说，没有了社会的高流动性，“美国梦”将成为一个空壳。
　　在纵向社会流动上，具有高度价值吸引力的，除了“美国梦”，就是“北欧模式”。北欧模式，因为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高平等性和高均衡性等特点而广受推崇。学者们曾经根据父辈收入对儿辈收入的影响来衡量社会流动率，发现美国的社会流动只有北欧国家的一半，和英国、意大利等欧洲最缺乏社会流动的国家处于同一水平。
　　我们就以美国和北欧模式为例，看看能给我们哪些启发。

“美国梦”的挑战

　　正如人们已经观察到的那样，肇始于美国的最新的这场金融危机正在演化为一场社会危机—中产阶级的“沉沦”。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的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说他的最大目标是复兴中产阶级，然而无论如何他无力遏制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最大的收入分配不公。Sentier Research公司数据显示，今年一二月美国中位家庭收入下降1.1%至5.14万美元，比2009年6月经济复苏开始时的5.44万美元低5.6%，比本世纪初低8.9%。按照这样的速度，奥巴马全部任期内中产阶级收入将遭受两位数降幅。
　　而金字塔尖的美国人则是另一番景象，锡拉丘兹大学David Cay Johnston的研究数据显示，占美国人口总数10%的最富有人群收入2009年以来增长149%，占人口总数1%的人群享受了经济复苏81%的成果，年均收入36.7万美元以上；占人口总数1‰的美国人年收入797万美元，将经济增长的39%纳入囊中。这意味着最富裕的1.59万户美国家庭收入几乎与余下的1.58亿户相当。
　　50年前的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其中说道：“今天，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从绝望之岭劈出一块希望之石。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把这个国家刺耳的争吵声，改变成为一支洋溢手足之情的优美交响曲。”如今，清醒则是“幽谷下降，高山上升”，“这个国家刺耳的争吵声”再次占了上风。
　　29年前一部“中产阶级”的电影《阿甘正传》感动了无数人，其中阿甘的一句经典台词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会尝到哪种滋味”。来自社会底层的单亲妈妈抚养长大的、低智商的阿甘取得了一连串惊人的成功，的确尝到了人生的各种“滋味”。但今人尝到的更多的是苦涩的滋味。
　　据2012年出版的《分崩离析》（Coming Apart）提供的数据分析，并列两个子群体—家庭年收入在全美80%以上的白人群体A和家庭年收入在全美30%以下的白人群体B，与两个子群体悬殊差别相伴随的，是美国社会上下流动性大为降低，B群体下一代上升到A群体的机会正在变小。
　　事实上，对于美国社会流动性变差的关注至少已有10年，2001年和2003年小布什政府对于富人的减税政策彻底让社会流动问题凸显出来。2006年《经济学人》曾经发表文章，指出北欧国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最贫穷的1/5家庭中出生的儿子，在40岁出头时已经有3/4跳出了原来的阶层。与之对比，出生于社会底层家庭的美国人仅有一半多点脱离了自己的出生阶层。在这一方面，甚至英国做得都比美国好，大约70%的英国最底层家庭的儿子在一代时间内摆脱了贫困。
　　教育是人们常常提及的原因。2012年，一位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曾经在国内媒体撰文，专门分析了高等教育成本和社会流动的问题。作者回忆说，他父母在大萧条期间失去了工作，在小时候生长的农场里，虽贫困脏乱但几乎被书包围。16岁那年，他通过考试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家里用卖掉一头牛的钱支付了第一年的学费，两份工作的薪酬填补了其他费用。如果当年大学的学费高出一头牛的价格，这位经济学家很可能只能拿着高中文凭去拼命地工作。30年前，人们的感觉是，“美国社会的流动真的是太厉害了，3代以后，你或许又可以变成基利安磨坊的技工”。而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变化，公立高等学府作为社会流动的路径变得越来越难以接近，负担越来越重。
　　停留在教育层面并不足够。2007年，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出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提出了这样一个中心论点：中产阶级社会并不会随经济的成熟自动出现，而是必须由政治举措来创造。美国二战后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经由“新政”创造的收入差距缩小（“大压缩”）实现的。如今，美国处在第二个“镀金时代”，中产阶级社会在快速消亡。在他看来，这一变化，不是经济决定政治的结果（科技创新、全球化等不依个人意志转移的力量），而是同样体现为两极分化加剧的政治变化—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运动”，才一直是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
　　正如今天人们看到的，任何带有“全民”色彩的举措（孩子的早教、医疗等），在美国社会日益掀起尖锐的意识形态争执和党派倾轧。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就曾经概括，现在的美国奉行的是“否决政治”（vetocracy），当这种体制遇上被意识形态化了的两个政党时，就会导致“政治瘫痪”。 　　美国的技术创新活力仍然是旺盛的，不过，整个社会的悖论是，技术和产品创新出来后，在美国居然找不到足够的技术工人生产，只能外包给国外生产。这是社会流动出现问题后在经济层面上的直接反映。美国当地时间3月29日，具有讽刺意味的一幕也上演了：为鼓励美国民众使用“美国制造”，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迈阿密港口的码头上发表演说，白宫先期工作组发现，最夺眼球的起重机是“中国制造”，于是，他们用美国国旗盖住每一个ZPMC（振华重工）标志。孰料，一阵风搅了局，工作人员担心这面美国国旗在演讲时砸落下来，只得将其取下，搁在一边。奥巴马也只好在这样尴尬的氛围中，在“中国制造”的映衬下，开始其鼓励“美国制造”的演讲。

北欧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北欧模式的改革（比如瑞典，1970年，瑞典还是世界第四富裕国家，到1993年却跌到了第14位）。据新华社驻哥本哈根分社首席记者杨敬忠报道，改革后至今，瑞典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下降到了50%以下，比法国还少且很快就会低于英国。同时，公司税降至22%，远低于美国。当奥巴马和国会就福利制度改革犹豫不决的时候，瑞典已经彻底改造了养老金体系，现在它的预算赤字为GDP的0.3%，而美国则为7%。北欧人交的税要比世界其他地方多，但是他们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和免费医疗。
　　曾经将芬兰的诺基亚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一举成为全球最大手机生产商的奥利拉就认为：北欧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对全球化持开放心态，但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措施方案作为平衡，以及一套平等的教育体制。
　　2013年2月，《经济学人》刊发《北欧成功的秘诀》的报道认为，在市场自由主义者看来，该地区近来的不俗表现应归功于政府对于削减政府开支和解放企业活力的决心，但由此完全忽视政府的角色就错了。北欧国家最擅长的就是将大政府和个人主义融合在一起。国家的主要职责就是提高个人自主性和增强社会流动性。北欧的任何一项社会性立法—尤其是近年来的《家庭法》—都提高了个人自主性。免费的大学教育让所有阶层的学生都能够开发他们的潜能，对配偶单独征税让妻子获得了与丈夫一样的地位，普及儿童的日常照料让夫妻双方从事全职工作成为现实。
　　人们力图从北欧国家获得灵感，盼望着实现竞争力和福利指数都非常高的美妙平衡，只是北欧模式是否可以模仿？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问题还是在于“政治”—政府不会陷入腐败的泥潭或者干脆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比如，政府大小不是问题，但重点在于给民众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自我服务”。再比如，北欧的协同确定工资以缩小薪资差距的做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有强大的工会和来自雇主与政府的承诺，政府的作用是保证维护普通民众的政治权益和更根本的经济利益，让“社会民主”自己发挥作用。
　　让人担忧的一点是，在北欧国家本身，维系其模式运转的力量同样面临着挑战，比如雇主对解聘自由的强烈诉求等等。此时，政府的清廉、高效等就更加重要，否则迟早会对“效率优先”做出让步。